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Faust）》是德国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创作的一部长达12111行的诗剧，第一部出版于1808年，共二十五场，不分幕。第二部共二十七场，分五幕。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而是以浮士德思想的发展变化为线索，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以文艺复兴以来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写一个新兴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的生活道路。是一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十分完好的诗剧。

《浮士德》是用诗剧形式写成的，全书共有12111行，题材采自十六世纪的关于浮士德博士的民间传说。浮士德原是个真实人物，生活在十五世纪（1980年是他诞生五百周年，西德为他树立了纪念碑）。他博学多才，在传说中人们添枝加叶，说有魔鬼帮助，才使他创造出那么多奇迹。这些传说后来成为文学家们经常利用的创作素材。

刚出场的浮士德满腹经纶，久负盛名，但是却对长期的生活状态感到迷茫和不满，不知道应该向什么地方去。学术上的成就不能使他收获内心的满足，理性和感性在这里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在这时理性占据上风，压制了他的感性需要。极端的迷茫和苦恼状态下浮士德想到的第一种解决方案竟然是自杀。当然事情并没有真的这样发展，否则剧情就没法往下写了。随着耳边传来的复活节的音乐，浮士德少年时期的美好生活记忆被唤醒，熙熙攘攘的复活节人群帮助他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

魔鬼和上帝之间打了一个赌，作为赌注的浮士德自己却尚未知晓这件事。魔鬼引诱浮士德与他签署了一份协议：魔鬼将满足浮士德生前的所有要求，但是将在浮士德死后拿走他的灵魂作为交换。体现出了文艺复兴之后的人们所追求的精神状态得到了最真实的展现：我生前当及时享乐，死后哪管他洪水滔天。当摩非斯特与他签约时，他说“思想的线索已经断头，知识久已使我作呕”。借助摩非斯特的帮助，久居书斋的浮士德开始了世俗生活，进入爱情生活阶段，尝试与体验另一种生活。浮士德到达的第一个的地方是“酒吧”，返老还童后的浮士德在大街上追逐少女玛甘蕾。一开始见到玛甘蕾，他就对摩非斯特表示：“你给我把那个小姑娘弄来”，“如果我今夜不能搂抱她，我们在午夜就分道扬镳。”对此，甚至连魔鬼摩非斯特也无法看下去：“你开口象登徒子之流”。

可是甚至连玛甘蕾也无法满足浮士德对享受尘世生活的渴望，他又开始了新的追逐。通过魔鬼摩非斯特与酒室小伙的饮酒作乐，歌德肯定了人类自身的现世享受。然而又通过玛甘蕾肯定了爱情的无私与纯洁。浮士德之所以既不满足于书斋生活，又不满足于享受，正好是精神需求和肉体需求之间的冲突造成的。浮士德有两种冲动。他感叹“我们精神的翅膀真不容易，获得一种肉体翅膀的合作，可是，这是人人的生性”。浮士德的痛苦，来自这两种需求无法达到完美的平衡状态的痛苦。

之后，他又经历了政治生活阶段与对古典美追求的阶段。随着与玛甘蕾的爱情生活以悲剧结束，浮士德逃离现实，返回到以追求人性完美为目的的古典美，回归希腊。作为一种受到羡慕的古典美的典范，18世纪德国古典美学家希望让人性重新回归到古希腊“和谐”与“静穆”的境界，以克服人性分裂、克服困难。人们认为人应该在婴儿时就回到古希腊，接受古典美的熏陶，形成完善的人格，成年以后将这种人格带回以完善自己的民族。

主人公与海伦之间的结合生产出了欧福良，表现出歌德希望18世纪的人们能够找回古代那种完美的人格。浮士德饱学的形象代表着近代社会科学的极大发展给人们带来的理性思维追求。而海伦则代表着历史中那种无法通过理性逻辑推理了解的部分，无法征服。然而欧福良很快就夭折，以及海伦的离去表明了近代科学并非万能，理性强行超越自己的应用领域将无可避免地遭到失败。最后通过“填海造陆”，浮士德，或者说歌德感受到了理性的力量，或者说弥补了理性无法触及某些领域的遗憾。至于与魔鬼的协议，歌德让天使用爱火把魔鬼打败，上天将浮士德解救，最终结束全篇。

近代欧洲社会在思想上回归古希腊审美观思潮的力量强大，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和文艺复兴之后，人们都向往古希腊那种阳光明媚的生活。也就是那种重视现世享受，重视享乐的精神生活。温克尔曼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变得伟大，如果可能的话，伟大得无可比拟的唯一方式，就是模仿古代人。”而歌德在浮士德中极力将理性主义和古希腊的这种感性主义结合在一起，诞下浮士德和海伦新生的儿子“欧福良”这个人物，以及欧福良这个人物的消逝，无疑是希望把近代科学理性和古希腊审美的感性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符合当时社会环境的完美的审美观念。这正是看到单纯的理性科学和感性审美都无法满足当时人们需要的结果。

浮士德毕竟是中世纪的书斋里走出来的，他身上仍有明显的旧的痕迹。他的性格充满矛盾，正如他自我解剖道：“有两种精神寓于我的心胸”，一个“执着尘世”，“沉溺于爱欲之中”；一个则要“超离凡尘”，“向那崇高的精神境界飞升”。向崇高的境界飞升无疑是他主导的方面，但他那“沉溺于爱欲”，亦即贪图眼前的享受，以至不惜与宫廷同流合污，去干镇压起义的勾当。这充分反映了他身上那渺小的、庸人习气的一面。正是存在着这一面，那善良、纯洁的葛丽卿及其一家成了他的牺牲品。浮士德身上的这些阴暗面，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固有缺点，预示着这个阶级必然走向反面，而与劳动人民尖锐对立。

浮士德自强不息、追求真理，经历了书斋生活、爱情生活、政治生活、追求古典美和建功立业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都有现实的依据，它们高度浓缩了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期几百年间德国乃至欧洲资产阶级探索和奋斗的精神历程。在这里，浮士德可说是一个象征性的艺术形象，歌德是将他作为全人类命运的一个化身来加以塑造的。当然，所谓全人类其实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典型形象的扩大化罢了。同启蒙时代的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无二致，歌德也是把本阶级视为全人类的代表的。浮士德走出阴暗的书斋，走向大自然和广阔的现实人生，体现了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直到“狂飙突进”运动资产阶级思想觉醒、否定宗教神学、批判黑暗现实的反封建精神。浮士德与玛甘泪的爱情悲剧，则是对追求狭隘的个人幸福和享乐主义的利己哲学的反思和否定。从政的失败，表明了启蒙主义者开明君主的政治理想的虚幻性。与海伦结合的不幸结局，则宣告了以古典美对现代人进行审美教化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幻灭。最终，浮士德在发动大众改造自然，创建人间乐园的宏伟事业中找到了人生的真理，从中不难看到18世纪启蒙主义者一再描绘的“理性王国”的影子，并依稀可闻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呼唤未来的声音。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是个深居学术象牙塔中，终至垂垂老矣的人物。面对即将朽坏的身躯，浮士德有非常多的懊丧，他觉得他的人生仿佛还没有开始就要结束了，他花了一生的时间研究学问，却对人生体验品尝太浅，却对知识有说不出的厌倦。烦恼之余，魔鬼适时出现，引逗他出卖灵魂，交换条件就是让他的人生重新开始，给他机会去品尝所有过去为了知性而放弃的体验。

浮士德在那时，其实是胸怀大志的，他说：“我要投入时间的急流里，我要投入事件的进展中……快乐对我而言并不重要，因此我若在某瞬间说：‘我满足了，请时间停下！我就输了。’……我要用我的精神抓住最高和最深的东西，我要遍尝全人类的悲哀与幸福。”

这种心情，像不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包尔康斯基？

就这样，浮士德被魔鬼变换了身躯，人生重新来过一般，变得年轻有劲。他开展他生命的体验之旅。魔鬼一直想让浮士德心中出现享乐主义、投机主义或让他变得庸俗不堪，但浮士德却不是这样的人，对他而言，体验，是追求知识一生后，对生命重新燃起的理想与热情，在他内心深处，绝不是为体验而体验、也不可能步向享乐主义。

在《浮士德》中的海伦形象，则被歌德借用以指代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歌德之所以在《浮士德》中提到古希腊的美女海伦这一人物形象，并非是为了真的就回到古希腊。而是通过海伦这个形象，表达自己对于美，对于生活质量的追逐。在歌德看来，海伦不仅仅表现了希腊人外表的美，还表达了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反映了他们美满和谐的生活世界。因此，歌德借用海伦这个形象表达了自己对于美的追求。但是与其说是歌德找到海伦这个形象，不如说是海伦这个形象已经深入西方人的内息。因此，借用海伦这个形象来表达自己的一种内心追求，也就显得很自然了。

浮士德的前进之所以这样艰难，是因为始终有对立的力量存在。代表这一对立力量的反面形象便是魔鬼靡非斯陀。这个人名的原文Mcphist，在古希腊文中是不爱光明的意思，在希伯来文中是破坏者。书中靡非斯陀自称是“否定的精神”，是“恶”的化身。作为一部史诗的主要反面角色，他实际上是没落阶级和一切腐朽反动力量的代表。他千方百计引导浮士德走入歧途，使他失败，这正是反动势力竭力阻挡、破坏进步时代潮流的缩影。但他是个虚无主义者，虽然他可以引导浮士德犯错误，又利用他的错误干种种坏事，而他与之对立的浮士德是创造精神的代表，他是不死的。既然浮士德是经由无数的局部失败达到整体的胜利的，那么许多局部的胜利不能保证靡非斯陀的整体的失败，就成为他的必然归宿了。实际上靡非斯陀的每一个破坏行动都从反面促成了浮士德的发展。这是辩证法的逻辑。歌德在书中表达的这一思想，与后来恩格斯所阐述的关于恶的历史作用有某种暗合之处。

但同浮士德一样，靡非斯陀这个形象也不是单一的。在他的矛盾体中，除了“否定精神”这一主要方面外，还有积极的次要的一面。他目光尖锐，看到了现实中宫廷里许多腐败现象，予以揭露和讽刺。

《浮士德》全书有个主题音响：追求。这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莱辛就说过：人的可贵不在于拥有真理，而在于追求真理。浮士德博士就是一个永远追求的人物典型，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即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的体现者。他不局限于从书本里去了解世界，而渴望在实践中，在行动中去改造世界，这是一种为腐朽的封建社会里所没有的新型的人的精神气质。他一生的精神发展经受一番脱胎换骨的历程。他追求过知识，追求过爱情和情欲，追求过美，他为了有所作为不惜与封建统治者妥协，造成了悲剧的结局。但每一次失败和迷途，都使他向真理靠近了一步，因为他没有放弃追求。最后终于在改造大自然中找到了真理。因此在每一个局部世界中浮士德都是个失败者，但在整体世界中他却是个胜利者。书中告诉人们：前进的东西总是要胜利的，不过它是以无数悲剧为代价的。

《浮士德》以欧洲近代的历史和现实为背景，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写成的。浮士德的生命体验，历经追求爱情、追求美，最后走向社会实践的道路。每一种尝试，都是生命货真价实的充满激情体验，但在浮士德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心中，的确发现没有什么过程是让他满意到觉得生命完满不再有欠缺的。

冲突与追求

知识悲剧是他灵魂冲突的第一个阶段。“我已对哲学、法学、以及医学方面，还对神学都花过苦功，彻底钻研，我被称为博士，牵着学生们的鼻子，上上下下，纵横驰骋”饱学之士的荣誉及上升的心理追求，使他进入了知识的天堂，至尊的地位和处于知识巅峰的心态显示了浮士德光明精神世界的体验。但对知识极限世界的清醒审视和对鲜活生命的拷问之后，他又陷入了“枯守这个牢笼，在这里暗淡无光”的心理体验，乏味和僵死的知识以及由此而发的阴暗、无聊的精神焦渴更加剧了无法预知未来的精神危机，百般的厌恶和极度的恐惧决定了他对无意义生命的剥夺。

爱情悲剧是他灵魂冲突的第二个阶段。“啊，姑娘，我在这里，感到有你那充实、整洁、和谐的精神，啊，可爱的手，像天神的手一样，这间陋室被你布置成天堂”，“她以神圣、纯洁的活动、发展成为天神的化身”。浮士德与小城镇市民姑娘玛甘泪之间的真诚爱情，使他感受到鲜活生命的无限张力，更多的是爱情所给予的天堂般的神圣和幸福。但经过了世俗偏见与宗教压力后，爱情的自私和脆弱所带来的是地狱般的痛苦折磨，玛甘泪的最终溺死其子而发疯，使浮士德陷入了由衷的恐惧体验。“这个可爱的不幸的姑娘，竟落得如此下场，陷于不可挽救的悲惨的境地，委身于恶灵以及冷酷无情的裁判者之手，”“我许久没有这样浑身发抖，我痛感到人类的一切哀伤”，“我真是不如无生”。恐惧无望的心理体验来自于对爱情的失望和哀伤，备感煎熬的生命忧郁和自我毁灭感成为地狱心态的真实表露。

政治悲剧是他灵魂冲突的第三个阶段。“好，抓紧它，就添上新的力量，去干大事，只觉得胸怀坦荡”，“生命的脉搏清新活泼地跳动，对那太空的曙光温柔地致敬，大地啊，你在昨夜也毫无变动，如今在我脚下又焕然一新，你已开始用欢乐将我包围，你鼓励我，唤起我坚强的决心，使我努力追求最高的存在。”为国家服务的博大胸怀，让他感到生命的高尚，人的主体追求与国家统一和平融为一体，大展鸿图并建构理想统一的辉煌王国是浮士德精神世界中光明的境界，天堂的绚丽色彩更多地凝聚了主体价值的含金量。但失败像阴影一样蚕食了浮士德的光辉和多彩，灰色的主调弥漫在浮士德的心理空间。“如今，全国像发烧一样骚动，一桩桩的祸事层出不穷，从这座宫殿上面向全国遥望，就会觉得像在做恶梦一样，群丑竭尽丑态，握揽大权，非法的压制却在合法地开展，迷误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混乱不堪、暴政横行的地狱景象正是浮士德心灵的写照。正如他所言：“这是恐怖的征程，是闭塞而空虚的世界”。心理的迷惘和对现存世界的恐惧无望构成了地狱心态的基本情感。

艺术悲剧是他灵魂冲突的第四个阶段。“这里的传统，就是安乐，人人长生不死，各安其所”，“你被吸引到福地去栖身，遁入快活的命运中悠游！我们的宝座化为凉亭，让我们享受乐园式的自由！”追求和谐精神是与古希腊美女海伦结合为载体的，宁静、和谐、纯洁、自由是理想王国的基本框架，天堂的境界是乳白色的快乐，浮士德此时的内心体验是完美境界的尽情享受。但和谐的完美却经受不住世间缺陷的打击，勇敢的飞翔竟是坠地而死的惨景，子死的悲痛使妻离成为现实，妻的痛苦离去是和谐理想的彻底破灭。“一句古话不幸也应在我的身上，幸福与美不能长久联合在一起，生命的联系，爱的羁绊都已割断，悼惜这二者，我要痛苦地跟你告别”。海伦的悲哀和远离显示了浮士德精神世界的空幻和虚无，消沉和心灰意冷正是他地狱般心理的情绪。

浮士德在经过了地狱和天堂心理的几番较量之后，终于明确了地狱映照后的天堂世界的最高定位，频繁冲突的世界给予他丰富经验的汲取，事业的“大我”追求是经验积累后的总爆发，更高境界的追求呼唤出了浮士德的心声：“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干大事的余地，我要做出惊人的成绩”，“我愿看到这样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跟自由的人民结邻”，“我的尘世生涯的痕迹就能够永劫不会消逝，我抱着这种高度幸福的预感，现在享受这个最高的瞬间，”“请飞升到更高的境地，你们暗暗地在那里成长，按照永远纯洁的方式，天主会赐给你们力量，这是在自由的大气里所具备的精灵的养分，这是永恒的爱的启示，通往至高的天福之境”，天堂般的幸福以永远纯洁、自由、永恒的爱为内涵充满在浮士德的心理体验中，光明的精神境界更多地包容了对群体的无私奉献。由此，超个体的伟大功绩以神圣和崇高显示了浮士德生命价值的最高境界。

从知识追求到事业追求，浮士德经历了由低到高的追求过程。虽然在每一个阶段的追求中都包含着辨证的分化和辨证的统一，但却时时显示出二重心理结构的矛盾与组合，作为整一性的全人格，它不同于分裂的二重人格，它不是在痛苦的分裂中而无法找寻到自我，却是在不断的分合中使生命始终处于运动中，并使最终的自我呈现为快乐的极限。浮士德正是在一元的二重心理结构中进行着生命燃料的不断填充。正如恩格斯所言：“生命也是存在于物体本身中的不断地自行产生并自行解决的矛盾，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于是死就来到。”地狱和天堂的心理体验，不仅是矛盾的心理体验，也是创造生命价值的心理体验，更是人类原始心理体验的再度唤起。故而，地狱和天堂已失去了宗教的含义，更多的是象征性的心理体验叙述。

作品中的浮士德体现了二重心理结构的冲突：理性和感性。而浮士德本人正是这样一种冲突的融合体。

古希腊崇尚自我的审美观点，强调行乐的及时性，对于享乐主义、纵欲主义必然导致个体自身的冲突、矛盾和痛苦，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这种共识。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发现：“对于一切沉溺于口腹之乐，并在吃、喝、情爱方面过度的人，快乐的时间是很短的，就只是当他们在吃着、喝着的时候是快乐的，而随之而来的坏处却很大。对同一些东西的欲望继续不断地向他们袭来⋯⋯除了瞬息即逝的快乐之外，这一切之中丝毫没有什么好东西”，“如果对财富的欲望没有厌足的限度，这就变得比极端的贫穷还更难堪”。现代的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则说：“临床病例显然表明，那些致力于追求无拘无束的性欲满足的男性和女性，不但没有得到幸福，而且还得常常承受严重的神经质冲突或神经症症状的痛苦。全部本能需要的满足，不仅不是幸福的基础，甚至连精神正常也不能保证。”

当然，在这里歌德通过海伦的幻化在作品最后表达了反对，但我并不认为是歌德对当时人们对现世享受的一种反对。人本身就是一种欲望的存在物，仅仅只靠来世的追求所支撑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缺少了使用来世的期望所得到的满足，生活也容易变得空虚。在源于古希腊文化的西方文化中，“海伦”是美的象征。由于特洛伊王子在宴会上将之拐走，导致了希腊联军与特洛伊之间长达十年的战争。特洛伊的长老在刚开始时并不愿意为了一个女人与希腊联军发生战争。但是当海伦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大家屏气凝神，最后爆发出“为了海伦”的口号。由此可见希腊人，乃至西方人对美的追求的执著。

审美活动本是一项精神活动，但是在科学日益发达的18世纪，审美活动也希望将自己与逻辑缜密的科学研究靠上边，给自己披上科学的外衣。在《浮士德》之后，歌德还创作了《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伊菲革涅亚在德尔斐》、《瑙西卡》、《被俘的普罗米修斯》、《海伦》等希腊题材的作品。但是随着认知的深入，歌德逐渐明白，科学社会的理性原则与古希腊式的审美追求这两种思维方式和内在追求几乎是无法融合的：古希腊追求现世的享受，而科学持续崛起的18世纪则崇尚理性思维。晚年歌德逐渐意识到，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古希腊的理想无法实现，所做的尝试归于无解。《浮士德》中的海伦最终还是离去，只剩下一件薄衣飘落在浮士德的手中，表明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哀。

但是并非付出就没有回报，18世纪的海伦主义席卷西欧。面对社会的大转型，人们需要了解自己的过去，以便能够锁定自己的将来。因此古希腊的形象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中。“用心灵寻找希腊人的土地”，面对到来的工业社会的枯燥，人们希望寻找自己的本源，找回美好、和谐的家园，成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主题。歌德深受温克尔曼影响。温克尔曼所描绘的充满精神自由、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希腊，在他的思想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歌德对于温克尔曼模仿希腊的宣言深信不疑。因而歌德是温克尔曼真正的继承者，他以其创作亲身实践了“海伦主义”的理想。虽然理性主义不能很好地与感性相结合，但依然抵挡不住人们追寻古希腊美好、和谐的脚步。

哲学涵义

由于《浮士德》要概括的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代，作品不能不借助许多象征性或譬喻性的形象。例如绝代美女海伦象征着古希腊艺术之美，浮士德追求这种古典美的失败，意味着他想通过艺术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的失败。又如浮士德和海伦新生的儿子欧福良的无限追求象征着浪漫主义文学，作者通过欧福良的早逝，以纪念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又如，浮士德的学生瓦格纳，是脱离实际的、只会啃书本的经院式的知识分子，这个形象体现了封建的、中世纪的意识形态的陈腐。

《浮士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他自己的生活体验。作者认为，人的思想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他说，蛇是经常通过蜕皮成长的。人也是通过不断的毁灭获得不断的新生。因此有了他笔下主人公的无数次失败。歌德认为，一个人不经历官能的享受，他的精神发展是不完全的。因此有了浮士德跟葛丽卿之间的爱情，并让他们发生肉体关系。但他只给了浮士德一个夜晚的欢情。因为作者认为，家庭是事业的障碍，所以他不让主人公跟任何人成婚。

浮士德的形象还有更高的哲学涵义。这主要表现在著名的“浮士德难题”以及面对这种困境所表现出来的“浮士德精神”上。歌德以深刻的辩证法意识揭示了浮士德人格中的两种矛盾冲突的因素，即“肯定”和“善”的因素同“否定”和“恶”的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发展历程，更以乐观主义的态度表现了浮士德永不满足，不断地克服障碍、超越自我，“不断地向最高的存在奋勇”前进的可贵精神。“浮士德难题”其实是人类共同的难题，它是每个人在追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时都将无法逃避的“灵”与“肉”，自然欲求和道德灵境，个人幸福与社会责任之间的两难选择。这些对立给浮士德和所有人都提出了一个有待解决的的内在的严重矛盾。在《浮士德》中，这一矛盾贯穿了主人公的毕生的追求，体现为浮士德的内心冲突和他与墨菲斯托的冲突的相互交织。从某种意义上说，浮士德的内心冲突同时也是他与墨菲斯托的矛盾冲突的内在化的体现，而他与墨菲斯托的矛盾冲突则同时也是他内心冲突的外在化体现。在与墨菲斯托这“一切的障碍之父”、恶的化身结为主仆，相伴而行之后，浮士德的前途可谓危机四伏，随时皆有可能堕落为恶魔的奴隶。但是，不断追求，自强不息，勇于实践和自我否定是浮士德的主要性格特征，这使他免遭沉沦的厄运，实现了人生的价值和理想。而恶在这里却从反面发挥一种“反而常将好事做成”的推动性作用。歌德辩证地看待善恶的关系，不是视之为绝对的对立，而是把它看作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关系，揭示了人类正是在同恶的斗争中克服自身的矛盾而不断取得进步的深刻道理。这在诗剧的开头时上帝有关善人须努力向上才不会迷失正途的议论，以及诗剧结束时天使们唱出的“凡是自强不息者，到头我辈均能救”的歌词中都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从艺术上看，内容庞杂，用典极多，象征纷繁，使作品艰深隐晦，令人索解为难。尤其是第二部，浮士德的形象有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给一般读者的阅读和理解造成了较大的困难。

《浮士德》的基本轮廓是两个赌赛和两个世界。两个世界一大一小：第一部是小的世界，即现实的世界，感官的世界；第二部则是大的世界，这里是政治舞台、神话幻境、大自然。一个人从“小世界”走到了“大世界”意味着他从“凡夫俗子”发展到崇高的精神境界。所以第二部内容十分丰富、深广，作者把他一生的体验都融汇了进去。根据作者的构思，第二部中的第三幕和第五幕是重点。第四幕以后，主人公精神开始有了转机。在这两幕里，作者让主人公说出了他的最终目标：统治和财产。说明上升的资产阶级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要求政治权力。在最后两幕中，揭露了海上掠夺，指出战争、贸易和掠夺是三位一体的。这击中了资产阶级的本质。

《浮士德》的基本结构形式是戏中戏：大悲剧套着许多个小悲剧，其中有些小悲剧可以独立成篇，如葛丽卿悲剧。在艺术表现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并用，不过第一部以现实主义为主，第二部以浪漫主义为主。神话、传说、幻想等交织在一起，组成多彩的色调。人物不是性格的典型，而是哲学观念的化身，互相形成鲜明的对比。语言是多变化的，有时讽刺，有时嬉谑；有时严肃，有时诙谐；有时押韵，有时不押；有时民歌体，有时希腊悲剧诗体、亚历山大诗体。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说：这部巨著是一座丰富的精神宝库。

“2019南京戏剧节”将上演多部剧目，包括世界戏剧大师中国首秀《浮士德》。

《浮士德》是歌德的毕生力作，前后经过了60年。它属于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巨著之一，奠定了歌德在文学上的崇高地位。

《浮士德》反映了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的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概括了这一阶段的人类科学技术的主要成就。主人公一生不懈追求，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和宏伟气魄。它诉诸形象阐明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矛盾发展的辩证关系，具有深刻的哲学内容。

《浮士德》是欧洲与世界文学史上最具价值和最富影响的作品之一。同《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样被誉为“名著中的名著”，既是启蒙主义文学的压卷之作。

在歌德的全部著作中，《浮士德》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巨著之一；它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极高评价和所有进步人士的重视。《浮士德》之所以为一部伟大的文学创作，因为作者在这里通过他所塑造的极完美的艺术形象，把一个特定时代的错综复杂的客观世界从多方面真实地反映出来。

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把它与《伊里亚特》、《神曲》相提并论，认为是“当代德国社会的一面完整的镜子”，“是它的时代的史诗”。

一九八三年第八期《读书》《乐观的悲剧》：《浮士德》的确是一出莫大的悲剧，这毋容置疑。然而，它表现了一种引人向上的，昂奋的“乐观的精神”，因此，它算不上是一出“道地的悲剧”。

郭沫若：它是一部“灵魂的发展史”，“时代精神的发展史。”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德国著名诗人，欧洲启蒙运动后期最伟大的作家。他生于法兰克福镇的一个富裕市民家庭，曾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法律，也曾短时期当过律师，但主要志趣在文学创作方面，是德国“狂飙突进”的中坚，1775～1786年他为改良现实社会，应聘到魏玛公国做官，但一事无成，他不但没战胜德国市民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马克思）。于是，1786年6月他化名前往意大利，专心研究自然科学，从事绘画和文学创作。1788年回到魏玛后只任剧院监督，政治上倾向保守，艺术上追求和谐、宁静的古典美。1794年与席勒交往后，随着欧洲民主、民族运动的高涨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他的思想和创作也随之出现了新的飞跃，完成了《浮士德》等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