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源上来说，活体解剖是指为为生理学或病理学科学研究而对活着的动物进行的解剖。最近，在人们，尤其是动物权利激进分子的观念中，活体解剖这一条目被广泛地应用到任何形式的有动物受到伤害的实验中，无论这些实验是否有明确的书面表明是活体解剖。

动物权利提倡者致力于通过有关活体解剖的批判性讨论而支援其立场。对此，动物实验的支持者们回应道，动物实验过程中通常不需要使用侵入性的手段（暗指活体解剖）。动物权利激进分子一直以来反对和抨击诸如杭廷顿生命科学研究中心（HuntingdonLifeSciences）一类的机构，因为这类机构从事于——依照批评人士主张的——动物活体解剖研究。

近期（约于19世纪以来）关于活体解剖的论争主要围绕一些道德问题，诸如，动物活体解剖所产生的进步意义究竟是否在价值考量上胜于它所造成的痛苦；以及关于动物活体解剖可以带来的益处的描述是否被刻意夸大。对于那些严格提倡动物权利观点胜于考虑如何尽量减少实验中动物所承受痛苦的人士而言，他们很可能这样认为：无需注重动物活体解剖可能为社会带来的好处，因为动物活体解剖就其对动物权利的侵犯，本身即成为不道德的行为。

活体解剖被长期实践于人体。被誉为“解剖学之父”的希罗费罗，即在亚历山大的世界上第一所医学院的创建者，曾被特士良指控解剖了至少600名活人囚犯。在近代史上，战时纳粹的约瑟夫·孟克，以及日本军国主义（731部队、九州帝国大学医院的石山福二），均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自在其集中营囚犯身上执行了活体解剖。这些实验的科学价值是可疑的，且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人类活体解剖在道德规范方面同样不能成立。在一些案例中，人类活体解剖的目的仅仅是对战俘造成痛苦，而非有目的的研究。作为对此类暴行的响应，世界医学会采用了《纽伦堡法典》作为行业内部关于此类事件的道德规范。

动物实验的“3R” 原则现已被科学界普遍接受, 即在科学实验中, 要尽可能的减少使用动物的数量 、尽可能采用替代方法 、对实验动物的饲养管理和实验操作尽量采用最佳方案。

日本二战时期血腥虐待战俘新揭秘

据英国《每日邮报》6日报道，二战时期，远东战场的战斗之残酷超出人们想象，英国历史学家迈克斯·哈斯廷斯的新书《报复：为日本而战（1944－1945）》，披露了西方盟军在发现己方战俘如何遭日军虐待时，是何等的震惊……真相被掩盖至今

那是1945年1月，英国陆军第14师穿越缅甸边境向曼德勒方向推进。在一场大胜之后，他们发现了许多日军虐待战俘的证据：一些英军士兵被剥去靴子，用电线缠着倒挂在树上，酷殴至死。这更加激发了英军对日本兵的憎恨。而在英国国内，事实证明日军的虐囚暴行绝不仅限于战场上。那些侥幸逃脱魔掌的战俘，讲述了更多日军惨无人道的极端虐囚故事，而英国政客及官员们怕日本人会报复性地变本加厉折磨那些仍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数万名盟军战俘，因而并未将这些丑闻完全曝光。

在1942年著名的“巴丹半岛死亡行军”中，许多美军士兵被俘后即遭杀害，被击落的飞行员则惨遭斩首，美国政府拖了好几个月才将当时目击者的证词公布于众。盟国官方人士一直不愿承认形势之恶劣，直至1945年1月，一个所谓的外交事务委员会还得出结论说，只是在某些偏远地区出现了虐待战俘现象。

而就在数周之后，大批从缅甸和菲律宾释放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用他们的自身经历反击了上述说法。当时参与释放的官员无不对战俘们所处的环境大感震惊：那里饥饿当道、疾病盛行，数万名战俘因过劳致死，或因轻微违规即被酷刑相加甚至砍头处死。当时关押在日军战俘营中的盟军战俘中，有四分之一死于非命，他们的遭遇与纳粹在欧洲对俄国人和犹太人的暴行如出一辙，但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公众仍极为震惊，即使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对日本人公然践踏人权和战争规则仍感到难以理解。

把长蛆当成“小美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菲律宾、荷属东印度群岛、香港、马来西亚和缅甸等地相继沦陷，众多盟军官兵短时间内落入日军手中成为战俘。当缴械投降的战俘们被关押在马尼拉、新加坡、香港或仰光等待命运的裁决时，他们绝没料到等待他们的会是地狱一般的命运。

一名日本战地记者曾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美军战俘——“一群来自傲慢民族、却不得不接受大日本帝国军人蔑视的人”。“当我看到他们时，能感到他们只是一群混血杂种的后代，其尊严早已一无所有，而日本军人看起来英俊潇洒，我为自己身为日本人而自豪。”

“那些不吃东西的人是第一批死去的，”保罗·路特斯下士说，“我亲手埋葬了许多看起来比我壮的人，就在于我从来不拒绝任何只要能吃的东西。”有一次，澳大利亚人斯诺·皮特在食物中发现了一寸长的蛆，他只是说了句：“小美人，走开吧。”“我们不得不把它们想象成圣诞布丁上的葡萄干，或者别的什么好东西。”

在大阪一家造船厂，两名饿急了眼的英国战俘偷吃了大浴缸里的猪油，那本是用来润滑下水滑道的，所以为防蛀虫事先添加了砒霜，两名战俘因此丢了性命。

汤姆森在他的私人日记里这样写道：“我们每天都像行尸走肉，一天一天被赶着做这做那，我学会了对生活不抱任何希望，也不再有任何感情。”

对高个子特别看不上眼

来自仰光战俘营的菲利普·斯蒂伯写道：“我们都变得铁石心肠、冷酷无情，大家经常会赌下一个谁死。当然为了抢救病号也要尽力，但当厄运不可避免之时，徒自伤悲也不是良方。”

谁也不会关心什么自尊问题。每天战俘们都将面对自身的无能。罗森曾看到日本兵把美国战俘踢进了厕坑里：“当你不得不接受这些时，才会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挫败的滋味。”

几乎每一个战俘在后来的岁月中，都为当初眼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日本兵殴打甚至残杀而无动于衷感到羞愧，他们也痛恨每天必须向每个日本兵鞠躬致敬，不管对方军衔多低甚至不管他是谁，稍显不敬便会激怒对方，招来杀身之祸。

日本人似乎对高个子特别看不上眼，后者往往不得不弯腰低头接受包括杖击等惩罚。一天，飞行员弗莱德·杰克森正在阿姆邦省的珊瑚岛机场上干活，就看到6个英国军官被列队带入，一名日军准尉不分青红皂白将他们一个个地击倒在地。

日军变态的虐囚现象随处可见，只能理解为这是制度性的。另外，还有如此多的斩首和被刺死的现象，这些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别军官或士兵一时兴起所为。甚至有8名B－29轰炸机飞行员在未经麻醉的情况下，被医科院学生用作活体解剖，将他们的胃、心、肺和脑叶通通取出。

半个世纪之后，一位在现场的大夫表示，“当时所有医生，没有一人对是否进行这样惨无人道的手术提出异议——这才是事情的古怪所在。”

日博物馆揭活体解剖罪证

一家博物馆2015年4月4日在日本西部福冈县正式对外开放。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这家博物馆展品中包括1945年日本教授对被俘美国飞行员进行活体解剖的罪证。

长期以来，日本九州大学对二战期间犯下的这桩罪行讳莫如深，拒绝在公开场合触碰这一话题。但该大学多名教授在近期一次会议中达成共识，认为必须正视这所大学历史上的“黑暗篇章”。

呼吁正视历史

多年来，九州大学对活体解剖事件讳莫如深，从不在公开场合触碰这一话题。日本国内不少人对此表示反感，坚持认为应该正视历史。

二战结束后，一名曾经参与活体解剖的日本教授自杀；14名九州大学教职员工因战争罪行被判终身监禁、死刑等。

日本作家远藤周作以这段黑暗历史为原型，1957年发表小说《海与毒药》，获新潮奖和每日新闻出版文学奖。1986年，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在日本上映。

今年3月，九州大学医学部多名教授在一次会议上达成共识，认为校方不应继续回避这段黑暗历史。最终，九州大学决定把几件罪证作为展品，在新开幕的博物馆中向民众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