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子养老时代，指的是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里，独生子女们将不得不面对父母的养老问题，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由此中国有了第一代独生子女，30年时间过去了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步迈入老年人行列，一个新的命题应运而生，那就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

他们不仅有“养不起小孩”的忧虑，还要直面“养不起父母”的危机。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式养老，“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是沿袭多年的至理名言，这就决定了老人的赡养主要依靠子孙，而不是像国外那样依靠社会。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家庭结构的变化，独生子女无力、无暇照顾老人的矛盾越发凸显，特别是新的家庭结构——“四二一”模式(四个老人，两个夫妻，一个孩子)的形成，两个年轻人要负担起4个老人的养老重任，更增加了家庭养老的难度。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由此中国有了第一代独生子女，30年时间过去了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逐步迈入老年人行列，一个新的命题应运而生，那就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一直以来，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20世纪70年代开始，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中国开始在城乡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明确提到，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严格执行的国策帮助中国成功地避免了人口的失控，但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其中一个就是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和家庭意识的变化，独生子女增多，家庭平均人口逐渐下降，家庭构成呈现小型化趋势。

由于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致使大多数工薪阶层职工的收入没有随中国经济增长而增长，由于国家在实行计划生育时对观点片面，片面强调人是消费者，忽略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增长的根本原因：生活水平提高造成的人口寿命的提高。

根据中国老龄办调查，1982年中国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4.4人，1995年为3.7人，2005年为3.13人，23年间家庭平均人口减少了1.27人，下降幅度约28%，城市家庭结构小型化更加明显，而且这种趋势仍在延续。与此同时，独生子女的父母正在逐渐老去。1979年中国妇女平均初育年龄为24岁至25岁，这就意味着，当时响应计划生育政策，只生育了一个孩子的父母，如今差不多都到了退休年龄，开始步入老年。这一代人大概有多少呢？新华社1980年9月3日发布的一则消息称，1979年全国有607万个家庭领取了独生子女证。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显然“独子养老”的时代已经悄悄来临，一个新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以上海市为例，上海独生子女家庭目前约有305万个，占全市家庭户总数的比例为60.2%；全市有610万左右的独生子女父母，占户籍人口的比例为43%。据预测，上海市2013年新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中80%以上为独生子女父母，在2018年以后，每年有24万到34万的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阶段。

1、针对“独子养老”面临的困境，有关专家指出，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向。

2、老年人晚年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医疗保障等方面。其中需求比例最高的是生活照料，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

3、中国当前的情况下，必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充分发挥二者各自的优势。一方面要完善对老年人的社会服务，发展各种形式的养老院、福利院、老年公寓、托老所等，发挥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功能。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居家养老和社区服务养老，使老年人既能生活在熟悉的生活环境里，又能发挥社区老年人互相帮助的优势，这对老年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是最好的选择。

4、所谓居家养老，是指老年人在家中居住，但由社会提供养老服务的养老方式。这种方式已经在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国家的社区中普遍运用，中国的上海、天津、北京的一些街道社区也相继引进了这种服务，其中上海市的探索值得关注。

5、整合社区资源，依托助老服务社、医疗机构、家政公司等社区服务网点，通过上门或日托照料形式，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急、助浴、助行、助医等“六助”服务，提供居家养老服务，初步形成了覆盖社区的养老服务网络。

6、对老年人的服务不只是简单的送餐、沐浴、理发、洗衣被、居室打扫一类，还包括康复护理、读报陪聊、紧急援助呼叫等。但目前中国的居家养老服务还只是星星点点，服务能力薄弱。

1、社会化养老的好处是把一些自行养老能力差的人通过合约捆绑的方式保护起来了，为此增加的问题是如何防范合约网络的系统风险。本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是金融机构与客户、金融机构之间的金融产品合约除了各自的纵向关系外，又被以种种期权（Option）和远期合约（Forward Contract）在横向上串联起来了，当一些合约的失败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之后，整个金融市场的形势就“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2、与社会化养老的合约网络相比，金融市场的合约串联所牵涉的利害是小巫见大巫。社会化养老是以普遍覆盖为特征的。例如，德国的法定养老保险覆盖了德国约90%的工作者。1999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撰文评价社保，称社保是世界上最大的庞氏项目（the Biggest Ponzi Scheme on Earth）。

3、社会化养老网络合约的系统风险就在于，不再像“家庭保障”那样，资源总体上是向下一代倾斜的，而是反过来，资源有向上一代转移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日益明显，相当于总的账本有亏空，子女一代偿还。就像是击鼓传花，只要鼓点不停，花还是会不断传下去的。

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鼓励生育，养活孩子无论是成本还是年限都低于老年人，新生一代可以及时分担独子养老压力，但是由于涉及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具体实施还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