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仕成（1804年－1873年），字德畲、德舆，祖籍漳州白礁村潘厝社，世居广州，是晚清享誉朝野的官商巨富。祖父潘有量，又名伯容，字允嘉，号函谷，是候选布政使、经历，加二级诰授奉直大夫。父亲潘正威，字琼侯，号梅亭，约于乾隆末年或嘉庆初年，由闽入粤。潘仕成先祖以盐商起家，他继承家业后继续经营盐务，以至洋务，成为广州十三行的巨商。潘仕成一生主要在广州度过，他既经商又从政，既好古也学洋，既是慷慨的慈善家，又是博古通今的古玩、字画收藏家，他还出资自行研制水雷、从国外引进牛痘，获得官员和民众的普遍赞誉。他主持修建的私人别墅—海山仙馆，成为岭南文化史上璀璨的明珠。潘仕成一生业绩为普通商贾所难得、学者所不能、官员所莫及，是广州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潘仕成的“海山仙馆”中所藏金石、古帖、古籍、古画号称“粤东第一”，极盛之时甚至一度成为广东清朝高级官员非正式接见欧美外交使者和商人的场所。

而生于广州番禺的潘仕成，和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人一样，嗜茶。丰足的财富和高超的鉴赏能力，也让他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想法把茶玩得风生水起。他所用的茶壶都是在宜兴订做的紫砂精品。这些壶形制相对固定，而且惯于将印款落于盖沿之上，壶底及他处反而不落款。所用印款均为阳文篆字“潘”字印。由于潘氏声名远播，世人遂将这种形制称为“潘壶”。

潘壶的形制发展至今，大体可分为三种，壶腹作扁柿形者，称为“矮潘”；器身稍高，近扁球形称“中潘”；器身高，近梨形者，为“高潘”。宜兴陶瓷行业协会会长史俊棠介绍，潘壶是清中期很富代表性的一类紫砂壶。虽然器形变化并不复杂，也少装饰，但却呈现出大气、简练、明快的艺术风格，为藏家所赞赏。

著名紫砂收藏家李明为此次展览贡献了多件从明到民国的古董紫砂壶，其中便有一件“高潘壶”。他表示自己所藏虽多，但是潘壶却只有两三把。将近两个世纪以前烧制的“潘壶”，大多数随着19世纪六七十年代潘氏家族的迅速衰败而流散，存世数量不多，但是品质却非常稳定，保持了相当高的水准。从中可以看出这位“红顶商人”极高的眼光。展览中展出的“高潘壶”器形端庄典雅，泥料讲究，做工简洁而浑然天成，从中可领略“潘壶”的独有神韵。

潘仕成成名后，他的祖籍福建莆田等地纷纷以潘氏为荣，因此在女儿出嫁时必以一“潘壶”为嫁妆，希望在夫家相夫教子，能像潘仕成般的荣华富贵。所以多要求为宜兴潘壶，绝少用土产的汕头壶。通常这种随嫁的“潘壶”并不一定用作泡茶，也有置于梳妆台装发油之用，且女主人百年之后，多作为陪葬物。但能得到潘氏家族订制的“正版”潘壶的毕竟是少数，于是出现了很多仿制品，“潘壶”也就跳出了家用的范畴，而进一步成为宜兴紫砂壶中一种独特的形制。李明认为，潘仕成可说是紫砂文化在广东的一个有力推动者。自己收藏的潘壶中，有的是从日本购回，有的则是出土精品。潘仕成是十三行行商生意面向海外，又有众多外国客户、朋友，因此说他推动了紫砂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也不是没可能的。

史俊棠介绍，综观紫砂壶从明代以来500余年的发展历史，能够像潘仕成这样，让自己成为一种紫砂壶的“符号”的并不多见。较为有名的，恐怕只有清嘉庆年间“西泠八家”之一的名士陈曼生所制的那批“曼生壶”。此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迎来大发展的上海大码头上，一批收藏家和古董商人也采用了类似的做法，与杰出的紫砂艺人们互动交流，创制出一批精品，更留下不少佳话。而这样的古壶，价位低则数万，高则可达数十万。

史俊棠表示，潘仕成、陈曼生等前辈名家的做法，起到了非常好的启发作用。近年来有一些紫砂藏家，也模仿他们的做法，按自己的想法、要求，寻觅杰出艺人订制“专属”紫砂壶。虽然这些壶的价值如今还不能同潘壶、曼生壶们相比，但是假以时日，不难推断其中会有经得起历史和市场考验的杰作。

专家分析，烧制“潘壶”所用的紫泥，为较常见的典型紫砂泥，产于江苏宜兴丁山黄龙山一带。在约1180摄氏度的窑炉中烧制而成。这种泥制成的茶壶透气性好，热淋变色率高，易掌控冲泡时间，养成后更显高贵迷人，是茶具中的上品。

南粤自古多金，十三行的风云际会可以算作明证。十三家商行撑起了一条路的声名，十三行路至今还是荔湾区商铺密布的黄金宝地；十三家商行的故事更是口耳相传，最神奇的就是在某一年发生的大火中，十三行路上熔化的银浆竟然绵延流淌长达一公里，行商们白银的贮藏之丰由此可见一斑了。

潘仕成就是这亦幻亦真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他的先祖是清朝的盐务官，和今天一样，只要干着国家垄断的生意自然是一本万利，于是发达得无以复加。潘仕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耳濡目染的尽是洞明世事的学问、练达人情的机关，等到初涉人世的时候，他就在父辈的影响下、以惯性的力量按部就班地做起商人。并且，潘仕成干得更加出色，他花费20万两白银买了个二品官来做，一方面继续经营他的盐务、扩张他的茶叶生意，另一方面抓住清政府开埠的时机，顺风顺水地成为为清廷代理外贸的十三家行商之一。

已经没有资料显示潘仕成是如何克服种种时空和心理距离、通过何种渠道步步为营最终完成他亦官亦商的伟业的，过程早已湮没在历史风尘的深处，于史可证的就是最后的结果，那就是连皇帝都被他搞定－－道光皇帝曾经一度因为考虑“应如何再加奖励”潘仕成而焦头烂额。唯一可以料定的是，由商而仕这条路中的苦楚是难免的，而钱的魅惑，也肯定是被潘仕成调动到淋漓尽致的境地。

成为红顶商人的潘仕成也顷刻成为了不得的大众慈善家、军事开发的财阀、中央财政的无私资助者。铺路、赈灾、种牛痘，潘仕成要出钱；水雷开发和舰艇制造，他要出钱，然后无偿或微利转让给清政府；清廷养兵用军，他还是要出钱。一顶红换来一身累，恐怕是潘仕成没有料到的。如果说铺路、赈灾之类是回馈父老乡亲，他尚能甘之如饴的话，本来应该是中央财政拨款支持的项目居然也让他分担责任，则确实成为生命里不能承受之重了。潘仕成是官员，但没有哪个官员能像他那样被无休无止的摊派包围的；他是商人，商人的利润竟然这样被掠夺而去，与剜肉何异?一顶红换来哑巴亏，潘仕成显然没有更多的办法。他必须固守财富，寸步不离广东于是成为这种心态近乎机械的体现。

与其坐等钱财分散殆尽，不如想方设法、自助自救。既然流动资产易被抽走，那就让所有资财“固定”下来。潘仕成于是耗费心血修建自己的奢华庄园海山仙馆。今天风景如画的荔湾湖公园，事实上就是当时海山仙馆的一部分。海山仙馆极尽奢华，修建时花费了大量资金。别墅初具规模后，长期在馆内服务的杂役有30多人、婢女80多人，潘仕成带着他的50多个老婆在海山仙馆过着神仙般的生活。潘仕成是一个痴迷于收藏、热心文化教育的有识之士，他将所收藏的古帖及时人手迹，分类为摩古、藏真、遗芬，镌刻上石；同时选择了藏书中一些坊肆无传本的古今善本，编为《海山仙馆丛书》，珍藏于馆内。因为当时广东石刻作坊、印刷作坊的水平和效率都不高，潘仕成索性自办工场，自刻自印。海山仙馆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物，但在主观上，这私人豪宅的修建可能只是潘仕成转移财富的苦心使然吧。无奈荔枝何，前度来迟今太早；又摇苏舸去，主人不饮客常醺。十三行的风光人所共知，红顶商人的苦与痛，却随着尘封的历史一起老去。

潘家至潘仕成已三代经营盐业，家业渐具规模。和一般的富贵公子不同，潘仕成并没有耽于纸醉金迷的生活，而是选择了科举成名、亦官亦商、倚势营财的发迹道路。潘仕成勤于读书，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28岁的他上京应试，中顺天乡试副贡。很快，他又捐助巨款赈济北京地区的灾荒饥民，又得钦赐举人，特授刑部郎中。在京城大做慈善事业的同时，潘仕成又极尽凶残屠戮之能事，捐钱镇压广东连山的瑶族起义。俗话说“老乡见老乡，背后捅一刀”，潘仕成出钱出力对故土原居民斩尽杀绝的劣迹恐怕算是明证了。

潘仕成因为镇压“广东连山瑶族滋事”而一举成名，从富甲一方的盐商摇身一变成为京中风流名士争相群附的显赫官僚。不久，他衣锦还乡、重归故里，与粤地的政界显达和官府人士往来甚密。从潘仕成后来自已编辑的《尺素遗芬》中，我们可以发现，与他有书信来往的贵交有111人之多，并且全是鸦片战争前后的当朝显贵、地方政要：林则徐、郭尚先、涨岳崧、汤贻汾、邓廷桢等人，其中相国8人、太史6人、尚书8人，论科举出身，已明身份的就有状元5人、榜眼5人、探花4人。潘仕成由广东至京城旋即返回广东，只是时空上的简单流转，但是原来的商人加上了红顶，命途就真是不可限量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东道主的。

潘仕成利用自己的身份和交往，不仅经商盐务，而且承办军火生产、帮办洋务。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十三行的那些洋商因为中英交战元气大伤，日子并不好过，潘仕成却另取蹊径，以承办海防和战船发了财。在承办军工海防时，他自动捐资加制战船，最多一次捐助抗英军饷8万两，被称赞为“粤省绅士中最为出力的一员”。两广总督祁贡原本对修筑虎门海防工程犹豫不决， “恐花数万之资，委于无用之地”，后来求助于潘仕成的资助才得以竣工。1841年2月，英军攻破虎门，广州垂危，潘仕成于是主动负担雇募300名海防兵勇的雇资。只是这番好意，却最终为林则徐婉拒。林则徐是吟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困祸福避趋之”的民族英雄，笔者猜测，他之所以拒绝潘仕成的义举，恐怕骨子里是不屑于与亦官亦商者有深交的。

鸦片战争期间，潘仕成深感“要制敌则必制其炮，要制其炮必先制其船”，于是不惜以每月5000两银子的高薪聘请美国海军军官壬雷斯，在广东制成新式攻船水雷20具，一共花去6．5万两银子。这种攻船水雷以防水雷罩为外壳，内装炸药50至150斤不等，用雷汞火帽发火。潘仕成对这种攻船水雷相当满意，因为其本身不带火种，十分安全可靠。潘仕成派人将水雷运到天津大沽海口试演，用厚8寸，长6丈的杉本4层，共厚3．6尺，扎成木筏，坠锚于海河口，然后把装有120斤炸药的水雷送到筏底，系定引绳，拔塞后，稍等片刻，轰然一声，水浪激起半空，将木筏炸得粉碎，碎木随烟飞起。观礼的官员大加赞赏。潘仕成仿制的这种“攻船水雷”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水雷，也是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攻船水雷。

由于筹防有功，潘仕诚受到粤地大吏的倚重，多次向朝廷表奏其功。道光帝一一再下谕嘉奖。1843年7月，春风得意的潘仕成将制成的水雷送京进呈，道光皇帝在观礼后对水雷的爆炸力颇为满意，于是下谕道：“该道员潘仕成，业经迭次加恩赏戴花翎，并加按察使衔，应如何再加奖励之处，着祁贡等酌核具奏，候朕施恩。”显然，潘仕成甚为得宠、青云一路，连皇上都不知还有何等奖励可以赐予了。不久，距奏议赏加潘仕成布政使衔。清代洋商所能得授最高官衔之能事三品职衔，布政使是从二品职衔，可见潘仕成因公得衔，地位十分显赫。

官越做越大的潘仕成却越来越保守，除了参加《南京条约》、《天津条约》这两次谈判，他轻易不去外地，竟先后五次辞去道光皇帝的委命。潘仕成固守粤地的原因众说纷纭，或推测说乡情难以割舍，或推测说确因督造战船难以分身云云。潘仕成是聪明人，事实上，不管怎样他都应该明白，“天高皇帝远”的快感终究只是暂时的，皇恩再浩荡，也保不准会因为疏远而猜疑，因为猜疑而杀戮。潘仕成后来的破败如大厦呼啦啦之倾覆，或许未尝不与他的远离京城有关。

广东人有好善乐施的光荣传统，不管以前是瓮牖绳枢之子或者引车卖浆者流，只要发了家以后没有不慷慨施财的。潘仕成也是这样，在地方上热心于公益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被誉为“轻财好义，地方善举资助弗吝”。潘仕成有“三喜”。一是喜欢赈灾济贫，广东地区常有灾情，潘仕成不止一次捐款，最多一次居然拿出银子1.3万两；二是喜欢修路，广州小北门外至白云山，路多崎岖，潘仕成出巨资铺上平坦的石路，以利行人；三是乐于资助教育。当时，广州贡院已经残破不堪、杂草丛生，他独自捐银1.35万两，新建室舍565间，院内浚井修渠，排潦去秽，还种上树；位于五曜坊的学署文场年久崩塌，他大力资助，维修一新，改设石桌石凳，坚固实用。除了以上“三喜”，潘仕成还敢为天下先，大力倡种牛痘，建议官府、亲友推广种牛痘，并为之代购进口种痘洋刀，输送洋种痘。西风初始东渐的时候，有些人特别是某些官僚对牛痘这个昂贵的舶来品持怀疑态度，但是有了潘仕成这个大财爷出钱出力兼苦口婆心地游说，索性也半推半就接受了事。各方人士和受惠者均赞其“功德无量”。

除开公益事业，潘仕成在岭南文化史上也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兴建海山仙馆。海山仙馆原名荔香园，是潘仕成耗尽心血建成的私人豪宅。园内仿江南园林，建有眉轩、雪阁、小玲珑室、文海楼等。此外，潘仕成还在海山仙馆内收藏了大量古玩文物，其所藏金石、古帖、古籍、古画有“粤东第一”之称。许多风流名士都为其浓郁的岭南园林特色和与众不同的文化品位所折服。在极盛之时，海山仙馆甚至一度成为广东清朝高级官员非正式接见欧美外交使者和商人的场所。

然而世事难测，潘仕成一生显赫，晚年却横遭变故，落魄而死。1871年，因为经济拮据，67岁的潘仕成甚至将《佩文韵府》的木刻版抵押给山西某票号来支撑局面，继而又将位于十七甫的故宅以3.8万两银子的价钱售出。何以一本万利的盐务生意会亏损累至家财尽破，其中原因已是不得而知。见证潘仕成飞黄腾达和穷困潦倒的海山仙馆最后也在1873年被查抄，在满跟离披的衰草、颓圮的残垣里，饱经变故的老人仓皇死去。

【姓名】：潘仕成

【年代】： 清代·道光

【家乡】：广东番禺

【类别】：紫砂壶艺人、陶瓷艺人、工艺师

【代表作品】：潘壶

【人物简介】：

据《阳羡砂壶图考》记载，潘仕成字德会，为清道光广东番禺人。潘氏家传素嗜饮茶，便在宜兴订制专属砂壶，一则自用，一则往还馈赠。潘氏订制的砂壶形制固定，且惯于将印款落于盖沿之上，壶底及他处反而不落款。所用印款均为阳文篆 字“潘”字印。由于潘氏声名远播，世人乃将此一形制称为“潘壶”，且落款方式大抵遵循前例，偶有见楷书无印边者，或以铁刃阴刻者，亦有将陶人名印钤于盖内者。

潘壶的形制发展至今，大体可分为三种，壶腹作扁柿形者，曰“矮潘”；器身稍高，近扁球形曰“中潘”；器身高，近梨形者，是为“高潘”。

潘壶一般为闽南人家泡工夫茶用，但据当地乡人表示，潘仕成祖籍莆田一地，因以潘氏为荣，在女儿出嫁时必以一潘壶为嫁妆，希望在夫家相夫教子，能像潘仕成般的荣华富贵。所以多要求为宜兴潘壶，绝少用土产的汕头壶。通常这种随嫁的潘壶并不一定用作泡茶，也有置于梳妆台装发油之用，且女主人百年之后，多作为陪葬物，以示对娘家养育的感念之意。

海山仙馆建于清道光年间，馆门有“海上神山，仙人旧馆”对联，故名“海山仙馆”。馆园是一座艺术园林建筑，从俞庆洵《荷廊笔记》的记载可见其园林景色之美，文中说：该园占地面积辽阔，园中有一小山，山上松柏苍郁，拾级而登，石径曲折迂回，俨然苍岩翠岫矣。山旁有一大池，广约百亩，与江水相通，隆冬不涸，微波荡漾，可以泛舟。在池塘之旁，又有一堂，迥廊曲径，雕花栏杆，十分精致，离堂散步之外，为娱乐场所，每于台中作乐，则音出水面。飘飘缈缈，有如仙山琼阁，令人为之陶醉。在堂之西面，接着小桥为水榭，轩窗四开，一望空碧。三伏天时，藕花香发，清风徐来，暑气全消。在宽敞花园里，遍种荔枝树，绿荫处处，丹荔垂垂，高阁层楼，曲房密室，掩映在绿树丛中，仿如世外桃源，人间之仙境。不少文人雅士面对如此秀丽景色，情不自禁挥毫作联，有题联云：“荷花世界，荔子光阴”。“荷花深处，扁舟抵绿水楼台；荔子阴中，曲径走红尘车马”。何绍基留别海山仙馆题联云：“无奈荔枝何，前度来迟今太早；又从苏舫去，主人不醉客常醺”。

陈祖桀、朱自振编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页277）收录了《调燮类编》一书，并注明为南宋．赵希鹄撰。

赵希鹄，生卒年不详，约公元1231年前后在世，袁州宜春人（今江西宜春），所著《洞天清禄集》一卷，援引考证，类皆确凿，为鉴赏家之指南。（见《中国人名大辞典》臧励和等编），在其它辞书里，多有同样的记载，都只提到赵希鹄所著《洞天清禄集》而没有提到《调燮类编》。

在收入《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中的《调燮类编》卷二中有这样的描述：“茗性宜于砂壶，其嘴务直，一曲便多阻塞。洒注又当别论。”文中所描述当指泡茶的茶壶，因为壶里有茶叶，一曲便容易堵塞。“茗性宜于砂壶”，应是指泡茶的宜兴紫砂壶，如是文中所述如实，岂不是南宋已有紫砂壶？

南宋有无紫砂壶及《调燮类编》是否为赵希鹄所撰，暂且不论。首先看《调燮类编》出自何处？《调燮类编》出自《海山仙馆丛书》，该丛书为潘仕成辑，清道光27年（1547年）刊。

潘仕成，清代藏书家，字德畲，广东番禺人，道光间官兵部侍郎。后经营盐业致富，性好藏书，其藏书楼“海山仙馆”藏书充栋，精善本颇多。道光中辑刊《海山仙馆丛书》共收书56种，除此之外，喜好砂壶，所制茗壶于口外钤“潘”字篆文方印，流传至今，今人称之为“潘壶”。

在潘氏收入《海山仙馆丛书》中的《调燮类编》一书，没有提到撰人，在《中国丛书综录．总目》中页184《海山仙馆丛书》里将《调燮类编》置于《洞天清禄集》下面，不提撰人。在《中国丛书综录．子部．医家类．养生之属》中，将《调燮类编》至于明人之后，清人之前，同样不提撰人，似乎是暗示其作者的大致年代。

这样看来《调燮类编》在《海山仙馆丛书》及《中国丛书综录》里都未注明为赵希鹄所撰，那么可以肯定，《调燮类编》的作者不是赵希鹄，笔者认为有一点可能，是因为《中国丛书综录》将《调燮类编》置于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之后，而致使有人误以为《调燮类编》同是赵希鹄之作。

性好藏书。岭南藏书家以潘仕成、伍崇曜、康有为、孔广陶为“粤省四家”。藏书楼有“周敦商彝秦镜汉剑唐琴宋元明书画墨迹长物之楼”，“藏张长史郎官记之室”、“宝琴斋”、“荔香园”等，其“海山仙馆”，有水木清华之胜，李仕良赠诗云“插架汉唐书，嵌壁宋元字”。馆中收藏金石、碑刻、古帖、古籍之多，被誉为“南粤之冠”，藏书充栋，精善本颇多。道光中辑刊《海山仙馆丛书》，共收书56种，492卷（一说为486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共100册。辑者称所选之书均保存原文，不加删动。除经史著作外，多选西方的数学、地理学、医学等方面的近代科学书籍，汇编有《海山仙馆丛贴》60余卷，计70多册；重刻《佩文韵府》146卷，刻法国传教士玛吉士编译《外国地理备考》，是我国最早世界地理著作之一。藏书印有“继兴堂主人手启”、“子韶审定”、“海山仙馆主人”、“曾在潘德畲家”、“潘仕成号德畲一字子韶”、“德畲心赏”、“德畭秘藏”、“天响琴斋藏书”、“岭南潘氏宝琴斋珍藏书画之印”、“藏张长史郎官记之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