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伯鹰（1905年1月29日~1966年），原名式、婴，字伯鹰，后以字行，号凫公、有发翁、却曲翁，别署孤云，安徽安庆人，属龙。现代书法家、诗人、小说家。著小说《人海微澜》《隐刑》《强魂》《雅莹》《残羽》和《蹇安五记》。论著有《书法杂论》《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简论》。作品出版有《潘伯鹰行草墨迹》等。潘伯鹰是举世公认的书法名家。坊间论及潘书，多言他是“二王书风的积极追慕者”。

潘伯鹰（1905年1月29日~1966年），安徽怀宁人。原名式，字伯鹰，号凫公、有发翁、却曲翁，别署孤云。早年从吴闿生学习经史文词。国共和谈时，曾担任国方代表章士钊的秘书。建国后，曾任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大学教授。对文学颇有造诣，曾著小说多种，后潜心于诗词及书法。是近代书坛“二王”书风的积极追崇者之一。著有《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简论》《玄隐庐诗》等。

现代书法家、诗人、小说家。原名式、婴，字伯鹰，号凫公、有发翁，别署孤云，以字行。1905年1月29日（农历甲辰十二月二十四日）。安徽安庆人，久寓上海。

早年从桐城吴闿生学习经史文词，对文学颇有造诣。曾著小说《人海微澜》刊于天津《大公报》，风靡一时，又续著《隐刑》《强魂》《雅莹》《残羽》和《蹇安五记》。《人海微澜》后改编为电影，名《春水情波》。后工诗，喜以新题材用旧形式出之，有《玄隐庐诗集》，吴宓采之入《空轩诗话》。曾被诬入狱，著《南冠草》。后潜心诗词与书学。

潘伯鹰不但文名卓著，且颇具社会活动才干。1931年，潘伯鹰曾被逮捕入狱数月，亏得萧叔絅与章士钊等奋力营救得脱。我们虽不知原因究竟，但一定与其积极参与时事有关。抗战期间，潘伯鹰在重庆发起并主持“饮河诗社”，主编诗社的会刊一百余期，以此为阵地，团结了一大批文士名家。章士钊北上参加国共和谈时，潘伯鹰即在其侧为之担任秘书，一时“书记翩翩潘伯鹰”之语传遍南北。

1949年后供职于上海图书馆。1961年任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书法涉猎面广，尤得力于王羲之、褚遂良、赵孟頫。擅楷书、行草，有自己风貌。用笔刚毅凝重，妙在巧拙互用。小楷亦有清婉宏宽气。书学主张正草并进，碑帖兼学，以为这样可以相互得到补益，而最高境地当于字外求之。其生平艺事，有人加以评次，为一书法，二诗，三文，四小说，五鉴赏。论著有《书法杂论》《中国的书法》《中国书法简论》，作品出版有《潘伯鹰行草墨迹》等。

民国间私淑著名学者章士钊。建国后任教同济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鉴定名家谢稚柳共事。因得陈毅赏擢，在上海市政府任参事，与学者书家沈尹默等共同筹创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

潘伯鹰比沈尹默小16岁，但二人相入很好，书法也是一路的，都宗二王。沈尹默以为，褚遂良是唐代一位推陈出新、承上启下的书家，所以在褚字上下过很深的功夫。有趣的是，潘伯鹰后来也专攻褚字，而他的褚字，写得较沈尹默更为洒脱，劲健处也在沈尹默之上。解放后，沈、潘二先生曾各写楷书字帖，以作中小学生的临摹范本。当今的上海书坛，仍可明显看到二位先生的影响在。

潘伯鹰谓之名士，自然要提到潘伯鹰的孤傲狂狷，《近代书林品藻录》就曾将潘伯鹰的“孤高不群”与沈尹默的“蔼蔼谦谦”相比对。对于一般文人必不可少的文房用具，潘伯鹰却考究至极，除常用毫管以外，还屡用竹笔作字，以求异趣；墨则从不用墨汁，晚年特别钟爱胡开文；笺纸多用自印的“玄隐庐”、“饮河社”纹纸及朵云轩精印的名家水印墨迹花笺；至于印章，非出自名家之手者不用，最喜用也最常用的便是乔大壮、蒋维崧两人镌刻之印，潘伯鹰认为只有乔、蒋所治之印方能与自己的书法匹俦。1949年以后，潘伯鹰在上海创建私人书室，取名“隋经堂”，据传他为了避免外界闲杂人等的干扰，曾在此张字一幅：“不读五千卷书者，不得入此室”，以致后来“隋经堂”成为饱学之士的会聚之所，是当时的“文化沙龙”和名流会聚之所的代名词。而问访朋友时，若主人开门稍显迟缓，即能引起他大怒。现代篆刻大师陈巨来回忆旧友时，曾将潘伯鹰列为“十大狂人”之一：“他为人作书写扇，总是作伯鹰为某某书，已名高高在前者，亦狂态耳。”有着“补白大王”之誉的掌故大家郑逸梅在其笔记《艺林散叶》中也载：“潘伯鹰有狂人之号，有以所刊之诗集贻彼者，往往鄙薄之，或垫砚，或揩笔。”对待一般俗子，如此当然无妨；而对待一些才识超群的友善之朋，潘伯鹰却十分敦诚谦恭，如他最尊沈尹默，曾为杨世骥《文苑谈往》、潘受《海外庐诗》等亲作序言，更为乔大壮作传等等。潘伯鹰早年在沈阳大学、中法大学和暨南大学任职，其妻周竞中即是他当时的学生，熟谙译事。周竞中过世后，潘伯鹰曾一度追求一女画家而不遗余力，以致在书画界闹出不少笑话，后来得以娶章士钊义女张荷君为妻。陈巨来他在《安持人物琐忆》中记言：“……访潘氏，直趋卧室，见他已横卧床头，云正从华东医院回家未久也，仍豪谈为乐。并介见其妻张夫人，貌亦楚楚，而风骚特甚。余领会潘得病所在矣，以一年老之翁，而当如虎之年之娇妻，安得不病乎。”陈巨来虽为戏谑之语，确也道出潘伯鹰爱美之心。

《大字阴符经》传为唐·褚遂良书，楷书真迹，九十六行，四百六十一字。昔人评此贴“笔力雄瞻，气势古淡”。潘氏学褚功夫极深，穷源竟委，遍临褚遂良诸贴。其所临《阴符经》形神兼备，深得其神理。此是其临写的第九通，在忠实原作的前提下，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体会，因此较原贴更加平易近人，并揭示了褚书的特点、规律，为后学示范了临写的途径，真可谓是金针度人。

潘伯鹰是举世公认的书法名家。坊间论及潘书，多言他是“二王书风的积极追慕者”。潘伯鹰的行草书浏丽健劲、潇散超然，得《十七帖》及孙过庭《书谱》之法，可以说颇有二王风致；

但其正书大楷则显露出了他关于碑帖并行的书学主张，擘窠大字偶有露锋者，仍显古拙质朴，雄浑有北碑风貌。潘伯鹰曾有诗自言：“我曾祖习《龙藏寺》，因识河南所结字”（《奉赠沈参议》），正是由于他长期浸淫魏隋碑书，而生发联系到褚字放大了王右军书中隶味的特点，以致于后来长期宗褚，曾苦临过褚遂良早期的《伊阙佛龛碑》及《孟法师碑》。当然，对于褚遂良的书法，潘伯鹰只是通过临习而达到从字中领悟其内在功力的效果，并非流于表面书势和体态的模仿，故而能入更能出，诚如谢稚柳评价的那样：“师法河南，取其绰约，而舍其妩媚”。其实，潘伯鹰作为文坛的多面手，一直强调学书既要勤练而非勤言，更强调书法要求“字外精神”，这些说法大多见于他的《中国的书法》和《中国书法简论》两种著作中，早已被好书、识书者奉为圭臬。而其旧体诗造诣更深，颇得唐宋之人风神，深为诸名家所激赏。潘诗最为可观之处是其能将经历之盛毕现于诗中，悲悯之心尤其深重，观人于微、观物于屑、观世于细，故能成就其体。中山大学徐晋如博士在读《玄隐庐诗》后，叹而评之云：“凫公才气、句法均近东坡，早岁七古，置入眉山集中，不辨楮叶。复以遭际之酷，远过长公，所作尤能摇荡性情……中年颇参庄释，心事渐归平澹，而世变愈亟，辄发以幽回要眇之诗……诗境晚益苍，颉颃元亮。”堪称识璧者言。

早在20世纪30年代，天津《大公报》曾连载过一部作者署名为“凫公”的小说《人海微澜》，多叙都市男女恋情和知识分子的情感。当时境况，我辈不得而知，但据旧人追忆，皆云风靡一时，影响甚巨，时清华大学教授吴宓推为当世说部第一，并列为学生必读书目。后来由导演郑正秋于1933年将其搬上银幕（易名《春水情波》，胡蝶主演），更掀刮起一阵不小的风潮。虽然后来陆续发表的《隐刑》《生还》《稚莹》《残羽》等著更让作者凫公声名鹊起，但是人们竟一直对他知之绝少。直到抗战以后，文坛圈内的人才逐渐了解到，这个擅写小说的“凫公”就是皖江名士潘伯鹰。

潘伯鹰不但文名卓著，且颇具社会活动才干。1931年，潘伯鹰曾被逮捕入狱数月，亏得萧叔絅与章士钊等奋力营救得脱。抗战期间，潘伯鹰在重庆发起并主持“饮河诗社”，主编诗社的会刊一百余期，以此为阵地，团结了一大批文士名家。

1964年，陈巨来再去看望潘时，潘已因为罕见的肝炎病毒转腹水而屡入华东医院，当时“神志颓然”地对他说：“在此，虽号称最高级医院，但区区小官耳，不过初出道少年诊病而已，而且清规戒律太多，急欲归家了。”一代才识高卓之士，为病痛困扰而难以舒缓，不免令人生憾。1966年5月，潘伯鹰在弥留达两个月之久后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