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映梧（1929.10-2003.4），著名经济学家。男，汉族，湖北松滋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华北大学政治学专业、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

1949年进入华北大学学习；

1956—1957年在中共中央党校高级师资班学习；

1962—1968年到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研究班进修；

1978年评定为黑龙江大学经济学副教授；

1982年晋升为教授；

1986年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2001年11月，当选世界生产力科学院（WAPS）院士。

历任黑龙江大学经济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黑龙江大学副校长兼经济学院院长，黑龙江省经济学会第四届会长兼省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等。

专于研究生产力经济学。

主要著作有：《<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生产力经济学概论》、《理论经济学若干问题》、《生产力经济学原理》等。

熊映梧教授是生产力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主编的《生产力经济学原理》获1988年孙冶方经济学奖，其《生产力三部曲》获1996年中国生产力经济学会十四年优秀成果特等奖。

2001年11月，获得了“世界生产力科学院（WAPS）院士”的殊荣。这是生产力科学界在全世界的最高荣誉，也是黑龙江省获此称号的第一人。

熊映梧：站在中国改革潮头的瞭望者

熊映梧先生不仅仅是黑龙江省，更是全国思想解放的一个先驱者；因为，熊映梧先生始终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潮头，进行不断的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创新；因为，熊映梧先生作为生产力经济学的创建人之一，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学科大厦……自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学者的熊映梧，虽然身处祖国边疆，不占有学术研究的天时、地利，却提出和创建了中国理论界的一个又一个第一，而且不断地被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所证明。仅此，他就应该成为改革开放的黑龙江的骄傲，应该成为黑龙江几代学人的骄傲，应该成为黑龙江人民的骄傲。

任何人都无法对一个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做一种量化的价值判断，因为一个思想的小烛，引燃的是千万个熊熊燃烧的火炬。“理论创新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这是熊映梧先生学者人生的全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改革需要更多的创新，思想需要更大的解放，熊映梧先生为我们立下了标杆。

一、一石击水——第一个提出“生产力首位论”

1980年5月5日，邓小平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中说：“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这是改革以来的文献资料中，最早把“首先”和“生产力”连在一起的表述。至少在此之前，鼓吹经济学研究生产力还是犯忌的，再加上“首先”，那就等于“异端邪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熊映梧先生在内部刊物刊发文章，提出了一个经过30年观察与思考得出的结论：当前在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中应当把研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放在首位(《经济学动态》1978年第11期)。接着又相继在《学习与探索》和《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强调研究生产力的问题。

然而真正引起大震动的却是《经济科学要把生产力的研究放在首位》(1980年，北京大学《经济科学》第二期)。文章说，“忽视生产力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致命弱点”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丢掉了生产力这个根本的东西，光在生产关系上面做文章，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走进了‘死胡同’。”

在当时那个“生产关系的不断革命”还没有彻底退热的年代，鼓吹经济学研究生产力还是犯忌的，再加上“首先”，那就等于“异端邪说”。熊映梧的观点，无异是向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公开宣战。巨石击水，立即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支持者认为“首位论”是一大突破，反映了时代的大趋势；反对者斥之为“违背了马克思列宁的教训”。

在人们的争论和笔墨讨伐声中，他却悄悄退回书房，潜心于“生产力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朝着早已烂熟于心的目标，不知疲倦地探索求进。”

熊映梧写道：我专心致志研究生产力，不是由于职业偏好，或者钻冷门，而是有感于时代的需要，是总结了历史教训而做出的选择。因为他相信，“科学是通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标新立异而向前发展的。”因为他相信，“科学是一门学问，它能使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天才。”因为他相信，“神学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而科学恰是后人超过前人。”

二、石破天惊——第一个提出《资本论》也有历史局限性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南卓北熊”，被称之为北京以外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南卓”，就是广东的卓炯，是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提出了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决定论，即商品经济“万岁”论；北熊，自然就是熊映梧，是生产力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但他比卓炯先生走得更远。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当然隆重热烈。然而，熊映梧先生却在有意或无意之中，选择了一种别样的、完全另类的纪念。在《用发展的观点研究〈资本论〉》(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第7期)文章中，公开宣称，《资本论》也有历史局限性。

文章直截了当地提出：“《资本论》这样伟大的著作有没有历史局限性呢？换句话说，《资本论》是科学著作还是天书呢？当然，谁也不会公开说《资本论》是天书，但是，否认它有历史局限性，把它奉为永恒的绝对真理体系和万古不变的信条，难道不是事实上把《资本论》当做天书了吗？”并进而以学者的思维在四个方面论述了《资本论》的历史局限性。

文章发表后，仿佛一块天外陨石，引发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最大的一场学术风波。一些海外媒体纷纷发表消息、评论，并加以转载，称之为“中国三十多年来第一篇批评《资本论》的文章”。学术性的争鸣和政治性的批判，如盛夏的暴雨，倏然而至。紧接着，一场自文革结束以来少见的规模广泛的清除精神污染“活动”在全国展开，熊映梧先生的文章，也就成了整个学术界清除精神污染的“靶子”。如今已是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副主编的王恩重先生，当年还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评价说，熊映梧教授在文章中对《资本论》研究中所提出的问题，他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所创建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无疑是有极大的学术价值和历史贡献的。

当回顾此文引起的风波时，熊映梧先生这样写道：如果中国学术界因为马寅初、李平心、孙冶方、“三家村”受到批判而觉醒的话，个人受点委屈，是不足挂齿的。我是抱着“曾经沧海不怕水”的态度。有人问我：为何敢如此“胆大妄为”，屡屡标新立异？我回答说：追求真理的强烈欲望，压过了恐惧心理。

三、公私论争——第一个提出“公民产权本位论”

1995~1997年初，有一种声音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改革开放的走向提出质疑。关于“所有制”的争论也无可回避地显象化。这场争论，被称之为冲破姓“公”姓“私”思想疑惑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在这个过程中，熊映梧先生第一个观点明确地提出“公民产权本位论”。

熊映梧认为，在无产者的基础上只能建立一个穷社会主义，只有大家都是有产者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坚决地主张：以普遍的公民产权为基础，建立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简称“公民产权本位论”。“在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占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知识技能、房屋及其他生活资料、存款、债券等等，也就是拥有一笔资本。这些对劳动力的占有权、知识产权、房屋所有权、存款及债券所有权等等，构成公民产权的内容。”

他从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称作“自由人联合体”出发，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者要变成自由人，就不仅拥有对劳动力的所有权……每一个成员应当是有产者，从而他们才是自由的，最基本生存条件才有保障。

在论及姓“公”姓“私”的问题时，熊映梧认为，“公有”与“私有”的界限是相对的。一国的国有制对内可谓是最大的公产，而对外，在国与国之间无非是大私对大私。公也好，私也好，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产权形式就是先进的。“苏联计划经济体制70年间上演了一出‘懒—穷—垮’的悲剧，也宣布了以国有制为基本形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破产。”

熊映梧先生宣称：“公民产权论，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历史将证明它的正确性。”遗憾的是，熊映梧先生不能亲眼看到党的十七大报告，报告中写道：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因为，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前提，首先要拥有产权。

四、十年一剑——第一个系统提出“适度经济增长理论”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08年GDP增长目标为8%左右。这是控制“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理性调整，“适度经济增长”再次成为一个高频词汇。而熊映梧先生早在26年前就提出“结构优化的适度经济增长”问题，并用十年时间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

中国的改革起步之初，几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翻两番”的热望中。熊映梧先生就开始了经济增长的“冷”思考。前瞻性地提出了经济要适度发展的建议，并且预测到，如果高速度得不到控制，适度增长不能实现，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比例严重失调。1982年又在全国第一部生产力经济学专著《生产力经济概论》中提出了“两种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和“结构优化的适度经济增长”战略。

1985年，熊映梧教授在《人民日报》和《经济研究》上，分别发表文章，建议采取“结构优化的适度经济增长模式”。黑龙江省有关部门审议“七五”计划时，熊映梧教授指出几个基本指标定得过高，应该调降，省政府采纳了这个意见。1993年，出版专著《适度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对策》，1998年出版专著《中华民富论》也有专门的论述。

他从研究前苏联把所谓的“高速度”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最终导致经济的崩溃入手，从我国几十年来经济大起大落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的历史教训入手，针对高速经济增长模式弊害很多的情况，提出的“适度经济增长理论”，并根据统计资料测算出中国经济的适度增长在6%~9%区间。

他认为，以损害产业结构、导致技术停滞或倒退的虚假的“高速度”，未必就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不一定能够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还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甚至成为未来的发展隐患。

五、世纪之巅——开启“绿色生产力”全面研究

2001年11月，第十二届世界生产力大会在北京、香港举行，熊映梧先生因在生产力理论方面的贡献，当选为“世界生产力科学院院士”。在这次会议上，他作为“绿色生产力”论坛的主旨演讲人，发表了《改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新千年经济学的头号课题》演讲，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对绿色生产力的全面研究。

熊映梧先生认为，工业化以来，形成了一条生产力发展的“灰色通道”，其特点是经济效率大大提高，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这条片面追求高速、高效的经济发展路线，代价太大，后患无穷。进而大声疾呼：生产力发展的灰色道路不能再走下去，必须选择生产力绿色发展道路，即在保持生态平衡、避免环境污染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适度增长。

熊映梧先生总结了自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国富论》发表以来，也就是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的两大学派及其一切分支“都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各国、各民族、各阶级倾力于人们间的利益之争”。而新千年经济学的头号课题，应该是超越人们间的利益之上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早在1998年出版的《中华民富论》中，他曾经预言：“不久之后，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将超越一切阶级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乃至区域利益之上。”

在生产力研究方面“挂笔久已”的薛永应先生，在看到《生产力研究》(2002年第一期)熊映梧、孟庆琳等学者的文章后，心情激动，黎明即起，奋笔疾书。“这几篇文章，这一期刊物，提出了生产力理论史上一个闪光喷香的新概念——绿色生产力，喊出了生产力理论史上划时代的，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最强音——中国应该选择生产力发展的绿色通道，使中国首创的生产力经济学开始攀登第三高度。”“时代的车轮驶入新世纪，生产力经济学家们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他们持之以恒，终于提出了更新颖、更完善、更科学的生产力理论。”

第十二届世界生产力大会和熊映梧先生的演讲，是一个标志。自此，绿色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步走进中国政治、经济的前台。

六、创立新说——构建“生产力经济学”大厦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但凡尘没有上帝。最早提出“生产力经济学”概念的虽然不是熊映梧。但是，作为创始人之一，他却构建了“生产力经济学”的完整大厦，从“图纸”的设计，到“地基”的夯造，再到大厦的“封顶”。

人们在回忆和论述生产力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时，总会提到“南薛北熊”。1981年，熊映梧先生和北京的薛永应教授不谋而合地写出了同一题目的论文《生产力系统论》，又在几乎相同的时间发表在两本不同的杂志上，一起突破了几十年的理论局限，共同为刚刚新兴的生产力经济学奠定了一块最重要的基石。成为生产力经济学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1982年的最后一天，熊映梧先生完成全国第一部生产力经济学专著《生产力经济概论》。此后的10年间，他倾力完成了生产力经济学三部曲：第一部《生产力经济学原理》(1987年出版)，是理论分析，奠定了这门学科的框架；第二部《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考察》(1991年出版)，是理论的应用，也是近四十多年来第一部对最基本国情的实证研究；第三部《适度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对策》(1993年出版)，是把理论研究和实证考察的成果应用于对策建议，用以指导实践。

孟庆琳教授评价说，生产力经济学诞生已有20多个年头了，它和熊映梧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从生产力经济学提出之初，人们怀疑这样的东西能否成为一“学”。直到熊映梧先生主编的《生产力经济学原理》(1987年)出版，这样的争论才告一段落。在这部书中熊映梧先生第一次创造性地运用系统理论和结构主义经济方法令人信服地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生产力经济学科学理论体系，使生产力经济学第一次有一个可以讨论的范式和平台，自此生产力经济学才真正成为一门学问，才正式有了“名目”，成为公认的一门学科。这本书于1988年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第二年生产力经济学被列入国家教委的经济学二级学科目录。这些成果的取得当然非熊映梧先生一人之力，但是没有熊映梧先生的贡献，这些成果可能不会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就能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