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西安灞桥砖瓦厂工地上，推土机从土中推出一个陶罐，罐中有一面铜镜，铜镜下面垫有一个团废麻丝。有人把它拿回家去，扯成小片，然后用两片玻璃夹起来，说这是“西汉墓”出土的纸，并命名为“
灞桥纸”。但后来经向当时在工地上工作的人调查，这工地上谁也没有见过有墓葬，更不知此人对并不存在的墓葬是凭什么断代的。但自此以后，西北地区又多次发现过所谓“西汉古纸”的纸。这些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经化验，证明这些古纸，确系麻纸，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此后又陆续出现了甘肃天水“
放马滩纸”、敦煌“麻纸残页”等。
1987年，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潘吉星在日本讲学时曾对纸下了这样的定义：首先是植物纤维；第二，这种植物性纤维是单个的，即一根根分散的纤维，它们被分散、提纯，然后再交织组合起来；第三，表面平整；第四，具有实用性，例如包装、书写用；最后还要有一定的物理强度。以此标准，潘吉星认为，无论是陕西“灞桥纸”，还是甘肃天水“放马滩纸”，都具备了纸的要素，是真正意义上的纸。潘吉星也由此得出“蔡伦前中国就有纸”的结论。
在1964年到1988年的24年间，中外其他10家机构的20多位科学人员反复检验灞桥纸达10多次，认为其纤维实际长度只有1～2厘米，这就证明它们被反复切碎过，因为麻线的完整纤维应长15～25厘米，纤维的排列也紊乱无序，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
纤维性颤动，表明事先经过舂捣、打浆及抄造工序。
此外，1990年，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对1986年出土的甘肃放马滩纸样品进行化验和技术鉴定后也得出结论：该纸纤维不但分散，而且分布均匀，纤维按异向交织紧密，为麻类
植物纤维纸。
造纸史研究专家陈启新不同意潘吉星对纸的定义。他指出：潘吉星的定义是从形态与实用性两方面给纸下的定义，但我们知道，纸的制造过程包括“纤维———机械切碎———化学提纯———
打浆———纸浆———湿纸———干燥”等程序，其中“打浆”是使纸具有实用性和物理强度的关键，但潘吉星的定义中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陈启新又提出，1980年，轻工部造纸所对陕西“灞桥纸”鉴定后认为其纤维很长，似乎并未被切断过，而且纤维多为定向排列、纤维壁光滑、完整，没有纤维性颤动的现象，陈启新因此认定，该纸未经打浆，只能算做“出土纤维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
2009年，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李玉华发表论文指出，有的人对絮纸与植物纸的定义没搞清楚，有的对西汉古墓或其它地方发掘类似纸状物的实物而认为是纸，就将纸的发明提前到西汉，这几起西汉纸状物经我们鉴定，无一件可以以纸论处。
2011年，
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菊华告诉记者，该院对目前出土的西汉古纸残片做了大量的研究，发现1957年在西安市出土的“灞桥纸”基本没有经历过符合造纸要求的切断处理，并不是纸，而是一些废旧麻絮在铜镜下的衬垫物；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出土的“放马滩纸地图”保存在博物馆后，没有机会取样做破坏性化验，因为这张“地图”能在有积水并且死者尸骨都腐烂无存的墓葬中残留下来，专家对“地图”的表面结构分析后认为并不是纸，很可能是帛。
中国造纸学会秘书处雷煌先生表示，考古研究是项非常严谨的过程，虽然学界对于谁最早发明造纸术有争议，但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浇纸法造纸术早于蔡伦的抄纸法，首创和影响力决定蔡伦的历史地位无可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