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澄濂，男，浙江中医研究所，医生。1910年11月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1929年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开业行医。建国后，历任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第一、二届理事和浙江分会副会长，农工党第八届中央常委和浙江省委第四、五届副主任委员。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长期从事中医临床与医典的研究工作，对肝炎、肝硬化等病的诊治有独到之处。著有《伤寒论新解》，有《潘澄濂医论集》等。

1910年11月13日 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城西街。

1925年 毕业于上海南阳中学。

1929年 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1930年 出版《伤寒论新解》。

1938-1947年 任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教员。

1947-1954年 任温州普安药局医务主任。

1958-1984年 任浙江省中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1960-1966年 任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

潘澄濂1910年11月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7岁就读于温州十狮附小，小学毕业后，就读于上海市南洋中学。其故乡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常有急性热病发生，当地名医于此多有经验，深受敬慕。受此影响，潘澄濂中学毕业后，便选择了中医这一高尚的职业，进入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在丁甘仁、谢利恒、曹颖甫等名师指导下，他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热经纬》及《神农本草经》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其他如妇、儿、外、喉等科，以《医宗金鉴》为教材，自行修读。此外，还广泛阅读了《东垣十书》、《河间六书》、《丹溪心法》、《景岳全书》、《徐灵胎医书十六种》等医著，对中医知识有全面的积累。

期间，西医在中国已有较快发展，对传统医学冲击很大。中西之界，划著鸿沟，中西论争，日趋激化。在此氛围中，他一面沉浸于中医海洋之中，撷取精华，以为根本，一面挤时间去西医学院旁听学习西医知识，进行解剖、生理、病理实验。嗣后又阅读了日本和田启十郎的《医界之铁锥》、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松园渡边熙的《和汉医学》等书。和田启十郎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汉医学遭受摧残的岁月里，披沥汉医之真髓，奋臂疾呼，力挽几倒之狂澜的精神，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于是他钻研中医之志弥坚，中西兼收，各取所长，为后来能取得突出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年仅20岁的潘澄濂踌躇满志，回温州办起了诊所，同时还参加了某医务所的工作，所中设有病床40多张，收有伤寒、疟疾、痢疾、肺炎、肺结核、肾炎、溃疡病、肝硬变等各种急慢性病例，除用西医药抢救外，其余大都采用中医治疗，使他能对多种疾病进行系统观察诊治，应诊能力很快提高。

春，他到了上海，在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同时为人治病。诊治中他善于总结，颇多真知。他常说，中医诊治，通过四诊的方法，识证辨性是提高疗效之关键。他曾治疗两例同因入浴而发生的腹痛，一例系气机阻滞，兼有宿食之实证，方用大柴胡汤加减，一剂即便解痛减；一例系劳顿过度，寒气入中，亡阳欲脱之虚证，投参附汤加味，一服后汗敛肢温，腹痛若失。两例同为腹痛，都发生在入浴之时，他从识证中辨其虚实，采用截然不同的两法，而收桴鼓之效。

6月，浙江筹建中医研究所，他被邀到杭州，负责组建工作。在他和同道的努力下，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于

7月正式成立。他十分重视科学实验研究，亲自制定了乙型脑炎、肝炎、铅中毒、白血病及晚期血吸虫病等项目的科研计划，从科研设计到观察病例、论文总结，均亲自参加。1958年，他带领科研人员以温病理论为指导，对全省700余例乙型脑炎的疗效进行了总结，获得了卫生部的好评。他以运中分消法、化瘀软坚法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腹水、巨脾症，疗效达85%，为脾切除术提供了条件；以扶正祛邪法、配合化疗，治疗急性白血病，明显地提高了缓解率。他十分重视临床实践，在他的主持下，研究所于1976年成立了门诊部，配备了先进仪器，使研究人员得到了锻炼，提高了科研素质。

坚持中西医结合 潘澄濂在《伤寒论新解》中，突破了“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窠臼，对《伤寒论》“阳浮”和“阴弱”、“营弱”和“卫强”以阳和卫代表机体的散温机能，阴和营代表机体的产温机能作了解释，认为太阳中风就是散温机能的亢进，产温机能不能相应地随着旺盛，使机体调节中枢的相对平衡失调，所以虽自汗出而不解。又据《伤寒论》“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条看，结胸是因早下而致，但原书对结胸的治疗，恰恰是采用大陷胸汤的峻下。这样，前后似有矛盾，不易理解。他援引西医理论作剖析，指出从《伤寒论》对结胸的描述，先说“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鞭满而痛，不可近也”，又说“结胸无大热者，此水结在胸胁者也”，据此推测结胸的实质似指胸腔有大量渗出性或漏出性积液，病变的主要部位在胸腔。就胸腔积液而论，临床上以渗出性胸膜炎较为常见，其病开始阶段，往往先出现恶寒发热，或胸胁疼痛，咳嗽等表证。《伤寒论》对有表证者，一般先解表，表解乃可攻里，所以文中“病发于阳”的“阳”字，可能是指结胸的开始阶段有恶寒发热等表证而言，因此认为不宜过早攻下，过早攻下，损伤正气，于病不利。但是，渗出性胸膜炎由于炎症的进展，恶寒、脉浮之类的表证可以自罢，表证祛并非病已愈，相反，胸膜积液增多，则肺部压迫症状如胸闷、胸痛、气急或咳嗽等势必加重。由于古无X线检查，又无穿刺抽液，而能认识“此为水结在胸胁者也”，采用具有泻下作用的大陷胸汤（丸），诱导积液排泄，借以减轻胸部之压迫，殊属可贵。由此他认定结胸先谓不宜下之过早，后仍以攻下取效，实非因攻下过早而成结胸，也不是结胸不宜攻，而是因病变的发生和发展阶段有表里之不同，故治法也当有先表后攻之分寸，这正是仲景辨证论治精髓之所在。诸如此类，引用西说解释，析义明理，较之以经解经，是一个飞跃。

潘澄濂在《卫气营血辨证在温热病学上的作用和意义》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卫气营血辨证与急性传染病的关系，指出叶天士所说的卫气营血并非指某些病毒损害的器官组织，而是将各种急性传染病的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证候，以综合和辨证的方法，划分为4种不同的证候群，作为治疗的标志。谓急性热性传染病的发作，取决于病原体在机体内生存的适应力和机体对病原作用所产生的反应，不论是病原体的内毒素或外毒素，毒血症或菌血症，所引起的病变能影响整个机体的生理机能。如疟疾一般征候表现是：寒热往来，呕吐，消化不良，体疼，脾肿，苔白腻或黄腻，也有独热不寒，舌光绛，神识昏迷的。又如肠热病（肠伤寒），一般在第一病周时，有轻度的恶寒和发热，口渴，或渴不引饮，苔薄白或黄腻，皮肤间现蔷薇疹。到了第二病周，由于病热进展，体温稽留在中等度以上，舌焦燥，或光绛而干，甚者神昏谵语，大便秘结或下痢。就这两病的发展过程来说，疟疾的一般症候，和肠热症第一病周时的临床象征，按卫气营血辨证，系邪在卫分或气分，而当出现舌光绛而干，神昏谵语，即属邪入营分或血分了。这样的划分归类，以西医论来说是难理解的，但就中医学说而言，确实如此。他进而指出，卫分阶段，津液一般未受耗伤，故用发汗或渗湿；病热发展，进入气分阶段，就有劫津耗液的可能，治用清法，有湿的尚可化湿；到了营分阶段，津液耗灼，神经系统受到了威胁，表现为舌光绛而干，唇焦齿垢，神昏谵语，如再有心力衰竭征候出现，便是进入极期，治以滋润养阴，还要顾及心脑机能衰竭，适当采用至宝丹、安宫牛黄丸、紫雪丹等，以防痉厥；如进入血分阶段，血毒征象已很严重，有各种出血症，须以大剂凉血解毒。凡此，中西两套理论同用，指导临床实践，有利于明理识证，提高疗效。

主张辨病与辨证结合。潘澄濂认为，疾病是由各种致病因素引起的一个综合复杂的过程，辨病就是根据患者的病史、病症，结合多方面的实验检查，对疾病作出确诊。这是现代医学的诊断方法。中医对疾病的认识虽有疟疾、痢疾、麻疹等病名，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外感病如伤寒、温病、湿温，杂病如痰饮、咳嗽、水气、积聚等，大都是以证为基础，与现代医学的辨病有所不同。

潘澄濂认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就是要双重诊断，对中医临床研究，制订诊断指标及疗效标准，用以观察中医药对某种疾病的疗效确有帮助，应推广执行。但在中西医结合临床中，有的不是按中医辨治的特点，而是执一方一药以试病，有的学步西医，说是炎症，不辨寒热虚实，概用清热解毒。有鉴于此，他指出这只是中西两法的乱套，而不是有机结合，不是辨病与辨证的灵活应用。有感于一般中西医生知识的局限，辨病与辨证难以普遍应用，他主张对某些较危重或复杂的疾病，中西医尤其是西学中医师应讲求合作精神，共同分析研究病情，判断其疗效西优于中的以西为主，中胜于西的以中为主，中西结合，辨病用药与辨证施治结合，取长补短，紧密协作，反复实践，摸索规律，提高疗效。

1　潘澄濂．中医治疗热病急症的经验．浙江中医杂志，1980，15（2）：6870。

2　潘澄濂．叶天士温病学说的探讨．浙江中医杂志，1980，15（增刊）：11。

3　潘澄濂．对湿温证治的临床体会．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1，（2）：36。

4　潘澄濂．《伤寒论》六经指要．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1，（5）：2—5。

5　潘澄濂．对金匮“痰饮”的认识及“慢支”的证治．上海中医药杂志，1981，（11）：2—4。

6　潘澄濂．《伤寒论》的基本精神．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3，7（1）：4—6。

7　潘澄濂．开展急症的治疗和研究是当务之急．浙江中医杂志，1983，18（5）：193—194 。

8　潘澄濂．略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关系．浙江中医学院报，1984，8（4）：13—16。

9　潘澄濂．祖国医学对肾炎的认识和辨证论治．浙江中医杂志，1984，19（9）：385—388。

10 潘澄濂. 王孟英温病辨证之探讨--《中华中医药杂志》1992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