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_从事生化武器、细菌战研究的部队

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

从事生化武器、细菌战研究的部队

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简称731部队（石井部队、加茂部队）。在二战期间以研究防治疾病和饮水净化为名，实则用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等进行活体实验，以及进行细菌武器研制和生产。

历史沿革

建立背景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由于其自身国土面积小，资源短缺和国内市场相对有限等问题制约，日本将侵略扩张和加强军事力量作为国策，将东亚大陆朝鲜视为当时日本“利益线的焦点”，将中国作为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主要战略目标。一方面积极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另一方面在“富国强兵”的号召下，大力扶植军国主义。

1916年，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在细菌学教学中，就讲授过如何进行“家畜战”。1918年11月，日军少佐长谷部照信获悉俄国密探亚历山大正在搞细菌战研究并拥有大量细菌的情报后，他将细菌战作为主要问题向参谋部汇报。此后，陆军省医务局就开始研究细菌战。日本大本营的军部曾要求东京科学研究局“研究出一种或多种为人力无法抗拒的秘密杀人武器”。由于在限期内没有完成任务，局长伊藤工学博士在“工作不力”、“浪费国家财力”等罪名下被逮捕法办，参加研究的40余名科学家也全部被降薪并调转其他工作。后来，细菌研究工作曾一度中断。1929年，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设立防疫部、防疫学教室、防疫研究室，进行细菌学的教学和相关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陷入空前的经济危机，为摆脱国内矛盾，日本当局便将赌注押在对外侵略上。以田中义一为首的日本内阁制定了名为“满蒙分离主义”的肢解中国的对外国策，该国策得到了日本军部的积极响应。鉴于日本国土狭小，资源缺乏的现状，许多日本军人开始思考开发节省资源和能源的新式武器身为日本军医少佐的石井四郎提出将细菌学应用于军事，实施细菌战的计划。1927年6月至7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会议制订“积极”的对华政策，指出“满蒙”（指中国东北三省及蒙古地区）对日本“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一旦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受到损害，日本“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1928年4月至1930年4月，军医石井四郎身携军方给日本驻各国使馆、领事馆的密函，以访问交流军事医学为名，先后到欧美等20多个国家进行“考察”，刺探和搜集世界各国细菌战情报。归来后，向日本陆军中央极力鼓吹细菌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日本侵占了超过其国土面积3倍的中国东北大地，这为石井四郎的细菌战研究提供了理想而广阔的地域选择。石井四郎认为，细菌战针对的对象是人，与用动物做实验相比，用活人做实验更能提高研究精度。当时，霍乱、伤寒、炭疽等各种传染病菌的研究工作急需用活人做实验，石井四郎向参谋本部提出把细菌研究中心转移到刚刚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一是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实验工场，便于得到大量的非日籍的活体实验材料(无辜的战俘和平民)，能够充分满足实验的需要；二是细菌实验有着很大的风险性，一旦发生不可控制的细菌传染，可以将这种风险转嫁给当地；三是便于日军在侵华战争及对苏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四是为适应对苏作战需要，细菌实验也需要在寒冷地区进行。

1932年7月，日军在中国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镇秘密设立了细菌实验场，被称为“中马城”。1932年8月，在时任东京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兼东京近卫师团军医部长的小泉支持下，于日本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创立了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由石井四郎领导，开始研究细菌武器。

1932年12月，陆军省拨款20万日元。经小泉亲彦批准，从靠近军医学校的近卫骑兵团占用的土地中让给他们1.5万平方米，着手新建防疫研究室。1933年4月，开始施工，同年10月竣工。

名称来源

731部队全称满洲731部队（1941年8月使用此名），是日本侵略军细菌战制剂工厂的代号。为掩人耳目，先后叫过“加茂部队”（1933年）、“东乡部队”（1938年——1939年，此时的秘密番号为“满洲第六五九部队”，取名东乡部队是为了纪念石井四郎心中的偶像东乡平八郎）、“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1940年8月改组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同年12月2日创立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支队，平房地区设施成为总部）、“满洲二五二零二部队”（苏联攻克柏林后，为了掩人视线，于1945年5月更为此名）。

731部队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731部队把基地建在中国东北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区，建有占地300亩的大型细菌工厂。这一区域当时是傀儡政权满洲国的一部分。一些研究者认为超过10，000名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联军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另外，据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恶魔的饱食》中称，通过“特别输送”进入到731部队的“马路大”需要进行编号，而从1939年以后，进行了两轮编号，每一轮编号极限为1500，于是在抗战结束时，共计有3000人死于此。但是对于数量的多少还存在争议。日本投降前夕，匆忙撤退，为毁灭罪证将工厂炸毁，大批带菌动物逃出，给当地人民带来巨大灾难。

“731”在“背荫河时期”（1932~1934）有三个历史名称：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班”，而内部的秘密称呼是“加茂部队”或“东乡部队”。日本学者松村高夫在《战争与恶疫》一书中写道：“（1932年石井四郎）在哈尔滨东南约70公里的五常县背荫河的防疫班（东乡部队）开始了细菌战研究。”台湾学者藤井志津枝在《731部队———日本魔鬼的生化恐怖》一书中写道：“1932年，陆军省、参谋本部和关东军的军头听从石井的建议，首先在哈尔滨附近的背荫河设立‘关东军防疫班’，匿名是加茂部队……”据此可知，在背荫河时期“731”的公开名称是“关东军防疫班”；而其秘匿名称有两个：“加茂部队”和“东乡部队”。《恶魔的饱食》一书的作者森村诚一在他的书中也谈到，731部队老兵们告诉他当时有两个隐秘名称：加茂部队和东乡部队。关于“加茂部队”名称的来历，是由于“加茂”是石井四郎家乡的名称，而跟随石井到背荫河的人员大多是由石井从加茂招募而来。关于“东乡部队”名称的来历，是由于石井四郎的化名叫“东乡春一”（一说“东乡肇”），因石井崇拜日俄战争（1905年）中日军击败俄军的统帅东乡平八郎。在“平房时期”（1935~1945），731部队的对外名称先后为“关东军防疫部”和“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秘匿名称则为“石井部队”、“奈良部队”、“满洲第731部队”等。隆二在伯力法庭上曾供述：“该部队在成立初期是称为‘防疫部’，而在（1940年）改编后则称呼为‘防疫给水部’了。”另一次庭审中又供述：“1941年前，这部队还没有正式番号，只称呼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同时又叫做石井部队，因为日军中各个部队通常是按该部队长官姓氏来称呼的。1941年，关东军总司令下令全军所有各部队及机关都采用番号时，于是这部队就开始命名为第731部队。”“731部队”一名，1941年以后才开始使用。但现在的人们把日军任何时期的在哈尔滨的细菌战部队都称之为“731部队”。在日本，有的学者甚至把“731部队”用作“日本细菌战”的代名词。

关于“奈良部队”，这是731部队在1940~1942年间向华中地区派出的细菌战远征队的秘密名称。据当时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参谋井本雄男大佐的工作日志《井本日志》记载：731部队1940年9月至10月曾在浙江宁波一带实施细菌战；1941年11月4日曾在湖南常德实施细菌战；1942年7月至8月曾在浙赣铁路沿线一带地区实施细菌战。731部队在实施这三次细菌战时，都组织了一支远征队，由这支远征队与南京的1644部队配合去完成实施任务。这支远征队为什么被称为“奈良部队”曾在1940年参加过远征队到浙江实施细菌战的原731部队老兵石桥直方说：当时负责组织远征队的731部队总务部庶务课主任叫饭田奈良，于是就以“奈良”作为远征队的秘密代称。

东北选址

1932年8月，石井四郎和增田知贞等4名科研者、5名雇员来到中国东北地区考察。当时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的意见是将细菌部队建在牡丹江，但石井四郎一行人经过对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考察后，最后确定在哈尔滨，因为这里相对讲离苏联较近，依托哈尔滨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的交通之便，对生活也有保障。据《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记载：1932年8月11日至9月19日，石井四郎带领增田知贞、白川初太郎军医大尉等四名专家、五名雇员及佣人27名到东北各地考察，为细菌研究基地选址。为了保密，他们都穿陆军服，石井改姓“东乡”，白川改姓“黑川”。

建立基地

日军大本营批准了石井四郎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细菌研究基地的报告。1933年8月，在哈尔滨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中间地带的日军陆军医院南院设立细菌研究所，其附属细菌实验场设于距哈尔滨70公里外的五常背荫河镇，在背荫河车站附近建立了第一个细菌实验所。研究所作为背荫河实验场的本部，二者构成一个整体。出于保密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班”，其秘匿称呼为“加茂部队”，背荫河细菌实验场则称为“东乡部队”。

1933年春，石井部队开始强征劳工建房筑城墙。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这个占地达600平方米“兵营”就已建成。因有个叫中马的大尉管理这个“兵营”，人们就称它为“中马城”。背荫河村北有个拉林镇，镇上建有一座监狱，名为“小岛监狱”，“中马城”竣工后，小岛监狱连同600名犯人迁徙至此，称它为“东满大狱”。

人体实验

高墙围筑的“中马城”隐藏着惊天秘密。“中马城”的秘密是在其“监狱暴动”后被揭开的。至此，人们才明白，“中马城”是侵华日军建立的细菌战实验基地。从1933年“中马城”建成起，石井部队便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人体实验。“中马城”内的“东满大狱”关押着1000多人，每天都有数十人被用于做细菌实验，一边实验一边补充。

旧址迁移

1933年“中马城”建成之后，抗联队伍就得知那里关押着普通百姓、抗联战士和中共地下党的同志，于是派人前往侦察，并计划秘密袭击“中马城”。不料队伍在行军途中被日本守备队员发现，致使攻城计划未能实现。王子扬是抗联战士，进哈尔滨侦查时被日本人圈街抓到这里。他探知了日军在这里进行人体实验的实情。并在合适时机越狱成功。

1934年夏季的一天，“中马城”武器弹药库突然爆炸。原因不明，一说是日本人操作不慎引起爆炸;一说是抗联部队炸毁了日本的弹药库。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故，影响了石井四郎的“研究”和“保密”。他加强了警戒，一方面在“中马城”外围实行“并屯”政策，严密控制中国人；一方面加紧进行细菌实验活动。但他还是感到“中马城”的秘密已暴露无疑，于是做出了迁移“中马城”的决定。1934年他以“失火”为由，将“中马城”转移的报告递交给日军大本营，并很快得到批准。1935年，石井四郎下令炸毁房屋，拆除设备，将“中马城”设备部分运回日本，部分移至哈尔滨市里细菌研究所。

经日本军部批准，石井四郎决定将已暴露的细菌实验基地转移至哈尔滨的平房地区。1935年初，派人在平房地区圈占土地并测量。1936年开始营建，1938年6月主体建筑基本完工。1938年6月30日，为保守七三一部队秘密，关东军司令部颁布第1539号命令，石井部队正式移驻距哈尔滨20公里的平房地区，称为“满洲第 731部队”，将平房地区120平方公里划为特别军事区，核心区占地6.1平方公里。在这个庞大的特别军事区内，731部队的人员编制、占地面积，以及细菌生产量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成为二战期间世界上最大规模使用人体进行细菌武器实验和生产的基地。

部队改编

1933年2月15日，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奉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改编为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并将厂址由奉天（今沈阳）迁至“新京”（今长春），部队内的机构与人员也得到加强。1936年4月，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向陆军省建议将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强化”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并成为细菌战对策研究机关。经日本陆军省批准，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开始改编。8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与陆军省同时向天皇上奏“部队改编完成”。至此，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由于“东乡部队”用毒气、电流和冻伤拿活人做试验的“秘密”，被囚禁的“俘虏”了解。1934年中秋节，“囚犯”们乘日本卫兵喝酒喝得烂醉时，用酒瓶砸昏卫兵，夺取钥匙打开了牢房，举行暴动，其中有16人逃了出去。不久，中马城的火药库又发生了爆炸，设施遭到很大破坏。1936年春，石井四郎的细菌实验基地移到哈尔滨以南20公里的平房地区，面积约有6平方公里，营区内有150多栋楼房，其主楼“四方楼”面积达9200平方米。关东军强迫5000余名中国劳工、用了2年时间建成了这座杀人工厂。从1936年——1945年8月，有1.5万名中国劳工被强迫在此劳动，其中有5000多人死于营内非人的待遇。

1938年6月30日，关东军司令部发布了第1539号命令“关于在平房附近设立特别军事区域”，秘称“十七号军事基地”，分为甲号区域和乙号区域。甲号区域为特别控制区，以七三一部队和八三七二部队为中心，东南西北各向外扩展5千米区域，总面积32平方千米；乙号区域为一般控制区。

1940年，日军出于保密考虑，对侵华各路日军编设秘密的“通称号”，“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和“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分别获得了“满第100”“满第731”的秘密番号。1941年6月，改称“第731部队”。1941年8月，由北野政次少将（因其残忍足与石井相匹敌，而后晋升为中将）接替石井四郎继任731部队长。

投降逃跑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石井四郎等人为逃避罪责，命令部属杀死所有在押人员，炸毁研究设备和设施，销毁罪证，将大量资料带回日本，战后交与驻日美军第二参谋部。由于受到驻日美军的庇护，731部队的罪行长期未能公诸于世。

部队解散

石井四郎想要在太平洋冲突后的1944年5月使用化学武器，但是他的企图由于计划不周和联盟国的干涉而多次被挫败。当战争会很快结束的形势变得明朗时，石井下令摧毁那些设备设施，并告诉他的部下“把秘密带进坟墓”。他的日本军队在战争的最后的日子里集合起来销毁他们进行人体试验的证据，包括毒杀400名在押的“马路大”并焚烧；还故意地放出所有感染瘟疫的动物。美国相信这些研究数据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因为联盟国从未进行过这种类型的人体试验。同时，美国不希望任何其他国，特别是苏联得到这些数据用于研究生物武器。因此，作为获得这些数据的交换，美国不以战争罪起诉731部队的军官。1949年12月，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战犯审判法庭对731部队的战犯进行了审判。许多前731部队的成员都加入了日本医疗组织。DrKatanoMasaji领导了日本最大的制药公司，绿十字。其他成员或领导医学院校，或为日本厚生省工作。

部队组成

主要成员

历任队长

731部队是日军陆军产下的恶魔部队。他们把生物学和医学转用为武器，并实施国际法上禁止的细菌战。队员们对自己的经历严守秘密，其中许多人隐姓埋名地生活着。

日本关东军。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二年七月由石井四郎中将为部队长，一九四二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北野政次少将接任部队长，一九四五年三月到同年八月石井四郎又重任部队长。它的直属各个部以及各个支队都配备佐级军官负责，对一些重要部门都配备了少将级军官负责。

部队规模

第731部队组建时的编制大约是300人，1940年扩大到3000人，到临近日本投降时增加到5000余人。其中医师和研究者占10%左右，技术后援人员占15%，余者为使用细菌武器的战斗人员等。第731部队本部下辖八个部：

第一部是研究部主要从事鼠疫、霍乱、副伤寒、赤痢、炭疽等病毒的研究，并用活人做实验。据此特负责管理关押400人的秘密监狱；第二部是实验部，主要进行有关细菌炸弹的开发和测试，并负责培育和繁殖供散布瘟疫的寄生虫，如跳蚤、田鼠等；第三部是名为防疫给水部，主要负责医院管理和净水处理，实际上是被分配制造细菌炸弹，地点设在哈尔滨市内；第四部负责管理生产病原菌的设备和储存与保养随时生产出来的细菌；第五部即教育部，负责731部队新队员的培训。其成员经常是按例定期从日本本土调到平房或各支队的，石井四郎在平房基地为日本培养了数千名细菌战干部；第六部为总务部，负责平房设施的事务。第七部为资材部，主要制造细菌炸弹，同时负责准备和保管材料，包括制造病原菌必不可少的琼脂。第八部为诊疗部，负责731部队队员的一般疾病的治疗，它相当于平房的医务所。

部队设备

731部队的设施，是在关东军司令部的直接监督下，经关东军指定的设计公司，经过特殊设计，由军队的御用企业施工建成的。这在当时日本陆军营区的设计中实属罕见，采用德国秘密场所的设计方法,被称为“特殊设计的最奢侈营区”。

第731部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研究设备，包括4个制造细菌培养基的容积各1吨的大罐，14个培养基灭菌用的生物压力锅（即自闭缸,每个自闭缸一次可容纳细菌培养器30个），及可收纳100个细菌培养器的2个冷库等。原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少将在伯力军事法庭供认：该部可以“每月制造300公斤鼠疫菌，500—600公斤炭疽菌，或800—900公斤的伤寒、副伤寒、赤痢菌，或1000公斤霍乱菌。

对游者开放的建筑物中的一座731基地占地6平方公里，由150多幢建筑组成。设施经过很精心的设计，使得其很难被摧毁。一些731的周边设施仍保存，并开发给游客参观。

基地包括各种各样的生产设施。有约4，500个培养跳蚤的容器，6个巨大的制造各种化学制品的锅炉，以及约1，800容器用于生产生物战剂。几天内就可以成产出大约30克腺鼠疫。

数十吨的这些生物武器（以及一些化学武器）在整个战争期间被存放于中国东北的许多地方。解散后日本试图销毁每一个证据，无论如何这都不会成功，依然还有许多证物遗留。有时候对中国的平民还有伤害，特别是在2003年9月，29名在黑龙江一栋建筑物的工作人员无意地挖掘到了埋藏在地下超过有50年历史的化学武器的弹壳，因受其损害而被送往医院治疗。

旗下部队

本部支队

部队罪迹

动植物实验

七三一部队饲养着各种各类的动物的罪恶目的，就是在研究和制造残杀人类和牲畜的传染病菌，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七三一部队里设有两个特别班，一个是管理监狱的，一个是饲养动物的。可见，它和对外绝密的“特设监狱”一样，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此，石井四郎安插他的三哥石井三男担任班长。畜牧技师出身的石井三男，是佩带红刀带的佐官。

石井特别饲养班，设有事务所，是一幢三室的平顶砖瓦房。在动物舍群中,设有马厩3-4栋，马的存栏数约有120匹，此外在露天马圈里还栓有东北当地马4-5匹和朝鲜马40余匹，猪、羊舍一栋，内养猪80头和羊4-5只，猴、江猪舍一栋，猴子12只，江猪数十只，鼠舍一栋，分别饲养着白鼠和黄鼠数千只;在搭设的牛圈、骆驼圈、狗圈和鸡舍里，分别饲养着牛10多头、骆驼13头、狗20条，还养有数百只鸡以及、鹿、白麻雀、驴、骡等动物。

各种动物的来源，有的是从各地运进的，例如骆驼、驴.马、猴子等。白鼠就是从日本专程运来的。由于它供不应求，七三部队便极力从中国东北各种鼠中寻找代替日本白鼠的鼠种。当他们通过研究得知黄鼠是一种有效的传染细菌的动物以后，一面出动大批人马进行捕捉，一面组织专业人员进行大力繁殖。

田中班设在四方楼三层的东侧，是第一部的昆虫研究班。在四方楼东北约1000米远的一座单独的大院里，四周修筑了一人多高的砖围墙，设有西、南两门。这个大院，是培殖各种昆虫的分部，也叫做“田中研究室”。这个院套很大，除了三大栋房舍之外”其余的地方却是大片空场。到了夏季，院内杂草丛生。日本人决定抽调劳工吴邦富等人把落草割倒。割草时，日本人寸步不离地监视着，不准劳工四处乱看，必须低头干活。吴邦富趁日本监工不大注意时，偷偷地往一个大房子里看，屋里摆放着数不清的铁丝笼子，笼子里装的是红眼老鼠。后来才知道这是田中班的昆虫动物舍，是专门研究和培殖跳蚤、虱子、臭虫、苍蝇、蚊子等昆虫动物的。这个班的头目是田中技师。

人体实验

人体实验是731部队细菌实验手段中最惨无人道的方式，成为731部队各种暴行中最令人发指的部分。731部队主要以健康活人在实验室和野外进行细菌实验，通过注射、植入细菌和活体解剖等手段来观察和记录各个阶段的变化数据，最终形成实验报告。此外，731部队还进行过大量出于其他医学和军事目的的人体实验，如冻伤实验和毒气实验等。这种人体实验被石井四郎称为是731部队“秘密中的秘密”。

七三一部队将人体实验的受试者称为“马路大”，“马路大”意为“圆木”，即“人体实验材料”。每个受试者都被编上一个三位数的号码代替其姓名，成为各种活体实验的“材料”。“马路大”是被作为活体实验的“材料”。被关东军逮捕的爱国者们，遭受非人的待遇。仅仅是被当做一块圆木头来使用“马路大”。由于是“马路大”，也就无须有人的姓名。凡是送往七三一部队的“马路大”，每个人都编上一个三位数字的号码。然后按编号分给前面谈到的各个班，归各班所有。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他们把“马路大”当做进行活体实验的“材料”来使用。

七三一部队的人体细菌实验分三个环节：人体染菌观测、活体解剖检测和病理解剖诊断。人体染菌观测和病理解剖诊断是常规的，用于大部分被实验者;活体解剖检测是最残忍的，用于部分被实验者，以求特别验证。

1.人体染菌观测

人为使被实验者感染病菌，然后观测记录人体的病变，包括抽血、胆汁等获取实验数据。有的不予治疗，残忍地看着被实验者慢慢死亡;有的给予治疗，观察治疗效果，观察人体抵抗力和药物抵抗力对此种细菌的作用。一旦治愈，被实验者将面临下一次实验，直至死亡。

2.活体解剖检测

七三一部队将活人人体感染细菌的病变部位切下来，以便观察、记录、绘图，获取更准确的科学数据。对活人进行解剖，有时甚至不用麻药，可谓残忍至极。细菌培养是活体解剖的又一目的。细菌在人体中繁殖几代后，毒性会有效提高。利用人体培养细菌，包括增强细菌毒力，是七三一部队人体细菌实验的大项目。

3.病理解剖

病理解剖是对细菌感染致死的被实验者进行尸体解剖，由军医们将死者的头、膀子、腿割下，由其他人再分别进行解剖，研究细菌的作用，以求对病变情况做最后的诊断。

效力实验是对各种致命细菌的效能进行检验，实验方法主要有比较实验、分类实验、超声波菌苗实验、注射和植入细菌实验及活体解剖等。731部队用于人体实验的方法有50多种。731部队进行细菌效力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筛选出效力强的毒菌，效力强包括毒性强、坚韧性强、适应性强。由此，731部队随之开展了毒力实验、坚韧力实验和适应性实验等一系列的细菌研究实验。毒力实验是731部队最基础的、也是最大量的实验。目的是了解和掌握各种细菌对人体或牲畜、植物的毒害能力。731部队经过大量人体细菌效力实验，筛选出了效力强的毒菌，确认可以作为细菌武器的细菌战剂是：鼠疫、霍乱、炭疽等病菌，并将鼠疫菌作为首选细菌战剂。

731部队采用多种方法在活人身上进行各种实验，他们在一个人身上或使用一种方法，或兼用几种方法，主要有菌液注射、口服染菌食品、比较实验等。其手段残忍，直到致人死亡，肢解尸体，焚化灭迹。

日本军医把带菌溶液或注入“马路大”的血管里，或皮下注射，而后观察被细菌感染者的病情变化。

把实验用的细菌掺入饭食、饮料、水里或注入瓜果、蔬菜里，对被实验者强迫灌服或让人误食，以观察各类细菌的效能。

731部队军医在被实验者身上交叉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细菌实验。他们把这些“实验材料”分成若干组，或在每组人的身上使用的细菌菌液剂量不同，注射的次数不同;或分别使用注射、灌服、埋入等方法，以观察其结果，写出比较表。

731部队通过人体染菌观测、活体解剖检测和病理解剖诊断来研究细菌最佳传染途径。人体染菌观测和病理解剖诊断是常规方法，用于大部分被实验者;活体解剖检测最为残忍，用于部分被实验者。

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要经过临床观察、解剖观察、病理观察这3个阶段。人体解剖观察，一般是人感染细菌患病死亡后解剖尸体。而为了人在感染后内脏的变化，活体解剖是最直接的方式，为保证标本的准确性，则不实施任何麻醉直接进行解剖，也包括孕妇和儿童。石川大刀雄丸是731部队病理研究班长、解剖技师。在刚刚来731部队的时候，他还以为是用尸体解剖，可是在实际中他却多次频繁地进行了活体解剖。胡桃泽正邦是731部队的第一部人体解剖技师，他曾讲述讲述了一次解剖实验：“解剖一名已经怀孕的中国妇女，解剖前，那名妇女求我放过她的孩子，可是我却进行了实验。”

731部队通过人体实验，得到大量真实可信的实验数据，以此为基础资料形成了专业的《人体实验报告书》。战后以这些实验资料作为免责条件与美国进行了秘密交易。这些报告书是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重要证据，可同黑龙江省档案馆和吉林省档案馆发现的特别移送档案互为佐证。

731部队有3座焚尸炉，一座位于“四方楼”西北角，主要是焚化被细菌实验致死的人的尸体;一座位于北岗上，以焚化动物尸体为主，偶尔也焚化人的尸体;一座位于原“八木班”的农田里，日本人死后在这里焚化。

野外实验

在实验室条件下，对人进行的各种实验的同时，731部队还使用一部分“实验材料”在野外进行实验。这种实验由731部队第二部在最接近于战斗环境的条件下，组织实施进行。该部队在东北有固定的野外实验场地，主要有安达特别实验靶场、城子沟、佳木斯、陶赖昭等地设置的实验场。另外，还有一些临时实验场，在东北山区及呼伦贝尔草原等地都进行过野外实验。在野外实验中，731部队既使用细菌、病毒，也使用毒气，大规模地杀害“马路大”及无辜的平民百姓。

特别输送

日本宪兵队机关和伪满当局根据七三一部队的要求，经常把华中、东北各地的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秘密地押送到七三一部队，供细菌试验之用。被押送的人大多数是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苏联红军、地下工作者和反满抗日的工人、教员、学生、还有所谓的政治嫌疑犯。在运送期间，恐怕暴露罪恶的秘密，日本宪兵队官方给被押送人员规定了一个专用名词：“特殊材料”“特别输送”。据日本宪兵署的文件记载，自从一九三九年起，就有“特别输送俘虏”之事。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城仓少将于一九三九年发布过将三十名俘虏“特别输送”到石井部队的第二二四号命令。

命令中明确规定：“第二批特殊运送人员约九十名除留下六十名送达目的地外，其余诸人在到达哈尔滨时即交付石井部队长”。并要求“须事先将应交付石井部队的人员区分开来，以免在交付时发生延误”。还要求“哈尔滨宪兵队长须与石井部队长取得密切联系，保证在哈尔滨站及以后途中竭力防止外国侦探，并采取必要监督办法。”

防疫给水研究

1932年，石井四郎发明了滤水器，并取得国家专利。“帝国医疗株式社会”从陆军那里接受订货，大量生产石井式滤水器。为了推行这种滤水器，石井四郎曾在参谋本部进行宣传，让参谋集合起来，他用滤水器将参谋本部前的池水加以过滤，自己当场喝下，证明没有细菌。七三一部队迁到平房以后，由三部负责防疫给水的研究和生产滤水器，并多次进行防疫给水演习。在诺门罕战争中，731部队派出防疫给水班直接参加了战场上的防疫给水。

七三一部队设第三部负责防疫给水研究和滤水器制造等，又被称为“防疫给水部”，设在哈尔滨市南岗。第三部协同第四部、资材部共同完成细菌武器生产。第四部负责细菌武器生产，第三部负责弹壳制造，资材部负责细菌弹安装。

远征队

1940年7月，七三一部队组织了第一批远征队到宁波。他们备有七十公斤伤寒菌和五十公斤霍乱菌，此外还备有五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把这些菌分别装进投撒器里，投入蓄水池和居民区，使上海以南的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和其它传染病。据日本细菌战犯柄择供认，是他奉命将这些细菌装在特别装置物内，由远征队带走的。

这次秘密远征行动持续了将近四个月，同年十月四日，他们用同样的手段，将麦粒、粟子等物撒在衡县境内，三十八天以后发生了鼠疫，使二十二人死亡。十月二十二日，在古井四郎亲自指挥下，又在宁波上空投下麦子、棉花等物，一星期后发现了一个鼠疫患者，以后陆续发现有九十九名鼠疫患者，其中九十七人死亡。十一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七三一部队的专用飞机飞入金化县，撒布白色烟雾状的东西，落地后变成淡黄色颗粒，遇水即溶化，经化验认定为鼠疫菌。此后不久，在金化附近的东阳、义乌、兰溪等县都有鼠疫发生。东阳县鼠疫传染九十四人，死亡九十二人;义乌县鼠疫传染三百零八人，死亡等二百五十七人;兰溪县鼠疫传染三十六人，死亡十二人。

七三一部队远征队的这次行动，给宁波地区带来鼠疫隐患。仅衡州县为例，从一九四一年四月和以后的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全县曾发生三次鼠疫、受鼠疫传染而死亡的有二百零一人。

非人手段

历史数据

据原第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在1949年12月伯力军事法庭供认：“731部队每年因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的囚犯人数不下600人。”仅他本人1941年至1945年的5年任职期间，被用作人体实验而杀害的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和蒙古人等，至少在3000名以上。1932年至1940年，按每年600人的保守数字计算，应是5400人左右。这样，第731部队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用于细菌、毒气实验而杀害的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和蒙古人等，应不少于8400人。确切的数字以官方最新消息为准。可以说，第731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建立的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生物武器试验基地，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支细菌战部队。

中马城”是侵华日军建立的细菌战实验基地。从1933年“中马城”建成起，石井部队便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人体实验。“中马城”内的“东满大狱”关押着1000多人，每天都有数十人被用于做细菌实验，一边实验一边补充。1985年，日本《每日朝闻》披露了关东军副参谋长远藤三郎的日记，他在视察背荫河细菌战实验基地时曾亲眼目睹并记录了石井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情况：“1933年11月16日,星期四，晴朗。午前8点半，同安达大佐、立花中佐一起到交通中队(日军对中马城的代称)内的实验场视察实验情况，按第二班担当毒气、毒液实验和第一班负责电气实验的分工，分别各用两名“共匪”进行实验。对一名被实验者用光气（炭酰氯）进行毒气实验，5分钟后，被实验者肺部开始发炎，但他还活着。然后对他进行了氰化钾注射，20分钟后，这名被实验者失去了意识。接着又对其进行了数次20000伏高压的电击，但仍没完全致其死亡，最后用注射的方法把他杀死。对第二名被实验者进行了数次5000伏高压的电击，发现被实验者并没有死去。这之后又连续通电数分钟，这才将他杀死。”

细菌战

为了开发研制细菌武器，731部队专门设置了细菌研究部、细菌实验部和细菌生产部，下设各种研究班。通过细菌研究、人体实验、动物实验、植物实验和野外实验来研制细菌武器及实验细菌武器效能。此外，为适应对苏联作战需要，还进行了冻伤实验、毒气实验和防疫给水研究。731部队拥有大批培殖和生产细菌的仪器设备，具备独立培育生产各类细菌的能力。

1939年，日军在诺门罕同苏蒙军队的战役中首次实施细菌战。此后又分别于1940年、1941年和1942年，在我国浙江宁波、湖南常德和江西等地区针对平民发动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以1940年宁波细菌战为例，当时的死亡率竟高达98.2%。战后的推算数据显示，中国地区日军细菌战的受害人数超700余万，死亡约2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还试图将细菌战的“魔爪”伸向苏、美和东南亚其他国家。

罪证交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石井四郎用其残杀万余人类生命得来的细菌杀人方法的资料数据通过麦克阿瑟牵线与美国总统杜鲁门进行了阴谋交易，逃避了战争法庭的审判和人类良知与道义的责任。

1945年9月，美国派德特里克堡基地（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前身）的细菌战专家桑德斯调查日本细菌战有关情况。此后几年，美国又陆续派出了汤普森、费尔等人，与包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在内的731部队主要成员进行接触，了解细菌战。在美军情报部门的协调下，1946年1月9日北野政次被引渡回日本。北野政次回到日本后，2月6日接受美军关于细菌战的调查。1947年4月1日，北野政次向美军提交了一份17页的笔供。

1947年9月，美国国务院向当时美国驻日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作出指示，为了获取石井等人掌握的细菌实验资料，可以“不追究石井及其同伙的战争犯罪责任。”1947年10月至11月，美国细菌战权威爱德温?希尔博士赴日，在日本对20名以上的细菌战专家进行了调查讯问，获得了许多重要资料，如8000多张病理解剖的幻灯片;有关鼠疫、炭疽、鼻疽的解剖报告等。到1948年11月东京审判结束的几年间，美日之间达成了秘密交易。

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战犯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面的数据，并为此支付了25万日元。这些数据和资料，包括大量731部队的实验报告书，以及8000多张有关用细菌武器作活人试验和活人解剖的病理学标本和幻灯片等。档案显示，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鼻疽菌、炭疽菌和鼠疫菌实验报告的封面，都有“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战实验室化学部队研究与开发部”的字样。为了获取生物实验数据，美国包庇二战战犯，向世界隐瞒石井四郎以及731部队的滔天罪恶。

罪行揭露

1946年8月29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美国法官沙顿宣读《南京地方法院监察处关于敌人罪行的调查报道》，其中提到：“敌方多摩部队把擒获的平民运到医学实验室去实验传染血清的效能。这个部队是最秘密的组织之一，该部队所杀害的人数是无法确认查明的。”

1949年12月底，苏联在其远东滨海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城）设立军事法庭，对日军12名细菌战罪犯进行审判。庭上，原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隆笃、侵华日军第100部队技术骨干平樱全作、三友一男等战犯供认了侵华日军第100部队从事细菌武器研制与量产，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事实，揭开了这支企图隐藏踪迹的“恶魔”的神秘面纱。庭上，曾担任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的川岛清供认，731部队因实验而杀害的中国、朝鲜、苏联等国军民不下3000人。这份庭审录音，时长为22小时5分57秒，一直保存于俄罗斯国家录音档案馆。2018年5月7日，来自俄罗斯国立录音档案馆的伯力审判录音档案正式被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收藏。这份录音档案长达22个小时多，通过战犯的供述揭露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第100部队的细菌战罪行。

1950年，苏联公开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同时指责美国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包庇。

1956年4月25日，中国在沈阳成立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侵华日军战犯中的36名首要分子进行了公开审判。其中包括731细菌部队林口162支队的榊原秀夫，还有11名将抗日志士秘密送往731细菌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关东军宪兵及特高科特务。他们在庭审中供认的罪行，也是731部队罪恶历史的另一份证据。

1981年秋，一位叫约翰·W·鲍威尔的美国记者在《原子能科学家公报》旬刊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那段被隐瞒的历史章节是一桩肮脏的交易：石井四郎为首的731部队，以向美国提供细菌战资料为条件，逃过了东京审判。

1983年，731部队在中国做人体试验的两份“实验报告”在旧书摊上被发现；1986年，731部队《关于冻伤的试验报告》被发现，此外还有一些参与者的日记在日本国内被陆续公开，比如《井本日记》、《金原摘录》、《真田日记》等。

2000年8月8日，位于哈尔滨平房区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被第一次正式发掘。挖出了一台比较完整的高压灭菌锅炉残体。根据原731部队成员在伯力审判中的证词，这些锅炉是用来大规模制造细菌的。锅炉的发现，让这段证词和证物完全吻合。

2001年和2007年，由于国际社会和国内学界的压力，美国分批次对部分“731档案”进行了解密。解密后的档案被分别存放在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和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2011年，哈尔滨市社科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彦君赴美国国会图书馆科学技术商务部档案室查阅了这批美国解密的档案。其中最核心的资料，是731部队成员撰写的解剖报告书。其中共有三个报告：即炭疽菌报告“A报告”，鼻疽菌报告“G报告”，鼠疫菌报告“Q报告”。这三份报告是731部队同美军进行秘密交易的核心资料的一部分，是能够证明731部队进行人体试验细菌感染的直接证据，填补了国内所藏资料的空白。

2002年8月27日，在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奔波两国收集证据，数次上诉、败诉、再上诉的努力中，东京地方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定了日本政府在中国研制细菌武器及实施细菌战的事实。731部队长期被掩盖的历史真相，终于在法律层面获得了认定。

2014年，黑龙江省文物部门以“四方楼”为重点，再次对731部队遗址进行了发掘。经过这次发掘，中国考古人员“挖”出了“四方楼”的全貌。该区域位于731部队遗址核心区南部中央，总占地面积超过15000平方米，由细菌实验室、特设监狱、中心走廊及四个庭院构成。

2015年3月13日，旨在揭露二战时期日军731部队罪行的“医学犯罪展”在位于日本京都的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展出。展览详细介绍了731部队为了进行细菌战、研究武器性能等对殖民地人民实施的惨无人道的活体试验，同时还介绍了战时及战后日本医学的进程。

2017年9月，胥金和写出上万字回忆录，记录自己少年时被骗入日军731部队下属工厂的经历。胥金16岁被骗入日军731部队下属工厂，三个手指被截断后逃出。

2018年4月，日本滋贺医科大学名誉教授西山胜夫在记者会上透露，国立公文书馆（相当于国家档案馆）公开了记载被认为战时在中国反复进行“人体实验”的原日军731部队队员等3607人的实名名簿。西山胜夫称：“几乎所有队员的实名被披露尚属首次。为了对研究发挥作用，今后将公布在网页上。”此次公开的是以731部队为中心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留守名簿”。该名簿制成于1945年1月1日，记载52名军医、49名技师、38名女护士、1117名卫生兵等的实名、级别和联系方式。该名簿自2015年起被请求公开，最初几乎全部被涂黑，但经过交涉，今年1月除部分联系方式外，名簿的几乎全部内容得到公开。

2018年8月和2019年1月，日本NHK电视台两次播放揭露731部队真相的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详细呈现了731部队当年在中国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和活人人体试验的种种罪行，而且首次公布了原731部队成员长达20个小时的认罪录音。

2020年6月19日，日本学者公布一份二战后的政府公文，据称首次证实了日军731部队曾生产细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滋贺医科大学名誉教授西山胜夫等人此前一直在对“731部队”展开调查，发现了这份战后由日本政府制作的有关公文，首次证实731部队支部曾生产细菌。西山表示：“文件中还包括前731部队成员的证言，在验证历史上意义深远。”据悉，这份公文是1950-1951年期间制作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部队概况”，由西山胜夫等人于去年（2019年）在日本国立公文馆发现。从公文中可以看出，731部队由本部和五个支部组成，各个组织机构也得到了证实。关于大连支部，文书记述道：“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主要负责细菌的研究以及生产”。另外，关于林口、牡丹江、孙吴、海拉尔四个支部，文书也记载了队员的姓名、阶级、籍贯等。除各支部的变迁表外，还在地图上标注了战败前后各支部部队行动的详细动向。

2021年6月10日，记者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了解到，由该馆研究员杨彦君主编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留守名簿》《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复七名簿》等3部5册档案文献集出版发行，这1400余页首次公布的核心档案详细记录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和一八五五部队的总体规模、职级军阶、人员构成等详细信息。

2021年8月15日，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6周年之际，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一批和北野政次相关的文件和档案，以及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文件档案以及研究成果进一步确认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罪证。

2021年8月16日（当地时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解密了一批二战时期的秘密文件，其中讲述了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利用活人做细菌武器试验的细节。文件中介绍，被日军用来做人体试验的对象有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这些人均因所谓的抵抗日军的活动被捕，且大部分人是在意识清醒的状态下被进行细菌武器试验的，最终备受折磨而死亡。文件中还有苏联对最后一任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的审讯笔录，其本人亲口承认了731部队用这些人进行过人体试验。据解密的文件显示，日本731部队和100部队利用这些抓捕来的实验对象进行了人体感染鼠疫、炭疽病、霍乱、伤寒和气坏疽等致病细菌的实验，造成大部分实验对象死亡。没有死亡的对象也会进行二次实验，最终难逃死亡的命运。历史文档中还显示，日军在感染病菌的实验对象活着的时候，对其器官进行解刨切除，以观察器官受损情况。据前731部队成员回忆，在该部队的实验室内共有将近3000名实验对象死亡。此外，这批文件中还公布了1944年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公布的《特勤局指南》，其中载有审问战俘的各类主要流程，以及关东军企图于战争后期使用细菌武器来进行战争的具体计划等历史文件。

2021年9月，俄联邦安全局首次公开了原苏联远东军区军事法院1945年至1949年对日本关东军末任司令山田乙三的审讯笔录及相关档案，再一次揭露了日军731细菌部队在中国开展人体实验，以及1944年企图用细菌炸弹挽回败局的滔天罪行。

2022年8月，位于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对外公布了一份重要史料，包括414名成员的真实姓名和个人信息，记录的正是孙先生口中的侵华日军516部队。孙先生说，起初他并不了解侵华日军的毒气部队，看到中国出现的日军毒气部队的资料，才意识到自己手上这几件物品的历史意义。

2022年9月，侵华日军罪行再现铁证。731部队“魔鬼兄弟”日军毒气部队罪证首次公开。韩国收藏家孙先生，向总台记者展示了自己家里已收藏近80年的一个木盒。盒盖打开，有一排6个炮弹模样的金属物体，透过正面的玻璃，能够清晰看到内部不同颜色的固体和液体。孙先生推断，这是一盒侵华日军当年在中国使用的“毒气弹”，纸上可以看到日军主要使用的几种，表格上还标出了当时制造这些“毒气弹”的工厂地点。木盒是上世纪40年代他的爷爷从中国东北地区辗转获得的。爷爷从小生活在中国，目睹了中韩人民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遭受蹂躏。为了记录这段历史，爷爷从那时起就搜集大量文献、资料以及实物，保留下了日军侵略的历史证据，这盒“毒气弹”就是其中之一。1945年日本投降后，这个木盒被爷爷从中国带回韩国，此后便一直藏在家里。在孙先生小时候，爷爷和父亲就告诉他，不能碰这个木盒。家人非常小心地把木盒保存。除了木盒，孙先生还珍藏有一本1941年由朝鲜国防化学协会理事植村雄吉编写的秘密资料《毒气防护讲习会参考资料》。这本资料首页的一览表，详细列出了各种毒气的性状以及防护措施等，包括光气、芥子气、路易氏剂等剧毒化学物质。

想了解侵华日军如何在中国实施毒气战，要从侵华日军一支代号为516的神秘部队说起。这支部队是731部队的“魔鬼兄弟”，专门从事剧毒化学武器的研制等工作，侵华期间还曾多次针对中国人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毒气实验，导致大量民众死伤。

2022年12月，在第九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简称“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改陈工程完工，2万余件(页)新文物、新档案、新史料首次展出。专家表示，这些新展出的罪证为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增添新铁证，使证据链条更加完备。

2023年1月29日，日本长野县饭田市市民团体当天举行会议，要求当地和平纪念馆公开展示有关731部队罪行的证言。

2023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与日本历史研究学者松野诚也合作，面向社会公开了一份新发现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相关档案资料。这份名为《编制（编制修改）详报》的档案资料由关东军司令部于1940年制作，现存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该档案共包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军官高级文官职员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判任文官同待遇者职员表》等资料，其中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的职员表中，包含了731部队内部各部门名称以及职员姓名。

2023年8月5日，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举办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学术研讨会上，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首次公布《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原簿》。这份档案对于全面认知日军陆军病院的整体形态、业务流程，深化日军陆军病院参与活体解剖犯罪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份档案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举办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陈列展上展出。

这是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举办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陈列展上展出的《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原簿》（影印件）。

2023年9月3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军医协同犯罪”问题研究又有新发现，此次发现的《关东陆军病院将校高等文官职员表》《关东陆军病院判任文官及相同待遇者职员表》两份档案共有6页，现保存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与日本历史学者松野诚也合作，取得了该档案影印版，档案上印有“军事机密”字样，两份职员表是1940年8月19日编制完成，记载了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大连陆军病院、奉天陆军病院、牡丹江第一陆军病院等24座陆军病院的高等官职员名单。据档案资料显示，哈尔滨陆军第一病院曾于1940年10月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一同进行新京（今长春）农安鼠疫“防疫”工作。据档案显示：在1940年8月19日改编过程中，侵华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拥有高等官编制35人，在岗在编30人，缺岗5人，是这份档案中所记载的24座陆军病院中高等文官人数最多的一座病院。其中，院长是军医少将，其余由大佐、中佐、少佐、大尉、中尉、少尉等组成，基本上勾勒了侵华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编制设置及人员构成的整体形态，是深化侵华日军哈尔滨第一陆军病院的整体形态与机构编制问题研究的核心资料。

2023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92周年之际，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最新发现的重要史料——侵华日军军医将校名簿。

2024年，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了一份新近研究发现的档案资料——《731部队本部身上申告书》。这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后，少数未跟随部队整体撤离回国的731成员留下的“个人信息登记表”。日本民间团体“探明军医学校旧址所发现人骨问题会”表示，基于此前向厚生劳动省请求公开的资料文件，该团体认证了多个历史证词，认为1989年7月在东京新宿原陆军军医学校旧址发现的人骨与日军731部队存在关联。1989年7月22日，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现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建设施工现场发现大量人骨，总体数量为超100人规模，目前仍存放在国立感染症研究所所属园区内。此地曾为原陆军军医学校旧址。日本政府此前一直声称“人骨来源不明”。厚生劳动省2001年发布的报告称人骨为标本，但同时称，因有“否定与731部队有关”“否定人骨由日本国外而来”等证词，故“无法明确人骨来源”。日本市民团体此前曾要求厚生劳动省公开陆军军医相关人员调查记录。

2024年5月，侵华日军731部队新罪证公布，标本室“惨不忍睹”，日本少年士兵也被用来做实验。

2024年7月6日，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7周年，进一步揭露731部队反人类暴行，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人民政府联合公布了731部队林口162支部《身上申告书》。1940年12月2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中国东北为731部队设立了四个支队，分别位于林口、海林、孙吴和海拉尔。其中，林口162支部是最大的一个支队，其机构设置、人员配置及编制构成，同731部队基本保持一致，是一支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细菌部队。二战结束后，该支队来不及跟随731本部整建制撤回日本，其成员以个人为单位回到日本后，按照要求填写了“个人情况登记表”，也就是本次公布的《身上申告书》。该档案原存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经多次沟通交涉，于2022年征集回国，经系统整理与研究后，正式对外公开。《162支部身上申告书》共177页，记载了140位162支部成员的基本信息，清晰呈现了登记者从入伍到败退回国前的活动轨迹。从中，研究人员发现了162支部配合731部队进行鼠疫实验的证据。该支部卫生伍长上野滋的《身上申告书》显示：1945年4月，他在佳木斯等地完成“捕鼠作业”。

《井本日志》是吉见义明1993年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的。《井本日志》是井本熊男在中国派遣军作战课和参谋本部作战课时期写下的作战机密，日志中记载1941年11月4日，侵华日军731部队航空班的增田美保把36公斤的“粟”投撒到常德。“粟”是鼠疫跳蚤的代号，36公斤鼠疫跳蚤被麦粒、谷子、高粱、破棉絮、烂布条裹挟着，在常德着陆。

2024年7月6日，日本民间团体在东京市区举行纪录片放映会，向日本民众揭露侵华日军731部队等战争罪行的真相，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以史为鉴。

2024年8月12日，94岁的清水英男在人民日报发文《历史事实不容掩盖》，揭露侵华日军罪行，向受到伤害的中国人民表达最深切的歉意，也希望唤起更多人的反思和警醒，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2024年8月13日上午，原侵华日军731部队成员清水英男一行来到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进行指认谢罪。

2024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93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与日本学者松野诚也联合发布了一份最新发现的史料文献《陆军高等文官名簿陆军书记官陆军技师》。《陆军高等文官名簿陆军书记官陆军技师》发现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由日本陆军复员课在1945年编制完成，共267页，详细记载了从1944年2月至1945年8月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技师”基本资料，总计100人。其中，包括731部队57名，100部队16人，1644部队11名，9420部队9名，1855部队7名，对其上任时间、晋升履历、出身大学、取得成绩等有明确记载。

罪行展出

2015年3月13日至15日，旨在揭露二战时期日军731部队罪行的“医学犯罪展”在位于日本京都的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展出。展览详细介绍了731部队为了进行细菌战、研究武器性能等对殖民地人民实施的惨无人道的活体试验，同时还介绍了战时及战后日本医学的进程。为了让展览内容通俗易懂，主办方尽量减少文字叙述，在图表和历史照片上下功夫，中间还穿插了多位日本军医及受害人的证言细节。

京都大学医学部临床教授吉中丈志表示，展览内容已被翻译成英文、中文、韩文等多种语言，希望让更多人了解731部队的犯罪事实。

哈尔滨平房区经过近两年的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后，共确定可移动文物5378件，多数与“731”部队有关。经鉴定，其中436件为珍贵文物，这为揭露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行再添新证。通过此次文物鉴定，“731”罪证陈列馆藏珍贵文物由原来的207件现已升至643件，这些新增的珍贵文物是揭露日军罪行的有力证据，将在“731”罪证陈列馆新馆进行展出。

这些珍贵文物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731”部队在进行细菌武器实验研究时使用器物，主要是1945年以后在平房“731”遗址废墟和哈尔滨其他日军营区遗址采集的文物；另一类是关东军其他部队使用的设备和装备。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黑龙江省林口县政府7月6日联合公布731部队林口162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进一步揭露731部队反人类暴行。

二战期间，日本建立以731部队为主的细菌战网络体系。1940年12月2日，731部队4个支部成立，分别位于林口、海林、孙吴和海拉尔。林口支部又被称为“满洲第162部队”“林口162支部”，定员125人，人员最多时达280人，是731部队最大的一个支部，也是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细菌部队。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士成介绍，“身上申告书”即“个人情况登记表”，本次公布的档案共177页，记载了140人基本信息，包括军医少佐、中尉、准尉、卫生兵、军属雇员等多种身份，业务范围涵盖细菌实验与生产、实验动物饲养、教育培训、“卫生防疫”等。

研究再次证实162支部配合731部队进行鼠疫实验。162支部卫生伍长上野滋的《身上申告书》显示，1945年4月，他在佳木斯等地完成捕鼠作业。

研究发现，731部队与162支部之间拥有完整的征召体系，即以“满洲第97部队”“第177部队”等名义在日本临时召集入队，在731部队接受3个月培训后，转入162支部。“这就说明731部队是以步兵名义统一召集，带有明显的欺骗性，主要是为其犯罪活动作掩护。”金士成说。

此次新发现162支部9名队员曾在苏联接受审判。除了伯力审判中已被公开的久留岛佑司外，162支部第二课课长间所昇等9人也曾在伯力接受审判，分别被判处10至25年不等有期徒刑。

专家认为，这份档案是全方位认知162支部人员构成、战时人员流转及战后活动轨迹的关键证据，对于揭露其罪行具有重要意义，拓展了731问题的学术认知与研究视野，再次证明日军侵华是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该档案是依托“馆地共建”、共同赴日“跨国取证”，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检索到的，经多次沟通与交涉，于2022年征集回国。

1941年11月，七三一部队向常德投撒36公斤鼠疫跳蚤。常德第一个鼠疫受害者是一个12岁的女孩，11月11日晚发病、高烧，12日早晨送到医院神志不清，经抢救无效，于13日早上死亡。

部队作用

石井四郎曾经直言不讳的说”我不仅有权指挥关东军的特种部队，而且还有权指挥华北、华中、华南和南太平洋方面的防疫给水部“，可以说七三一部队在整个日本细菌战略网中处于中心的作用、始终是研究基地、指挥中心。它的作用可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组织联合细菌武器性能实验和使用细菌武器作战；

二是，指导各细菌部队进行细菌实验和使用细菌作战；

三是，培训细菌实验和作战人员，为此，七三一部队专门设立了训练教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