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明，古代葬器。汉广陵国以漆器制作的丧葬用具。这种器物从现有的出土状况表明，仅限在江淮之间及连云港等地，是一种非常有地域特征的器物，山东青岛琅琊汉墓也曾发现，它的形状如倒置的方桶，由四面（左、右侧板、背板及顶板）组合而成，侧板上有马蹄形缺口，背板有方孔，顶板盝顶式，并向前伸出，顶、侧内面皆嵌铜镜或琉璃璧。

有多种，或素面，或彩绘，或粉彩、或贴金银箔并有镶嵌。纹饰的题材十分广泛，除云气纹、云 纹外，还有四神图案。这种器物在汉书中记载名“温明”、“东园秘器”或“东园温明”，《汉书．霍光传》注云：“东园处此器，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画之，以镜置其中，以悬屍上，大殓并盖之。”与“梓宫”、“便房”、“黄肠题凑”相提并论，证明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丧葬用具。

温明，作为古代丧葬礼具的一种，最早见于《汉书·霍光传》。对于温明的解释，东汉人服虔曰：“东园处此器，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画之，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大殓并盖之。”温明作为葬具来记述，《汉书》中仅见《霍光传》一处，《后汉书》中未见，《三国志·魏书》中有一处，《晋书》、《魏书》、《南史》、《北史》中多见。记载最晚的是在《旧唐书》中。

从文献记载来看，温明是皇帝、王侯、大臣和高级贵族使用的葬器，但也有考古发现是中下阶层地主用的。

“温明”，作为古代丧葬礼具的一种，最早见于《汉书·霍光传》。霍光死后，皇帝和太后“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东园不是地名，而是一个官名，隶属于少府。东园匠专门制作陵墓内的器物。而霍光死后用的“温明”，就是东园匠制作的，规格极高，所以便叫“东园温明”。而刘贺享受不到东园制作的“温明”，只能使用自家制作的，可以叫“海昏温明”。

如何处理亲人的遗体，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而人死后要对尸体进行遮盖，是古已有之的习俗。远古时期人们使用的是干草、树枝，后来使用麻、布。据说，遮盖的目的是为了保持死者的尊严和魂魄不散。吴王夫差兵败被范蠡困于山上，见大势已去，自刎前把衣服割下一块交代跟随的将军，他死后要用衣片把脸盖上，羞于愧于见一直劝谏他提防越国的忠臣伍子胥。而进入封建社会后，尸体上的这种遮盖物便有了不同的等级，死者的身份不同，使用的遮盖物便不同。而“温明”则是当时最高等级的遮盖物。

首先，“形如方漆桶，开一面”——出土的三块木板虽然是散开的，但宽窄长短基本一致，而且都上了漆，可以用它们围成一个方形的桶状物，其中一面可以无板。“开一面”是为了便于将“温明”放置在尸体的上方。

其二，“漆画之”——出土的孔子画像和书写的孔子生平，使用的都是油漆。将死者生前的精神追求、个人修养和爱好，通过绘画和写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放在尸体的最近处，符合汉代“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刘贺一生尊孔崇儒，把孔子画像和生平彩绘于“温明”之上，是对他心灵中累累伤痕的最好抚慰。

其三，“以镜置其中”——说明铜镜是放在“温明”里面的，因此不能叫立镜，可以叫悬镜、方镜。把铜镜放在这里，具有避邪和驱邪的作用。据查，1979年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也曾出土过一件“龙问五纽长方镜”，镜长115.1厘米、宽57.7厘米、厚1.2厘米、重56.5千克，出土后没有人能够准确说清这件“镜王”的用途。估计也是“温明”中的铜镜。

其四，“以悬尸上，大殓并盖之”——治丧期间将此物置于死者的尸体上方避光、驱邪，并在放入棺材前遮盖好。这充分说明了“温明”在丧葬时的实际使用方法。

可以说，史书上的记载与海昏侯墓出土的器物能够一一对应，高度吻合。据此，可以借用一个数学公式表示海昏侯墓出土的这件器物：

孔子彩绘+青铜方镜+其他部件=“温明”

综合各种考证，我认为，温，代表温暖、温和、温情等；明，代表明器或神明。“温明”就是指在丧葬过程中能够温暖死者神明的礼具。儒家治丧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处处体现出生者对于死者的温情。古人信奉阴阳之说，人死之后到了阴间，又冷又黑，用这种器物遮盖，又温又明，温暖如昼，如生前一样。

古代皇家和贵族们治丧的时候，礼仪程序非常繁琐，拖的时间很长。《礼记·王制》中说：“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刘贺是海昏侯，从死到殡到葬需要五个多月。治丧的重要程序之一，就是将“温明”中的梯形漆木围板放置在死者尸体上面，即史书上所说“以悬尸上”；再用黑色的麻布或丝织物做成的帷帐罩在上面，完全盖住尸体，即史书上所说“大殓以盖之”；最后，上面再压上孔子彩绘盖板。待到各种治丧礼仪完成后，撤除“温明”，将其放置在椁室中一并埋葬。

2020年，河南省洛阳市一座西汉大墓出土的若干圆形玉璧、带孔玉片和金丝等，被考古人员证实属于一种独特的古代葬器——温明。这种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器物，在中原地区系首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