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佛西（1900年12月4日—1965年6月15日）戏剧教育家，剧作家。原名福禧，谱名金润，字化侬，笔名戏子，有时署名向君，江西省丰城市张巷镇瓘山村人，是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一生创作了27部多幕剧和16部独幕剧，有7种戏剧集出版，撰写了《写剧原理》《戏剧大众化的实验》等理论专著三种。对戏剧教育，他一贯主张“教育民主”，“学术自由”，坚持“戏剧教学不能拘束于课堂，必须通过舞台实践”。他提倡聘用教师必须是“有真才实学，而不问其来自何处，有何思想倾向”。

1921年与沈雁冰、欧阳予倩等13人组织民众戏剧社，合办《戏剧》月刊。宣告“当看戏是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戏剧在现代生活中“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

1924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戏剧、文学、获硕士学位。

1926年，回国，先后任北京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主任，燕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学生纷纷走出校园，到前线去，到大众中去宣传抗日救国。此时熊佛西也深感不能关起门来办学，话剧远离大众、只局限于知识分子和城市平民之中是没有前途的，因此应晏阳初平民教育会的邀请，于1932年1月率领部分师生奔赴河北定县农村开展戏剧大众化的实验，在农村开办戏剧学习班，建立农村剧团，培训农村演员。

1932年前后，曾在河北定县主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农村戏剧实验，举办戏剧学习班，成立了十几个农民剧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实验基地又被摧毁，他又只能痛心地离开定县，流亡西南。率师生员工在长沙成立抗战剧团，巡回演出，宣传抗战。

1939年3月初在成都创办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任校长。同年11月为躲避日本侵略者飞机的轰炸，该校从成都市的成平街疏散到了位于成都西北的郫县新民乡吉祥寺继续办学，同时增设了音乐科，校名改为“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1941年，四川省参议院通过决议解散“省剧校”。“省剧校”解散后，熊佛西在战乱中颠沛流离，但仍不忘戏剧教育。

1944年在桂林与田汉、欧阳予倩等人组织了著名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历时90天，有22个进步戏剧团体参加，对推动进步戏剧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一胜利，他便来到上海，应顾仲彝的邀请到上海戏剧学校任教授。他以火一样的热情投入到战后重建戏剧教育的工作中去，想不到还没到一年，市参议会便以“节约开支”为名“裁撤”“剧校”，上海滩并没有因抗战的胜利而天开云散。在乌云笼罩下，熊佛西勇敢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驳斥“裁撤剧校”的种种谬论，与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公开信，反对“裁撤剧校”，坚决支持学生的护校斗争。学校保留下来了，校长顾仲彝被逼走了，田汉、洪深等力举熊佛西任校长，他又一次在风波中挑起了这副重担。然而他面临的是专制统治、社会黑暗，扣发经费、不给校址、通缉学生的事情接踵而来。“教职工则当空卖绝，不能得一饱。”（注：《遗爱在心总难忘——原四川省剧校在蓉校友集合追念熊佛西校长纪实》，《戏剧艺术》1982年第2期）熊佛西和大家一样穷困潦倒，和师生团结苦干，靠每周举行公演卖艺得来几文钱，买点山芋熬稀饭糊口度日，如此困境一直延续到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了，熊佛西满怀豪情地写下了“从头学起，从头做起”八个大字，以新的思想、新的举措来创办新的戏剧教育。他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和完善戏剧教育的体制、教师队伍，从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体制、剧场和图书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建设，为社会主义的新型教育作出了他特有的贡献。

1946年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致力于戏剧教育事业。解放后，历任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校长、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院长、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中国文联常委委员、中国剧务常务理事、上海剧协主席、上海影协主席。同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

1965年10月26日，熊佛西病逝。1985年12月2日，熊佛西铜像在上海戏剧学院校园揭幕。

熊佛西是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一生创作了27部多幕剧和16部独幕剧，有7种戏剧集出版，著有长篇小说《铁苗》《铁花》，戏剧剧本集《佛西戏剧集》（4册）、《佛西抗战戏剧集》《赛金花》《上海滩的春天》，专著《写剧原理》《过渡及其演出》《佛西论剧》《戏剧大众化的实验》，散文集《山水人的印象记》等。对戏剧教育，他一贯主张“教育民主”，“学术自由”，坚持“戏剧教学不能拘束于课堂，必须通过舞台实践”。他提倡聘用教师必须是“有真才实学，而不问其来自何处，有何思想倾向”。

【《熊佛西戏剧文集》问世】

汇集中国话剧运动先驱、杰出戏剧教育家、剧作家、导演熊佛西先生主要著述的《熊佛西戏剧文集》，日前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熊佛西先生生于1900年。20年代他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任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主任、教授，30年代，率师生赴河北定县从事农民戏剧的研究和实验，迈开了中国农民话剧运动的第一步。抗战开始后，他组织了“抗战剧团”，继又创办了四川省立戏剧实验学校。40年代后期担任上海戏剧学院前身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直至1965年病逝在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岗位上。

《熊佛西戏剧文集》精选了熊佛西先生一生的主要著述，其中有《新闻记者》《逼上梁山》等剧作15部，《佛西论剧》《写剧原理》等戏剧专著和论文近百部（篇）和以戏剧、艺术为主要内容的回忆录，从中可以触摸到半个多世纪中国话剧运动的脉搏，话剧前辈创业的艰辛和熊佛西先生戏剧思想之精华。

【对戏剧教育的执着与忠诚】

熊佛西从小爱好戏剧，大学毕业后，父亲要他跟着做生意，他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拜世界戏剧大师马修士为师，专修戏剧，成了马修士门下一名勤奋的学生。这时他对戏剧就不是一种自发的兴趣爱好，而是一种自觉的事业追求。他立下宏愿，回国后要为振兴中华而献身。三年后，他拿着硕士文凭回到祖国，各用人单位抢着聘他。他毅然接受了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的聘请，到戏剧系当主任、教授，开始了戏剧教育的生涯。

熊佛西走进“艺专”戏剧系，等待他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重重的困难和挑战。当时，外有黑暗的社会势力的摧残，政府欠薪，内有思想的混乱，教师离职，学生迷茫。他以顽强的毅力，冲破了层层障碍，苦干了一年，戏剧系面貌大为改观，工作大有起色。这却招来了军阀政府敌意的目光，说“戏剧系都是共产党”，强令解散。大革命前夕，北洋军阀覆灭前的疯狂屠杀，熊佛西陷入彷徨苦闷之中，但是他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愤怒地自编自导了四幕话剧《蟋蟀》，抨击军阀互相恶斗残杀。话剧触怒了施暴政的张作霖，他被捕入狱三天。当奉系军阀被赶出北京时，熊佛西便不计较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为恢复戏剧系四处奔走，终于获得批准，立即召回已分散的师生，又重新投入建设戏剧系的忙碌之中。

人们在生活中，都会受到特定的文化模式的制约，凡事来了都习惯按常规走路，若要突破这个模式，就必须具备开放的文化心理，在价值观念上、生活和工作方式上有个根本性的转变。1922年，熊佛西进“艺专”，拥护“国剧运动”，主张戏剧系办成戏曲科班；拥护新兴戏剧，主张戏剧系办成新兴学府。戏剧系应何去何从，年轻的系主任熊佛西不以自己的观点来决定办学方向，而是走民主的道路，组织师生进行辩论，这表现了他的胸怀与气魄。管理上的新观念、新做法经过辩论，使大家认定戏剧系应是训练各方面人才的大本营，是新兴戏剧的实验中心。确定了办学的方向后，熊佛西一切从实践出发，探索着新兴话剧与传统戏曲相结合的新路子、新体制。

“艺专”戏剧系在城里办学，定县农村该如何办戏剧教育？他深入农村后，敏锐地感到教育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学校式的，一种是社会式的。社会要进步、要发展，非重视社会式的教育不可，而戏剧又是进行社会教育的最好方式，它能在娱乐中给人以教育。在农村“戏剧简直是农民的唯一教育”。（注：熊佛西《大众化之实验》，《熊佛西戏剧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版）为了充分发挥戏剧社会教育作用，在内容上他创作了一批“农民剧本”；在形式上根据农民看戏剧的习惯创建了农村露天剧场，创造了一套演出方法，很有效地通过戏剧给农民以新的思想文化教育。在学校式的教育方面，受条件限制，不能办戏剧学校，他就开办戏剧培训班，将那些对戏剧有浓厚兴趣又有表演才能的农村青年，招来培训，培训后回到村里去组织农村剧团，这方法很有效，很快农村剧团在定县遍地开花，掀起了一个新兴的农民戏剧运动，使戏剧大众化实验有了新的开拓、新的发展。左联一开始就把大众化当作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号召全体盟员到农村、到社会的底层中去，去普及革命文学，但左联的戏剧大众化，还只是为大众写戏，到大众中演戏，演戏给大众看。而熊佛西是教会农民写戏、演戏，农民与农民、演农民，演给农民看，这是彻底的大众化，是大众化的深入发展。熊佛西的创新成果在农村开辟了戏剧大众化的新天地，在中国戏剧教育史上创建了一种崭新的模式。

抗战期间，熊佛西在动乱中创办了四川省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形式的急剧变化催生了他的新理念：“戏剧在战时是锋利的战争武器，在平时是有力的教育工具。”（注：熊佛西《五年来的抗战戏剧》，同上）“这个学校不是一个传统的学校。它是适应抗战需要的一个新兴社会教育的机构。”“它是后方抗战宣传的一个枢纽，也可以说这个学校的成立，对于我们自己是一个战时教育的建设，对于敌人是一个文化炸弹的还击！”（注：转引熊佛西研究小组《熊佛西传略》，《现代戏剧熊佛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12月版）在风雨飘摇中，熊佛西没有关起门来办学，让学生只坐在教室里上课，而是拉出去，担负宣传抗战的责任。他们组织剧团在城里公演，激发民气；到农村巡演，唤醒民众；到部队去演出，鼓舞士气。学生在演出中学习专业，学习社会，学生与教师连成一气，社会与学校打成一片。由此我们看到，熊佛西对抗战时的戏剧教育有着新的思路，教育完全与社会的抗战洪流融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戏剧的战斗武器作用。

熊佛西深知戏剧是要靠对戏剧教育有兴趣、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人来办，所以必须爱惜人才、尊重教师。学校是以教学为主的，教学是以教师为主的，要办一个高水平的学校关键是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战时，他都荟萃了一批戏剧精英，像曹禺、陈白尘、欧阳予倩、叶丁易、靳以、杨村彬、余上沅、陈治策等，都曾在他任校长的学校里任教。

他还广泛地聘请名演员和国外艺术家来校讲课或演出，多方招贤纳士，这既充实了教学力量，又活跃了艺术空气和艺术气氛。社会上的许多新鲜东西及时地进入了课堂，增强了戏剧教育的活力，使学校与社会息息相通。

熊佛西爱学生是有名的，对学生讲话都说“我的孩子们”，有的学生没有经济来源，无法上学，他就用自己的薪金供他们读书；有的进步学生遭到反动当局迫害，他就冒着风险把他们保护起来，转移出去；学生没有蚊帐，他出钱买；学生食堂缺粮食，就将自己家里的存粮送给食堂。作为教授、校长，熊佛西在戏剧教育史上树立了高尚的师德风范。

熊佛西在办学过程中，处处表现了他对个人的承认与尊重。教育是树人的工程，在当时束缚人性的封建伦理道德虽然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但作为旧的文化意识，不是一两次运动就可以洗刷干净的，它还会顽强地以各种形式积淀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之中，一遇上实际问题，就以共性淹没人的个性。熊佛西不然，凡事都要考虑人的个性。在“艺专”戏剧系时，师生对办学方向分歧很大，他就通过辩论让大家充分发表了个人看法，结果大多数人的意见一致了，还有极少数人不一致，他也不将大多数人或系主任的意志强加于极少数人，而让少数人自由选择留下或离去。熊佛西这样做，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而是能否尊重个人的自主性、主体性的文化观念问题。

“以广博容纳之精神，树立研究与思想之自由”，这是熊佛西的办学原则，所以他主办的戏剧学校是一片自由的天地，人是独立自主的，是自由的，不是依附别人的。今天还有学生这样回忆着：“在那四川充满黑暗统治的国统区里，四川省剧校好像一小块民主自由的特殊领地。这和熊先生贯彻他一向主张的‘教育民主’、‘学术自由’的办学原则分不开。”（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1915年1卷4号）在课堂上各种学派的理论都可以讲授，在图书馆里各种书籍都可以阅读。当时，当局派进学校的训育主任发现一位学生读《资本论》，没收了他的书。熊佛西听后，便以校长的名义命令他把书还给学生。他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既锻炼了学生的能力，增长了见识，也保护了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权利。有时学生的活动引起当局的注意，甚至要追捕学生，他不顾安危，挺身而出保护学生。他不是一个革命者，做这些事不是从政治立场出发，而是出于对人的尊重，看不得那些践踏人权、剥夺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行动自由的举动在学校里出现。熊佛西在当时就认识到，学校是树人的，教育必须树人，并提倡以个性树人，确立人的自由独立的人格，因此有了这种对“人”的认识的教育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教育，是真正的培养人、解放人的教育，这就在尊师爱生的基础上更深入了一步，前进了一步。这一步是中国戏剧教育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步，它与世界先进文化同步，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步。

熊佛西给上海戏剧学院的定位是：“培养人才的目标首先应该注重人格的陶铸，使每个戏剧青年都有健全的人格，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爱民族、爱国家、辨是非、有志操的‘人’，然后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有的故事说他如何爱学生，平时他喜欢在校园里散步，见到学生，不论高班低班，他都要拉着问长问短，把学生都称作“孩子们”。有的故事说他如何爱国，抗战时期他是国立剧专校长，学生在大后方演爱国戏，他怕坏人捣乱，居然怀揣手榴弹在剧场门口站岗。抗美援朝时期，他在电台动员捐款买飞机大炮，热情洋溢，给人印象极深。听高班同学说，早先每次学院开大会，熊院长上台时，学生们会情不自禁站起来向他欢呼。

熊院长的热情是出名的；熊院长的严格也是出名的。他的热情和对学生的爱，常常隐藏在严格之中，这是我当他的学生感受最深的一点，也是受益最深的一点。四年级我们班排的毕业剧目是《玩偶之家》，熊院长亲自来执导，同学听说后都诚惶诚恐。我因为被派演娜拉一角，更是紧张，事先看了很多书，作了不少案头工作。谁知生活上大大咧咧的我，第一课就被他抓住弱点：“曹雷，你怎么可以穿着短裤进教室？”其实，我穿的是裙裤，但即使这样，也是不礼貌的；何况我们排的是上个世纪的戏，这样的穿着与人物距离太远。我吓得赶紧跑回宿舍去换装，以后上课，再也不敢怠慢。后来，熊院长又要求我们从形体上寻找人物的感觉，首先要我们学会穿高跟鞋。那个年代，高跟鞋是很少的，为了练习，我们只能到淮海路的旧货商店去觅老外卖掉的旧高跟鞋，天天不离脚。有一回排戏，我穿了双布鞋，熊院长硬是逼着我立刻去换掉，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他总是说，在舞台上，站着就该是雕塑；动着就该是舞蹈。当然我们都懂得这话不能从字面去理解，他是形象地说明艺术要高于生活。

在台词上，熊院长同样要求有美感，并且要把人物关系、语言背后的潜在意思准确地表达出来。有一次，仅仅是为了娜拉一句与好朋友告别的话，他觉得我没有说出与那位朋友关系的密切程度，让我整整反复说了一节课。课间休息时我还在不停地练，他又拍着我的背说：“现在休息，不许再练了，回去好好想一想，想明白了，就会说对了。”

在公演的前一夜，《玩偶之家》进行彩排，其实是一次内部正式演出，剧场坐满了文艺界的前辈以及话剧院、电影厂的导演和演员。熊院长就坐在第二排的正中。幕启了，我饰演的娜拉第一个上场，抱着一大堆给孩子们买的圣诞节礼物，兴冲冲地回家。才演了大约两分钟，忽然，熊院长从观众席里站起来，指着我大声说：“不对！曹雷，你演的是什么东西！感觉不对！闭幕！重来！”我站在台中央，面对着剧场里黑压压一片的观众，完全傻了。大幕慢慢关上了，我回到侧幕，也顾不得委屈，在老师的帮助下，赶紧排除杂念，重新寻找人物的思想、感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要去干什么？找到准确的心理节奏以后，换一个步态上场。这下好多了！……这件事，后来成了很多人的谈资，我当然终生都不会忘记。

原配妻子：朱君允（1896—1966）武汉大学教授，是熊1924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研修戏剧时认识的，比熊大6岁。熊佛西苦苦追求，朱君允招架不住，不顾家人反对，1925年同熊在纽约结婚。

抗战爆发，熊佛西只身到了大后方，朱君允带了三个孩子逃出北京，由上海到了香港，住在许地山家。此时，朱君允收到熊佛西的信，熊佛西已经和当时著名的话剧演员叶子同居了。信中写道：“你是有能力的女人，能够抚育三个孩子成人。”拂袖抽身，连儿女都不顾。朱君允到了成都，找到工作，独自供养了三个儿女，都学有所成。他们没有办离婚手续，熊佛西和叶子的婚姻是非法的。在叶子之后又有过两次婚姻，都是非法的。

同居妻子：叶子（1911年5月24日—2012年8月26日），原名叶仲寅，河北大城人，话剧女演员。丈夫为著名戏剧家熊佛西。

叶子早年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期间能加了业余话剧团。后决定专职从事话剧事业，并为此与父亲决裂。1935年她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日战争期间曾在怒潮剧社演出，出演过《前夜》、《放下你的鞭子》等剧。后来又到重庆，出演《全民总动员》、《中国万岁》等。抗战结束后于1938年起任职于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并在学校的表证剧团演出。后来又赴上海实验戏剧学校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子于1950年加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953年她在话剧《龙须沟》中出演丁四嫂一角。1966年后因病退出舞台。她还曾任第一至五届北京市人大代表。于2012年8月26日凌晨6点，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隆福医院逝世，享年101岁。

大儿子：熊性美（朱君允之子）（1926-）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世界经济学科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1996～1997年于英国格林威治大学作博士后研究，2001～2002年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福布莱特学者。现任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深圳金融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来，他在教学、科研、国家参政议政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是一位颇受尊敬的民主人士、资深学者和深受爱戴的老师。

在熊佛西去世多年之后，有一次纪念熊佛西的会议召开，熊性美受到邀请，但他拒绝参加，他无法原谅自己的父亲。

大女儿：熊性慈（朱君允之女）

小女儿：熊性淑（朱君允之女）朱君允曾以《灯光》为题，四十年代在《成都日报》发表散文连载，熊性淑将回忆录取名为《灯光，永远的灯光》，是为表达对母亲无限的缅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