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育钖（1868年一1942年） 字纯如，号炳仪，南昌县人。祖父辈善经商，积资百万，致富后建“心远堂”，以鼓励资助子弟读书。熊育钖少年勤学，光绪年问中秀才，补增生，喜读《船山遗书》，接触了大量康梁著作，慨然“知旧学之不可专治，西洋学问之可贵”。其后乃大量阅读严复所译的西方社会科学书籍，并师从严复。

熊育钖（1868年一1942年）字纯如，号炳仪，南昌县人。祖父辈善经商，积资百万，致富后建“心远堂”，以鼓励资助子弟读书。熊育钖少年勤学，光绪年问中秀才，补增生，喜读《船山遗书》，接触了大量康梁著作，慨然“知旧学之不可专治，西洋学问之可贵”。其后乃大量阅读严复所译的西方社会科学书籍，并师从严复。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熊育钖、熊元锷与堂兄熊育镐以及高安邹叔忱、新建夏敬观、蔡公湛一道，创办“乐群英文学塾”，以南昌城内灵应桥北湖东岸熊氏平远山房家塾为校址，熊育钖被推为监督。时隔两载，同志星散，熊氏诸从兄弟商议改为“南昌熊氏私立心远英文学塾”，以纪念祖先兴学之德。以“心远堂”经费（每年利息2000元）作为办学资金。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学堂正式开办，熊育铴主持塾务。

创办伊始，首重科学，着力培养理工人才。开设国文、历史、算学、英文、化学、物理以及西洋史地。教科书大都为西文原本，或美国大学所使用教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与熊元锷在月池故里开办男女同校的小学两所，一所教“心远堂”子弟，一所教族中清寒子弟，免费入学。他还敦劝邻村各大户移公款办小学，为其延师定规。一时间西乡各地成立小学10余所，使日后乡民文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随着心远的创办和发展，他名声渐噪，被陈三立等人誉为“中国的福泽谕吉”。宣统二年（1910年），举为江西教育总会副会长。同年，到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目睹清廷腐败，加上一些留学日本的学生常常给他邮寄同盟会所办的《民报》《复报》等，思想渐趋革命，赞成孙中山主张。

辛亥革命后，熊育钖任江西省文事局局长，主管全省教育。积极建议省政府派学生留学欧洲、美国、日本，促成胡先辅、饶毓泰、程孝刚、熊正理、熊正琬等20余人出洋留学，是为江西首届留学生。1914年，他建议省政府设省立中学8所。其间，被推举为由同盟会所创办的南昌女子公学校长。其时，该校经费支绌，屋宇陈旧，教员缺乏，他动员心远、二中教师免费兼课，并精心筹划，修复校舍，使学校得以维持。

其时江西尚无综合性大学，众多江西学子为求学远赴他乡。1922年，在李中襄等人协助下，熊育钖以心远中学（原心远堂）为基础，让出部分校舍，开办心远大学。初设文科，后增设数理二科。但时局动荡，经费无着，后遭朱培德部下抢劫，仅办一届毕业后，于1927年停办。

19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熊被选为国民党省党部执行委员。次年，任国民党省党部组织部长并代建设厅长，因大量引用心远弟子，遭省主席鲁涤平忌讳。熊不得已出走南京，于右任荐为监察院监察委员。

抗战爆发，心远本校先后迁吉安、泰和，在南城、宁都设分校。他奔忙于学校和救济难民事务。1942年6月，南城陷落，学校损失惨重。8月，他赶赴省政府所在地泰和县，吁请省府救济学校，获2万元救济款。召开校董事会，商议学校恢复事宜。9月至宁都，11月19日染病身亡。一生办校42年，化育人才甚多。其爱才出自其教育家天性，平日常随身带一本手册，随时记载相识之人的性情、才能，作为引荐培育之参考。观其人具有某方面才能，便赞叹揄扬。主持心远、二中及女子公学其间，著籍学生逾万人。

专心求教育，毕生为此谋

熊育钖，字纯如，号仪炳，清同治7年戊辰11月17日（1868年12月30日）生于江西省南昌县冈上镇月池村。

父亲熊光祖年轻时外出经商。太平天国期间，在修水经营熊氏产业，时逢太平军攻占修水，他在“危城中逃出，惊悸得心疾，不能治生”，从此熊家的生计陷于困窘，母亲黄太夫人，“持家节俭，量入以为出”，她既侍奉生活不能自理的丈夫，又要教育三子二女，靠她的操持，日常的油、米等基本生活用品尚可得保，整个家庭的生计赖以维持。

熊育钖青少年时期的成长，深受其兄育钧的影响。育钧比育大5岁，少时也读过一段时间的书，稍大后，因父亲患病，不能料理生计，作为家庭的长子，他便辍学经商，承担起支撑家庭大厦的重任。他天性醇厚，修德好善，虽身在市井，却颇具远见卓识，“勤勤以成弟之学为至要至大之事。”因自己被迫失学，“则益督弟以学”，他为育购买了大量的书籍，但不以让育钖默头诵读八股试律，以博取科举场上的发迹为荣耀，而是鼓励弟弟读那些与科考并不相干，却真正有补时艰的著作。

清光绪年间，熊育钖20岁以前应章试，举秀才，补增生。1888年左右，他接识萍乡贺国昌先生，并拜其为师，“得窥先儒学问门径”，受其影响，他阅读了大量张载、王阳明、陆九渊、朱熹及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深受他们干刚中正，洁志修身，躬行实践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熏染，从此，他更加厌恶科举，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在中国近代兴起的办洋务、讲西学、倡维新的过程中，江西由于受经济、文化、社会风气以及地理等方面因素的制约，风气的开化远远落后于其他许多省份，在鸦片战争后的60年间，江西学界几乎仍是旧制未改，落后于时代竟超过半个世纪之久。

熊育钖是清朝末年较早跳出江西沉闷气习的人士。在清光绪中叶，南昌还不易购得各种新书报，他求人于汉口大购书籍，“得读曾文正、郭筠仙咸同诸贤文集”。戊戌前后，又读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先生所著书。他嗜读新旧书籍，恨购书之不易，遂与好友合股在南昌开设广智书局，从上海广运书报，通过大量阅读维新派人士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他“益明当时之务（思想），与戊戌诸党人相应和矣。”

在戊戌前后中国涌现的大批倡导变法、鼓吹西学的人士之中，熊育钖最服膺严复先生，其思想受严复的影响也最为深刻。严复认为，中国要变法自强，其出路就在于提高国民的素质，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又在于用西学去充实人们的头脑。为此，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一系列西方学术名著。熊育系统地钻研过严复的一系列论著，并完全接受了他的“教育救国”主张，并选择了以兴办新式教育培养科技人才作为自己终生“唯一之志”。于是，熊育与其堂弟熊元锷（谱名育锷）在取得家族的同意后，利用家族教育基金创办了心远小学、心远中学。他还曾任省立二中和江西女子公学校长，并创办与主持了江西最早一所私立综合大学——心远大学。

此外，熊育钖担任过一些教育行政职务。民国元年（1912年）任省文事局（相当于教育局）局长时，他首先倡议江西派学生出洋留学。此建议得到都督李烈钧的大力赞同和支持。同年8月，江西省政务会对此提案议决通过，决定拨公款10万元，选送学生102名，分赴欧、美、日留学。9月2日，由省文事局主持，在南昌开设考棚，各府区、县英俊青年汇集南昌，进行考试。据说，这次选考，李烈钧亲自把关，杜绝各种请托，考试结束，李烈钧还一一接见各位中选考生。据胡先先生回忆，由于中选考生里毕业于心远中学的学生最多，李烈钧在接见时常常问道：“是否毕业于心远中学？”此批出国留学的许多人，如陈寅恪、饶毓泰、胡先、程孝刚等以后都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专家。作为此事的最早倡议者，熊育钖功不可没。

1914年熊育钖任都督府教育科长，又建议在全省设省立中学8所。他不愿居官，自请出任当时条件并不好的省立二中校长。消息传出后，当时的江西省图书馆馆长邱璧（宁都人）即请求将宁都中学堂改为省立第九中学，得到允许。邱即辞去月薪优厚的省图书馆长之职，亲任月薪仅为80元的省立九中校长。因此，当时实际设立的省立中学为9所。

熊育钖对江西现代教育的贡献，还在于他为江西教育界延揽了大批的优秀人才。

江西自1913年李烈钧讨袁失败，直到1926年北伐军收复南昌，其中的13年一直沦为北洋军阀之手。北洋政府统治江西期间，大权均掌握在极少数军阀之手，这些军阀均非赣籍人士，对江西地方建设事宜既无兴趣，也无精力顾及，且走马灯似地更换。当时江西的许多人才由于不愿卖身逢迎军阀，大多怅然无依，才能无法施展。因熊育钖在江西教育界素有声望，且为人热心，重视人才，因此，许多人找到熊育，要其帮助谋职，熊育钖也尽其所能，帮助解决。如“临川李证刚（灼翊）先生，博学高节，穷不能自存，独府君（熊育）礼之”，聘其为二中教员，心远大学开办后又聘其为教授；“汪君辟疆（国垣），黄君道与国学湛深，初未大知名，独府君（熊育钖）加以优礼”，聘为教员；后来成为国内外著名植物学家的胡先（新建人），1915年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回到江西，被熊育聘为心远、二中教师；吴有训也曾在二中任理化教师。此外，如后来成为国内外著名学者的王易、余謇、欧阳祖经、彭醇士、熊公哲、傅抱石等，均曾被聘为心远大学教授，或心远中学、二中教师。

熊育钖的爱才，出自其教育家的天性。他平日常随身带一本手册，随时记载相识之人的性情、才能，作为引荐培育的参考。见到其人具有某方面的才能，既赞叹不已，又到处宣扬。他对人才的这种爱惜和重用，并不受到亲疏关系和政见不同而有所影响。他并不赞同共产主义学说，但他所主持的心远和二中，却容纳了当时许多思想进步难为其他学校所容的人士，如曾伯雄、漆裕元、张朝燮、曾天宇等等。因为这些人教书很好，具有一个优秀老师的基本素质。“这一点颇像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敢于聘胡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一样，具有容纳各种人才的教育家的雅量和气度。”1929年他暂代省建设厅厅长时，在省建设厅设置了一个“昆虫局”，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局长人选。不久，听说杨惟义来南昌（杨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农业专业，曾任江苏省昆虫局技师，在南京时，为解决南京蚊子猖獗不辞辛苦，深入基层，跑遍南京城区，逐沟洒药，使南京城内的蚊子大为减少，受到人们的称赞），他并不认识杨惟义，但听到此消息后，当即亲自上门，聘请杨任昆虫局局长之职，将杨挽留在江西。直至建国后，杨惟义仍在我省任教，曾任江西农学院院长，并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熊育钖的用人之道也颇可称道，在看准了某人所具备的才能后，他即放手使用，委以重任，“必尽其才，不掣其肘，不忌其权重逼我”。他在担任四校（心远中学、大学、二中、女子公学）校长时，均兼任了一些社会职务，仅靠其个人的才能和精力，要把四校的事情处理好是不可能的。但他善于选用人才，由柳藩国综理二中，李中襄综理心远，女子公学托付张来仪负责，他们按照他的办学宗旨，将各自管理的学校办得相当出色。

熊育钖待学生如子弟，十分关心爱护。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心远、二中许多学生和教师不少遭到逮捕和迫害，他往往不计利害积极营救。1923年原二中学生、共产党人袁玉冰被江西督军蔡成勋以“煽动群众，反对官府”的罪名逮捕，他出面保释袁玉冰出狱。1930年，原二中毕业生、时任南昌市社会局局长的熊国华因发表“赣人治赣”言论，被省政府主席鲁涤平逮捕入狱，严刑审讯，熊国华在狱中写下“受毒刑逼供，诬为共产党员”的纸条，请人转交他。他在一次省务会议上以全家性命担保熊国华不是共产党员，提请“拿出证据，公开审讯”，并将熊国华的纸条交给鲁涤平，鲁非常尴尬，只好含糊其辞，否认有“毒刑逼供”之事。为了营救熊国华，他又专程赴南京。就在他离开南昌后，鲁涤平给熊安上了一个“勾通共党祸赣”的罪名枪毙示众。此外，他还营救过当时的一些进步人士如曾伯雄、漆裕元、何昌藩、刘明经等等。

熊育钖对学生的爱护，还体现在对学生学业、前途的关怀上。辛亥革命时，由于时局动荡，心远的许多学生纷纷回家避难，有一个班的学生只剩下3人，每人每学期交学费25元。而当时仅英文教师陈持正一人，每月薪金即需银200两。他为了学生前途，极力支撑，不忍中辍，最终使3个学生得以完成学业。解放前，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谋职十分不易，许多学生求职时一般都会找他帮助，他总是或亲自引荐，或写推荐信，使许多人的就业问题得以解决。

抗战期间，熊育钖仍把主要的精力用在教育上。沦陷区的许多儿童随父母逃难失学，特别是难民聚集之地，失学儿童更多，见此情形，他多方奔走呼吁，在他的努力下，南城和吉安陂头墟都设立了难童学校，一些失学儿童得以继续升学。

熊育钖矢志教育之情常常溢于言表。1940年，他72岁寿辰时写的一首诗中有“专心求教育，毕生为此谋”之语；在1941年1月写给学生的一封信中，他说道：“今年七十有三，已开始逾月矣。睹相者谓寿当跻七十有八，果尔，誓竭此五年精力于所办之学校，不复旁骛。”

熊育钖一生兴教办学40余年，为江西乃至全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在他主持心远中学、省立二中、女子公学三校期间，在籍学生几逾万人。“讲学之盛，近媲南开”。心远、二中著名毕业生有三类：一为科技工程方面的，如单人骅、吴有训、程孝刚、蔡方荫、杨尚灼、胡康宁等；二为教育方面的，如熊正理、车驹、陈颖春、李中襄、陈颖昆、缪正、萧赣等；三为政治、军事方面的，这类人物中，国共两党的都不少，共产党方面的如袁玉冰、黄道、曾天宇、江宗海、李大贞、张国焘、饶漱石等；国民党方面的如程天放、彭学沛、欧阳恪、桂永清、章益修等。远宗孔孟，近法王严熊育与严复基本上是同时代的人，后者比前者大14岁。熊育的“西学”素养，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正如他自撰的一副对联“远宗孔孟，近法王严”，深受严复的影响。而且，两人还有一段私交往来的关系。

严、熊两人义兼师友，函札来往十分频繁。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严复集·书集卷》中，收录严复给熊育钖的书信多达109封（尚未收全），是现存严复与亲友通信数量最多的。严复作为近现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代宗师，平生交游者大多为当时社会的达官显贵和文化学术界的显赫人物。以熊育当时在社会上的声望地位，显然不能与这些人相提并论。然而，严复曾对熊育自述过：“不佞平生答复友人书函，唯于吾弟为最勤。”

熊育钖年轻时代便十分崇拜严复，对其论著爱不释手，“凡所著述罔不窥其堂奥”。他尤其喜读严复所译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以及约翰·穆勒《穆勒名学》两书，“以为士不读此二书，则无以知言”。1901年，熊元锷、熊育两人在南昌刊印出版了国内最早一本严复文集———《侯官严氏丛刊》。他与严复正式交往则是在1910年（宣统二年），他以江西教育总会副会长的身份赴京参加学部召集的教育界会议，“初见严几道先生执贽为弟子”。此后，作为弟子，他经常向严复汇报心远的情况，交流并请教各种学术、政治、时事问题。严复对他也颇为敬重，称之为“贤弟”、“仁兄”并罄其所知，推心置腹地和他谈论各种问题。

熊育钖主持由“乐群英文学堂”改办为心远中学之后，即以严复的教育思想作为学校的办学宗旨。在当时中国既贫且弱的情况下，严复倡导用西方的科学思想来改良中国的教育。他认为：“盖吾国教育，自三育而言，则偏于德育，而体智二育太少”；“自物理美术而言，则偏于艺事，短于物理。”因此，“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特别强调外语的掌握，认为要救亡，非学西洋文不可。“盖非西学洋文，则无以为耳目。”

心远初期的办学，实际上就是严复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1910年，熊育拟了一个《改良教育办法意见书》，提出中学课程如算术、化学、博物、西洋史地等应用西文讲授。程天放曾回忆道，他在洪都中学堂读书时“一个星期才教一课英文，而且学生是否了解，教员从不过问。……心远的英文教师每天教完一课，到第二天就要学生背给他听。每星期有临时测验，每月有月考，期终又有期考。……这样一来人人被迫非用功不可了”。心远中学高年级的学生课余时间还经常用英文会话、写文章。作为一所注重理工的学校，心远在高一年级时，就采用美国教材《实用物理学》、《实用化学》，进入高二年级后，又采用理论性较强的美国大专教材。严复对心远也十分关心。曾推介其高等水师学堂弟子李幼堂、陈持正来心远任教英文、算术。他为学校题写校匾校训，为校刊《心远杂志》封面题名，又为熊育钖主持的心远、二中校歌撰写歌词，并经常在信中询问心远的情况。严复对熊育锲而不舍、呕心沥血的办学精神十分推崇敬佩：“贤弟平生以教育为唯一之业，极深佩叹”，“老弟舍身忘家，以教育后起为己任，此真圣贤用心，而为国家洪福，不佞浮沉政界，到老无成。每怀高谊，令人增怍。”心远中学二十周年校庆时，他手书“万事灰心犹嗜学，廿年治校欲忘家”条幅赠送熊育。民国元年（1912年），严复主持京师大学堂，几次函札敦请熊“北来相助为理”，熊应邀任京师大学堂斋务长。不久严因故辞职，熊随即卸职回赣，对教育事业的共同追求和热爱，是严、熊两人友谊深化的催化剂。

熊、严的交往，还表现在两人的通家之谊上。熊育不少子侄读书求学，得到了严复的帮助；熊元锷不幸早逝，严复悲痛之余，写了一篇哀婉动人的《熊生季廉传》；严复还应熊育之请，为其伯父熊禧祖作了一篇《家传》。熊家许多后辈常到严家看望。严复还与季廉之弟季贞时有书信往来。1917年熊育做月下老人，将正在清华预备学堂读书的侄子介绍给严复的大女儿，严复欣然同意这门亲事，但后因故婚约解除。不可无政治兴趣，但不可有政治野心熊育虽然是一个教育家，毕生精力主要用于教育事业上，然而，他的一生也不乏政治兴趣，参与过许多政治活动。他常告诫一些从政的弟子道：“吾人不可无政治兴趣，但不可有政治野心”。并常说：“服官为服务之好场所”。现存严复致熊育的信中，讨论时事政治问题的内容占了相当大部分。

从表面上看，他的“从教”与“从政”之间相互矛盾，但无论是从教还是从政，他的目的都是一个，即改造社会。中国社会的改造既离不开科技工程人员的努力，也离不开政治制度、社会现状的改革。因此只有政治、教育双管齐下的方式，才能有效地拯救国家民族。

熊育钖上述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进化过程。在清末，他痛感国家因贫弱而屡屡遭受西方列强的蹂躏，认为只有依靠教育来培养一大批工程科技人才，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到北洋军阀时期，目睹国内民生涂炭，暴政横行，他又感到，仅靠以培养理工人才来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现状，还必须从政治、军事上着手对国内的现状进行改革，才能真正有补时艰。因此，这时期他开始积极参与政治。

从对待国家的态度来分类，中国古代儒者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为积极应世的“事功”型；二为消极避世的“隐沦”型，三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中间型。熊育钖少年时期喜读范仲淹、王阳明、王夫之、张居正、曾国藩等人的著作，这些人都属于“事功”型人物。他还很注重探讨“古今中外得失，兴亡治乱之故”，因此，形成了他积极应世的基本态度。

辛亥革命江西光复，南昌城内许多缙绅皆相继避去，他则留下欢迎革命军，并为之奔走。因此，民国元年（1912年），李烈钧成立江西军政府时，他被任命为省文事局（相当于教育厅）副局长，旋为正局长。1913年李烈钧湖口起义，讨袁失败，江西沦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他却于1924年秘密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

他一生虽受严复影响很深，对其倡西学、开民智的观点通盘接受，并终生信奉不渝。但对后者的许多政治观点，并非完全接受，在立身行事上，亦与严复有别。严复早期力倡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持否定态度；晚年又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对西方文化则贬多于褒，政治上也趋于保守；在对待中国当时到底应采取共和制抑或是君主制上，严复赞同后者反对前者，熊育则持相反的态度。严复还参与发起了北京的“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称帝大造舆论，一时间各地纷纷成立分会响应，江西“筹安会”也积极劝进，熊育坚决拒绝签名。张国焘在其晚年所著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有如下记载：

那时各省纷纷组织“筹安分会”、“请愿联合会”等，排演一出假冒民意拥护“袁皇帝”的把戏。在签名劝进的闹剧中，有的为权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有的趋炎附势，甘心附逆。我们的校长熊育先生独不顾危险，拒绝签名劝进，真是难能可贵。我和一般同学看到这些丑剧，都为之齿冷，对于熊校长的义不帝袁，大家一致颂扬，往往竖起大拇指说：“熊猴子毕竟要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严复书劝熊育“公长两校，学生须劝其心勿向外为主。从古学生干预国事，自东汉太学、南宋陈东，皆无良好效果，况今日鄢？”但他置严的劝阻于不顾，仍支持学生上街游行请愿。

1926年，他曾召集心远、二中的教师员工，公开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动员他们参加国民党，并鼓励学生投考士官学校和黄埔军校。为此他遭到军阀邓如琢的嫉恨，险遭毒手。同年11月，北伐军攻克南昌，江西临时省政府成立，他被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任命为临时省政府委员。

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当时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派了十个干部来南昌扩充国民党组织。（当时正处国共合作时期，少数共产党员亦参加国民党组织），临行前总书记陈独秀指示，到南昌后应多在国民党中吸收一些在社会上有地位和影响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开展工作，并特别提到了熊育。在19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他被左、右两派共同推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又推举他为监察委员会主任。同年“八一”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大肆进行“清党”活动。熊育钖被任命为江西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兼省党部代组织科长，但他对一些共产党员采取了庇护宽容的态度。据徐梅同志（当时为国民党江西省农民协会工作人员、中共党员）回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她与方志敏一道在江西省农民协会工作，“八一”起义失败后，她仍留在南昌。当时的报纸上已经登出国民党对她的通缉令，在南昌呆不下去了，决定到上海投考大学。她通过朋友杨不平找到熊，要他为她搞一份高中毕业文凭。熊育钖明知徐是共产党员，还是为她提供了一份心远大学预科的毕业证，使她顺利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前，上海形势危急，徐梅又想回南昌来。由于通缉令还未取消，回来后有遭逮捕的危险，杨不平又找到他，要他为徐设法取消通缉。当时一般情况下，只有被通缉的共产党人声明退党或自首后方能取消，但徐梅并不愿意登报退党。最后经他疏通，在报上登出这么一条“声明”：“徐梅原名徐向萼，取消通缉。”徐梅得以返回南昌。

朱培德、鲁涤平任江西省政府主席时，因两人都系外籍，在江西的根基不深，不得不倚重熊育的声望和影响力。1931年冬，熊式辉（江西安义人）取代鲁涤平任省政府主席，他与前任不同，不允许在江西这块地盘上有其他地方势力的存在。上任不久，就公开表示不满：心远毕业学生在江西省、县党政部门任职者竟达千人以上。熊式辉对“心远系”的力量进行了打击裁撤。此时，熊育虽然还被聘为省政府委员，但心知其势去矣。恰逢国民政府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荐其为中央监察委员，乃于1932年赴南京就任，又兼任中央高等文官考试监试委员。不过每年仍抽暇返回南昌，料理心远事务。1937年底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熊育已年近70，他上章请辞，于右任挽留，劝其请假回籍。他先随西迁的国民政府党政机关在汉口滞留数月，然后返回南昌。

“九一八”事件以后，国民党忍辱退让政策带来东北大片国土的沦陷，国民党高层内部争权夺利，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使熊育对蒋介石统治集团深感失望。在他的学生中，虽然有一些CC派即“中统”的骨干人物，如程天放、彭学沛、李中襄等，但他始终拒绝参加CC。他私下对其子正珑说：“不愿丧失人格加入CC，为人臣妾”，并对其长孙大开谈到：“党棍政客，卑鄙无耻，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

1934年7月，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抗日的方志敏在率抗日先遣队到达黄山北麓时，蒋介石调集十数万兵力，前堵后截，实行合围，次年1月底，方志敏在赣东北山区被俘，押送南昌。方志敏在被俘后回答《字林西报》记者的提问时说：“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不惜生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熊育为方志敏的爱国精神所感动，专程到庐山见蒋介石，以“与爱国志士，政见不同”为由要求蒋将其释放，但遭到拒绝。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项英和黄道（二中毕业生）亲赴他的寓所与之恳谈，给他启发教育很大。次年7月26日他出席了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举行的一次团结抗日招待会，并在会上说：“吾人对共产党人之艰苦斗争精神，极端羡佩。在目前这样紧急关头，应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对共产党人不应有丝毫的成见与歧视。”

同年8月15日，日寇飞机首次轰炸南昌，省会各机关和学校纷纷开始向赣东南一带疏散。心远中学分三路分别迁往吉安、南城和冈上乡月池村。在南城心远本校，他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并表赞同。抗战后期，国民党加紧了对新四军的迫害。在宁都田头村，他的一个叫满嫂的儿媳有一次隐藏了一位被国民党军队搜捕的新四军军官。老人回家后，有人就此事向他告状。熊育竖起大拇指称赞道：“好！她做得对，营救了一位国家栋梁！”

熊育钖一生虽然关注并热心政治，但其在教育上的贡献和影响，远比政治上要大得多。公、勇、诚、爱、恒熊育的个人品德也值得称道。他晚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目睹国民党在前方抗战不力，后方政治又腐败无能，他对国民党政权已深感失望。但他身为国民党政府中央监察院监察委员，在江西省、县党政机关又有一大批掌有实权的学生，许多地方官员对他存有几分畏惧，对他提出的一些要求一般也不敢怠慢。对一些腐败昏庸的官员，他屡屡举着手杖，直指对方鼻子破口大骂。他还尽量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为百姓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南昌城内许多当年曾经逃难的老人对此记忆犹新：九江、南昌相继沦陷后，两地的难民纷纷向临川、南城一带逃难。临川县政府为了救济难民，在县城设了一个“施粥站”，每日供给难民一些稀饭。随着难民逐渐增多，县里感到难以承受，一度撤消了“施粥站”。难民纷纷提出意见，有人到南城去找熊育，请他出面解决。他急忙赶到临川，直奔县政府，找到县长交涉，使该站又恢复施粥。

因九江沦陷于前，九江的难民先行往南撤退至南城。随后，南昌的难民也不断逃奔至此。南城人口暴增，难民的薪柴一时紧张。先到的九江人自行作出一个规定：不准南昌难民到县城附近砍伐薪柴。南昌人不服，于是纠纷时起。当时的江西省第七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张抡元召集两地难民开会，并请熊育参加。会上，张抡元宣布：“南昌的难民，一律在离县城30里以外的地方砍伐柴火”。张讲完后，他立即站起来说道：“大家都听到了，刚才张专员讲了，南昌的难民一律在离县城3里的地方打柴，以后就按张专员的话办，希望大家不要违犯。”无奈，张抡元只得把30里改为3里。

抗战后期，国民党兵员不足，经常乱抓壮丁，许多南昌难民也被抓走。这些人的家属找到熊育请求帮助营救。他或乘着轿子，或拄着手杖出面将人救出。许多被他救出的壮丁，对他感激不已，有人甚至将他的肖像挂在家中厅堂上，视若再生父母。

在家庭里，熊育钖是一个严肃而不乏慈爱的老人。他育有8子3女，对子女的教育十分关心，为他们提供尽可能优越的学习条件。其子女一般都读完了心远中学，多数读了大学。在儿女的专业选择上，他严格限定：不许学文，只许读理工。次子正理，幼好诗文，颇具文学素质，但在父亲的影响下，只得舍弃爱好，1912年留美，攻读物理、电机专业。长孙大开，心远中学快毕业时，祖父特地嘱咐：“只许报考理工科，否则，我不会出钱供你上大学”。大开后来考进三江文理学院，攻读土木工程专业。

“不私其亲”是熊育对待子女的一个明显特征。综观其一生，从不替子孙谋财置产，他认为富贵足以遗害子孙矣。他主张让子孙们以自己的才能和工作自立于社会。鲁涤平任省政府主席时，曾主动提议要将江西省最大的水路税收站———九江的湖口“卡子”（湖口系长江与赣江流经鄱阳湖的交接口，是江西与上海、武汉等地货物运输的必经之地，当时江西的铁路、公路不发达，主要的货物运输要靠水路，而来往的货船都要在此交纳厘税）的肥缺让给熊育，由他派遣熊家成员来管理，他却推辞说：“我们熊家的人不愿意发财。”其长子正珍，心远中学毕业后没考上大学，长期在省政府当文书抄写员，他也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为儿子谋取一个更好的职位。

作为大家庭的家长，熊育钖每逢周末，都要召集全家人聚会，讲解国家形势，以及做人处事的道理等。他经常告诫家人不要打着他的招牌在外做不好之事，要爱国，要想到国家的强盛等等。对犯有过失的子侄，他当着全家人的面进行批评。在日常生活中，他对家人的管束也很严格。除了过年，平时家里（包括家族）不允许打牌，如果发现，必严加训斥。他认为打牌浪费时间，消磨意志，腐蚀心灵。他还打比方说，打麻将就是洗木炭。麻将洗了又打，打了又洗，洗木炭也是洗了又洗，洗不完的，一点意义也没有。他对年龄大一点的熊氏子弟很是严厉，对熊家的妇女及年幼的孩子却表现得非常慈爱，从不责骂他们。

熊育钖的日常生活很简朴。平常开销很小，但对读书好的熊氏子弟、熊家外亲以及其他学生因家境贫困不能升学的，他都会慷慨相助，使其得以深造发展。他生前收入并不多，除少量的开销外，大都用于办学和接济别人，平时登门及写信请解决各种问题的人络绎不绝。对别人的请托，凡认为合理的他都会出面帮助。对待私人信函，总是当天必复。南昌县冈上附近的许多农民有事都喜欢到城里来找他帮忙，遇上吃饭时间，他必请客人与他一道坐在上席，叫子孙们给添饭。直至去世前，他身无长物，连殡葬费都是由子孙们凑齐的。在熊育的影响下，其子孙大都养成诚实、耿直、清廉的品质，这些已成了熊家的一种家风传承下来。

1942年南城陷落，心远本校损失惨重。当年8月，熊育赶赴江西省政府所在地泰和，吁请省政府救济学校，得两万元救济款。9月返宁都。在宁都时他曾致书友好，表示如敌骑至宁都，誓当一死报国，不再偃蹇作逃生之计。由于长期劳累过度，11月中旬染上疟疾，延医诊治无效，于19日戌时逝世。临终遗言“心远从此公诸于社会”。

熊育钖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心远各地师生和心远、二中校友闻耗惊愕，深感悲痛。心远本校和各地分校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南城上塘心远本校门口悬挂起大幅挽联“心惊绛帐成空影，远望翠微欲断魂”（上下联首字合为“心远”；翠微即为翠微峰，在宁都县城附近），表达了所有师生痛失老校长的悲恸心情。

在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中央监察院的部分熊育的同事以及他在渝的门生、友好，也于当年12月20日上午在重庆夫子池举行了追悼会。

对于熊育钖的一生，薛隆基先生编著的《熊育与月池熊氏——从家族到社会》一书中，作了如下评价：

“熊育钖一生为人处世的基本特点，可用‘公、勇、诚、爱、恒’五个字来概括。所谓‘公’是指他一生立身行事的基本原则都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掺杂任何私欲或私情，这是他一生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方面主要得益于以王船山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所谓‘勇’即行事不避利害，不计个人得失，不畏葸退缩，这与孔子‘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及宋明理学家力倡的无欲则刚，干刚中正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其前提仍是建立在‘公’的基础上的；‘诚’是指禀性肫良，质朴真诚，谆笃守信；这种品质演化开去，便体现为‘爱’：爱国、爱民、爱才、爱门生弟子；所谓‘恒’即矢志不渝，坚忍不拔，始终如一，具体体现在他一生对教育事业40年如一日的追求精神上”。本期资料来源：1．薛隆基《熊育与月池熊氏——从家族到社会》2．熊正理《府君行状》3．熊大开《我的祖父熊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