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洼地上的“战役”》是路翎创作的中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1954年第3期。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一个朝鲜姑娘和一个志愿军战士的爱情故事，房东姑娘金圣姬爱上了新战士王应洪。但王应洪并未察觉，班长王顺敏锐地发现了金圣姬对王应洪的爱情。他既不能伤害姑娘的心，又要防范一个战士为纪律所不容许和不能实现的爱情，王应洪在班长向他点破金圣姬对他的爱情之后，立即采取生硬的措施。拒绝与金圣姬的一切接触和来往，使得姑娘陷入痛苦惶惑之中，但她仍然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所倾心的战士，在爱情和纪律的尖锐矛盾面前，王应洪冷静下来了，为了挽回自己的生硬态度可能造成的对军民关系的不良影响，他穿上了姑娘替他洗净的军装，收下了她的暗中赠礼一块绣花手帕，姑娘的爱情也曾在他的心里引起一点“惊慌的甜蜜”，但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带着朝鲜姑娘深情的爱，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为中朝人民的利益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路翎所走过的文学道路坎坷崎岖。1952年3月，他因为写作剧本《祖国在前进》而受到苛刻的批评，被冠上“一部明目张胆地为资本家捧场的作品”的帽子。此时他心中忧郁，在12月末，路翎与剧本创作室两位同志主动要求赴抗美援朝的朝鲜前线。经过半年多的生活体验，回国之后，他写出了一系列反映志愿军生活的小说，其中包括《洼地上的“战役”》。

王应洪

新战士王应洪是个刚满十九岁的青年，出身于贫苦的农家，从小吃糠咽菜。这个身体结实、稚气单纯的青年来到朝鲜前线后，异常兴奋激动，他虽然缺乏战斗经验，但却有着压倒敌人的不可屈服的倔强。调到侦察排后，他虚心向老战士学习，苦练杀敌本领，并渴望执行战斗任务，渴望建立功绩。在练兵期间，住在朝鲜老大娘家，他的热诚淳朴与勤劳开朗使朝鲜姑娘金圣姬产生了爱慕之情，而王应洪由于全部心思都集中在练兵和未来的战斗任务中，所以完全没有注意到圣姬对他的钟情。当班长找他谈话之后，他感到痛心甚至愤慨，倔强的性格和纯洁的心地使他无法忍受这种怀疑，难受得流下了泪水。从此他陷入了复杂的情感之中。然而圣姬姑娘对他的钟情，在他心里也产生了惊慌的甜蜜的感情。但王应洪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正义之师的国际主义战士，他要代表母亲，也代表圣姬，为祖国为世界和平而战。这一切都表明王应洪青春是壮美的，胸怀是宽广的，心灵是纯洁而高尚的。正是这样的人民战士，才沉着机智地配合班长抓了俘虏，并和班长一起灵活巧妙而又勇敢地阻击敌人，掩护全班撤退。而他身负重伤班长背起他爬行时，他为连累班长而万分难过，最后在危急时刻，他以受伤的身躯冲入敌群，拉响手雷，壮烈牺牲。

王顺

班长王顺，是在人民军队这个培养锻炼人才的大学校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的老战士，出色的侦察员，朝鲜战场上的一等功臣。他谦虚谨慎，有勇有谋，机智风趣，不但善于完成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而且心地善良，感情丰富，纪律性和原则性极强，同时还善于培养教育新战士。他既有侦察员的自尊心，更珍惜战友之间的友爱，赞扬战士勇敢顽强精神。他严格要求新战士，一丝不苟地指导帮助，批评起来是严厉的，但声音是温和的，方式方法是有效的。

王顺还是一个感情丰富有血性的男子汉，他的内心充满了对亲人的温情和对战友的爱，这绝不是儿女情长，缠绵悱恻，而是一个人民子弟兵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的表现。在侦察班，他既是普通一兵，又是集体核心，他像一团火一样温暖着别人，又像一盏灯一样照亮了别人。他带的班是坚强的，他熟悉战士，了解战士，更爱战士，战士对他充满了崇敬之情。当王应洪负伤之后产生“够本’’思想时，他细心地照顾王应洪，躺在王应洪的身边，几乎是全身躺在湿泥里，亲切地鼓励他，劝他吃馒头，并把他背在身上艰难地向我方爬行。

金圣姬

朝鲜姑娘金圣姬，是个只有十九岁的山村少女，聪明美丽，热情温顺，勤劳朴实。她是在炮火中长大成熟起来的，所以她特别珍惜自己的青春，渴望建立和平、劳动的生活。志愿军侦察排的战士住到她家以后，母女俩抢着替战士洗衣服，军民之间亲如一家。正是在亲密交往中，在血肉凝成的友谊的基础上，圣姬由感激之情慢慢产生了一种抑制不住的青春感情，对王应洪的淳朴厚实和勤劳热诚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爱上了纯洁的中国青年。她觉得战争总归要过去的，她已经把王应洪当做自家的人了，她向往着将来她烧火、挑水，王应洪在院子里收拾一下，然后一起到地里劳动一一这就是家庭了，她觉得这好像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当王应洪把她亲手做的袜套送还她时，他强忍着内心的委屈，望着王应洪，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红着脸，把袜套接过去，低着头继续吃饭。然而圣姬一往情深地钟情于王应洪，在军民联欢会上朝鲜姑娘欢迎王应洪唱歌时，她的脸上闪耀着光辉的幸福的表情。王应洪到阵地以后，发现圣姬姑娘再次偷偷给他留下的袜套，并且还增加了一块亲手绣制的手帕。然而圣姬姑娘是在炮火中成熟起来了，在她丰富复杂的性格中，还有坚韧顽强振作向上的一而，所以当王顺给她带来了王应洪壮烈牺牲的消息并亲手交给她染满了鲜血的手帕和王应洪的照片时，她没有哭，只是眼睁更亮更大了，脸色更苍白了，直直地对着王顺，并用冰冷有力的手，紧紧握着王顺的手，以至王顺准备要说的庄严的言语也觉得无需再说了。

20世纪50年代初，受抗美援朝战争这个重大题材的影响，文艺界出现了一大批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从题材和主旨上看，《洼地上的“战役”》同样描写的是那场刚刚胜利不久的抗美援朝战争，歌颂的是志愿军战士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一致的是，这部小说虽然在情节层面上讲述了抗美援朝战争主题，但一旦故事偏离了叙述的主题，进入个体的情感空间，情感就成为情节发展的叙事动力，对个体生命温情的关切与对普通战士心灵的关注就情不自禁地流淌出来，展现出文学界久违的人性美、人情美。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侦察班新兵王应洪与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一段无法实现的爱情悲剧。在当时，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姑娘的异国情恋是一个禁区。当时一些政治批评家和文艺批评家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即使发生了也是为部队的政治纪律所不容许的，因为它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实质背道而驰，所以“想通过这样与纪律相抵触的事件来描写中朝人民用鲜血结成的友谊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小说却试图在战争语境下把革命与爱情模式进行一次艰难的缝合。路翎不是用革命否定爱情，而是用爱情促进革命，显示了对以前中国战争文学中“革命+恋爱”模式的继承、发展与突破。他认为，在“战争与个人生活”的关系中情爱关系与正义战争完全可以相提并论。为此，作者让王与金的微妙关系及其温馨感觉在革命行动上成为内在化的情感潜流，并在残酷的战争场景中以或明或暗的形式流淌出来。

在工农兵文学时代，一切与现实政治要求不相符的东西都成为小说的禁区，不只爱情，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也在劫难逃。这篇小说最“出格”的地方，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不仅在于对题材禁区的突破，更重要的是作者在革命战争‘宏大叙事’的间隙，花很大的笔力去关注个人的命运，关注战争中的个体鲜活的感性经验”。路翎用细致入微的笔触呈现了革命战士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动人的日常生活，敞开了被战争遮蔽的若干东西，在青年间的朦胧爱情之外，还呈现出兄弟般的深厚友情和母子般的人道亲情，人情味极浓。在国家意志压倒个人情感的时代语境里，小说却描绘出单调、严酷的战争环境下人的心灵的丰饶与美好。路翎对革命与人性有着深刻的思考，在他眼里战争时期的革命事业与和平时期的日常生活完全可以并驾齐驱。战争是手段，和平是目的，完全舍目的而求手段是不太合理的。作者始终坚信战士个人世俗的幸福生活与国家正义的战争事业是相一致的。在激烈的战场上，新兵王应洪内心深处对爱情美满、母子团圆、天伦之乐等世俗幸福生活的全部憧憬，使他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奋强烈，革命行动更加勇猛坚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这部中篇小说集中地演绎出托尔斯泰式的战争与和平的“心灵辩证法”。战士王应洪正是因为梦到了家乡摇着纺车的老妈妈和跳着舞蹈的金圣姬姑娘以及她们俩跟毛主席的亲切合影，才消除了战争带来的疲惫和苦痛，以百倍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班长王顺正是因为对战前或战后和平生活的向往，才更加懂得战争的意义。甚至为了更好地表现人性，作者在人物塑造中着墨最多且塑造得更为丰满更有深度的不是恋爱事件的当事人——战士王应洪，而是恋爱事件的见证人——班长王顺。王顺在王应洪和金圣姬朦朦胧胧的情爱事件中充当了一个矛盾含糊的角色，对他们俩的爱情充满着复杂难言的情绪，既呵护他，没有责备他，又怜爱那个姑娘，甚至比王应洪本人更加珍惜那场注定是悲剧的爱情。

当然，由于时代主题的局限，小说仍然不得不反映出革命战争与个人生活之间两种思想的斗争。为此，一方面削减了王应洪与金圣姬之间朦胧恋情的篇幅，并在很大程度上把两人的恋情处理成金圣姬的单相思，让王应洪在思想上对美帝国主义的阶级恨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情感，像当时其他小说一样让他牺牲爱情甚至生命来维护了“战时纪律”。那场有关爱情与纪律的蹩脚谈话，让王应洪对感情进行了“过滤”“提纯”甚至否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体价值的存在。这当然是为了迁就当时的文学规范，就像后来茹志鹃的《百合花》中对爱情进行诸如此类的净化处理一样，但却破坏了自然的人性，使王应洪对爱情退避三舍。王应洪最后不得不在战场上死去，让革命战胜了爱情，徒留下王顺的感慨和金圣姬的悲伤。

独特的创作方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要求工农兵文学要站在革命和无产阶级立场上对生活进行正面的宏大叙事，于是在当时出现了大量概念化、公式化的称为社会剖析型的客观再现型作品。在很多作品中，读者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主人公高大的外部形象，而不能真切地看到他丰富的情感领域和复杂的内心世界。

针对这种对表面生活公式化、概念化的浮泛描绘，“七月派”的胡风提倡“主观战斗精神”和“向生活突进”，主张作者不能停留在现实的外部，而应拥抱现实，深入到现实的内部，用个人化的叙述语言，叙写出人物内在精神的搏斗和灵魂深处的悸动。路翎也曾直言不讳地批评和拒绝过那种流于庸俗社会学的“公式主义”或虚伪的“客观主义”的文学创作：“将政治的目的直接搬到作品里来，我们不要，因为它摧毁了复杂的战斗热情，因此也就毁灭了我们底艺术方法里的战斗性。”

尽管时代变了、题材变了，路翎却一如既往地反对革命文学冷冰冰的“客观主义”倾向，在他的小说中尽力保持着革命性的心理分析型的写法，在新的时代新的题材中继续突出人物的心理现实，表现笔下人物的“心理状态”和“精神斗争”，成为战士心灵的捕手。在《洼地上的“战役”》中，路翎最大化地表现了普通战士的情感历程与心灵世界。发生在洼地上的不仅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敌我之战，更是一场体现着“主观战斗精神”的心灵之战。这样，普通战士王应洪，在双重“战役”中，不仅战胜了敌人，也战胜了自我，体现了鲜明的“主观战斗精神”。

路翎的“体验现实主义”显然吸取了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因素，强调作家应充分调动其主体的精神意志，“突入现实的内部去掌握火辣的向上的斗争”，以获得“内容的力学的表现”。小说中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有细节描写、心理描写、联想描写、幻觉描写、象征描写、哲理描写。其中的幻觉描写大有深意。王应洪在战场上过度疲劳的瞬间做了一个关于母亲和金圣姬的梦。梦是对被压抑的欲望的变相满足。王应洪虽然在意识层面上过于单纯而紧张地认定自己情感的非法性，不愿留下绣花手帕并汇报给班长，但是当王应洪在战场上过度疲劳时，却通过梦境从潜意识层面泄露了内心的隐秘世界。母子团圆，爱情美满，共享天伦，正是王应洪内心深处对世俗幸福生活的全部憧憬，并且在至高无上的领袖的允诺下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真实地反映了在强烈的政治宣教和严格的军事纪律下一个19岁的年轻战士真实的内心世界”。

在叙述人层面上，建国十七年小说惯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模式。全知叙述“没有固定的观察位置，‘上帝’般的全知全能叙述者可以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事；既可高高在上地鸟瞰概貌，也可看到在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一切；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掌，也可任意透视人物的内心”。这种客观的万能叙述者能够有效地承担政党主流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宣传职能，更好地表现出人物阶级的情感而非个人的情感。由于时代局限，路翎的这部小说也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完全用叙述人的叙述语言来交代故事，没有让主人公之间尤其是王应洪和金圣姬之间产生充分的情感交流。从艺术的角度说，这种过于谨慎的压抑性叙事使小说叙述显得拖沓而冗长、单调而沉闷，“与路翎早期作品的激情和尖锐比较起来，这篇小说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明显地倒退了”。但是，路翎的叙述跟当时的主流叙事也不尽相同。这篇小说主要采用的是主观细腻的笔触、委婉优美的抒情语调，挤压着有限的客观现实，尤其能从侦察班长王顺的视角来观察和体验王应洪的生活和情感，有力地削弱了时代主题的政治说教气息，使人情味迸发出来，体现一种散文美、诗情美，给读者一种审美的快感。

隽永的美学风格

路翎的这部小说试图展现革命与人性的双重变奏，但当革命与人性的冲突矛盾无法解决时，作者带着一种惋惜与伤感，在审美上对主人公的情感和命运做了悲剧性的艺术处理，让小说体现出“把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鲁迅语）的悲剧风格。也就是说，路翎在革命语境下写出了一种悲剧性的爱情，尤其在小说结尾的描写让读者产生一种难抑的悲伤之情。从这里，可以看到战争的残酷、生命的易逝、生命意识的高扬，以及从中不自觉地流露出的类似于西方战争小说中某种可贵的人性因素。

小说中还写出了侦察新兵腼腆执拗的孩子之气，侦察班长率真随性的顽童之气，令人惊喜地看到时代集体美学风尚之外的一种不合时宜的个人美学风格，就如同茅盾先生所说：反映戎马倥偬的战争生活，“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他的风格”。

总之，路翎的这篇小说用抒情的笔触、燃烧的激情难能可贵地描写了普通战士革命性之外的人性，体现了从新的视角缝合革命与人性的努力，丰富了当代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等人学命题，达到了较高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准，“尽管作品所包含的人性情感，最终为战争的悲壮和对侵略者的仇恨所冲淡取代，但闪现在作品中的人性光辉是永不磨灭的”。

江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邱胜威：《洼地上的“战役”》严格地从生活的真实出发，细腻地描写人物丰富的精神世界，努力开掘这些平凡而又高尚的普通人的心灵美，表现他们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一点也不回避尖锐的矛盾冲突，把人物置于激烈的思想交锋中经受考验，让他们美好的情操，高洁的灵魂，在斗争的激流闪耀出辉煌的光采。完全有理由说它确实是一篇遵循着现实主义原则创作出来的好作品。我们应当对它进行重新评价，充分看到它在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就。（《重评“洼地上的‘战役’”》）

原唐山师专学校教师绍梦：王应洪绝不是什么个人主义者，而是象秋天的田野里一株红高梁那样的纯朴和可爱。他迅速成长，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走完了辉煌壮丽的人生。作者的目光是敏锐的，因为他准确地把握了生活的这一个形象，作品的思想意义是深邃的、因为它使这一个形象在独有的画面上得到精巧的、令人信服的，使人震撼的艺术表现。（《辉煌壮丽的人生历程——评“洼地上的‘战役’”》）

作家康濯：路翎用他的灵魂刽子手的笔，把伟大的志愿军战士和朝鲜人民横基地涂改成令人不能容忍的渺小的个人主义与低下和卑微的人物—这些人物的思想基础，不是怀念家乡和亲人，就是幻想老婆烧烧火、丈夫扫扫院子的所谓和平生活。路翎就是这样散布着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攻击着革命部队的纪律和整个的革命集体，妄图腐蚀和瓦解伟大的革命事业。（《路翎的反革命小说创作》）

作家巴金：路翎所描写的“志愿军”和我在朝鲜看见的志愿军不同。我在志愿军战士中间就没有见到一个像路翎所描写的那样的人。他写出的所谓“真正的志愿军”其实就是作者自己。那些人虽然穿上了志愿军的衣服，但思想感情却是反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感情。至于像路翎在他的小说中所描写的“爱情”，从来就不曾发生过。（《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

《文艺报》原主编陈涌：这篇作品带着极其阴毒的反革命的使命，它直接针对着抗美援朝这个严重的斗争进行思想上的破坏。当我们要求歌颂全世界人民都关心着的抗美援朝战争，要求用一切方法坚持这个战争的时候，路翎却在他这篇作品里散播消极、动摇、阴暗、感伤的情绪，散播和平幻想和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感情。路翎便是用这样的方法来销蚀人们的斗争意志，来达到从精神上瓦解我们的队伍的目的。（《认清“洼地上的‘战役’”的反革命本质》）

这篇小说发表之前，文艺界就开始了对路翎的小说及其主张的批评。小说发表后，又立即成为批评的靶子，开始时路翎还有反批评的权利，他为此写了一篇4万多字的意见书为自己辩护，但随着胡风问题的定性，对路翎的批评也开始升级，由讨论批评转为武断的政治批判。《文艺报》单是1954年下半年和1955年上半年。就发了7篇专门批判或重点批判这篇小说的文章，小说直至被荒谬地宣判为“毒草”而打入“另册”。直到20世纪70-80年代的新时期才对《洼地上的“战役”》进行重新评价，针对20世纪50年代的批评提出了反驳意见，这两个时期的争论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纪律是否与爱情相冲突？爱情是否能表现中朝友谊？王应洪、金圣姬是歪曲的形象还是真实的写照？描写悲剧结局是否阴暗？例如，50年代的批评者认为，《洼地上的“战役”》描写了与纪律相冲突的爱情，这种爱情是为部队的战斗纪律所不允许的，通过朝鲜姑娘与志愿军战士的爱情描写来表现中朝友谊是不恰当的；而新时期的评论者认为，50年代批评小说描写了与纪律相冲突的爱情失之于简单化，是从文艺“教义”出发的批评。

路翎（1923—1994），原名徐嗣兴。江苏南京人。抗战爆发后入四川国立二中读书。1948年任南京中央大学讲师。解放后曾任南京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长、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副组长。1952年调至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1955年因“胡风集团”案，蒙冤脱离文艺界。1981年恢复工作，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著有长篇小说《财主的女儿们》《燃烧的荒地》《战争，为了和平》，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蜗牛在荆棘上》《嘉陵江畔的传奇》，短篇小说集《青春的祝福》《米桂花的故事》，剧本《云雀》《迎着明天》《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