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沆(1871—1944)，名瀣，一字伯谦，晚年自号冬饮，又别署沆一、伯涵、伯韩、无想居士等等，是清末至民国年间著名的国学大师。

1871年生于南京。幼聪颖，曾学于端木采、高子安。后入钟山书院，师从文廷式、陈三立、俞明震等人，以才气见长，博学洽闻。

肄业后，先任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教习，后在上海书局编书。1908年，受李瑞清之邀，和柳诒徵等人为两江师范学堂文科教习。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两江师范陷于停顿，遂在南京江南图书馆任事，后往苏州以不惑之年学于黄葆年。1915年，两江师范学堂改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受江谦之邀教授国文，并兼首任国文系主任。南京高师1921年改为东南大学，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 ），仍任教授。

1937年，抗战爆发，因患中风，不能随中大迁川，留宁。1944年9月25日，因病与世长辞。

纪念馆里有一枝紫毫毛笔，便是清末小说家、实业家刘鹗(1857—1909)先生所赠。更为难得的是，这只紫毫笔的笔杆上还有刘鹗先生的亲笔题辞，上曰：“象管愧无闲写句，玉尖可捧笑求诗”。“象管”泛指毛笔，“玉尖”指的是美女之手。在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第九回中，有姑痛斥宋儒的一段描写，文中有“那女子伸出一只白如玉、软如绵的手来，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这样一段话。旧时文人多有这种用法。这两句题辞表达了刘鹗与王伯沆先生共同的生活意趣以及刘鹗先生对王伯沆先生的美好祝愿。

刘鹗何时向王伯沆先生赠送这只紫毫笔，已无从考证，但从刘鹗的题辞内容以及两人的年龄差别来看，应该是在王伯沆先生40岁之前。钱坤新先生撰有《冬饮先生行述》，(文载民国出版之《南京文献》第21号)其中谈到王伯沆先生治学的经历时有言：“先生之学凡三变，弱冠肆力古文辞，壮岁兼治经世之学。四十以后出入于佛老，及见黄先生，益信古圣贤之道。”王伯沆先生“壮岁兼治经世之学”，应该说与刘鹗会有许多共同的语言。钱文中提到的“黄先生”为太谷学派三传学者黄葆年。刘鹗亦为太谷学派的第三代传人，黄、刘二人均为太谷学派主要二传人物李光的得意弟子。后来王伯沆先生屡屡拜帖于黄葆年门下，应该会受到刘鹗的某些思想影响。

提起王伯沆与刘鹗之间的交往，还必须说一下王伯沆重金收甲骨的一段往事。刘鹗1909年蒙难辞世后，其家人生活发生困难。日本古董商人知其典藏甲骨，多次与刘家人接触，表示愿出重金购买。王伯沆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忙赶往刘家在南京的寓所进行劝说、洽谈，并随之召集自己的故旧门生商议此事，最后由王伯沆、柳徵、商承祚、束世、郦承铨、段熙仲等以优厚价格分别购入。有了王伯沆先生的壮举，这部分珍贵的甲骨才没有流向海外。如今，王伯沆先生所认购收藏的甲骨，一部分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归入南京博物馆，另一部分则随爱婿周法高先生赴台湾后归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

刘鹗先生逝世时，王伯沆先生40岁，正专力研读宋明诸儒的经典著作，并用宋明理学的要义，来了解佛门中的各个宗派。当时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倡导佛学，影响很大。每次杨居士在金陵刻经处讲学，王伯沆先生总是准时前往，并端坐在下面认真听讲，还不时与杨仁山居士交流学佛心得，究极佛学奥妙，两人十分相得。杨仁山居士去世后，欧阳竟无先生接手金陵刻经处的工作，王伯沆先生却渐渐疏远了和欧阳先生的联系。个中原因在于，王伯沆先生认为：杨仁山先生倡扬佛教诸宗，与儒家兼包百家相合；而欧阳竟无独宗唯识，并诋贬天台诸学，这样容易狭隘自己的研学之路。

王伯沆先生长期使用的几方砚台，如今静静地躺在展柜里。一方大砚台旁边的两方白矾石小砚台引起了许多参观者的注意，因为当年王伯沆先生使用这两方小砚台时所遗留下的红、蓝两色颜料还一直保留在砚面上。据王绵女士介绍，为了纪念先德，她不仅多年珍藏着乃父使用过的这几方砚台，同时也不忍心洗去砚上之墨迹。为了收藏好王伯沆先生使用过的砚台，王绵女士还向我谈起了王驾吾(1900—1982)拜砚的一段往事。王驾吾先生名焕镳，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求学，很受王伯沆先生赏识。解放前后王驾吾先生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曾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王伯沆先生终生嗜爱研读《红楼梦》，曾于1914—1938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反复阅读自己收藏的王雪香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并先后用朱、蓝、紫、黑、黄、绿六色笔进行评点。当时王伯沆先生使用的就是这方大砚台和几方小砚台，并且每方小砚台固定使用一种颜料。这些砚台原先一直珍藏在王绵女士的身边。1973年，王绵女士赴香港与周法高先生团聚，许多物件一时无法携出，便将其中乃父生前使用过的一方澄泥砚、一方端砚以及一副拐杖交给王伯沆先生的首席弟子、杭州大学教授王驾吾先生留存。这两方砚台之上王伯沆先生使用时的黄、绿两色墨迹同样保存在砚面之上。据王绵女士回忆，当时王驾吾先生在接受先师使用过的砚台和拐杖时，特地焚香跪拜，情景感人至深。

王伯沆先生用这几方砚台上的不同墨色来评点《红楼梦》，一共为我们留下了一万二千余条评语。第一次批注完成于1914年6月，最后一次批注时间是1938年11月，前后历时25年。六次批注用不同的彩墨书写，其中精辟见解屡屡可见。从时间上看，王伯沆先生研读《红楼梦》在胡适和俞平伯之前，从成果上来看，王伯沆先生也绝不逊色于早期的任何一位红学家。南京师范大学前校长谈风梁先生在《古典小说论丛》中有言：“《红楼梦》从传抄问世起，就有人对他进行评点。高鹗续补的百二十回本刊行后，评点的风气更加盛行，其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要算道光年间护花主人王雪香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辛亥革命以后，对《红楼梦》继续进行评点，用功最深、成就最大的要算王伯沆先生了。”

王伯沆之女王绵清楚记得，1937年12月中旬，日军空袭护城河外一家兵工厂，飞机就从她家房顶掠过。中华门城楼上，日军架起90多门高射炮，日夜不停轰炸城内。

当时年方10岁的王绵，如今已是古稀老人。她说，院子原先有五进，在家就可以看见中华门城楼。爆炸声越来越近，人们蜂拥至防空洞。因中风未能随学校撤往重庆的王伯沆，躺在床上不愿离开。几个学生欲用担架把他抬进地下室，遭坚拒。王伯沆说：“动物植物都有一死，人对死亡也不要害怕，不要看得太重。”王伯沆说，没想到“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人这么快就打到南京。作为一个中国人，除了痛心疾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苟且偷生。

王绵的母亲见拗不过丈夫，便也不进防空洞，并招呼女儿：“回家去！”防空警报尖叫起来，邻家都已走空，只有母亲搬来凳子，守在父亲身边。

13日南京沦陷以前，宪兵队断水电，强令中华门附近居民迁往难民区避祸。然而，日军入城后，一路烧杀抢掠，难民区也非绝对安全。

“日本兵要杀你的时候，你把头扭过去，不要看也不要哭，你一喊，我的心就乱了，请成全我，”王伯沆如此告诫女儿。王绵说，父亲心肠软，尤其舍不得骨肉之情，才会对10岁的女儿这样说。父亲准备从容赴死，决不在日本人面前畏缩。

日本兵果然闯进难民营中的家，一把抓起病榻上的王伯沆。伯沆怒目而视，日本兵眼露凶光。“亡国之人，居然如此傲气，日本人当然火了，”王绵说，“那个日本兵立时拔出刀来。”说时迟，那时快，母亲忽然张开双臂，挡在丈夫前面冲日本兵喊：“你是武士，他是病人，要杀先杀我吧！”王绵说，当时日本军人中，不少人懂得中文，那个士兵显然听懂了母亲的话。双方僵持数秒，日本人缓缓收刀，极其勉强，二目凶光不改。

“那个眼神真是凶啊！”几十年过去了，王绵说，那眼神至今忘不掉。

王绵一直称父亲为“寒儒”，意指他专心学问，生活清贫。王伯沆任教东南大学，靠薪水过活。“父亲一生口不言钱，”王绵说。王伯沆常常接济朋友或借钱给人，以至于学生都替他操心，担心剩余的钱不够他自己生活。战乱时期，生计更加困难。日军和汪精卫伪政府有心利用王伯沆名望，授予挂名领薪的虚职，却一次次碰壁。对于那些上门游说的伪政府官员，王伯沆一概怒骂出去。妻子怕他得罪人，干脆不让他见说客，自己挡架。一日，一名汪伪政府立法委员前来，说想给王伯沆在政府里挂个名，却不让他自己知道。母亲从容一笑，问来人：“要用一个人的名，用他的印章，却不让他知道，这样做合不合法我不知道，你是立法委员，自然清楚……”那人顿时面红耳赤，连声告退：“真不愧是王伯沆的夫人。”王绵印象中的难民营拥挤脏乱，冬天睡觉时须穿着棉衣，一有动静大家就赶紧起身。营外池塘里漂浮着尸体。

王家日益贫困，竟至断粮。但若有些好吃的，一定先端给病榻上的王伯沆。女儿每日用功读书，讨父亲开心，更不会要这要那，免得父亲难过。

母亲瞒着父亲靠典当度日，但从来没有卖过王伯沆的至爱——书籍。但是，当一家三口在难民营居住数月后返回家中时，看到的是残书满地，连装书的木箱也被劈来生火，只留下一堆灰烬残留地上。“日本兵中也有识字画的，”王绵说，日军抢掠时去掉肩章，所以分不清是军官还是士兵，“他们用刺刀挑开装裱，拿走我家几幅名画。”

一天，一个书生模样的人登门拜访，欲高价收购王伯沆私藏古籍。王老先生想到灾难当头，谁会有钱买书，便警惕起来。经多方打听，原来是汉奸替日本人购买。王伯沆十分气愤，坚持宁肯饿死，也不能让古籍流落到日本人手里。

1938年，日军令南京人重新办理市民证。王伯沆不愿见到街上的日本兵，拒绝到照相馆拍摄证件用照，最后照相师只得上门拍摄。

至今，“王伯沆周法高纪念馆”里唯一一张王伯沆的照片就拍摄于当时。照片上的他，手扶竹杖，临松树而坐，目光炯炯，丝毫看不出已经中风。若遇家人去世，南京人一般抬棺材至城外掩埋。日军占领期间，严把城门，过往行人须脱帽行礼。即便是死人，也可能遭到开棺检查、抛尸街心的羞辱。1944年王伯沆病重难返，弥留之际他嘱咐妻子，自己生不愿见日寇，死了也不愿在城门口碰到他们，死后棺材一定埋在后院。

王伯沆深受邻里尊重，但在日军统治之下，邻人纵满心悲愤也无处表达。噩耗传到千里之外的重庆，朋友弟子无不赋诗撰文歌颂其民族气节。1946年，东南大学迁回南京，为王伯沆举行了追悼会。

客厅，木门敞开，光线照亮左上方一幅4米长、2米宽的卷轴画。画上是王伯沆之婿、语言文学家周法高等人读书的姿态。

现年78岁的王绵坐在母亲陪嫁的藤椅上。街巷嘈杂声似乎隔断在一道月亮门外。石碑“耆儒王冬饮先生之墓”就矗立在客厅中。二十世纪60年代，这块石碑曾被抄走，拿去铺马路。后来，王伯沆的4名学生设法找到石碑，背扛肩挑，抬回原址。

父亲的墓和墓碑，原先就在后院偏东，王绵每天都可以看见。至于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的情景，王绵低下头，忽又仰头望天：“当然是‘家祭无忘告乃翁’了！”再也不愿多说什么，眼角隐约有泪。

王伯沆遗物大多为手抄古籍。他一生述而不著，学术成就以注评为多。他曾精读《红楼梦》20遍，从读第16遍起，先后用朱、绿、黄、墨、紫五色笔圈点批注。前后持续研究了24年，共做批语12387条。1985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伯沆红楼梦批语汇录》上下两册。王绵每年两次从台湾来此，整理父亲著作。她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把父亲的130多种书籍全部重印出来。王绵指着一页字迹略有不同的手抄页说，那是父亲中风之后所作，悬腕抄写十多个小时。石碑已回，问及王伯沆遗骨是否安好？王绵顿时垂泪。墓地曾被强迁至花神庙，后人去收拾时，“棺材已经不见，只捡回几根白骨，用小坛子装着。”

王伯沆先生使用这几方砚台不仅评点了《红楼梦》，还批校了大量的书籍，抄写了许多珍贵的典籍。经王绵女士汇编的《冬饮丛书》中，就收录了王伯沆手抄、点校、点评的古代书籍235部。王伯沆先生还非常善于抄书，他的抄书准则有三：一是孤本抄，例如《倪文贞诗集》。二是难得一见的佳书抄，例如《咏怀堂诗》。三是难读之书抄，例如《樊文汇录》。正因为如此，王伯沆先生的大量藏书中，许多均为先生的手抄本，而不管是刻本还是抄本，先生所有的藏书几乎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评点批校。伯沆先生曾任江苏国学图书馆参议，主管古籍善本的真伪鉴别及甲、乙等级的评定工作，在古籍图书的整理、鉴别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底。王伯沆先生还精于书法篆刻，长于吟诗填词，勤于书信往来，所有这一切，都离不了这几方砚台。可以说，这几方砚台伴随着王伯沆先生的日常生活，见证着王伯沆先生治学的一生。日本京都大学著名学者神田喜一郎先生有言：“敬读冬饮先生遗稿，先生博识宏闻，于书无所不窥。藏书题记、读书记二种，裨益学术尤巨，与义门绍弓可相伯仲，而其博过之，真令人景仰不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