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焰（1919.1—1996.3.27），湖北大冶人，原名熊传溥、曾用名熊效周。国营第112厂(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工业沈飞)首任厂长；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简称试飞院)首任院长。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3月任延安航空机械学校物理教员，7月任延安军事学院物理教员，1944年11月任抗日军政大学数学及地形学教员。1946年10月任张家口航空站机场勤务科科长，同年随航空站到东北，先后任哈尔滨酒精厂厂长，东安航校机务科科长、修理厂副厂长等职。1948年11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机务处第三厂厂长。1949年调任该校机务处第五厂厂长。1951年6月任国营第112厂首任厂长，1952年7月改任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1956年6月任副厂长兼总工艺师。1958年8月，奉命组建飞行试验研究院，被任命为首任院长。1970年10月调往上海担任“708”工程设计组组长、办公室主任。1983年离休。

1919年2月27日（农历），熊焰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县一个教师家庭，原籍湖北省鄂县金牛镇（今鄂州市）。1936年初中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南昌航空机械学校。

1937年底毕业被分配到空军南昌第三器材库工作。在学校学习和仓库工作期间，熊焰接触到不少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逐渐对共产党有了认识。

1938年秋，他带着南昌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信，以探亲为名，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后又辗转到了延安，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到了延安以后，他在延安抗大二大队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他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两年，并从1941年起相继在中共第一个航校一一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延安安塞航空学校）任物理课教员一年、在延安绥德抗大总校工作两年、在延安瓦窑堡抗大三大队任数学教员一年。

在革命队伍中，在党的培育下，他很快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熊焰。

1945年9月，熊焰随中央组织的航空组向东北出发，到张家口航空站,被留下维修周恩来乘坐的飞机，任机务科长，他负责机场的勤务和几架日本飞机的维修工作。1946年8月离开张家口到达哈尔滨，9月被委派到哈尔滨南岗酒精厂任厂长，在很短时间内就生产出了高纯度酒精，解决了航空燃料问题。10月，调回东北航校任机械教育科科长，负责机械教育及实习工作。1947年1月任航校修理厂厂长，负责飞机修理及技术工作，保证完成了航校的训练任务。

1948年熊焰随着解放大军进入了沈阳，上级又命令他去接收伪满飞机工厂、机场及其他几个工厂，还有国民党在沈阳北陵的一个修理组。后来，航校机务处迁入沈阳，先后接收了5个工厂和哈尔滨的一个修理厂，共计6个工厂。熊焰任东北空军修理总厂厂长并担任五厂厂长，仍负责飞机修理工作。

1951年，为了更快地发展航空工业，中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属重工业部领导。空军驻沈阳的鲁班部队（原牡丹江航校机务处）划归航空工业局。当时鲁班部队的副队长熊焰与鲁班部队全体人员转业到航空工业局。鲁班部队五中队（原航校机务处五厂——修理厂）改为112厂，即沈阳飞机制造厂。熊焰被调任该厂第一任厂长，先后任厂长、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总工艺师、副厂长。

1958年，熊焰奉命调往北京负责飞行试验研究机构的筹建工作。1959年底，熊焰带领40余人组成的接收小组，来到西安阎良接收空军11航校，组建试飞研究所，并任第一任飞行试验研究所所长。期间主持了对我国自行研制的初教6、强5飞机的国家级鉴定试飞，并主持领导了中国第一套机载磁记录系统的研制。

1970年8月，国家正式下达研制大型喷气式旅客机（运10）的任务。这项任务以下达的时间而命名为“708工程”，熊焰被指派到上海主持这项工程的设计工作，任设计组组长，并于1974起担任上海市机电一局708工程办公室（即为以后的上海市航空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全面负责领导运10飞机的研制工作。

1978年熊焰又回到飞行试验研究岗位，重返西安阎良飞行试验研究所（现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任所长。

1983年熊焰离休。

1996年3月27日，熊焰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其骨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抗战胜利后，承担制造飞机燃料与维修飞机的重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决定派人奔赴东北接收日本人在东北的飞机工厂。为组建人民的航空队伍，创办航校，熊焰于1945年10月由抗大调出，随第一批接收人员离开延安徒步奔往东北。在经过张家口时，因三人停战谈判小组及周恩来同志的专机在张家口机场起落，急需场站机务领导干部，熊焰便留在该航空站任机务科长，主要负责专机的维护和机务工作。不久国共谈判破裂，熊焰和徐昌裕等航空站的领导同志及工作人员奉命赶往牡丹江航校接受任务。在航校由于没有汽油，飞机无法上天，训练飞行员的任务又相当紧迫，怎么办？困难是难不倒共产党员的，他们终于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办法—一以高纯度酒精代替汽油。组织上把研制高纯度酒精的任务交给了郦少安、熊焰等同志，又任命熊焰为哈尔滨酒精厂厂长，负责组织领导研制。任务紧迫，困难重重，他们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研制成高纯度酒精，保证了训练任务的完成。这时哈尔滨战事吃紧，航校搬至东安市（现密山县）。因航校急需用人，组织上又将熊焰调回航校任机械教育科长，培训机械人员。

训练飞行员要有飞机，可当时哪儿来飞机？于是就修理日本人留下的或从前线拉回的破烂飞机。为了保证训练任务的完成，党又调熊焰到修理厂任厂长。就这样，他又开始带领着接收的日伪航空修理技术人员及工人，冒着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在四面透风的破厂房内抢修飞机。室内惟一可取暖的是一个用破油桶做的火炉，炉子一生着，满屋烟尘，光线十分暗。没有器材，就从不能修的破飞机上拆下零件，给能修的飞机用上。有时熊焰亲自带人上前线去抢打下来的飞机，运回工厂使用。这样修好的飞机，身上布满一块块的“补丁”。

飞机修好后需要试飞，机场距修理厂30多里路，没有牵引车，他们就用牛拉飞机，天没亮就出发，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回家。每次试飞，熊焰都亲自跟着去，仔细观察试飞情况。他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为训练提供了飞机，保证了训练任务的完成。

东北航校——新中国空军的摇篮，飞机修理——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源头，连同熊焰及其一大批创业者的功绩，理所当然载入了史册，成为国家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组装和试制飞机

1948年熊焰随着解放大军进入了沈阳，上级又命令他去接收伪满飞机工厂和机场及其他几个工厂，还有国民党在沈阳北陵的一个修理组。当他们来到伪满飞机工厂和机场时，这里已是空空如也，飞机器材及其他物资被老百姓抢空了。在东塔机场清点物资时，国民党的飞机不断飞来狂轰滥炸，将当时的办公大楼炸掉了一个角，熊焰正在楼中办公，他却镇定自若，还到处调查走访，动员老乡送回从工厂、机场拉去的器材物资。

后来，航校机务处迁入沈阳，先后接收了5个工厂和哈尔滨的一个修理厂，共计6个工厂。熊焰担任五厂厂长，仍负责飞机修理工作。面对这堆烂摊子，首先要把人组织起来迅速投入工作。这时，特别需要修理工。于是熊焰他们便挨门挨户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动员原工厂的职工回厂复工，同时清点敌伪留下的物资及资料。在解放沈阳时，缴获了几架美制飞机。这是他们从未接触过的新玩艺儿。于是，他们便在修理日机的基础上边学边干，修好了美机。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熊焰又接受了领导组装100架米格15歼击机的任务，这又是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当时工厂只有两座半厂房，一座厂房当机库，又是修理工作间；另一座厂房是职工宿舍及办公室；剩下的那半座厂房因漏雨不能使用。100架飞机的五大部件及有关器材、设备、附件，需要从专线运到厂房。没有运输工具，他们便发动党团员骨干，硬是用撬杠把部件一点一点挪到厂房。他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协助苏联技术人员组装了100架歼击机，按期交给抗美援朝前线空军使用。紧接着，他们又承担了这批飞机使用的副油箱的研制工作。他们组织技术人员及老工人，边学习边研究，经过月余日夜奋战，终于研制成功副油箱，按期交付兄弟工厂加工制造。

1951年，为了更快地发展航空工业，中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属重工业部领导。空军驻沈阳的鲁班部队（原牡丹江航校机务处）划归航空工业局。当时鲁班部队的副队长熊焰与鲁班部队全体人员转业到航空工业局。鲁班部队五中队（原航校机务处五厂——修理厂）改为112厂，即沈阳飞机制造厂。熊焰被调任该厂第一任厂长。该厂从原来修理机床后来发展为设备优良、工艺复杂、技术先进的新型飞机制造厂。科学技术知识缺乏，他们就边学边干，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本着“边建设、边生产、边出人才”的原则，在中央、省市和各方面的支持下，全厂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齐心协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终于在1956年生产出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5（米格-17）并成批投入生产，为国争了光，为工人阶级争了气。

112厂的五年计划3年就完成了，建设了新型厂房，安装了成套的现代化生产设备，成为一个“母鸡厂”，不仅成批生产出飞机，还培养出了大批技术人才。

1957年，身为112厂厂长兼总工程师的熊焰年仅38岁，肩负着总管技术和所有重要环节的工作。对待生产和技术上的问题，他一向尊重科学，以一丝不苟、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好质量关。因为飞机在空中一旦出事故，后果不堪设想。遇事先从各种坏的情况考虑，力争求得好的结果，已成为熊焰的一种工作习惯。在仿制第一架飞机时，他要求严格按工艺流程进行生产，严格工艺纪律，层层负责，加强检验制度，树立检验人员的权威。如遇到解决不了的技术问题，请教苏联专家及技术人员，翻阅大量技术资料。为解决飞机振动问题，他陪着当时航空工业局特地从苏联聘请的一位试飞专家，跑遍每一个使用飞机的空军部队了解情况，征求使用飞机的飞行员的意见。经过反复细致的调查了解，与苏联专家共同研究分析，妥善解决了所谓的飞机振动问题。熊焰耐心向空军订货部门及有关单位说明情况，使成批飞机顺利地装备了空军部队。

科研试飞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1958年，熊焰奉命调往北京负责飞行试验研究机构的筹建工作。1959年底，熊焰带领40余人组成的接收小组，来到西安阎良接收空军11航校，组建试飞研究所。由各地老厂抽调的技术骨干、领导干部以及一些高等院校的教师和毕业生也来到阎良，他们边熟悉业务、边建设、边研究，迈出了西安飞机城建设的新步伐。

这里的工作一切都是从零开始，阎良与西安之间的交通近乎原始，途中隔着渭河，当时没有桥，物资运输要靠渡船过河。自己的汽车又少，汽油也不足，周转率自然就小，使得各种物资供不应求。用火车运回来的物资设备更无仓库存放，只有放在站台上，遇到下雨，就动员干部去遮盖。没有加油车，科研试飞任务下来了，飞机加不上油，只有组织机关干部到机场排成长队，用脸盆、水桶传递给飞机加油。就是在这样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熊焰的领导下，首次开创性完成了我国自行设计的初教6飞机的国家级鉴定试飞等一项又一项科研试飞任务。

除了工作中的困难外，生活中的困难也不少。阎良当时是临潼县的一个小镇子，是个粮棉产区，很少种蔬菜，加上交通不便，职工吃菜及买日用品都非常困难。尤其是172厂也迁至阎良，人员成倍增长，更不是一个县属小镇所能够承受得起的。住房就更加困难，试飞研究所挤出外八栋让给172厂筹建人员暂住和办公，仅有的大营房、小营房两处房产，两个筹建单位的建设队伍无论如何也挤不下。到了三年困难时期，更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为了解决职工生活问题，只好抽调一些人去办农场，从事农副业生产，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供应一切物资及资料，研究所一下子陷入瘫痪状态。设备建材都发生了恐慌，已有的许多先进设备都需要有厂房放置、安装，基建成了首要任务。可是，钢材、水泥，尤其是科研设备所需特殊材料却供应不上。研究所只得派出不少人四处奔走，购买所需的各种材料。然而，生活、生产、科研的种种困难并没能压倒熊焰，他带领全所职工为试飞研究所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拿出了一大批科研成果。

熊焰主持所的领导工作，在狠抓打基础、出成果的同时，一直重视人才的培养。还在五六十年代，他就大胆重用从国外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他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关心他们的生活，大力提倡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使这些人把自己的知识全部用在工作上，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贡献。对于建国后培养出的知识分子，熊焰更注重不断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经常找他们谈心，组织鼓励他们积极学习科技知识，为建设好我国惟一的飞行试验研究机构而奋斗。

主持运10飞机设计，严把质量关

1970年8月，国家正式下达研制大型喷气式旅客机（运10）的任务。这项任务以下达的时间而命名为“708”工程，熊焰被指派到上海主持这项工程的设计工作，任设计组组长。

上海原来没有大规模的航空工业，只有一座空军修理厂，熊焰再次面临创业的局面。在这里开展飞机的设计事业，一切从零开始。他们在食堂长条饭桌上绘图，在大型木质包装箱里作计算，运10的设计就是在这样困难的状态中开始起步的。更加严重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一些人不讲究质量，但熊焰带领科研人员坚决贯彻叶剑英副主席关于确保质量，要做到万无一失的指示，坚持质量第一，按飞机制造的工艺规范，严把质量关。在研制过程中，先后进行了163项大型地面试验，不少试验项目或规模是国内首创。设计中对电子计算机的运用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广泛和深入，以至运10的全机静力试验达到与预计的差别仅有0.2%。

1980年运10飞机研制成功，试飞上天了，并飞抵世界屋脊——拉萨。熊焰作为运10设计队伍的组建者和第一任领导人，功不可没。

夫人陈然，曾任112厂副厂长。女儿熊晓虹、熊晓焰。

熊晓虹：我的父亲亲身经历了中国航空工业早期发展阶段，他一生中只有四个字：航空报国。父亲自始至终不忘这一初心，为祖国航空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离休之后，父亲身体不太好，但仍然在为运10飞机呼吁，表现了一个老航空专家对祖国航空事业的拳拳之心，父亲坚信中国的大飞机一定会飞起来。如今C919大型客机终于腾空而起，中国的大飞机又飞上了蓝天，父亲如果九泉下得知这个消息肯定会很激动。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我们一直深深地怀念着他。怀念我那慈爱、严厉的父亲，他不许我们犯错误，更不容忍我们为错误辩解、掩饰。他对我们的说教不多，但他赤诚的爱国情怀，他的刚正不阿，他的谦虚谨慎，他的科学求实，他的勤奋学习，他的努力工作都深深感染着我，深深地置于我的内心深处，父亲用行动教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