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中江望石城泣下》是
五代十国南唐后主李煜(一说南吴让皇
杨溥)作了俘虏北上渡江时所作的一首诗。此诗描写了家国破败的残败景象,表达了亡国君主愁苦不堪的心境和对迷茫未来的担忧。全诗写得情真意切,符合亡国君主的心理特点。
①中江:水名,古三江之一。《
尚书·禹贡》记载:“东为中江,入于海。”是长江的中下游。石城:南唐国都,即石头城,战国时楚国称之为金陵,到三国时期孙权改称石头城。
②江南:“江南”的含义在古代文献中是变化多样的。它常是一个与“江北”“中原”等区域概念相并立的词,且含糊不清。从历史上看,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区域。南京、苏州、镇江、常州、无锡等苏南地区,江西东北部上饶、景德镇、九江等地区,浙江北部杭州、嘉兴、湖州、绍兴等地区,安徽南部的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九华山)及徽州地区,为典型意义上的狭义江南。江北:长江以北地区,相对长江以南而言,包括江苏省、安徽省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宋史·世家传一·李煜》:“(乾德)二年,又诏江北,许诸州民及诸监盐亭户缘江采捕及过江贸易。”
⑤广陵: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北岸的重要都市和军事重镇。春秋末,吴于此凿邗沟,以通江淮,争霸中原。秦置县,西汉设广陵国,东汉改为广陵郡,以广陵县为治所,故址在今淮安市。
宋太祖开宝八年(975),金陵城被宋军攻陷,南唐灭亡。李煜三十九岁,成了宋朝的俘虏、降王。这年岁暮时节,在一个阴雨霏靠的日子里,后主率领公主、后妃、朝臣等被押往去大宋都城汴京的路上。
马令《南唐书》卷五记载,“煜举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属仅(近)千艘。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赋诗云”。李煜冒雨登舟离岸至江心时,回头凝视了他生活了将近四十年的古城金陵,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并写下了这首诗。
此诗描写了家国破败的残败景象,表达了亡国君主愁苦不堪的心境和对迷茫未来的担忧。直到国破家亡,李煜才从梦中醒来,才体味到了做俘虏任人宰割的痛苦。梦醒了, 国亡了, 思量追悔也无济于事了。马令《南唐书》所记情形与诗中感情很相吻合。此时的李煜是从江南乘舟过江北入宋,船行江流之中,左望江北,右望江南,心中悲慨万分,催泪直下。江北之地是在父亲李璟的手上丢失,现在自己又丢失了江南,国破家亡,旧乡无存,南唐祖孙三代人三十八年的苦心经营至此告终。东都扬州早已在宋人的统治之下,那往昔的宫苑早已荒凉;如今金陵又被宋人占领,自此以后,该是一片冷落。自己生于斯,长于斯,那吴苑之中,曾经有过多少的欢笑,那宫闱之内,曾经是多么的奢华,而今一切付诸流水,回想犹如春梦一场。祖父创业的艰难,父亲守业的艰辛,自己也曾挣扎维持,最后还是彻底地毁在了自己的手上。李煜此时虽然是在前往宋都汴梁的路上,还来不及思量到达之后的命运,他的无尽心思都在与金陵的告别之中。而告别金陵,就是告别南唐。怀着悲痛的心情,眺望远方,云笼山岫,愁思无限沉重;眼前则是雨打行舟,江流浩荡,任凭泪水千行。昔日的王侯,如今的囚徒,不知过江之后的日子会是何等情形,此后的心情将要如何来承受。李煜是国君,也是兄长,本当担负的责任现在已经不由自己做主,本当照料的家族现在也置于他人的治下,“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不堪”不仅是说不能思量,不可以思量,而且是说未来根本就无法去设想。因而不要说盘算未来将如何,就是眼前的悲哀已是他人不可想知的沉重,更遑论细细地去诉说,去思考了。尾联二句,点到即止,言下有无限的沉痛,又将这无限的沉痛留于不言之中,而造成一种悠悠的余韵,顺着江流缓缓而去。这“不堪”,在作者是无言,却让读者生出无限的感受。
《邯钢报》原副编审迟双明:这首诗情真意切,写出了李后主的亡国之恨,符合初亡国君主的心理特点。由万人之上的君主而沦为阶下四,对李煜来说是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从而也极大地影响了他诗词的风格。诗在排景布局上,由江南转到江北,从吴苑写到广陵,由往昔写到今日,由眼前写到未来,写遍了他所身历的时空领域,也由此发出人生如梦的浩叹和沧桑巨变的感慨。“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此四句为名句,对仗工整,含义深刻又形象生动。尤其是“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将近景与远景恰当结合,将愁绪与恨情交融,寓情于景,把情感移接在云岫雨舟上,具体可感,引发读者的联想。(《
李煜词全鉴》)
这首诗马令《南唐书》《
江南野史》《
类说》皆认为是南唐后主李煜的作品。而宋代
郑文宝《江表志》卷一中此诗题作“泰州永宁宫“,郑文宝认为是南吴君主杨溥所作。南唐取代吴后,封杨溥为让皇,为他在泰州建筑宫股而居之。杨溥由君主而囚徒,有亡国破家的伤痛,与李煜之成为宋朝俘虏时的感情,可以说是一脉相通。不过,杨溥所居泰州在长江北岸,并不临江,若无南唐君主的允许,他是不能随意行动的,更不要说去到都城金陵。因此,杨溥也就不存在过江的问题。那么,诗中所言“江南江北”的即景生情,“雨打孤舟”的过江之行,“三百口”的乘船规模,都无法解释。由诗中所言情景看,似乎更接近李煜的遭遇。《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在《江表志提要》中认为,撰写者邓文宝“亲事后主,所闻当得其真。是以可以订马书之误”,即《江表志》所言更为可靠。《江南余载》卷下也认为是杨溥作于泰州。诗歌写诗人丧家失国之后的落魄景象和凄凉心境,认为是杨溥或李煜皆符合诗意。然史料不足,此诗作者的判定缺乏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