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1890年2月12日—1954年11月3日），字伯南，广东防城人（今属广西防城港东兴）。中国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粤系军阀代表人物。

清光绪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1890年2月12日），陈济棠出生在广东省防城县东兴马路镇（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防城区）一个亦耕亦读的家庭。

陈济棠六岁开始入私塾读书，八岁丧母。他侍亲孝顺，待人接物总显出一片忠诚，故颇受乡人称颂。十六岁时应乡试，榜列第三。因感于国家外侮频仍，清室行政腐败不堪，他无心再求仕进，蓄志从戎，曾先在县城习警政，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堂。次年（1908年）春，他由陆小教官邓铿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转入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

民国二年（1913年），陈济棠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毕业后，在广东地方部队任排长，不久升任连长。民国四年（1915年），他参加讨袁（袁世凯）倒龙（龙济光）的战争。失败后，辗转到肇庆，投奔护国军的林虎部。

民国六年（1917年），陈济棠奉命率部驻防阳江，负责剿匪。匪乱平息后，他率先以兵工进行修桥建设，因而积功升任营长。

民国九年（1920年），粤桂战争爆发，陈济棠脱离了林虎部。11月，粤军参谋长邓铿组建粤军第一师，他应邀在该师任第四团（团长陈铭枢）第一营营长。

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陈炯明策动反对孙中山，并要挟广东所有部队参加他的反叛行动。陈铭枢因参与反对孙中山感到内心惭愧，不久离职去南京，第四团暂时由陈济棠统领，回驻肇庆。年底，孙中山联络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入粤讨伐陈炯明，陈济棠表示支持孙中山。此时，奉陈炯明命去梧州指挥打滇桂军的叶举路过肇庆，逼第一师将领饮鸡血酒发誓表明同心打滇桂军。在李济深的布置下，陈济棠与邓演达、张发奎奋起兵变，配合滇桂军合力进攻，击败陈炯明叛军，重占广州。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陈济棠升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率部随师长李济深移驻江门整训。4月，桂军沈鸿英部进攻广州，第一师奉命讨伐，溯西江追击。陈济棠指挥第二旅配合张发奎、邓演达部攻破肇庆城，并乘胜占领西江。7月，两广革命势力在梧州会师，成立西江督办公署，李济深任督办，陈济棠兼任督办公署参谋长。此后，他奉李济深之命与徐景唐等三次率部入广西，协助新桂系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收拾桂局，解决了旧桂系军阀沈鸿英、陆荣廷的部队，统一了广西，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民国十四年（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陈济棠升任第十一师师长。该年秋冬间，陈济棠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和南征邓本殷的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民国十五年（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陈济棠率部驻防高、雷、钦、廉地区，兼任钦廉警备司令，从事南路的绥靖工作。他对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内心抵触。在驻北海期间，陈济棠压制工人、农民运动，排斥进步青年，又使其胞兄陈维周承办各项捐务，牟取暴利，引起各方不满。他看到这种于己不利的形势，便与亲信师参谋长李扬敬、师政治部主任林翼中密商，决定出国考察，借以缓和气氛和博取进步的外衣。同年冬，他请准去苏联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进行考察。

陈济棠正在苏联考察时，蒋介石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上海、广州等地进行大屠杀，第十一师也从钦、廉、高、雷地区调回广州，担任警备，配合清党行动。陈济棠得知这一消息，认为这是回国复职寻求发展的大好时机，便于6月间回国。他一到南京，就向蒋介石呈报反苏反共意见，又在“总理纪念周”上作反苏反共报告。他说：“共产党是本党的反对党，是危害本党的唯一敌人”，“赤色帝国主义者的苏俄，是我们最大最可恶的敌人。”宁汉分裂后，陈济棠回到广州，一面让心腹李扬敬、林翼中、林时清等人向各方疏通；一面请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古应芬向李济深进言，重新任命自己为第十一师师长。

陈济棠复职后，利用广东正在扩编军队的机会，把与他有矛盾的副师长邓世增调离第十一师，改任余汉谋为副师长，并把所属的一些团、营长换成自己的亲信。在各种场合，陈济棠极力宣传要继承邓铿师长和“孙总理”（孙中山）的遗志，建设三民主义的中国。同时，他又进行改善官兵生活的工作，巩固自己在第十一师的地位。

这年9月，南昌起义的部队进入广东，陈济棠与徐景唐、薛岳等师驰赴潮汕，阻击叶挺、贺龙率领的起义军。陈济棠部属东路军，从河源东进，寻求起义军主力决战。28日，陈部与叶挺、贺龙起义军主力在汤坑东南的白石遭遇，顽固地激战三昼夜，使起义军伤亡二千余人，无力再战。

11月，张发奎、黄琪翔在汪精卫的鼓动下，率领第二方面军第四军部队，由九江南下广东，打着“护党救国”的招牌，驱逐李济深，并把部队调驻惠州、肇庆、江门前线，企图独霸广东。此时，陈济棠选择支持李济深，率部在东江上游参加对张发奎部作战。最初，陈济棠与陈铭枢部在五华岐岭被第四军的缪培南、薛岳所部击败。缪培南、薛岳趾高气扬，高喊“活捉陈和尚（陈铭枢），生劏陈瘟猪（陈济棠）”的口号，企图由老隆渡东江入龙川、河源一带，追击陈济棠等。结果在老隆一役中，陈济棠等部得到了徐景唐、黄旭初的支援。双方在五华潭下恶战三日，缪培南、薛岳部伤亡过半，第四军第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阵亡、教导第二师师长黄镇球负伤，张发奎部被迫撤退。张发奎部又在龙川贝岭再遭徐景唐、黄旭初重创，只能退出广东。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李济深将驻粤军整编为三个军，陈济棠升任第四军军长兼西区善后委员，统辖余汉谋的第十一师、香翰屏的第十二师、陈章甫的第二十五师，驻防广州。

此一时期，陈济棠以西区善后委员的名义，将所部分驻广、肇、罗三属各县从事绥靖工作，肃清土匪，改进行政基层组织，修筑公路，发展珠江三角洲航运业，以及改良各城镇，装设全区电话网等，以扩大社会影响。同时，他加紧与广东省财政厅长冯祝万、南京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的联系，并通过古应芬向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示好。因此，在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济棠得以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编遣会议，以裁兵建设为名，削弱非嫡系武力，引起各路新军阀强烈不满。3月，蒋桂酝酿战争。李济深与李宗仁、白崇禧以广西同乡关系联成一气，以武汉为抗蒋根据地，各自集结兵力，互相呼应，但仍不敢公开反蒋。

此时，蒋介石一面集结兵力向武汉进迫，一面以金钱官职收买李宗仁、白崇禧的部属俞作柏、杨腾辉、李明瑞等，瓦解新桂系势力；同时派吴稚晖来粤，诱骗李济深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执监联系会议，以便加以扣留，破坏粤、桂合作。陈济棠分析蒋桂相争的形势，认为这正是他夺取广东军权的大好时机，遂通过古应芬、胡汉民、冯祝万向蒋介石进言，得到蒋介石对他取代李济深、掌握广州军权的默许。之后，陈济棠一面下令所属部队开往粤北集中，假装作为李济深的后盾；一面怂恿李济深前往南京。为坚定其信任，他还与李济深同赴南京出席会议。当李济深在南京被扣后，陈济棠被蒋介石任命为广东编遣区主任，南返广州。因当时广东军的余汉谋、香翰屏、陈章甫、云瀛桥、李务滋、陈维远、戴戟、蔡廷锴均主张以武力解救李济深，推徐景唐为总指挥，出师讨蒋，故陈济棠乘“海虎”舰到达省河时，不敢贸然上岸，呆在舰上分别请各将领谈话。他对拥护李济深的将领说：“李、白拥兵自大反对中央，固然不对，而蒋介石把持中央剪除异己，穷兵黩武，动摇国本，罪恶尤大。为使广东能摆脱战争的旋涡，从事三民主义建设，展堂（胡汉民字）、勷勤（古应芬字）两先生和各元老，都劝我不要灰心失望，应该回广东去负起责任，安定各将领心情，徐图补救。现任公（李济深）已失自由，本人只得忍辱负重，和大家寻求新的途径求救国救民，并可营救任公出险。”

同年4月初，在北平的白崇禧部和在武汉的李宗仁部均已被蒋军打败，广东各将领见反蒋大势已去，只得由陈济棠摆布。陈济棠见各将领没有什么动作，才由“海虎”舰登岸，来到广州，接管广东编遣区主任办事处，下令限驻粤桂军二十四小时内离境，命林时清设立广东宪兵司令部，接收李济深的宪兵营，并将其扩编成九个中队，保卫各军政机关和他的公馆。不久，陈济棠又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取代李济深统辖驻广东的陆、海、空军，与拥护蒋介石的省主席陈铭枢分治广东。为了表示拥蒋，他以九千五百元购买青翠玉石送往南京，供刻制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印章。

主词条：中原大战

陈济棠刚刚掌握广东军权，在蒋桂战争中失利败回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便倾全桂之兵，向广东进攻，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5月上旬占领了西江各县。拥护李济深的粤军第五军军长徐景唐也举兵响应，直逼广州。陈济棠深感“广东存亡，在此一战”，遂以保境安民为号召，动员全部粤军同桂军决战。随后，他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以一部兵力（蔡廷锴旅）牵制徐景唐部，集中主力于花县的赤坭、白坭地带向桂军进行全力反攻，击败桂军，并乘胜追至广西边境，以香翰屏旅会同蒋介石的第四路军分途入桂。打败桂军后，他增兵粤东，反攻东江的徐景唐部。当徐景唐部向赣南退却时，陈济棠令蔡廷锴、香翰屏统率十团兵力尾随追击，于7月10日在信丰将其所部围歼。

陈济棠对桂系作战的胜利，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他趁机将广东部队整编为五个师，以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蔡廷锴、蒋光鼐分别出任第五十九、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六十一师师长。

是年12月初，张发奎在湖北宜昌反蒋战败后，退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张发奎联合反蒋，在南宁成立了“护党救国军”。为夺占广东为反蒋基地，张发奎率第三路军（四个师的编制），由四会、清远入花县、从化，担任左翼攻击；李宗仁率第八路军循西江经肇庆，攻粤汉路正面的军田，并分兵一部进攻佛山。陈济棠一面以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分路阻击，一面急电请蒋介石发兵支援。不久，蒋介石派第六路军朱绍良部的三个师入粤助战。陈济棠待援军来到，即展开全线反攻。在争夺两龙墟的激战中，陈济棠部以主力于正面，配属空军支援，连续挫败张发奎部多次冲锋，并以蔡廷锴师从其部左翼迂回包围，予张发奎部以重创。此时，张发奎部旅长黄镇球、团长欧震、李汉炯均已负伤，营连干部伤亡过半，部队损失三分之二，被迫后撤。张发奎部的溃败，使李宗仁的第八路军翼侧受到威胁，遂全线后撤，准备固守梧州。陈济棠当即督部长驱直追，并以海军抢占梧州，迫使桂（系）张（发奎）军主力只好后退到平乐、荔浦一带集中整顿。陈济棠见桂张军主力已集中，不敢深入桂境，就在梧州设总指挥部，军队就地休整，以待时机。

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陈济棠坐镇梧州，指挥粤军继续向广西腹地进攻。他命蒋光鼐、蔡廷锴两师经梧州藤县进占三和墟，向北流的黄绍竑第十五军发起攻击，于16日将黄绍竑部和赶来支援的张发奎部第四、第十二军击败。此次历时两昼夜的恶战，双方伤亡重大。张发奎部营、连、排长伤亡殆尽；陈济棠部损失亦大，继占领大河（浔江）下游和玉林五属一带后，不敢再进，与桂军隔江对峙。

该年5月，中原大战全面爆发。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和张发奎，为策应冯玉祥、阎锡山作战，决定放弃广西，挥军入湘。陈济棠获悉桂军进入湖南的消息后，即命余汉谋师至贵县接替蔡廷锴师防务，将蒋光鼐、李杨敬、蔡廷锴师调至韶关一带集中待命。6月3日，张桂军攻占长沙，前锋进抵平江、岳阳，蒋介石急电陈济棠派兵入湘截击。陈济棠任命蒋光鼐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六十师（师长蔡廷锴）、第六十一师（师长蒋光鼐）、第六十三师（师长李杨敬）入湘作战。10日，粤军突然攻占衡阳、衡山、安仁一带，将张桂军拦腰斩断，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迫使张桂军于15日放弃长沙，退屯礼陵。张桂军的后续部队黄绍竑部也被堵截，屯聚于祁阳。

陈济棠见张桂军回师攻衡阳，当即命令蒋光鼐将三师兵力集中于衡阳附近、湘江东岸东阳渡一带，赶筑阵地，坚城固守，等待援军。同时令后续部队于九峰、乐昌、韶关间选择险要处扼守，捍卫粤北。24日，张桂军展开对衡阳的围攻战。陈济棠部顽强扼守，战至27日，连续挫败张桂军的多次冲击，使其屯兵坚壁之下，遗尸遍野。28日，何键的第四路军李抱冰师赶到衡阳接防，陈济棠即命蒋光鼐等三师反守为攻，一举将张桂军驱至七、八、九圹一带。30日，双方集中兵力，激战于七圹地区。陈济棠部三个师又一旅的兵力，采取正面攻击，翼侧迂回的战术，于7月1日将张桂军全线击溃，并击毙其师长梁重熙，重伤杨腾辉，毙俘张桂军一万二千余人。事后，李宗仁在回忆这次战役时说：“衡阳久攻不下，而敌人援军云集。……不得已，再向广西撤退，情形狼狈不堪。官兵对战事都十分消极，情况的艰窘，实我军作战以来所未曾遇过的。”

陈济棠部正在追击向广西退却的张桂军时，蒋介石已命云南的龙云领滇军兵分两路，进攻广西的南宁和柳州。奉系的张学良入关助蒋，冯玉祥、阎锡山败征已见。陈济棠鉴于这一局势的变化，担心张桂军一旦被解决，广东将受到滇军的威胁；更害怕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会回过头来吞并自己。所以，他想联合桂系，取得对蒋介石的威胁作用，以保持自己在广东的地位。此后，陈济棠对张桂军作战采取消极态度，只派第二纵队司令余汉谋率三个师做虚张声势的追击，以应付蒋介石，并对自己的一些亲信说：“蒋介石用金钱官职收买对方的部下，使之倒戈相向，互相仇视，进行火并最后是兔死狗烹，蒋则坐收渔利。”7月上旬，当余汉谋部进到宾阳后，陈济棠又令其停止追击，派信使与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联系，表示修好，并让桂军从上林和宾阳之间进至五圹，集中兵力向南宁城外龙云部猛攻。龙云要求陈济棠派兵支援，陈济棠按兵不动。龙云怕两广军队联合起来，于是立即退回云南。

同年夏季，蒋介石为加速消灭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队，要求陈济棠抽调粤军继续北上作战。陈济棠趁机命陈铭枢的旧部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北上组成第十九路军，开赴山东、河南作战。陈济棠和陈铭枢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夏初，当桂系军队进占西江，陈济棠在北江下游设防抗拒的紧张阶段，陈铭枢为了打倒陈济棠，兼摄广东军政，便捏造余汉谋（时为陈济棠的得力旅长）反蒋事实，说余汉谋暗中与徐景唐勾结反蒋，并驱逐两陈（陈济棠、陈铭枢），连电向蒋介石告密，要求将其扣留。陈济棠最初信以为真，曾将余汉谋调回广州扣留。后来，他发现这是陈铭枢耍的阴谋，才把余汉谋释放，重返前线打败了桂军。从这一事件起，陈济棠对陈铭枢常存怨恨，伺机报复。这次把蒋光鼐、蔡廷锴两师调走，他就削去了陈铭枢在粤的全部势力，使粤军完全成为他的嫡系部队。但陈铭枢也不示弱，立即大肆招兵买马，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购进大批新式武器，增编了广东省政府直属的保安队四个团，以扩充实力。从此，两陈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同年冬，陈济棠也以同张桂军作战任务繁重、兵力不足为借口，呈请蒋介石批准，增编了两个直属独立旅、三个直属独立团、三个师属教导团、六个旅属特务营。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要求陈济棠裁减军队，削减军费，并支持陈铭枢同他明争暗斗，更加引起其不满。

民国二十年（1931年）2月，蒋介石挟中原大战的余威，宣布准备5月5日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宪法，选举总统。时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表示反对，蒋介石便故技重施，于28日将胡汉民扣留于南京汤山。消息传开，军政各界都极为震动。身为胡汉民派首脑人物的古应芬等逃往广州，四处煽风点火，掀起了反蒋高潮。陈济棠认为这是反蒋的大好机会，即可搏取伸张正义、维护国本的美名，又可以乘机壮大势力，独霸一方。于是他和古应芬联合，驱逐了亲蒋的陈铭枢，夺取广东政权，树起反蒋旗帜。

陈铭枢离开广州后，转到庐山投奔蒋介石，企图指挥十九路军回攻广州。陈济棠一面发兵收缴陈铭枢驻扎黄埔的翁照垣、黄固的两个保安团的军械，以绝后患；一面派香翰屏前往赣州，游说蒋光鼐、蔡廷锴，劝其不要为陈铭枢、蒋介石所利用，得到了二人的同情和答允。

为了壮大反蒋力量，陈济棠派林翼中、香翰屏为和谈代表，迅速与李宗仁、白崇禧达成妥协，将驻广西的粤军撤回广东的肇庆、韶关，使两广化干戈为玉帛，组成了联合反蒋阵线。同时，他以巨款接济古应芳，去联合国民党内各派反蒋势力。4月30日，国民党粤方四监委邓泽如、肖佛成、林森、古应芬等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5月3日，由陈济棠领衔，十名广东高级将领通电表示拥护。26日，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李品仙、余汉谋、唐生明、薛岳、吴奇伟等两广将领二十余人联衔通电，限令蒋介石于四十八小时内下野。该日，陈济棠还发表了出师讨蒋通电。电文中说：“现邓、林、肖、古诸公，认定首都同志，已受蒋逆武力威胁，失其自由，中央职权，已不能行使国家法律与本党纪纲，已全失其劾能，非以革命非常手段，不足以挽救党国于垂亡，而恢复革命大业于将堕。”

此时，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汪精卫的改组派、孙科的太子派、李宗仁的新桂系、古应芬和肖佛成的元老派、邹鲁的西山会议派都陆续到达广州。5月27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召开，并发表讨蒋宣言，另组一个与南京对抗的国民政府，陈济棠被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接着，粤桂军向湘赣进兵。南京方面也调兵遣将，准备在湘、赣一线进行堵截，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9月，“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一致要求团结御侮，宁、粤双方在“内息争端，外抗强敌，雪耻救国，收复失地”的呼声和压力下，不得不以“共赴国难”的名义，互派代表到上海议和，达成了蒋介石下野、广州结束非常会议的协议。非常会议撤销后，在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简称西南两机关）。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但两广仍维持半独立局面。此时，古应芬病死，胡汉民只主持西南政务，陈济棠实际上已成为握有军政大权的“南天王”。

宁、粤复合后，陈济棠为了巩固其地位，防止蒋介石报复，将三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另增编教导师一个、独立师二个、独立旅五个、独立团八个和炮兵团、战车营等，使陆军兵力猛增至十五万人。为使广东海、空军将领反对蒋介石，他把历来由陆军节制的海、空军划分出来，独成体系，直属西南政务委员会管辖。接着他购买了四艘鱼雷快艇装备海军；将空军扩充为四个飞行大队，各种飞机一百三十余架，在全省各要地分建中型飞机场十多个，大大加强了海空军的战力。在扩编部队的同时，陈济棠还扩建军事学校，把培养军事干部作为发展军事势力的基础。

为满足扩军的需要，陈济棠亲自抓全民军训。规定广东各级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和中学生普及军事训练；举办全民训练骨干队，训练期满后，分配到全省各高级中学，担任军训领导骨干，实行军事管理。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陈济棠着手整理行政基层组织，改革民政机构。广东全省都有警卫队，共八千八百多个中队，二千七百多个独立小队，官兵总数约一百零六万八千余人，增强了对广东各地的控制，同时也扑灭了各地的土匪。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夏，陈济棠着手整理面临破产的财政。开源节流，廓清积弊，惩治贪官污吏。财政收入从每月五百万元，逐次增至每月八百万元。他大力发展广东的蔗糖业，扩建和新建一批造纸厂、纺织厂、麻袋厂、硫酸厂、水泥厂、发电厂和兵器制造厂，利用民力修筑了广州港和公路七千公里，修建了壮丽可观的中山纪念堂、海珠大铁桥和市府合署三大建筑。

陈济堂在治理广东时，对办教育具有浓厚兴趣。在施政计划施行的三年中，全省小学增加了四百余所，学生人数增加十四万余人；中学增加六十四所，学生人数增加一万六千余人；兴建了华南著名学府中山大学，筹办工学院、师范学院和商业学院，后又在西村大稻山开办了一所相当于大学的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和陆军总医院，培养了大批军医人才。在职业教育方面，有由教育厅直接举办的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农业学校和第一职业学校。

治粤期间，陈济棠倾力于地方建设，对广东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重大影响。当时即广受好评，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其余具体措施参见详见“主要影响-治理广东”部分）。

陈济棠在统治广东期间，因他不是蒋介石的嫡系，时常担心被蒋介石消灭，所以，他一面利用国民党内反蒋的元老派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作为自己的政治屏障；一面又暗中与蒋介石勾结，接受其贿赂，并几次派兵“剿共”，为蒋介石效劳，以保持他“南天王”的地位。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蒋介石准备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任命陈济棠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总司令蒋介石）。最初，陈济棠犹豫重重，一怕派兵入赣必被红军纠缠，难于摆脱；二怕蒋介石乘粤军在赣南与红军作战之际，突然由湖南进兵袭取广东。后来，防守赣州的蒋军马昆旅长频频来电告急，蒋介石又催他履行上海的议和决定，火速出兵，陈济棠才派范德星旅由南雄出大庾、南康，解救赣州蒋军之危。但范德星旅到达新城时，遭红军伏击，损失了两个营。陈济棠为顾全面子和保卫粤北，派余汉谋指挥六个师加一个旅担任福建、赣南、粤北地区的“清剿”，配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但他对余汉谋交待，同红军作战要特别慎重，各部均要加强县城或镇的防御工事，以固守为主，非有必要不派大部队出击“扫荡”。不久，陈济棠又派黄任寰的独立一师进驻闽西，参加蒋介石对江西、福建红军的“围剿”。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陈济棠被任命为南路军总司令，指挥十一个师加一个旅，构筑碉堡，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11月，“福建事变”爆发，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发起事变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电告粤、桂方面，请一致行动。陈济棠怕丢失广东地盘，表示“不忍苟同”。不久，他派兵入闽，配合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将十九路军最后编成的黄春和旅缴了械，杀害其政治部主任徐悲鸿。

在“围剿”红军的过程中，陈济棠部鉴于蒋介石“中央军”屡遭歼灭的教训和红军行动迅速、难于摸清的情况，决定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及“不求有功，但求少受损失”的策略，规定其部队每天行程不超过四十华里。其总的计划是：“先进攻筠门岭，俟巩固占领后，候机向会昌城进攻。以主力从寻邬、吉潭经澄江、盘古隘，向筠门岭正面攻击；另以一部从武平的岩前经武平向筑门岭东南侧攻击，并掩护纵队主力右翼安全。”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7月上旬，粤军才向筠门岭分路推进。但扼守筠门岭的红军没有决战企图，仅以很少兵力据险抵抗，逐步撤退，所以粤军只攻占了一座空城。但陈济棠却大肆宣扬筠门岭之战获得重大胜利，向蒋介石报功，得到其“传令嘉奖”和赏洋五万元“劳军”的奖励，并被要求直捣会昌。10月上旬，正当陈济棠指挥其南路军由筠门岭向会昌推进，企图进而占领宁都、于都、瑞金以围歼红军时，中央红军已从瑞金出发，开始向湘西进行战略转移。此时，陈济棠害怕蒋介石乘机进兵广东，一面令余汉谋的第一军由东向西追击红军，一面命李扬敬纵队在赣部队，立即撤回粤境，撤销纵队组织，各部归还建制；并在广州近郊和粤东的惠州、淡水、平山、老隆、兴宁、焦岭、丰顺、潮安、汕头等各要点，加紧修筑半永久防御工事或野战工事，以准备抗日为名，积极防备蒋介石攻粤。他还以粤北缺乏防御兵力为由，将在同红军作战中已残破的范德星旅扩充为第三独立师，不久又改编为第二军第六师；以独立二师改编为第一军的第三师；以独立四师改编为第三军的第九师；把驻琼崖的警卫旅调防从化。各军师以团为单位就地集中进行教育训练，并补充了大量新武器，以加强战斗力。

主词条：两广事变

在此之前，李宗仁、白崇禧曾多次劝陈济棠反蒋，但他怕反蒋不成，还丢了地盘，始终不肯贸然相从。但到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日本发动“华北事变”，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决心结束两广半独立局面。同年，陈济棠派其兄陈维周以述职为名，到南京刺探到蒋介石对西南的新政策，探悉其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即：彻底解决广西的李、白二人，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驱逐肖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陈济棠认为：“蒋既可授意广东解决广西，又何尝不可反其道而行之？”“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呢？”但当时，他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枢作兵谏的，便是举起抗日大旗，要求中央抗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在广州病死，白崇禧由广西来到广州吊丧。陈济棠就两广共同反蒋问题同白崇禧秘密交换意见，指出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目前蒋介石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的进攻，又要防止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重要的是还要部署兵力向陕北红军包围进攻，蒋介石无余力可以南犯。因而，只要西南作出抗日姿态，登高一呼，全国必定响应。蒋如不顺从民意，则必然垮台无疑。”白崇禧早就对陈济棠既想扩大地盘，又怕丢了老本，迟迟不肯反蒋的态度不满，这次见他被蒋介石所逼而反蒋，也就乐得推波助澜地说：“我们这时候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方面决以全力支持。”这一表态，更坚定了陈济棠的信心。

促成陈济棠下定反蒋决心的，还有他那位热衷于占卜算命星象堪舆之术的五兄陈维周。就在陈维周留南京述职期间，曾专程去奉化溪口的蒋介石祖坟观看风水，又于两次觐见蒋介石端详面相，判断其气运将终，必定江河日下权威不保，“明年肯定要垮台”。加上陈济棠每逢疑难之事，总是要请术士翁半玄、詹天眼扶乩，以占卜吉凶。这次反蒋前，他又让翁半玄扶乩，得出自己“大运已至，机不可失”，可乘机问鼎中原，取蒋而代之的结论。于是陈济棠认为这次反蒋是定胜无疑了。

同年5月16日晚，他找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黄延桢等到梅花村公馆密商。首先，讲了他与白崇禧对抗日反蒋形势的共同看法，然后说：“我认为这是值得考虑去干的，请各位好好研究再作详谈，但要严守秘密，不宜外传。”此后两天，他分别找各位高级将领征求意见。当时，有的表示赞成抗日反蒋，有的表示怀疑。26日，陈济棠又召集余汉谋、缪培南、张达、黄任寰、李汉魂等二十余名将领开会，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并强调说：“抗日反蒋是我们一贯的主张，这是救国要道，舍此莫由。环顾国内只有我们可以担当这个重任，也是义不容辞的。”在场的多数将领听了他的话，都感到惊讶，默不作声，余汉谋却突然站起来，说：“关于党政方面，总司令很清楚，我现在只就军事方面提些意见，供参考。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平汉、粤汉、津浦、浙赣铁路和海上，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他较量，我们没有必胜的把握，请总司令详加考虑。”陈济棠却说：“我已再三再四地考虑，认为时机的确成熟了。广西的李、白确实诚意合作，我看他们不会假；湖南的何键同意我军到衡阳，接近株洲后，亦一同出兵合攻武汉。我准备第一军或者加上第三军，由赣州向吉安，挺进南昌，很快就可将江西全省拿下来，我们的第二军和广西军队，再加何键的湘军，会攻武汉而占领之，当然不成问题。”

接着，陈济棠又召集各将领到广东军事政治学校宣誓，由邓泽如“监誓”。宣誓前，他派人在军校礼堂上方安置一个皮制假人，上书“蒋介石”三字。宣誓时，陈济棠亲自唱名，各将领逐一起立，宣读：“余决心效忠党国，抗日反蒋，拥护陈总司令，以后如违誓言，必遭天谴。”读毕，趋至假人之前，举起一把木剑，向“蒋介石”身上连刺三剑，以表示仇恨和决心。肖佛成就此事曾对人说：“陈伯南的荒唐落伍，愚不安愚，一至于此，如何能成大事。”

5月27日，陈济棠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以激起全国反日情绪，争取舆论的同情。6月1日，他指使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作出决定，委任他与李宗仁组织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陈济棠、李宗仁分任正、副总司令），公开揭起抗日反蒋旗帜。2日，西南两机关对南京发出冬电，呈请中央领导全国抗日，并通电全国，呼吁党政军民一致督促中枢领导抗日，同时发动两广国民党各级组织各民众团体通电响应。由于抗日口号深得人心，全国震动，不少人表示同情。4日，陈济棠与李宗仁以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名义，率领西南将领三十名通电响应，要求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

此时，陈济棠已将第一集团军扩编成五个军、十五个师，约二十万兵力；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扩编成四个军，约有十万人。两广的兵力共计约三十万人，飞机一百九十余架，江防舰艇数十艘。他命刘斐和白崇禧到东江、北江等粤桂边境地区，视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最后确定：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湖南方面取攻势；粤军主力集中大庾、韶关地区，准备进攻江西；桂军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9日，西南联军的先遣部队进入湖南，分别占领了永州、郴州，意图一举下长沙而趋向武汉。蒋介石一面电令陈济棠迅速撤兵，一面急忙调兵入湘，于10日抢先控制了衡阳。西南联军北上计划受阻。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下旬，蒋介石布置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西南派员出席，以作缓兵之计，同时暗中向西南调集军队。此时，被蒋介石派到广州活动的蒋伯诚，开始分化和收买陈济棠的部下。7月4日，余汉谋率部由广州到大庾，召集第一军将领商议，一面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向蒋介石报告请示，一面集中兵力准备向南雄、韶关推进，对陈济棠进行兵谏。6日，第二军副军长兼东区绥靖主任李汉魂挂印离职赴香港，翌日通电反陈。此时，西南两机关的肖佛成、陈融、刘庐隐、邓青阳、杨熙绩和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广州市长刘纪文等纷纷出逃，陈济棠借以发号施令的西南两机关随即解体。13日，陈济棠被南京国民政府免除本兼各职。14日，余汉谋在大庾宣誓就任蒋介石任命的第四路军总司令和广东绥靖主任，并发表通电，敦促陈济棠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广东。同日，第二军军长张达也声明服从“中央”，并着手迎接余汉谋来广州上任。18日，广东的空军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倬林分乘三架飞机于香港机场降落，各种飞机七十二架先后飞到南昌机场投靠蒋介石。

陈济棠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只得于7月18日电余汉谋以广东治安相托，并发表告袍泽、告同胞书，声言下野。随即，他偕陈维周、李扬敬等人乘英国军舰“海虎”号逃到香港（《张发奎口述自传》称陈济棠出走时还卷走了公款2600万元）。至此，纷扰了五十多天的“两广事变”结束，陈济棠对广东的统治也宣告终结。

陈济棠到香港后，蒋介石派黄镇球去安慰他，说将来借重他的地方还多。此后，陈济棠即出洋考察。

陈济棠在广东主政未下台前，曾经从意大利订购了一批军火（价值200多万元），后来他吩咐军火商暂时不要付运。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冬，南京政府发起全国性的“（向蒋介石）献机祝寿运动”。在欧洲考察的陈济棠要求军火商发货，献给南京政府；另又赠蒋介石一千万光洋，借祝寿表示修好之意。在这次运动中，他一人的捐献，竟超过全国寿礼款总数的80%，堪称下野军人之冠。

在途经意大利时，陈济棠请中国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以七百万万港元向意大利商洽购买飞机，以供抗日之用；获悉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淞沪会战开始的消息后，他又给李扬敬拨去港币十五万元，作为接济上海粤籍同胞返回广州、香港的船票费用。就在这一年9月，陈济棠由欧洲回国，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1月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蒋介石又提名他为中央执行委员和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3月，陈济棠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至1942年辞职）。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济棠奉命为两广及台湾宣慰使，由重庆回到广州。他一面派林翼中进行谋取广东省参议会议长的活动，一面和一些文武旧部共同创办了珠海大学（后来迁到香港改为珠海学院）、海洋渔业公司和一个供失业的中上级旧部居住的新村，借此恢复势力，重掌广东政权。

1949年1月，蒋介石再度下野，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当时，张发奎、李汉魂说动粤籍将领邓龙光出任海南方面的行政长官，并向李宗仁提出关于该项任命的建议。结果李宗仁却已经与陈济棠达成一致，于2月23日宣布任命陈济棠为海南特别区行政长官（琼崖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委会主委（3月7日起兼任海南特别区警备总司令）。这些任命，明有邹鲁、孙科等建议，暗中有宋子文支持。为了酬谢宋子文，陈济棠把广州梅花村的豪宅让给他居住。余汉谋、薛岳与张发奎曾试图劝说陈济棠拒绝任命，希望让更年轻的邓龙光去海南。为劝说陈济棠，张发奎甚至告诉他：“你真蠢，你是不做老子，做儿子（意指他接受琼崖行政长官的任命，反而要被原来的下属、时任广州绥署主任余汉谋管理）！”但陈济棠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南京解放后，陈济棠反对国共两党议和，建议蒋介石复出，一度在广州奔走斡旋。

陈济棠就任后，大力改善海南岛的落后状况，成立琼崖行政长官公署，内设军事、交通、民政、教育、财政、实业、农林、卫生和秘书等处，并将琼崖十七个县划分为三个行政区。同时，他曾捐出港八十万作为海南行政署的开办费与招兵费，又以港币七十万从泰国进口军粮，还以私人产业向中央银行押借港币三十万元（加上以私人名义在港澳借款及以私人黄金百余两向银行抵押借款两万多元），以设置海口市政府，企图以此岛作为国民政府反攻的基地。陈维周当时极不同意他垫出这笔巨款去做官，但陈济棠说：“海南素称天险，共军没有飞机和军舰，绝不可能飞渡。不用说固守一年半载，即三年两载也不成问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定爆发，到那个时候，不用说恢复以前的地位，连大总统也有我份。”

陈济棠还命令各县市编练必要的保安部队，由区保安司令直接指挥，“进剿”中共领导的人民游击队。行政长官公署编练两个美械装备的陆军师。10月，广东绥靖主任公署、广东省政府及其所属机关和陆军三个军，纷纷向海南岛撤退。薛岳、余汉谋分任琼崖防御正副总司令，陈济棠则专管民政。此时，他见大权旁落，便把嫡系部队的两个师调防榆林港，准备逃往台湾。年底，李宗仁赴美，陈济棠又与薛岳、余汉谋联电请蒋介石复职。

1950年4月，解放军进军海南岛，陈济棠逃往台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及“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等职。他正准备在台湾建立德明中学校，以纪念孙中山，不料于1954年11月3日清晨在勘察校址时，突然患脑血管栓塞去世，终年63岁。死后被厚葬于台北市新北投。陈济棠举殡时，台北及香港都有盛大的送葬仪仗。

陈济棠掌握广东军政大权后，为了巩固地位，把“整军经武，改革政治，发展经济，阐扬文化”，加强对广东的控制，作为当务之急。

陈济棠掌权后，将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三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各辖两个师，另增编教导师一个、独立师二个、独立旅五个、独立团八个和炮兵团、战车营等，使陆军兵力猛增至十五万人。为使广东海、空军将领反对蒋介石，他把历来由陆军节制的海、空军划分出来，独成体系，直属西南政务委员会管辖，任命陈策组织海军司令部，接管各舰艇队、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并组建一团陆战队，驻守琼崖；任命张惠长成立空军司令部，接管两个飞行大队、空军学校、一团地勤部队和飞机场等。这样海、空军将领都皆大欢喜。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4月下旬，他又以节省军费为名，突然下令撤销陈策的海军司令部和张惠长的空军司令部，以武力接收，并以他的亲信张之英和黄光锐分任海、空军司令，独揽了广东海空军大权。接着他购买了四艘鱼雷快艇装备海军；将空军扩充为四个飞行大队，各种飞机一百三十余架，在全省各要地分建中型飞机场十多个，大大加强了海空军的战力。

在扩编部队的同时，陈济棠还扩充了军事学校，把培养军事干部作为发展军事势力的基本问题。他说：“军队之基础，建筑在下级干部。如各个班、排长自身都不振作，那这种军队就不能用，不能替党国效力。”早在他任第四军军长时，就设有军官教导队，到任第八路军总指挥时，他把教导队扩充为军官学校，自兼校长。此后，他又将军官学校改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燕圹军校）。每年招收三、四百名学生，在复试时要经过他的兄长陈维周亲自逐个看相，认为有福气而无反骨的才加以录取，编入步、骑、炮、工、辎重等兵种，施行定期教育训练，毕业后分派到各部队任下级军官。他将部队行伍出身的尉级军官分期分批调进该校补充班受训六个月，提高其组织指挥和学术水平。在该校还设有军事深造班，将各军机关和部队的校级军官，分批调训。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自成一个军事系统，保持本集团的部队不至被其他军事派系所渗入而起分化。他亲自规定选拔军事干部的五个条件：

陈济棠还亲自担任军事政治学校的“心理改造”课讲授。他提倡道德修养，要注意八大要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公正、守法。”能力方面的训练要注意三大要点：“求知识，习技能、重力行。”

为满足扩军的需要，陈济棠亲自抓全民军训。他在“对各机关军训公务员的训词”中强调说：“举国人民都要能够服兵役，不能单靠少数的军队单独负起卫国的责任。如果单靠少数的常备军队以卫国家，那就是很危险的。”“侨居我国的外国人，无论其为商人或教授等等，一接到国家命令，便即回去，担负军事责任，而他们何以能够随时为国家服军役呢？当然是由于平时受过军事训练的缘故。反观我国，平素没有这种训练，因此当着国家有事时候，只管举国沸腾，怎么热烈，但因没有军事的常识与技能，毕竟不克担负战争责任。”他规定广东各级政府机关、军事机关和中学生普及军事训练；举办全民训练骨干队，训练期满后，分配到全省各高级中学，担任军训领导骨干，实行军事管理。他还与省主席林云陔分别担任正副主任，领导全民军训。

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陈济棠着手整理行政基层组织，改革民政机构。他在广东省府各机关长官僚属欢宴会上，提出要“改革陋习，刷新政治，造成模范新广东”。陈济棠强调：“西南情形特殊，地处国防前线，毗连香港澳门，还有众多的华侨，南京方面的决策和所颁布的法令未尽适合实际，应该有所损益。”他批评全国政象：无论何省，未尽根据总理所定政策而行，遂至散漫无序、步骤紊乱，缺乏一个具体计划；负责政治者缺乏革命之一贯精神；中国之荐人，乃替找生活、觅碗饭，故各机关中之公务人员，缺乏为国民义务之责任心；因循陋习，不以创作为目的。他认为挽救危亡，建树新的广东，随军事进展之后，应为政治建设。第一步要勤慎服务，先得人民之同情；第二步须开诚布公，期与人民通力合作。不久，他授意民政厅长林翼中将琼崖抚黎局改建为三个县，以提高少数民族的社会地位；将三罗地方的一些不合理的“插花飞地”，分别划归所在地的县管辖，解决了长期以来的行政和社会纠纷；将杂乱的行政基层组织形式和职责不明的机构实行改革，规定在县以下，一律设置区乡村公所（中、小县不设区），明确其职权。

陈济棠认为“为政在人”，“政治的优劣，在乎官吏的良否”。规定甄别、考试、训练、奖惩诸项，审核全省机关现行公务人员，分别去留。设立公务人员考绩委员会，对县长、局长等人员，实行考试，以资选拔。将热中利禄的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到广东军事政治深造班受训（最多的一期为五百余人）。毕业前，以三个月时间进行实地考察社会动态，然后派任县、市长或县、市政府的秘书、科长等职务。在燕圹设立行政人员训练所，将各县现任区、乡长分期分批调所论训，学习行政知识，提高行政效率。

陈济棠主张“军民分治”，“然军事、政治当局则应通力合作”。把广东省划分为五个绥靖区，分兵驻守。每区设立一个绥靖公署，以当地驻军高级将领一人任委员。令各县、市设警卫队。他说：“现在的民团，这乡与那乡彼此不能逾界，逾界时候，又发现牵牛捉猪担谷抢家私等等毛病，不守纪律。像这样的民团——不能统一的民团，哪里可以把地方保护得好呢？所以现在就得赶速把它编为警卫队。在同一编制之下，受统一之指挥，达到统一地方人民武装的目的。”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广东全省都有警卫队，共八千八百多个中队，二千七百多个独立小队，官兵总数约一百零六万八千余人，增强了对广东各地的控制，同时也扑灭了各地打家劫舍，勒收行水的土匪。特别是他藉以为荣的，是肃清了徐闻山的积年匪帮二百余人，维护了社会秩序。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夏，陈济棠开始着手整理面临破产的广东财政。他认为：“财政为凡百事业所取资，更为政治建设的命脉。过去政治之病态以财政无根本解决之方案为百病之泉源。”“本省财政，窘枯已达极点”，“无论如何困难，如何痛苦，务求达到收支适合之目的。”提出整理财政一要开源节流，二要廊清积弊，并拟具惩治贪官污吏条例。当他发现财政厅长冯祝万以筹款应急为名，将好些税捐项目压低定额，批给奸商承办后，即将其免职，改任比较公正的区芳浦为广东省财政厅长。区芳浦上任后，秉承陈济棠的意旨，整顿税务机关，逐渐撤销承商，收回自办，严追欠征税款。同时整理各项税捐，开征洋米、洋糖入口等新税，保护农业的发展，使广东的财政收入从每月五百万元，逐次增至每月八百万元。自此，陈济棠在扩军情况下，也不再积欠军费，可按月清发。

同年9月，陈济棠在西南政务委员会上，提出并经决议通过了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他说：“三年施政计划的唯一目的，是要建成三民主义的新广东。其中一切计划，都是根据总理的建国大纲而制定的。一方面，依照训政时期的需要，积极地训练人民，使有相当的政治知识能力，藉以促进地方自治，以期人民能够行使四权；在另一方面，注重民生建设，以期满足人民衣食住行四大需要；以政府力量，为人民造产，并以适当的方法，使国民经济均匀发展。”三年施政计划的主要内容包含：吏治、财政、乡村建设、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具体项目；三年经济建设的范围也很广，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矿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等轻重工业以及公路、铁路、航运等。

在办工业的过程中，陈济棠认为要投资少、利润多、收利快，才是及时解决军事费用的切实办法。因而，他采纳了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冯锐的建议，大力发展广东的蔗糖业，并委任冯锐为农林局局长，同意其将广东全省分为广州、惠阳、潮汕、徐闻、琼崖五个蔗糖区，各划定若干耕地改种高产的渣华蔗种，在两年内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日榨量为一千五百吨的七个制糖厂和附设的酒精厂。同时，他扩建和新建了获利较大的一批造纸厂、纺织厂、麻袋厂、硫酸厂、饮料厂、水泥厂、玻璃厂和发电厂。从这些方面取得了巨大利润，为他解决了庞大的军费开支，扩建了石井兵器制造厂和新建了琶江制炮厂。他利用民力修筑了广州港和公路七千公里，修建了壮丽可观的中山纪念堂、海珠大铁桥和市府合署三大建筑。

陈济堂在治理广东时，对办教育具有浓厚兴趣。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他在广东省第三次教育会议上说：“教育是立国之本，是永久的事业。”一国之内，如不尊重学者，试问学术从何进步？文化从何增高？”“国将从何而立？”在三年施政计划中，规定教育方面实行“训育主义化”（三民主义）和“教育职业化，学生劳动化”两条原则。他认为：“现代求学者仍未脱科举时代之恶劣心理，以服务于军政机关为唯一之出路，其危险实不忍言……基于此目的，中上学校须增设职业课程，并增设职业学校。大学之文法、政、经等科之扩充，应适可而止，并悉力扩充农、矿、工、商等。乡村学校尤须实行农场化。”

陈济棠确定乡村教育实施历行强迫国民教育，扩充平民学校及成年男女补习学校，实行学校农场化和设立图书馆；城市教育为职业化，学生劳动化。严格训练人民，使社会纪律化，并奖励专门技术之研究及发明。他提倡民办中、小学校，在施政计划施行的三年中，全省小学增加了四百余所，学生人数增加十四万余人；中学增加六十四所，学生人数增加一万六千余人；又筹集巨款，收罗人才，兴建了华南著名学府中山大学，筹办了勷勤大学的工学院、师范学院和商业学院，后又在西村大稻山开办了一所相当于大学的广东陆军军医学校和陆军总医院，培养了大批军医人才。在职业教育方面，有由教育厅直接举办的省立第一、第二、第三农业学校和第一职业学校。

陈济棠不仅主张教育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培养民族精神，同时，提倡“尊孔读经”，规定学生读经时间，将《孝经》列为中等以上学校的必修课。设立学海书院，请民社党的张君励、张荪分任正副院长，聘教授来讲授《大学》《中庸》，宣传“四维八德”。

陈济棠在统治广东期间，对广东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重大影响。

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完全丧失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准备进行战略转移。但是从哪个方向突围呢？中央红军再一次把目光放在了粤北。

当时主政广东的是军阀陈济棠。第五次“围剿”红军时期，陈济棠任南路军总司令，授一级陆军上将。他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把广东变成了他的天下，被人称为“南天王”。这位粤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南天王”，却绝非蒋介石可以轻易驯服的走卒。在1931年的“宁粤分裂”事件中，蒋介石被弹劾下野，陈济棠就“功不可没”。后来他索性与蒋“均权分治”，使广东处于半独立状态。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收拾他。第五次“围剿”一开始，蒋介石就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想把红军逼进广东境内，借刀杀人，以收“一石二鸟”的功效。

陈济棠对蒋介石利用战场消灭异己的做法早有领教，对薛岳在红军北面追追停停的目的自然也是洞若观火。因此，他在接连接到蒋介石防堵红军的电令后，忧心忡忡地对部下们说：“咱们与红军的这场战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红军进广东，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赢了，红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老蒋的。”

陈济棠当然不甘心丧失自己经营十载之久的半壁江山，经过左思右想，他终于找到了一条妙计：“送客”。他召集心腹将领开会，安排他们依计而行：“咱一面慢吞吞地在红军的必经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锁线，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门从红军后卫部队身上作文章，以‘送客早走’。”他希望此举也能收到“一举两得”之效：既防红军入粤也防蒋介石把自己的手伸进广东，以达到最终保住广东地盘的目的。

陈济棠虽然对自己的“送客”妙计颇为自得，但还有一个心事令他寝食难安:红军要真的乘虚攻击，在他的家门口或家中大打出手怎么办？咋能让红军知道他的一片“好意”呢？他思来想去，看来有必要同红军进行一次谈判。谈判之前，必须找个中间人先给红军“通融”一下，摸摸红军的“底牌”。

恰巧，他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他愿意代他们到苏区传话。陈济棠立即给红军领导人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准备派总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任寰三人为谈判代表，你们最好派你们的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将罗炳辉内弟请来后，陈济棠亲自单独召见，当面交代任务，并反复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当面交给周恩来，速去速回。”

“秘密谈判”后的“五项协议”

1934年9月，罗炳辉内弟很快就找到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在李克农的亲自陪同下，他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晤，并将陈济棠的密函当面交给了周恩来。信的内容，正合周恩来所想。这些天来，周恩来就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在南线找到突破口这个问题。至于要不要与陈济棠谈判，因为当时党内最高权力和军权分别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周恩来、朱德也做不了主。于是，他们立即找博古和李德商议此事。经过周恩来、朱德反复劝说，最后，博古授权周恩来和朱德全权处理谈判事宜。

何长工、潘汉年被确定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何长工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粤赣军区是与粤军最近的红军防区，其最高军事长官何长工自然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何长工郑重地接受了任务，与周恩来握手告别。

1934年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草帽。在暮霭沉沉的黄昏，他们赶到了约定会合地点——江西省会昌县白埠镇。这时，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潘汉年、何长工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岗哨盘问，特务连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10月8日，潘汉年、何长工抵达谈判地点——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

陈济棠深知此次和共产党谈判事关重大，因此对谈判地点和内容极端保密。当双方代表到达后，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应鱼旅长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必须确保红军代表的安全。

双方代表同住在一幢新建的二层小洋楼里，红军代表住在楼上，粤方代表住在楼下。严应鱼将站岗的士兵一律换成最亲近的客家子弟，他本人及其他贴身人员在谈判期间都避免进入这座小楼。翌日上午，双方代表来到楼上一间不大的会议室。潘汉年、何长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经过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

粤方代表杨幼敏立即返回广州，向陈济棠汇报谈判情况，陈济棠闻听大喜过望。杨幼敏问何时开始实行与红军签订的协议，陈济棠心中高兴，人也就更加大方起来：“明天就可开始，盐布等紧俏物资一律放行，弹药先拨给他们十万发，做个大人情吧。他们多打死一个蒋介石的兵，我们就相应地多安全一分。”

“敲梆式的堵击”和“送行式的追击”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5个主力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纵队共8.6万人踏上了英勇悲壮的长征之路。

陈济棠为做给蒋介石看，也为防止红军在粤北停留，或真的从粤北进入广东腹地建立根据地，频频调兵遣将予以防堵：令余汉谋派出两个师一路尾追红军；将驻广州花县的警卫旅用火车和汽车急运至粤北仁化，抢占沿途诸要点，并广筑工事；将自己的行营前移至粤北曲江，坐镇指挥。但这些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红军过粤北期间，陈济棠给前方一线部队明确的任务是“保境安民”；规定的战场纪律是“敌不向我开枪不准射击；敌不向我攻击不准出击”。陈济棠警卫旅为做到“不与红军打仗”，还将中校团副郭士槐等一些与共产党有仇的人借故留在了后方。

从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野战纵队渡过长征第一河——于都河，向粤北突围转移。陈济棠按照“秘密协议”，给红军让出了一条宽40华里的通道。这样，使红军较为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粤北南雄境内。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即令陈济棠等人在粤北组织第二道封锁线给予阻截。陈济棠令部下到仁化、乐晶、汝城附近设防，但下属军官同时也得到命令：“让出红军西进道路。”10月27日，红军下达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同样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于11月4日又顺利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再次颁布紧急“堵剿”电令，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在这个过程中，红军认真执行“秘密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北西进。于是，红军一路未遇粤方顽强阻截，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的计划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乱，他终于觉察到自己算计陈济棠不成，反被陈济棠狠狠“耍”了一把，不禁恼羞成怒，亲自给陈济棠拟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害怕日后难以逃脱责任，为了不留下任何把柄，急忙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文件记录，命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振球等师分头尾追红军进入湖南。但他们的先头部队距离红军总有一二天路程，而且各部追至蓝山后，便都立即撤回到广东防区。陈济棠部对红军的这种追堵，被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喻之为“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

陈济棠是中国近代少见的儒将，不但嗜好国学，且一生以推崇国学教学为使命。在陈济棠主导下，西南政务委员会拟订了《广东三年施政计划》，其中，对民生、教育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有较多关注，促进了这些事业的发展。以教育为例，在计划实施之后，广东的教育经费1935年达503万元，比1930年增加132万，占全省预算10.8%。除加强国立中山大学和私立岭南大学等10所高等学校外，还创办了省立襄勤师范大学、省立国医学院、省立体育专科学校、广东陆军军医学校等，并使全省的中小学数量分别上升了20和46个百分点。

陈济棠发展教育尤其以传统“忠孝”为主导思想。他提出尊孔议案，要全省大中小学校一律提倡“尊孔读经”，把《孝经》列为中等学校以上的必修课程；又组织研究“固有文化”的明德杜、学海书院，开设讲经班，研究经义，恢复孔子、关羽、岳飞的祀典等。1935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南下，在香港演讲就公开批评说：“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用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书，我真不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结果深为陈济棠所恶，强令取消胡适原定在中山大学的演讲，并驳斥胡适“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我有两大政纲，第一是生产建设，第二是做人。生产建设就是实施三年施政计划，可以尽量借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甚至礼聘外国工程师，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

陈济棠还热爱中医，主持成立广东仁爱善堂向贫苦者赠医施药。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方面有关中医政策的制定纷争未已。陈济棠主导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则多次为中医发言争取权利。1934年，他联合西南政务委员会唐绍仪、李宗仁、邹鲁等各常委为中医药致电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医国药，实为一国之命脉所系”，呼吁早日给予中医药法定地位。陈济棠这些坚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张在当时充斥“全盘西化”，民族自信完全丧失的时代背景中是十分难得的。

据陈济棠的儿子回忆，陈济棠曾自评是“半生无过亦无功”“半世救人难自救”。

与陈济棠结识多年的张发奎在晚年批评陈济棠在渡海占领琼崖时“缺乏信心与勇气”。在提及“两广事变”之初余汉谋“不想掉转头去反对陈济棠”的原因时，他说：“陈济棠对粤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在东江地区走私钨砂运往香港一案持眼开眼闭态度，省政府失去的一大笔税收流入了余汉谋个人以及其下属的腰包。”

1980年9月，邓小平在接见陈济棠的儿子陈树柏时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

陈济棠曾获国民政府授予的云麾勋章（1936年）、卿云勋章（1944年）。

陈济棠自幼就崇拜英雄好汉，在与小伙伴玩“兵战”游戏时，总是充当着首领角色。有一次，清朝广西提督、曾在镇南关大捷中扬名的苏元春路经防城、东兴，在望兴村附近临时驻屯。陈济棠对他仰慕，贸然闯入军营，提出要见“苏提督”。士兵不让他进，陈济棠便放声大哭，苏元春被哭声惊动，让卫兵引见，并一一询问他的家庭及其他情况。陈济棠毫无惧色，对答如流。苏元春见他少年老成，当场夸赞不已，并奖给他一枚银元和一碗猪肉。

陈济棠在广东陆军小学时，成绩较差，特别是正步老操不好，每逢校阅，他都被留在室内搞卫生。陆小毕业时，他是最末一名。在毕业祝酒时，各同学都向名列榜首的梁安邦祝酒，说梁安邦前途远大。梁安邦喝得醉昏昏，听得乐滋滋，便忘乎所以地说：“大家都有办法，除了陈伯南以外。”当时有位同学说：“不要小看陈济棠，他可能比别人走得更远。”梁安邦一听，气愤地说：“伯南如能出人头地，我给他捧靴。”陈济棠闻言面红耳赤，默不作声。后来，陈济棠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梁安邦为谋取职务，只得来找陈济棠说：“伯南！伯南！我给你捧靴来了。”陈济棠说：“老同学何必开玩笑，现有一个交通团团长缺，未知你肯屈就吗？”梁安邦喜出望外，但一直当了八年交通团长未升迁过。

陈济棠从小受五兄陈维周的影响，笃信阴阳命相。他曾听陈维周之言，以高价买得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的祖坟，以安葬其母骸骨，说这里是出天子的圣地。陈维周逢人便说：“伯南（陈济棠字）生得一对其软如棉的朱砂掌，是大贵之相，前途不可限量。”陈济棠也自信他之所以飞黄腾达，全是命里注定。自他当连长时，与莫秀英结婚以来，一直官运亨通，说这完全是妻子“八字相夫旺子的关系”。所以，他最听莫秀英的话，连修建的要塞炮台，也要取名“秀英炮台”作为吉利兆头。他还在梅花村公馆专门修建了一个厅，以奉祀吕祖先师，朝夕祷拜，祈求护荫。

陈济棠的父亲陈谦受（又名陈金益），是晚清的秀才，在乡间设私塾，教书多年；大哥陈维周，早年在防城东兴做过星相业，笃信阴阳邪道，对陈济棠的影响极大。

陈济棠一生中共有十八个子女，其中莫秀英（又名莫五姑，1900年—1947年）为他生下七男四女。莫秀英死后葬于湛江市湖光岩。

陈济棠的长子是陈树坤，三子是陈树桓（1920年12月25出生，实业家、教育家，曾任美国广通企业集团公司董事长、美国经贸发展委员、美国金城银行创办董事、美国德明大学校长等职），六子陈树中（其妻陈伟君，担任过香港电影检查委员会委员、湾仔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委员、湾仔区交通运输委员会委员、广州市天河区政协香港顾问委员等职），第十子是陈树柏（为美国圣克拉拉大学教授，曾任该校电机工程和计算机工程系主任。1994年9月，陈树柏在美国硅谷成功创办了美国国际科技大学。1980年他携夫人回国探亲，受到邓小平接见）。陈树柏有一子陈耀军。

陈济棠去世后，葬于台北市新北投。1993年，随着两岸关系的好转，陈济棠墓地从台北市迁回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湖光岩风景区西侧，并与其夫人莫五姑合葬于此。1997年，陈济棠夫妇合葬墓被湛江市人民政府立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东兴陈公馆，即陈济棠故居，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东兴市永金街5号。是20世纪20年代陈济棠在回乡时兴建的豪宅。故居占地面积达8680平方米，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绿化面积达3000平方米；以两层法式花园洋房为主而构建成庭院；主体建筑分主楼和副楼，两楼中间用弧形的天桥连接。庭院内现存西炮楼、北炮楼、南门等，还有金花茶和百年古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