洪超，红军烈士。1909年出生在湖北省黄梅县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地区。1928年1月，他随朱德参加湘南起义，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长征前，洪超担任红3军团第4师师长。1934年在战斗中牺牲。

洪超，1909年生，湖北黄梅人。1927年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入朱德、陈毅所率领的部队，任朱德的警卫员。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南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转入红5军工作，任红5军第1纵队中队长、大队长，红8军军部参谋，红5军第1师师长，红3军团第6师、第4师长。参加了湘鄂赣边区的游击战争、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1932年6月负伤致残。1934年8月荣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同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在江西省信丰百石打响，时任红4师师长洪超在第一线指挥，不幸被敌人流弹击中，壮烈牺牲，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

1933年3月在草台岗战斗中，洪超身负重伤失去了左臂。1934年1月在攻占沙县县城战斗中，他担任主攻，率先攻入城内，荣获中革军委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洪超是红军长征中最先陨落的一颗将星。与洪超搭档的师政委黄克诚，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继任他职务的张宗逊，则被授予上将。这些新中国的将领后来都感慨，自己是战争的幸存者，而洪超这样的牺牲者，在红军早期的将领中是大多数。

长征期间牺牲的红军官兵中，有名有姓的营以上干部约为430人，其中师职干部约有80多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困难，许多高级将领都没有留下详细资料，如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就连一幅照片或一幅画像也没有留下来。

1934年10月20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指示，时任红军第四师师长的洪超率部作为先头部队通过赣县塘坑口，向信丰新田百石村挺进，准备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当时虽然还没有“长征”一词，但这个师却成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锋。

防守这一带防线的，是粤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的广东军，沿线修筑了数量众多的碉堡，号称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不过，陈济棠自己也不相信这套鬼话，他以保存自身实力为第一原则，根本就没有打算认真守这条防线。

“南天王”陈济棠与蒋介石有矛盾，在与红军的经年作战中也没少吃亏。早在1934年秋天，他就派代表到中央苏区与红军谈判。红军长征前夕，周恩来特派何长工和潘汉年去同陈济棠秘密谈判，双方达成了包括红军向陈的防区借道在内的“五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红军西进时应该可以平安通过粤军防线。

陈济棠同红军达成秘密协议，需要瞒着蒋介石。他害怕手下泄露此事，允许借道并未向下明确传达，只是向少将以上的军官含糊地下令:“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红军为严格保守突围秘密，也没有向下级传达秘密协议内容，未将准备通过的道路通知粤军（担心粤军有异途中埋伏），便采取了强行假道的方式。这样，1934年10月21日红军前卫部队到达百石的时候，粤军依然没有撤退，红军只有以武力通过。

与粤军数度交手的红军，对战胜眼前的守敌还是充满信心。按照部署，洪超亲自率红十团进军百石，黄克诚政委率红十一团、十二团等在侧翼打掩护，阻止敌人可能的增援。

21日上午10时，红十团在团长沈述清、政委杨勇的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百石附近的制高点，架起机枪，向守敌发起猛烈的攻击。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越过铁丝网，翻过深深的壕沟，向高处的碉堡冲去。此时，驻在金鸡圩的敌人一个营企图增援百石，邓国清团长、张爱萍政委指挥的红十一团，谢嵩团长、苏振华政委指挥的红十二团一同出击，将敌击溃。

百石守敌只有200多人，根本抵抗不住红军的猛攻，不久就弃守碉堡，收缩在村里一座建筑坚固的“万人祠”里，被红十团包围。红军要其投降，里面的粤军却不停地向外打枪，把喊话的红军战士打死。

此时，洪超带着一个警卫排准备赶往红十一团与黄克诚政委会合，恰好路过这里。他马上到前沿观察，命令调集迫击炮消灭围墙内的敌人。话音刚落，便被围墙内的敌人射中头部，当场牺牲。

洪超牺牲后，部队将迫击炮调来，一发发炮弹将一米多厚的麻石围墙炸开了几个大缺口，战士们冲了进去，歼灭了顽敌。不过，红三军团最年轻的师长、年仅25岁的洪超毕竟牺牲了。

有的战史，将此役称为“中央红军取得长征第一仗胜利”。不过统计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的战斗，给红军造成包含民夫在内的战斗减员3700人，付出的代价也不算轻。红军此次突围成功，粤军先头部队遭受打击后便马上收缩是重要原因之一。陈济棠表面上算是勉强履行了假道协议，其实主要是怕自己的实力受损，洪超等人的奋勇作战和牺牲仍然是突破封锁的首要因素。

洪超作战英勇果敢、指挥出色是大家公认的，对他的性格上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红军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多认为他待人和蔼，团一级干部却认为他脾气暴躁，工作方法有些简单。解放后被授予上将军衔、长征前夕担任红十一团政委的王平，对此有深刻的印象。

长征出发前，洪超师长打电话让王平派人去领枪，他的话不多，王平没听明白，顺口就问了一句:“团里每个战士都扛两条枪了，现有的枪都背不完，还领枪干什么？”接着，王平又说了具体困难，电话那边的洪超马上火冒三丈地骂道:“老子要枪毙了你！”后来还是在洪超旁边的黄克诚政委把电话接了过去，问清了十一团的情况才算了事。虽然有这种缺点，洪超的勇猛却是大家称道的。

“洪超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值得我辈学习！”彭德怀在得知洪超牺牲后，十分难过地说了这句话。40年之后，身处逆境的彭德怀在临终前还记得这位老部下，要身边的人不要忘记洪超。

洪超的墓碑建在江西信丰县百石村的一座小山坡上，这也是长征路上的第一座红军墓碑。离此不到30公里处，是红军的第一座无名烈士碑，是为纪念200多名无名红军指战员。他们在长征途中留下来养伤，在洪超牺牲四个月之后的一个雨夜被敌人杀害。洪超的亲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知道洪超的埋骨所在。

洪超是红军长征中最先陨落的一颗将星。他，1909年生于湖北黄梅，跟随朱德、陈毅转战井冈山、中央苏区，在红三军团担任过团长、师长等职，荣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参加过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为开创、保卫中央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21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带领部队在信丰新田百石村打响了红军长征的第一仗。在战斗中，红军战士抢占百石附近制高点，架起机枪，向敌人猛烈地扫射。当敌军逃入村里一座建筑坚固的“万人祠”围屋时，红军高喊“缴枪不杀！”，劝他们投降。然而，他们负隅顽抗，并枪杀了多名喊话的红军战士。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师长洪超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恼火，并果断命令：“坚决消灭敌人！”话音刚落，他不幸被一颗流弹击中头部，血流不止。当政治委员黄克诚赶来时，洪超艰难地睁开眼说道：“不要管我，坚决消灭敌人……”说完就牺牲了，为革命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在黄克诚的率领了，红四师全歼敌人，取得了百石战斗的胜利。战斗结束后，百石村群众掩埋了洪超烈士的遗体。

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悉知洪超牺牲的消息后，高度称赞：“洪超同志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值得我辈学习！”1974年11月，彭德怀临终嘱咐说：“不要忘记洪超，他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后来回忆说：“洪超同志18岁时参加南昌起义，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优秀指挥员。”2005年5月，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欣然为洪超烈士墓题写墓铭：“洪超烈士之墓”，表达了对洪超烈士的深切怀念。

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感情,比如亲情、爱情、师生情、同学情等等。虽然这些感情很感人,但是毕竟是在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特定感情。其实,人世间最宝贵、最感人的是“战友情”,因为“它”是由鲜血甚至生命凝聚成的感情,是出生入死形成的情谊。80多年前,彭德怀与他的战友郭一清、洪超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就结下了这样一份令他终生难忘的生死战友情。

彭德怀临终前嘱咐说:“不要忘记洪超,他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位师长。”

洪超是彭德怀的老部下,长期跟随彭德怀,骁勇善战,深受红军官兵爱戴。1974年11月,彭德怀在含冤去世前,仍念念不忘这位老部下,嘱咐身边的人:“不要忘记洪超,他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

洪超,1909年出生于湖北黄梅新水乡贫苦农民家中。1926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曾任儿童团团长;1927年夏入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学习,18岁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4月,他跟随朱德、陈毅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12月被调到彭德怀领导的红四军第三十团(原红五军主力)任排长、参谋。从此,彭、洪两人成为艰危与共的战友。

1929年5月恢复红五军番号,在彭德怀领导下,洪超先后任军部参谋、第一纵队中队长和大队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湘赣、湘鄂赣根据地的斗争。从1930年8月起,洪超先后担任红三军团团长、师长等职务,在第一、二次攻打长沙的激烈战斗中,冲锋陷阵,英勇杀敌。

1930年冬至1931年秋,洪超在红三军团前委书记、总指挥彭德怀领导下,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五军、红八军番号被撤销,各师归红三军团部指挥,洪超任第六师师长。1932年3月,赣州战役结束后,重新设立红五军,洪超担任红一师师长。此时,苏区中央局于3月中旬召开江口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分别组成中(后改为东)、西两路军。西路军由红三军团第五、第七、第十四军组成,洪超所部在总指挥彭德怀、总政治委员滕代远领导下,于3月20日从赣县江口出发,经信丰、大余、崇义等地到达上犹,担负赤化赣南西河地区,打通与湘赣的联系,将湘赣苏区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的任务。洪超为开创和保卫中央苏区,出生入死,深得彭德怀赏识。

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洪超率部参加了黄狮战斗、长源阻击战,取得了重大胜利。2月,他又率部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同年3月,洪超在草台岗战斗中负重伤,失去左臂。但他身残志不残,两个月后,又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

1933年9月,在彭德怀领导下,洪超率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洪超率领红三军团第四师先后参加了福建洵口遭遇战、硝石战斗、资溪桥战斗、八角亭战斗、团村战斗、泰宁大洋嶂阻击战和沙县战斗,在每一次战斗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1934年1月,在攻占福建沙县县城战斗中,洪超指挥部队英勇作战,担任主攻,率先攻入城内,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攻克的第一座县城。沙县县城战斗结束后,洪超奉命率部返回江西。

1934年夏末,在狙击国民党军周浑元和吴奇伟的两个纵队向红三军团进攻时,彭德怀又把“蜡烛形防御战”的任务交给了洪超。蜡烛形阵地是由三个高地组成的,洪超指示第三营营长张震做好坚守阵地的准备。第三营构筑工事时,洪超亲自到阵地上作具体指导。红军坚守这个高地距离敌军只有四五百米,有的只隔一个小山沟,连敌人喊吃饭、换哨、修工事的声音都可以听得清。敌人实行经济封锁,红军连盐也吃不上,又缺乏武器弹药。在这种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敌军十分疯狂,以三四个团的兵力,—拥而上的羊群战术向红军阵地进攻。形势十分严峻!在洪超亲自指挥下,红军战士发扬“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愈战愈勇,直打到弹尽粮绝时,战士们仍奋勇地与敌人拚刺刀。经过反复冲杀,浴血搏斗,红军最终取得了狙击战的胜利。由于作战勇敢,指挥果断,多次率部出色完成战斗任务,他获得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洪超师长当年的部下、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曾经这样回忆:“洪超同志是我们三军团最年轻的师长……我们一共见过3次面,他英勇果敢、待人和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国民党蒋介石在红军长征途中设置了四道封锁线,其中第一道封锁线设置在安远、信丰、赣县、南康一线,由国民党南路军陈济棠驻守。此前,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军代表曾与陈济棠代表进行谈判,双方达成了就地停战等五项协议。但是,由于陈济棠没有及时将有关协议精神传达到其前线部队,因此,在第一道封锁线上,双方战斗十分激烈。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彭德怀命令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担任开路先锋,他当即表示坚决完成任务。10月21日,洪超率部由赣县潭坑口向信丰百石前进。上午10时,红十团在向百石村悄悄摸索前进时,被敌人发现。“砰!砰!砰!”枪声惊动了寂静的山谷,机枪“哒哒哒……”的声音震撼了大地,冲锋号声划破了长空,长征第一仗就此打响了!

在洪超指挥下,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百石附近的制高点,架起机枪,向守敌猛烈扫射。此时,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越过铁丝网,翻过深深的壕沟,向高处的碉堡冲去。枪炮声、呐喊声响彻山谷。听到激烈的枪声,驻金鸡圩粤军一个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遭到红十一团、红十二团迎头痛击,受到红军打击,敌人溃不成军,慌忙逃走。

200余百石守敌被红军打得晕头转向,急忙逃离碉堡,躲进村里一座建筑坚固的“万人祠”围屋里。红军攻占百石碉堡后,很快将围屋包围起来,随即展开政治攻势,高喊“缴枪不杀”口号。可是,躲在围屋里的民团却负隅顽抗,一会儿向外打几枪,一会儿又扔出几颗手榴弹。洪超马上到前沿观察,果断命令:“用迫击炮坚决消灭敌人!”话音刚落,他不幸被围墙内射出的一颗流弹击中头部,血流不止,壮烈牺牲。

当洪超牺牲的消息传到红三军团指挥部,彭德怀痛心疾首,亲自赶赴现场凭吊。彭德怀的部下、山西省军区原副政治委员张平凯在《忆彭大将军》一书中详细地回忆了这一情节:洪超“作战英勇,是三军团有名的猛将、年轻的指挥官,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他为红军突破第一道防线,立下了首功。彭军团长失去了一名爱将,非常沉痛,他含泪和同志们一起掩埋了洪超的尸体,然后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切齿仇恨,踏着烈士们的血迹,继续率部西进。”这足见彭德怀对洪超的器重和悼念,对洪超牺牲的无限悲痛。

洪超，号楚杰，小名新明，1909年6月15日生于湖北省黄梅县下新镇。他6岁那年丧父，9岁时母亲改嫁，从此与祖母相依为命。洪超幼时断断续续读过几年书。为了生存，当过童工，做过学徒，沿门乞讨过，倍尝人间艰辛。

1926年，北伐军进入黄梅，洪超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担任儿童团团长，带领儿童团员们，配合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开展对地主湖霸的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地主湖霸反攻倒算，洪超罹遭毒手。湖霸高四元要洪超赔偿他家的损失，指使打手把洪超捆绑起来，先是放在有菱角壳的晒场上横拖直拉，后是拴在大树下用篾刀朝两臂上砍。洪超浑身上下被刺伤砍伤，鲜血淋漓，几次昏迷过去，从未呻吟半句，只是说：“要杀要刳由你!”高四元的凶残，触犯众怒，乡村父老愤愤提出抗议：“大人做的事，与小孩何干，找不着东瓜啃?瓜，下作!”高四元自知理亏，变换手法，把洪超关在一座古庙里，打算乘夜深人静时，叫人投入湖中溺死。地下党组织派魏老四前来营救。魏老四化装成卖酒郎，借宿古庙，使巧计灌醉了看守洪超的打手，用匕首割断了捆绑洪超的绳索，乘夜背着洪超逃出虎口。在九江，经洪克安介绍，洪超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1927年12月11日，洪超随教导团参加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洪超到韶关附近转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朱德见洪超年轻、机灵，留他在身边当警卫员。洪超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南起义和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战斗。

洪超勇敢、组织能力强，干起事来利索、有魄力，不久，升任红四军班长、排长。

1929年1月，红五军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于井冈山之宁冈。为加强红五军的领导工作，从红四军中调去一批骨干，洪超被派到红五军司令部担任参谋工作。从此，洪超跟随彭德怀南征北战。

红四军与红五军会师不久，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五军奉命担任保卫井冈山(湘赣边)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敌人乘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之际，调动湘、赣、粤三省兵力前来围攻。红五军激战七日七夜，终因敌多我寡，敌强我弱，被迫暂时退下井冈山，脱离湘、赣边革命根据地，向赣南进军。敌军前阻后追，红五军在1个多月的时间，同敌大小战斗数十次，急行军2000多里，不得休息，伤病员增加，兵员日见减少；部队吃不饱，穿不暖，许多指战员连草鞋都没有，赤脚行军，异常艰苦。洪超不怕艰苦，但对处于被动挨打局面，觉得不是滋味，思想曾一度表现动摇，要求脱离红军，回到湘、赣去做地方工作。后经过党组织的教育说服，洪超克服了这个弱点。

1929年下半年，红五军党委决定，采取以纵队为单位分散活动，派第五纵队远到鄂东南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洪超被派到第五纵队第十三大队任中队长。

12月，红五军第五纵队奉命策应大治兵暴，截击从城内出来的敌军。天刚晓，他带领中队战士冲到城下，朝城楼上打了几排枪。敌团长朱麻子，看到红军这么几个人也来攻城，于是亲自带领一个营出城反扑。洪超带着战士扭头就跑。敌人紧追不舍，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两边山上机关枪，迫击炮，步枪，手榴弹突然一齐开火，军号声、呐喊声震动山谷。此时，洪超带领战士们回转头来猛冲过去，两边山上的红军战士也一齐冲杀下来，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不到一顿饭工夫，全歼敌营，朱麻子身受重伤被活捉。接着，红军乘机攻占了县城，迫使城内敌人投降。洪超由中队长升任大队长。

红五军第五纵队来到鄂东南一年之内，自身获得较大的发展，鄂东南革命根据地也获得巩固与发展。

1930年5月3日，红五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纵队会师于湖南江东乡之长寿街，得悉平江驻有敌军王东源旅之余贤立团，长沙县“清乡队”两个队，平江县“挨户团”17个队，总计步枪在3000支以上、重机枪18挺，红五军军委决定以红五军全力进攻平江县城，歼灭此敌以扩大政治和军事的影响。

6月，红五军猛攻平江县城，敌军凭工事坚固，顽强反抗，激战5个小时，下午4时，才将敌军全线击溃。之后，乘胜占领平江县城。此役，红五军共缴得长短枪700多支，重机枪11挺，击毙敌军营长3名，俘虏400多人，红军伤亡也有300多人。

21日，红五军全军强占江西修水县城后，胜利转移鄂东南之阳新、龙港休息整训5天，后向阳新、大冶、通城一带进军，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努力扩大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的影响。

不久，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成立红三军团指挥部，下辖红五军、红八军两军，将原红五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改编为红五军，约5000人；将原红五军第五纵队加上鄂东南游击队编为红八军，约3000人枪。

红三军团成立后，先是攻克黄石港、大冶，继而占领通山、崇阳、羊楼市、赵李桥、云溪、城陵矶和岳阳。

7月中旬，红三军团为夺取长沙省城，乃将部队转移平江县城集结整训补充新兵。

经过湘、鄂、赣边区特委和红三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一致决定，于7月22日平江起义两周年纪念会后，首先攻夺长沙省城，建立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然后再攻夺武汉和南昌，实现“立三路线”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七八月间，红三军团胜利攻占湖南省会长沙，创红军历史上第一次攻占一个省会之先例。不久，红三军团退出长沙，撤至平江东乡长寿街整编。洪超在上述战斗中屡立战功，升任红三军团第八军副参谋长。

1932年，红三军团攻赣州未克，红五军第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部队撤回整编时，洪超任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一师师长，参加了赣州、南雄水口、宜黄乐安、建黎泰和和全资战役。不久，由于犯了极其严重的军阀主义错误，洪超被免除师长职务，由该师参谋长彭绍辉充任之。

洪超改正错误很快，九十月间又被调任红三军团第五军第三师师长。

1933年5月间，红三军团部队于大湖坪整编时，将小团扩编为大团，小师扩编为大师，在改编前，洪超是小师师长，改编后为大团团长，即红三军团第四师(由原一、二、三师合编组成)第十二团(原第三师缩编)团长。

9月，洪超升红三军团第六师师长。

是年1月，洪超调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2月，荣获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夏末，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完高虎脑战斗以后，红三军团在广昌以南的驿前地区组织防御，阻击向中央苏区节节逼进的国民党周浑元和吴奇伟的两个纵队。洪超接受了“蜡烛形防御战”的任务。红四军第十团第三营守在一个名叫蜡烛形的高地上，蜡烛形阵地是由三个高地组成的，洪超指示三营营长张震准备如何防御。三营构筑工事时，洪超亲自到阵地上作具体指导。

红军守这个高地是非常艰苦的，距离敌军只有四五百米远，有的只隔一个小小山头，连敌人喊吃饭、换哨、修工事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由于敌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红军生活匮乏，连盐也没有吃的，更缺乏武器弹药。敌人十分疯狂，以3至4个团的兵力、一拥而上的“羊群战术”向红军进攻。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洪超亲自指挥战斗，高喊：“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在洪超的鼓舞下，指战员人人奋起，愈战愈强。打到弹尽粮绝时，战士们仍奋勇地与敌拼刺刀。刺刀捅弯了，用脚踩直，再端起来刺杀敌人。“蜡烛形防御战”在洪超亲自指挥下，取得完全胜利。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0月21日，红一方面军突破广东军阀在安远、信丰间第一道防线时，红三军团第四师奉命攻占固陂圩。部队向前开进时，洪超率领第十一团的侦察排赶前卫团，在前卫团与主力之间遭由金鸡方向来的广东军阀陈济棠第二师侦察部队的伏击。因他骑着一匹白马，目标较明显，当即牺牲。战斗结束后，战士们将洪超的遗体掩埋在信丰县附近的大桥镇。

洪超牺牲后第二天，红军就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占领了固陂圩，从南康、大康间渡过赣江上游的章水，向湖南前进。

洪超1927年离开家乡参加革命，至全国解放初一直杳无音信。1954春，他的一位同乡和战友回乡带回噩耗，却不知道他牺牲的确切地点，更不知洪超埋骨何处。家人也曾寻找过烈士遗骸，却毫无结果。

洪超牺牲后，由于战事匆忙，他的遗体被当地一位陈姓老乡草草收敛，安葬在村前的山腰上。红军将洪超生前的一件长大衣留给他作纪念，这件大衣也许是洪超留下的唯一的遗物。每逢清明节，当地村民都要集体为他扫墓，以淳朴的民间方式祭奠英灵。后来政府寻找烈士遗骨，根据这些线索确认了洪超的埋葬地。

2005年3月下旬，当年洪超的部下张爱萍上将的女儿张小艾，建议修建洪超烈士墓，得到当地政府的响应。纪念碑于2006年清明节完工，原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题写了碑名──“洪超烈士之墓”。

2006年6月初，洪超牺牲近72年之后，通过中央电视台《我的长征》，家人才知道洪超牺牲的地点在江西信丰。一个月后，在百石村围栋山腰洪超烈士墓前，洪家人长跪不起，令围观者唏嘘不已。

洪超因中流弹牺牲，看来是偶然事件。然而红军中这样牺牲的将领非常多，主要原因都是在前沿亲自观察和指挥。当年红军指挥员习惯于亲临第一线，虽然付出许多牺牲，却激励起指战员们的士气。

洪超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牺牲的第一个师级干部，而且是最年轻的主力师师长。长征中付出鲜血和生命的，自始至终都不只是普通战士，将士们的鲜血是洒在一起的。

1965年3月8日，曾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滕代远从北京致信黄梅县人民委员会，信中说：

洪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他为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光荣的事业，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壮大和发展，为党的伟大的事业而牺牲，尽了他毕生的精力。他具有革命的无产阶级立场，在对敌斗争中，无论在大、小战场上，都是勇敢的。他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他对党无限忠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直到他英勇牺牲尚存有一口气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党的事业。他在党的领导下，在革命伟大事业中和红军建设中，作出了不少重要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