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受（1911.1.26—1999.2.23），原名潘国渠，
福建南安人，生于1911年1月26日。1930年19岁南渡新加坡，初任《叻报》编辑，1934年起执教于华侨中学、道南学校及马来亚麻坡中华中学，及任道南学校校长6年（1935～1940）。他自己并没有受过正统大学教育。1955年南大校长林语堂离校，受委出任大学秘书长，渡过一段没有校长主持校务的最艰苦的4年，直至1959年第一批437名学生毕业，才辞去职务。
简介
1937年抗战军兴，走避新加坡，任“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主任秘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辗转到陪都重庆避难，胜利后再返新加坡。
1953年参加筹办
南洋大学，任南大执行委员会委员。 潘受精研书法，早年师法
颜真卿、
虞世南，后转习
魏碑，于楷书、
行书有很深的造诣，最后自成一家。
1982年出版书法集三册，新加坡国立博物馆于1984及1991年（庆祝80岁大寿）两次为他举
行书法展览。他的书法广受各界喜爱与尊崇，除东南亚各地外，在
山东曲阜孔庙、
西安碑林、武汉
黄鹤楼等地都可看到的墨宝。
潘受也爱好写作及诗歌创作，他曾于1928年参加中国“全国拒毒论文比赛”荣获第一名（北大蔡元培校长为主任评选），早年喜写白话诗，青年时期才致力于古典诗词的创作，已出版《海外庐诗》（1970）、《云南园诗集》（1984）、及厚八百页的《潘受诗选》（1997），其中共有诗词1300余首。
潘受的书法与文学造诣，受到国内外文化界重视。
1985年获巴黎“法国艺术沙龙”（Salon Artists Francais）金质奖；
1986年获新加坡政府文化奖章；
1991年又获法国国家艺术与文学（Officer des Art et des Letters）勋章；
1994年获新加坡卓越功绩勋章（P.J.G.）；
1997年获亚细安文化奖（ASEAN Cultural Medal）；
1998年获
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荣誉奖章，同年
南洋理工大学颁授名誉文学博士荣衔。
潘受1999年2月23日逝世，享寿89岁。
年表
1911 生于中国福建南安，原名潘国渠
1927 福建泉州培元中学毕业
1930 南来新加坡
1930－39 任《叻报》编辑，先后在
新加坡华侨中学、道南学校及麻坡中华中学执教和担任校长
1940－50 返回中国从商
1960 退休，从事文化艺术研究及创作
1970 南大中文学会出版《海外庐诗》（1985年及1986年再版）
1980 出版《潘受行书南园诗册》
1983 出版《潘受近书三迹》及《墨迹大观》
1985 获巴黎大皇宫“法国艺术沙龙”金质奖
1986 获新加坡文化奖
1991 获法国最高文学艺术勋章
1994 获新加坡政府最高勋绩奖章
1995 新加坡政府宣布为“国宝”
1995 出版《潘受诗书回顾》
1997 获亚细安文化奖
1998 任中国福建泉州黎明大学荣誉校长
1999 逝世
评价
潘受献身他热爱的中华文化，数十年如一日。他在中国书法和
诗词上的优异成就，为东南亚华人的精神文明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产；他在艺术和文学方面的高深修养，更成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1995年，新加坡政府为肯定潘受的对国家文化与教育的卓越贡献，正式宣布他为国宝。1998年，潘受于得知
南洋理工大学将授以名誉文学博士之时，特地请见新闻及艺术部长
杨荣文准将，表示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应该接受这项荣誉，因为他的贡献是在“
南洋大学”，而非“南洋理工大学”。杨部长认为南大精神仍然活在
南洋理工大学校园里，鼓励他接受。在颁授典礼中，潘受主张恢复
南洋大学校名，可见他对南大感情的深厚。他的呼吁，获得东南亚华人社会热烈的反响。
联合早报《话廊版》于3月6日发表李慧玲的鸿文：《潘受的南大泪痕——一段未曾公开的访谈录》。
李文发表后的几个晚上，想到该文有“88岁的老人自嘲‘当年是强盗，后来成了国宝’”。住事历历，我每晚几难入梦。3月13日晚上新加坡艺术总会常年晚宴，何家良会长移樽到我这一桌，大家又不期然地说及潘先生逝后的话题。
他对当年支持我协助潘先生申请公民权的事，记忆犹新。我因此决定乘几个相关系的人还健在，叙述16年前的一段未曾公开的旧事：
殖民地政府褫夺潘受公民权
一、 李文叙及潘先生的公民权是1958年被褫夺的。文章写道：“新加坡政府是在25年后，也就是1983年，把公民权归还给潘老。”我想说明两点：（1）1958年褫夺潘先生公民权的是英殖民地政府，1983年“归还”潘先生公民权的是人民行动党政府。（2）说他是强盗的是英殖民是政府，说他是瑰宝的是行动党政府。
二、 言归正传。1982年中，新加坡书协决定组织一个宠大的书法代表团，于次年6月学校长假期间去中国访问一个月。我与同道们都希望潘先生同团出发。当年9月学校假期中的一天，潘先生对我说，“我真很想出门，但我没有通行证呀！”我是我第一次知道他是个无国籍的人士。
三、 潘先生过后在我的催促下向公民权局申请公民权，被约去见面过三次。有一天，他非常激动的对我说：“我每次去会面，他们总是搬出一大堆垒得比我坐下去的人头还要高的文件，我要澄清及承认。我受不了了，不要申请了。
四、 当年的年尾及次年的年初，我辗转托了好几位较有身份的公务人员，看看相隔了二十几年，时过境迁的事，是不是有转弯的地方。
五、 一天，一位贵人相告，叫我写一封信给当时的内政部长蔡善进律师，信中不要说“潘国渠”，而是说改用“潘受”后的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对书协的贡献、在书协与外国人的交流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等，并附上图片、报章佐证；即以他是一个书法家及文化人的角色来申请。我照办。
六、 约有一个多月，这位贵人对我说：“看来有希望了，为了加强你的信件的分量，要以请两位与书协有关系且在位的政务人员现实性信支持你的要求。
七、 我于是到启祥路教育部找何家良政务次长，到亚历山大路环境发展找王邦文部长，央请他们二人就我的信件副本所示的内容，分别写信予蔡善进部长。他们二人都欣然照办（1999年3月13日晚艺术总会常年晚宴上，家良先生向我同桌的人士提及的便是这事）。
八、 3月的某一天，潘先生来电约我与内人于晚饭后去他的家，并交代我们记得带着居民证。我们二人到时，屋内除了潘受先生及其夫人郑文慧女士之外，还有一位杨小姐，连我们一共五人。
九、 潘先生说，这次他们（公民权局的官员）见到我很客气，要我填写申公民权的表格，说打算重发公民权给我；又说我年岁己大，他们顺便帮我申请护照，免得我要多跑一次，所以照片一共得交六张。
十、 潘先生说，不懂会不会有人捣鬼，发生变化，所以这张公民权申请表格，便由你的太太及杨小姐做我的保证人，杨小姐也是很可靠的，这样更加妥贴，你说是不是？
十一、 潘先生生于1983年4月初取得公民权及护照时己来不及加入我们出国的队伍了。5月28日一早他来机场送我们一行28人，入闸门前，他说：“等你回来后，我们一块儿去吉隆坡。”
十二、 我于今年2月23日下午5点陪同潘先生的儿子思颖医生尾随二男护士之后，看着潘先生的遗体由三楼3006号加护病房移入楼下的停尸房，交予仵作。临送上车时，仵作拉开裹尸的长形塑盒的拉链给我与思颖医生看，潘老的嘴巴一如25天来的样貌——因为插入吸管吸痰而开得大大的。
十三、 当晚9点我在众奉教堂迎接他的灵柩，9点30分思颖医生到后，才正式安置灵柩。
十四、 26日我送他最后一程。在翡珑山，德高望重、待潘先生一生至善的李成义伉俪也专程来送。我在潘先生的灵前说 ，该做的我己做了，可以做的，我会继续去做。
十五、 我从二十多年前潘先生的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到他最后一刻的风风光光、热热闹闹，百感交集，我没有别的话送他，只希望他“乘愿再来”。
十六、 从他入院前三天的召见（1月27日），到住院25天后辞世，我有用他病房的纸巾抹过他眼角的泪水多次。
让潘老平平静静睡一大觉
十七、许许多多新友旧朋在过去三个星期对潘先生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悼念。我想，大家可否让老先生平平静静的睡一个大觉？他不是说过吗？“帝王太贵不能仙”，难道我们不想让他成仙吗？
十八、再殿一笔：1984年2月在国家博物院举行《潘受古稀书迹展》，是在李氏基金赞助下，由新加坡书协所主办的，是潘先生拿到公民权恢复自由身后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活动。后来一些官方文件及报章报道，将它写成是新加坡政府主办的，并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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