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港是一个天然港湾，整个港湾呈U型向东和东北方向敞开，崆峒群岛在东北部兀峙海面，形成两个宽阔的海口。芝罘岛犹如巨大的灵芝横卧北部，是港湾的主要屏障。芝罘岛原是一个孤岛，芝罘湾主要是由夹河冲积而形成的。

芝罘岛犹如巨大的灵芝横卧北部，是港湾的主要屏障。芝罘岛原是一个孤岛，芝罘湾主要是由夹河冲积而形成的。

烟台，古称“转附”，自秦汉时起，称“之罘”，明代演变为“芝罘”。“烟台”是因烟台山而得名，1398年（明洪武三十一年），为防倭寇袭扰，明王朝在奇山北麓建奇山守御千户所城的同时，在北山设狼烟墩台，亦称烽火台，北山遂改为“烟台山”。“烟台”之名出现在官方文件里，最初是在1862年1月（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总理衙门大臣奕䜣、桂良等人向清廷所上的《请将山东省沿海各口州县税务责成登莱青道经理并请颁给监督关防以专责守折》中，但在外国的文献中则称烟台为芝罘（Chefoo）。

1840年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842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5处为通商口岸。但西方列强并没有满足其侵略的野心，19世纪50年代，英、法、美等国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利益，向清政府提出修改条约，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等。遭到清政府拒绝后，英、法两国便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6月、1860年10月英、法等国强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增开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天津11处为通商口岸。这样一来，加上第一次鸦片战争开放的5个通商口岸，中国的大部分沿海、沿江地区都被西方列强所染指。

按照不平等的《天津条约》的规定，山东地区只开放一个通商口岸——登州（蓬莱）。选定在烟台开埠而放弃登州开埠的是英国驻华公使派驻登州的英国领事马礼逊。1861年年初，英国驻华公使派马礼逊到登州筹办领事馆和开埠事宜，马礼逊从天津由陆路到达德州，后又沿临清、东昌、济宁、曲阜一线深入内地，经过详细考察后认为：内地河流狭窄水浅，大船不能行进，仍在登州沿海选择开埠地点。3月5日，马礼逊行抵济南。7日，与山东巡抚文煜相见，文煜遂派候补知府董步云陪同前往登州。来到登州，经过考察，认为该口岸不适于开放，原因是港口水浅（指当时的登州水城），并且没有船舶避风场所。因为当时的对外贸易活动主要靠船舶，没有适合的自然港口是不能顺利开展贸易的。遂东下来到烟台，选中烟台取代登州。马礼逊选定烟台开埠的原因主要是烟台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港湾，适合当时的贸易活动。同年5月清廷批准将通商口岸由登州改为烟台。

马礼逊确定烟台为通商口岸后，当即催促候补知府董步云加紧筹办开埠事宜。随后，董步云与登莱青道和登州府协商后，草拟了通商章程，报与清政府三口通商大臣（主管天津、牛庄、烟台通商事务的官员）崇厚。1861年7月（咸丰十一年六月），崇厚派直隶候补知府王启增、候补知府袁文陛、河工候补县丞曲纪官等人到烟台筹办开埠事宜，并向朝廷请旨转敕山东巡抚谭廷襄，要登莱青道道台崇芳等人给予支持。王启增等人经过短暂的筹备，于1861年8月22日（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开关征税。烟台港从此对外开放。烟台港对外开放4个月后，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奕沂奏请登莱青道移驻烟台，专司中外税务，清廷准奏。登莱青道于1862年3月（同治元年二月）由莱州移驻烟台。登莱青道道台崇芳兼任东海关监督。

东海关设立后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对外国商船的征税，原因主要是彼此言语不通。东海关不得不聘任外国人来从事税务工作，开始只是雇用他们充当翻译，后来就让其充任税务官。充任东海关第一任税务司的是英国人汉南，汉南来烟台的时间是1862年冬天。汉南来烟台，标志着烟台海关权和港口管理权的旁落。在此后的80余年里，东海关税务司一职，一直由外国人把持。外国人把持海关在当时的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上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下到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司都由外国人充任。汉南来烟台后办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是建立了必要的规章制度。1863年3月17日东海关公布了《烟台口东海关章程》和《船只进口章程》，使烟台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港务方面的规章制度。其主要内容大体是：确定了港界、船舶进出港的必办手续和注意事项；规定港内不准倾倒沙石等。第二件是建立了必要的原始统计。从1863年3月23日这一天起，烟台港开始了贸易活动的统计工作。由于港口的管理逐步走向正规，进出港的船舶数量猛增，港口的贸易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东海关带来了巨额的税收。据统计，从1863到1867年间，东海关税收白银共达119万余两。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洋员税务司对烟台港所进行的一系列港务管理活动，其目的是为适应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经济侵略的需要。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烟台港的贸易活动中获益极大。从烟台港1864年至1867年的各项贸易总额中洋货所占比重的统计中可以看出：1864年洋货进口总额占总进出口总额的27%，到1867年洋货进口总额就上升到51%；而土货出口则直线下降，1864年还占总进出口总额的47%，到1867年则下降到25%。烟台港开放之初，洋货进口的主要品种是：鸦片、棉布、火柴、铁制品、胡椒、糖等。土货出口的主要品种有：豆、豆饼、棉花、枣、咸鱼、粉丝、小麦等。

烟台开埠，标志着烟台半殖民地化的开始。西方列强乘机而入，纷纷涉足这古老的海滨。英国人依仗在烟台开埠的特殊地位和最先来到烟台的有利条件，在烟台山上最好的地段购地盖起了领事馆。继英国之后，法国、美国、挪威、瑞典、德国、日本等国先后在烟台山上设立领事馆，从1861年烟台开埠至1932年共有17个国家在烟台设立领事馆。西方国家除在烟台山设立领事机构外，还在山下设立洋行、银行等，以加强经济侵略。1864年（同治三年），英国商人在烟台山下首设和记、汇昌两洋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代理等业务。至1891年（光绪十七年），有英、德、美、日等国外商，洋行11家。甲午战争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承认外国在华投资权，烟台遂成外商主要争夺市场之一，洋行急剧增加。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外商发展到26家，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增加到40家。其中以日本商行最多，达19家，英、德、美次之。这些洋行，依靠其驻烟台的领事机构和对海关的控制，基本形成了垄断性经营，控制着外贸出口和航运权，从事着鸦片贸易等非法商业活动，将大量农副土特产品低价掠走，把大量外国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烟台及内地市场进行倾销。到1905年，烟台的对外贸易额达到1420万海关两，其中洋货进口960万海关两，土货出口仅为460万海关两。在整个对外贸易额中，进口贸易额是出口贸易额的2倍。

烟台开埠前后，外国传教士在烟台城乡进行的传教活动，是西方国家侵略烟台及内地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以教堂为据点，配合本国政府进行经济、文化侵略。最初到烟台传教的有基督教和天主教两大派，基督教派中又分为长老会、内地会、浸信会等。1855年，基督教派长老会英籍传教士韦廉臣夫妇到烟台通伸冈传教，这是最早的外国传教士到山东的传教活动。烟台开埠后，1862年10月美籍长老会牧师麦嘉蒂、1864年3月传教士郭显德夫妇来烟台后，初住珠玑，后在毓璜顶建教堂，1866年5月成立烟台长老会，1926年烟台长老会改称毓璜顶中华基督教会。至1913年，该教会发展教徒1000余名；到1936年，教徒的数量上升为3700余名。烟台开埠后基督教各派在烟台建立的教会主要有：基督教浸信会、毓璜顶中华基督教会、基督教东山教会（内地会）、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救世军等。有大小基督教堂、福音堂20处，分布于烟台各处，其中以基督教浸信会教堂规模最大，能容纳700人。

天主教是烟台的又一大宗教。1868年，天主教意大利籍神甫昂智鲁斯到烟台传教，并筹建教堂，1886年在烟台海岸街建成玛利亚进教之佑圣母堂。1894年，法国籍神甫常明德在烟台建立天主教山东东界教区，任首任主教，管辖山东登莱青道30余个县的传教活动。1924年，山东东界教区改称烟台教区，辖登州、莱州、青州三府，教徒约25000人，其中烟台有教徒1300人。当时巴黎方济各圣母会的修女也来到烟台，建立了修女院。至20世纪30年代末烟台的天主教堂有3处、修女院有3处。

天主教传入后，为扩大影响，宣传教义，发展教徒，神甫们在布道传教的同时，也大量兴办社会事业，如创办中学、小学、孤儿院、医院、图书馆、绣花厂、菜园等。

烟台开埠之前，烟台除了通伸、海洋、西河、上夼等一些村落之外，只有两处具有城市萌芽性质的地方。一处是“奇山千户防御所”，俗称“所城”。城墙全部砖砌，高7.33米，厚6.67米。城内面积约79600平方米，城周长1公里余。该城设4座城门，东为报德门，西为宣化门，南为福禄门，北为朝崇门。城外四周掘有护城壕，宽11.67米，深3.33米。另一处在天后宫附近，这里的东西大街长1里有余，有上千户商民在这里开设行栈。这两处地方各不相同，前者是有城无市，后者是有市无城。这两处之间及各个村落的周围，均为田野、农田。

烟台港自1861年8月对外开放后，内地大批劳动力开始向沿海流动并在烟台聚居。这是烟台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基础。据统计，港口开放10年后，从事各行业的人员总数已经达3万多人，其中外国人250人。这3万多人中，从事港口活动的人员占从业人数的40%，主要是舢板工人和港口装卸工人。其他行业如商业占29.6%，客栈占7.6%，海关和衙门雇员占1.1%，洋行本地和雇员占0.7%，小摊贩占16.9%。可以说当时的从业人员的活动主要是围绕港口而进行的。

港口开放初期，烟台城市的发展主要围绕烟台山和天后宫两个区域向周围扩张。自烟台港开放后，最先在烟台山上购地盖领事馆的是英国人。继英国之后，法国、美国、挪威、瑞典、德国、日本等国先后在烟台山上设立领事馆，在烟台山下设立洋行、银行、邮局、教堂、医院、学校、旅馆和俱乐部等，这里逐步形成了领事馆和外国人聚居区。

中国人的聚居区位于天后宫周围。这里在烟台开埠之前即是烟台的商品集散地。开埠后，烟台港的货物大都在此交易，这里遂成为贸易中心。商人、港口装卸工人也大都集中在这里居住。据当时的记载：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们争相购买地皮，所盖房屋万余间。开埠后的三五年，烟台由一片荒凉变得繁华了。19世纪90年代，城区街市西通通伸，南连奇山所，构成了烟台城区的最初雏形。

烟台城区第二次大发展是在烟台港东、西防波堤建设期间和建设后的20年间。

城市的发展主要反映在城市人口的发展上，从烟台开埠到1891年平均每年来烟台定居的移民约有500人左右，到1891年烟台从业人口共35000人，1909年则增加到95000人，平均每年增加3000人。烟台港东、西防波堤建成后，来烟台定居人口的增加速度更快。1922年为83000人，到1931年增加到131000人，9年间增加了48000人，平均每年增加5000人。

当然，我们不能把烟台人口的增长全部归为烟台港的建设上，但是，港口的建设却为烟台改善了投资的条件。从1918年到1932年的14年间，烟台有10家民族航运公司在烟台落户安家，有船舶50余艘，吨位约8万吨。民族工业的兴起，以南洋华侨张弼士创办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为标志，卷烟业、电业、火柴业、面粉业、制皂业、棉织业、五金业、制胶业、发网业、花边业等应运而起。这些行业成为烟台民族工业前期发展的主体。到1933年工业总资本为459.6万元，工业总产值733.6441万元。港口与港埠民族工业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发展，为人们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吸引着更多的人来烟台定居。

随着人口的增加，烟台的地域范围也逐年扩大。以烟台山为中心，呈扇形向东、南、西三个方向展开。当时烟台的街道大小有上百条，最主要的街道是，横贯市中心、东西走向的有北大街、西大道街；南侧平行的有老广仁堂街、南鸿街；纵贯市区南北的则有安仁街、白善街、儒林街、桃花街、菜市街、面市街。

烟台开埠在我国近代对外开放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当时中国北方3个对外开放口岸之一，在1898年前是山东省惟一的对外开放口岸。1861年烟台的开埠及中国其他口岸的开放加速了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使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濒临解体。但港口的对外开放，也在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沿海和沿江港口城市的发展，并促进了民族资本企业和新式航运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