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宫廷绘画，中国清代宫廷画家创作的作品及由此形成的流派和风格。在宫廷中供职的画家，绝大部分为来自民间的职业画家，另外还有若干欧洲来华的传教士画家。清代宫廷绘画大致可分为纪实绘画、装饰绘画、历史题材绘画和宗教绘画等4类。内务府造办处负责画家的入选、管理、业务考核、奖励和惩罚。清代宫廷绘画具有重要的史料和艺术价值。

中国历代的宫廷中，都容纳了众多画家供职，而且这部分画家均有不同的职称，以区别他们的地位、资历、水平和待遇。比如宋朝画院中的画家就有待诏、祗侯、艺学、画学生等若干等级的称呼；明朝宫廷画家则以锦衣卫的职务来表明身份的高

低，“明多假以锦衣卫衔，以绘技画工概授武职”（清·胡敬《国朝院画录》），依次为锦衣都指挥、锦衣指挥、锦衣千户、锦衣百户、锦衣镇抚。以上情形均散见于各类文献之记载。

清朝依照前代，同样也在宫廷内搜罗画家，进行绘画创作。规模很大，流传下来的作品也非常多。但是有关的画史资料中，如胡敬所著的《国朝院画录》《西清记》；集体编著的《石渠宝笈》等，均无清宫画家划分等级的记载。虽然清代较宋、明距现在更为晚近，但是对此类情形的了解，反倒没有前者明晰。笔者曾经在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查阅过大量清朝的内务府档案，从中发现了很多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其中就包括了清朝宫廷画家等级划分的记载，这些材料可补画史记述之阙略。现将所见的有关资料归纳、整理，分述如下。

乾隆六年（公元一七四一年）清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记载：“司库白世秀来说，太监高玉传旨：画院处画画人等次，金昆、孙祜、丁观鹏、张雨森、余省、周鲲等六人一等，每月给食钱粮银八两、公费银三两；吴桂、余 、程志道、张为邦等四人二等，每月给食钱粮银六两、公费银三两；戴洪、卢湛、吴 、戴正、徐焘等五人三等，每月给食钱粮银四两、公费银三两。钦此。”这是乾隆初年由皇帝定出了以上十五个画家的级别。由此可以知道，清朝宫廷画家与前代宫廷画家一样，也是有等级区别的。宫廷画家共分为三等，每人每月的公费银数量是一样的，都是三两，不同的只是食钱粮银，每个级别间有银二两的差额。乾隆十六年（公元一七五一年），皇帝南巡至苏州时，画家张宗苍、徐扬献画，随后二人被召入宫内作画，同年七月的内务府档案中就有记载：“画画人张宗苍、徐扬每月钱粮公费照余省、丁观鹏一样赏给，于六月起。钦此”。根据以上所引档案记载，余省和丁观鹏在乾隆六年是列为一等画画人标准的，那么张宗苍和徐扬同他们二人相同，也应当是一等画画人。一入宫马上就得到最高级别的待遇，乾隆皇帝是非常看重这两位画家的。

那么在乾隆皇帝之前宫廷中画家有无等级之分呢？档案内尚未见到明确直接的记载，但是对画家的俸银也有规定。雍正四年（公元一七二六年）“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六品官阿兰泰奉旨：着给画画人丁裕、詹熹、丁观鹏、程志道、贺永清每月钱粮银八两、公费银三两。钦此。”如果按照乾隆时的等级来看，获钱粮银八两、公费银三两的人应当是一等画家。这则档案中所列的丁观鹏，在雍正、乾隆两朝均为一等画家的待遇，地位没有变动；而程志道于雍正时享受一等画家的待遇，到了乾隆时则改为二等画家了，由此可见，清代宫廷画家所定的等级并非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根据画家在宫廷中供职是否勤勉，艺术水平有无提高，亦或不同皇帝欣赏口味的区别而有所变动。也就是说，宫廷画家的地位可能会有升有降，不是“铁饭碗”。这就使得供奉宫廷的画家必须兢兢业业，认真作画，不能怠慢，以免遭到降级的命运，事态严重的话，还会被革除职务。雍正四年（公元一七二六年）的另一则档案中记载：负责内务府工作的怡亲王允祥曾经下命令，让慈宁宫新来的画画人张霖、吴桂、吴 、陈敏、彭鹤、王均、叶履丰等七人，“暂且行走试看”，在试用期间“每人每月暂给饭食银三两”。其中的吴桂、吴 二人到了乾隆时已分别列为一等和二等画家了。从这则档案中可知，在成为正式宫廷画家之前，所有新来的画家都有一个试用期，在这一期间内只有饭食银，而没有公费银。也就是说只发给饭钱，不发给工钱。这种画家的身份，就颇类似于宋代画院中的“画学生”。

由于清内务府的档案资料，只见到雍正和乾隆两朝的，所以我们对清朝前期顺治和康熙两朝时，宫廷画家状况的了解还是十分模糊和有限。按照常理，顺治和康熙时，清朝入关定鼎中原未久，巩固政权，恢复经济为首要任务，不会有太多精力用在绘画方面，宫廷绘画的机构和制度想必不会很完善。

显然，在清代宫廷中也和前代宫廷一样，有着很严格的画家划分等级的做法，通过这些做法和其他很多制度，清廷对供奉宫廷的画家进行着非常有效的使用和控制。清内务府档案有关资料的披露，使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多更进一步的了解。

在宫廷中供职的画家，绝大部分为来自民间的职业画家，另外还有若干欧洲来华的传教士画家。画家无专门职称,康熙、雍正时称为“南匠”,乾隆时改称“画画人”。画家分派在各宫殿作画，称为“某某宫画画人”，见于记载的有“慈宁宫画画人”、“南薰殿画画人”、“启祥宫画画人”、“如意馆画画人”、“咸安宫画画人”“礼器馆画画人”“春雨舒和画画人”等。较著名的宫廷画家，顺治时有孟永光、张笃行、王国材、黄应谌等；康熙时有王崇节、顾铭、顾见龙、孙阜、王敬铭、叶洮、刘九穗、邹元斗、文永丰等；康熙至雍正时有王云、焦秉贞、冷枚、沈嵛、徐玖、金永熙、佘熙璋、顾天骏、邹文玉、徐名世、李、班达里沙、孙威凤等。雍正至乾隆时有金昆、贺铨、唐岱、郎世宁、陈善、陈枚、吴璋、丁观鹏、丁观鹤、张为邦、王幼学、戴正、福隆安、沈源、戴恒等；乾隆时有陈士俊、王岑、王致诚、程志道、孙、余省、余、周鲲、唐岱、张宗苍、卢湛、吴、金廷标、艾启蒙、张雨森、姚文瀚、张廷彦、贾全、程梁、沈映辉、陆授诗、陆遵书、方琮、袁锳、徐扬、王炳、杨大章、黄增、谢遂、李秉德、罗福、杜元枝、贺清泰、安德义、潘廷章、缪炳泰、陆灿等；乾隆至嘉庆时有冯宁、沈焕、沈庆兰、庄豫德等；道光至光绪时有沈振麟、沈贞、沈全、沈士杰、沈士儒、焦和贵、陈兆凤、张恺、屈兆麟、缪嘉蕙等。

宫廷绘画大致可分为纪实绘画、装饰绘画、历史题材绘画和宗教绘画 4类。纪实绘画包括皇帝后妃及文武大臣的肖像、皇帝日常生活的图景和记录当时重大事件的画幅如《康熙皇帝朝服像》《康熙南巡图》《雍正皇帝祭先农坛图》《雍正皇帝临雍图》《乾隆皇帝岁朝图》《乾隆孝贤皇后朝服像》《塞宴四事图》《木兰图》《哨鹿图》《紫光阁赐宴图》《马术图》《万树园赐宴图》《阿玉锡持矛荡寇图》《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道光皇帝行乐图》等均为代表作。装饰绘画包括大量粘贴于宫殿墙壁和案头观赏的山水、花鸟画。历史题材绘画创作不多。宗教绘画，佛道题材均有其中一部分受西藏嘛教艺术的影响,颇具特色。帝后肖像画上作者不署名款，其余作品署款有固定格式,须用工楷字体书写,画家姓名前必冠以“臣”字，如“臣丁观鹏奉恭绘”、“臣郎世宁恭画”。纪实绘画中人物肖像、服饰、武备、仪仗、阵式、舟车等的描绘具体写实，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部分山水、花鸟画往往描绘塞外景物，在题材上有新的开拓。欧洲传教士画家带来的西方绘画技法,中西合璧的画风,在传统画风之外，别具风格。清代宫廷绘画作品与过去各代画院绘画作品一样,宫廷富贵气息浓厚,用笔细密繁琐，色彩浮华艳丽，格式严整少有变化，这些均是它的弱点。

清代宫廷的纪实绘画，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分成两类：（一）记录人物相貌；（二）记录事件经过。下面分别简要叙述。

（一） 记录人物相貌。 当然，在清朝宫廷中的人物肖像画，都是与皇室有关。如果再细致区别的话，还可以有皇帝、皇子公主、后妃、文武功臣、太监内官等几类。其中以皇帝的肖像画数量最多。1、 皇帝像。

清朝自入关定鼎中原后，共有十一代皇帝，除去末代宣统皇帝溥仪

2、 皇子公主像。

皇帝子女的肖像，一般附着于表现皇帝家庭生活的“行乐图”中，如在《乾隆雪景行乐图》（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上，就可以看到乾隆皇帝众多的子女形象。

3、 后妃像。

清朝历代后妃差不多均有画像存世，甚至还有若干油画像。郎世宁所画的《乾隆皇帝及后妃像》卷（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描绘了乾隆皇帝以及后妃们的肖像。

4、 文武功臣像。

5、 太监内官像。

在表现皇帝及后妃像时，有的地方也会看到侍奉帝后的内官和太监的形象，这是个特殊的人群。

（二） 记录事件经过。

清代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在位时，分别都有六次南巡盛举，并且留下了描写过程和实景的图画。王翚等人所画的《康熙南巡图》十二卷（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等处）和徐扬所画的《乾隆南巡图》十二卷（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2、 战争。

表现征战的场面是清宫廷绘画题材上的一个特色。留下的作品中既有手绘的、又有铜版画。其中以富有欧洲风格的《乾隆平定西域战图》最有特点。

3、 祭祀。

如《雍正祭先农坛图》卷（上卷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下卷藏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真实地再现了二百余年前的皇家祭祀场面。

4、 筵宴。

如姚文瀚所画的《紫光阁赐宴图》卷（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记录了平定西域的庆功情景。

5、 典礼。

如《光绪大婚图》册（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把光绪皇帝结婚的场面和全部过程描绘了出来，犹如记录电影一样。

历代历朝的宫廷中都容纳有众多的画家进行绘画创作，并且都有纪实绘画作品流传下来，从文献记载中也能看到历代的帝王对于纪实绘画的重视。不过像清朝那样，现存世的纪实绘画作品在数量之多、张幅之大、描绘之具体、场面之宏大等方面，可谓超越前代许多许多。这是清朝宫廷绘画在题材上的主要特色，而相对来说，清朝宫廷绘画作品中的山水画、花鸟画就比纪实画逊色多了。当我们现在看着那些清朝宫廷的纪实绘画时，其中的很多场面，几乎可以按照图中所示，将当时的场景原样恢复出来。仅此而论，清朝宫廷纪实绘画的重要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画史上关于如何选拔宫廷画家，有过不少的记载，并且流传有许多故事。其中以宋代翰林图画院画家的选拔，最具有浪漫色彩。根据宋·邓椿所著之《画继》一书的记载，宋代宣和（宋徽宗

宋代这种出题考试选拔宫廷画家，在以后亦有相类的做法。只是画史上没有详细系统的记载而已。比如清代宫廷中吸收画家，也要经过考试，如果合格，才能成为正式的宫廷画家。这些做法在清代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内，可以见到。

另外在朝官员和地方官员都有向朝廷推荐画家的责任，这样的例子也很多见。乾隆时宫廷画家余省、余 兄弟，在进宫供职之前，曾经寓居于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大臣海望家作画二十余年，又曾向大学士蒋廷锡学画。他们兄弟俩能够入宫供职，定与海望的鼎力推荐有关。又如画家王岑，在京师时与大臣张照、董邦达、张若霭等均有交往，最后他由刑部侍郎励宗万推荐，进入宫廷作画；画家袁锳，擅长画山水，于乾隆三十年（公元一七六五年）由户部侍郎李因培推荐入宫，供奉内廷二十余年；陈士俊是一位肖像画家，在京师时与刑部尚书张照、礼部尚书张若霭颇有交往，后来经张若霭推荐，进入宫廷作画多年。根据以上所举事例，可知这些画家经有权势者推荐后，仍然还需通过考试，才能正式成为一名宫廷画家。

清代宫廷画家中还有相当一部份是属于父子相承、师徒相继的。这其中的原因也很好理解，既然父亲、祖父或师傅长期在宫廷内供职，依靠这一层关系，他们的弟子进入宫廷供职自然是比较容易的事情，这样的例子也有不少。画家焦秉贞和冷枚是师徒，他们先后于康熙年间进入宫廷服务；又如画家张震，于康熙、雍正时在宫廷中供职，张震之子张为邦便于雍正时进入宫廷成为供奉画家。张为邦在宫中作画延续至乾隆时，等到他年老时，又推荐他的儿子张廷彦来顶替作画。如此祖孙三代先后在宫中供职的绘画世家并非个别的例子。又如孙阜，是康熙时的宫廷画家，其子孙威凤就在雍正时进入宫廷供职；画家王介于康熙、雍正时供职于宫廷，他的一个儿子王幼学便在乾隆十六年（公元一七五一年）先期进入宫廷供职，随后他的另一个儿子王儒学也入宫供职。

由此看来，清代宫廷画家的推荐与选拔和宋代相比，考试只是其中的一道关，其他人情的因素是很大的，故而清代宫廷绘画的水平也是无法与宋代画院作品相比的。宋代院画能够起到左右画坛的主流作用，而清代宫廷绘画只能是整个画坛的一分子或一个流派而已。

本文仍以清代宫廷内务府的档案资料，再来看一看清代宫廷是如何运用奖惩赏罚的制度，使用和控制供奉画家的。同样，关于这些问题，也未见于以往画史中有何论述，它们仅得之于档案内零星和分散的材料。

任何部门和机构，为保证运作的顺利，都需要有一套完整、严密的制度。在用人方面，奖惩赏罚分明，就是十分必要的做法。清代的宫廷画家是隶属于内务府造办处管辖的，皇帝通过太监传达他的命令，由内务府总管大臣等实施。造办处内的画家作画技艺好，为人勤勉，出勤率高，都会得到奖赏；如果相反，则要受到惩罚。笔者在查阅清宫档案时，发现一部分关于这方面的记载，现摘录如后，并略加说明，以补充画史叙述之所阙。

从档案记载来看，对宫廷画家的奖赏有下列三种形式，即钱财、实物和假期。

乾隆元年（公元一七三六年）宫廷画家唐岱、郎世宁以及郎世宁的学生王幼学因为画画出色，皇帝传旨赏给唐岱和郎世宁每人人参二斤、纱二匹，王幼学得到官用缎二匹。同年郎世宁等画家又得到皇帝赏给的御用缎、貂皮等珍贵物品。康熙时入宫的老画师冷枚，在乾隆七年（公元一七四二年）获得赏银五十两，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以奖励他在宫廷内长期供职的辛劳。同年画家郎世宁、王致诚、王幼学、张为邦、孙祜、丁观鹏、沈源等分别得到一个元宝和一匹缎的奖赏。以上是宫廷画家得到皇帝钱财和实物的赏赐。

特别受到皇帝喜爱的画家，不但在生前会获得皇帝给予的赏赐，而且在死后，也能有一定的荣誉。比如意大利传教士画家郎世宁，于乾隆三十一年（公元一七六六年）去世后，根据乾隆皇帝的谕旨，特追加侍郎衔，并赏银三百两为其料理丧事。画家死后封赐的事例并不多。其实这也是皇帝给予奖励的一种方式。

以上种种奖励的方式，都是为了鼓励宫廷画家能够更好提高技艺，勤勉作画，为皇帝服务。但是在宫中仅有奖励还是不够的，与奖励相对应，必须还要有严厉的惩罚措施来配合。一般来说，宫廷画家作画不认真、出现差错、工作态度怠慢，都将会受到惩处。

乾隆十一年（公元一七四六年），宫廷画家金昆奉命画《大阅图》，绘制过程中，由于疏忽，竟然将八旗的位置画错。事出之后，画家金昆还企图加以掩饰。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十分恼怒，责令怡亲王允祥和内大臣海望将金昆治罪，停发其所食钱粮银，并要革除其职务。同时对监督宫廷画家作画的催总花善，以督察不力也做出了停发俸禄的决定。金昆急忙将画错的地方改过，并经其他人说情，另外金昆毕竟是一位在宫中时间较长的画家，画艺也比较出色，乾隆皇帝这才准许金昆继续留在宫中作画。但是当月只得到一半的俸禄，督察失职的催总花善也只得到一半的俸禄。

在中国美术史的清代部分，经常会提到一位名叫郎世宁的画家，光从这三个汉字来看，谁也不会想到他竟然不是中国人。而这个郎世宁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欧洲人，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供职于清朝宫廷。他的生平和艺术，不但引起了中外美术史家们的关注，而且也引起了小说家们的兴趣，前几年有一位中国作家撰写了一本叫做《宫廷洋画师》的小说，最近又有一位华裔外籍作家写了一本名为《郎世宁传》的小说，都是以郎世宁的生平为题材创作的。中国美术史上画家成百上千，而能成为小说主人公的却寥寥无几，犹如凤毛麟角，这不能不说与郎世宁的特殊经历有关。但是这位画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既不被中国绘画史收录，也不为欧洲的艺术史所重视，几乎游离于艺术史之外。近年对于清朝宫廷绘画作品的发掘和利用清内务府造办处挡案资料所做的研究，使郎世宁在艺术史上得到了新的定位。

郎世宁于公元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7月19日出生在意大利的米兰，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Giuseppe Castiglione），青年时期受到过系统良好的绘画训练，后来加入了欧洲基督教下属的宗教组织耶稣会，并于公元1714（清·康熙五十三年）年以传教士的身份离开欧洲来到东方，经过一年的海上颠簸，于次年低达澳门（此时已为葡萄牙占据），起郎世宁作为汉名，继而北上京师，随即于康熙末期进入宫廷供职，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中国宫廷艺术家的生涯。公元1766年7月16日（清·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郎世宁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八岁。乾隆皇帝特地下达谕旨，追赐郎世宁侍郎衔，并赏银三百两为其料理后事。郎世宁的遗体被安葬在北京阜成门外的外国传教士墓地内。郎世宁在清宫廷内为皇帝画了很多作品，据专门收录清宫藏画的《石渠宝笈》（初编、二编、三编）一书记载，共有五十六件之多，其中尚不包括画上未署名的作品。前两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郎世宁画集》搜罗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其他博物馆收藏的郎氏作品八十余幅，这并不是他的全部作品。郎世宁的作品题材广泛，既有表现当时重大事件的历史画，还有众多的皇帝和后妃的肖像画，以及走兽、花鸟画作品。根据清内务府造办处档案的记载，郎世宁在宫中曾经向中国的宫廷画家传授欧洲的绘画技法，其中包括油画技法，把这一欧洲的艺术门类介绍到中国。郎世宁的中国学生知道姓名的就有十余人之多。

郎世宁所作的人物肖像画，在造型上都相当严谨，注重解剖结构和的立体感的表达，但是在光线的运用上则与欧洲画法有所区别。欧洲画家喜欢表现人物脸部在特定的光线照射下分明的凹凸感，而传统的中国“写真”技艺，则要求被画者是不受光线变化常态下的相貌。从以上的清宫的肖像上可以看到，欧洲画家来到中国后，为适应中国观者的欣赏习惯，而在画风上作的微妙调整。 他在雍正年间，还将欧洲的焦点透视画法传播到中国，协助中国学者年希尧完成了叙述这一画法的著作《视学》，成为中国首部介绍这方面知识的图书；乾隆年间郎世宁参与了圆明园内西洋楼的设计工作，海宴堂前铜铸的十二生肖头像，也应有他的功劳，为此郎世宁一度担任了奉宸苑卿（正三品）的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