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鹗（è）（1857年10月18日—1909年8月23日），清末小说家。谱名震远，原名孟鹏，字云抟、公约。后更名鹗，字铁云，又字公约，号老残。署名“鸿都百炼生”。汉族，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寄籍山阳（今江苏淮安区）。派南宗李光炘（龙川）之后，终生主张以“教养”为大纲，发展经济生产，富而后教，养民为本的太谷学说。

刘鹗1857年10月18日出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丹徒区）。青年时期，他不愿走科举道路，而是广泛研习水利、算学、医学、金石、天文、音律、训诂各种学问。

1880年（23岁），他到扬州师从中国最后一个儒学学派——太谷学派。他讲求实用，学习西方的学问，希望“洋为中用”。

1884年（27岁），刘鹗在淮安开烟草店，不久倒闭，后又到扬州开医馆，也倒闭。

1887年（30岁），他在上海开设石昌书局，这是我国第一次使用石印。不久，书局也倒闭。他多次经商失败，屡败屡战。

早年科场不利，转而行医和经商。光绪十四年（1888年）至二十一年，先后入河南巡抚吴大澄、山东巡抚张曜幕府，帮办治黄工程，成绩显著，被保荐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知府任用。

1896年，意大利人罗沙第来京，他觊觎山西煤矿，便在欧洲游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等，凑了2万英镑，在英国注册了一家公司，并以福公司为名，在北京注册了办事处。当时清廷不允外国人在华开矿，罗沙第急需找个中方代理人，以中方公司名义经营，福公司在背后操纵。罗沙第与外交家马建忠有旧，马向他推荐了夫人的同乡刘鹗。。

1897年，应外商福公司之聘，刘鹗任筹采山西矿产经理。后又曾参与拟订河南矿务机关豫丰公司章程，并为福公司擘划开采四川麻哈金矿、浙江衢丽温处四府煤铁矿，成为外商之买办与经纪人。

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刘鹗向联军处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以赈北京饥困。为的就是能够实现太谷学派“教养天下”的目的。

1902年，刘鹗在浦口（今在南京市西北部）与人合股购买了两华里的荒滩，于1905年正式领到购地执照，恰好清廷开建津浦铁路，浦口地价飙升。当地劣绅陈浏不满，要原价购回荒滩，双方产生纠纷。陈浏曾在总理衙门工作，手可通天，便上书诬告刘鹗替洋人购地。

1903年（46岁），刘鹗开始写小说《老残游记》，写这本书的本意是为了资助朋友。

因为他的朋友连梦青来上海避祸，难以维持生计，刘鹗知道他不愿受人资助，就打算写一本书送给他，在《绣像小说》上连载，赚点生活费。第二年，刘鹗到天津，在朋友劝说下提笔继续写《老残游记》，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署名“鸿都百炼生”。

1903年（46岁），刘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铁云藏龟》使甲骨文由只供少数学者在书斋里观赏的古董，变为可以研究的珍贵史料。

1908年（51岁），刘鹗在浦口购的地皮准备开商埠。不料，有人想以原价收购这块已经翻倍的地皮，被刘鹗拒绝。

于是，此人写信到北京，诬陷刘鹗替洋人购地，并重提当年私售仓粮的事。清廷以“私售仓粟”罪把他充军新疆。

1909年8月23日（52岁），刘鹗因脑溢血病死于乌鲁木齐，葬于江苏淮安。

《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原名孟鹏，字铁云，又字蝶云、公约，号老残，别署鸿都百炼生，1857年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刘鹗博学多才，精于考古，在数学、医术、水利等方面多有建树。

早年学医的刘鹗，在扬州一度悬壶济世，写有“温病条辨歌诀”和“要药分剂补正”。《老残游记》中那个摇串铃走四方的郎中老残，就是他自己的写照。

刘鹗出身于官僚家庭，但不喜科场文字。他承袭家学，致力于数学、医学、水利、音乐、算学等实际学问，并纵览百家，喜欢收集书画碑帖、金石甲骨。其《铁云藏龟》一书，最早将甲骨卜辞公之于世，“甲骨四堂”中的二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鹗的影响。而刘鹗所刊刻研究三代文字的《铁云藏龟》等书，更是其拓印、系统研究古文字及其演变过程的代表作。

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全书共20回，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发表于《绣像小说》半月刊上，到13回因故中止，后重载于《天津日日新闻》，始全。原署鸿都百炼生著。

作者在小说的自叙里说：“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小说是作者对“棋局已残”的封建末世及人民深重的苦难遭遇的哭泣。老残是作品中体现作者思想的正面人物。他“摇个串铃”浪迹江湖，以行医糊口，自甘淡泊，不入宦途。但是他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同情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痛苦，是非分明，而且侠胆义肠，尽其所能，解救一些人民疾苦。随着老残的足迹所至，可以清晰地看到清末山东一带社会生活的面貌。在这块风光如画、景色迷人的土地上，正发生着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封建官吏大逞淫威，肆意虐害百姓，造起一座活地狱。

玉贤是以“才能功绩卓著”而补曹州知府的，在署理曹州府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衙门前12个站笼便站死了2000多人，九分半是良民。玉贤的逻辑是：“这人无论冤枉不冤枉。若放下他，一定不能甘心，将来连我前程都保不住。为了飞黄腾达，他死也不肯放下手中的屠刀。老残题诗说，“冤埋城阙暗，血染顶珠红”，“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本质。刚弼是“清廉得格登登”的清官，他曾拒绝巨额贿赂，但却倚仗不要钱、不受贿，一味臆测断案，枉杀了很多好人。小说还揭露了貌似贤良的昏官。山东巡抚张宫保，表面上是个“礼贤下士”方面的大员，但事实上却十分昏庸。他不辨属吏的善恶贤愚，也判断不出谋议的正确与错误。他的爱才美德，却给山东百姓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玉贤是他赏识的，刚弼也是他倚重的，更为严重的是他竟错误地采用史钧甫的治河建议，废济阳以下民埝，退守大堤，致使两岸十几万生灵遭受涂炭。

小说的突出处是揭露了过去文学作品中很少揭露的“清官”暴政。作者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第16回原评）。刘鹗笔下的“清官”，其实是一些“急于要做大官”而不惜杀民邀功，用人血染红顶子的刽子手。

在小说中楔入的桃花山一段插话中，着重写了隐居在荒山中的两个奇人玙姑和黄龙子。通过两人的言行宣扬了作者所信奉的太谷学说，同时对当时的革命运动，即北方的义和团和南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恶毒的诋毁和诅咒，攻击他们都是“乱党”。义和团来势猛，他说“几乎送了国家的性命”；革命党起势缓慢，他认为“莫说是皮肤小病，要知道浑身溃烂起来，也会致命的”；告诫人们不要“搅入他的党里去”，表现了作者落后、反动的一面。

小说是作者对于当时政治的象征性图解。他把当时腐败的中国比作一艘漂浮在海上行将被风浪所吞没的破旧帆船。船上有几种人：一种是以船主为首的掌舵管帆的人，影指当时上层的封建统治集团。作者认为他们“并未曾错”，只是因为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不意遇上了风浪，所以毛了手脚，加上未曾预备方针，遇了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就没有依傍。再一种人是乘客中鼓动造反的人，比喻当时的革命派，污蔑他们都是些“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英雄”。宣扬如果依了他们，“这船覆得更快了”。还有一些肆意搜刮乘客的“下等水手”，则是指那些不顾封建王朝大局、恣意为非作恶的统治阶级爪牙。作者认为应当给它送去一个“最准的”外国方向盘，即采取一些西方文明而修补残破的国家。

小说中所写的人物和事件有些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如玉贤指毓贤，刚弼指刚毅，张宫保（有时写作庄宫保）为张曜，姚云松为姚松云，王子谨为王子展，申东造为杜秉国，柳小惠为杨少和，史钧甫为施少卿等，或载其事而更其姓名，又或存姓改名、存名更姓。黑妞、白妞为当时实有之伎人，白妞一名王小玉，于明湖居奏伎，倾动一时，有“红妆柳敬亭”之称。废济阳以下民埝，乃光绪十五年（1889）实事，当时作者正在山东测量黄河，亲见其惨状。正如作者所自言：“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第13回原评）

《老残游记》的艺术成就在晚清小说里是比较突出的。特别在语言运用方面更有其独特成就。如在写景方面能做到自然逼真，有鲜明的色彩。书中千佛山的景致，桃花山的月夜，都明净、清新。在写王小玉唱大鼓时，作者更运用烘托手法和一连串生动而贴切的比喻，绘声绘色的描摹出来，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所以鲁迅称赞它“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中国小说史略》）。

刘鹗生活的时代，主要是清同治、光绪年间。当时淮安中医较多，影响也很大，“已形成了以温病学家吴鞠通为宗师、以温热病学为研究中心的‘山阳医学’流派”。刘氏青年时代还与淮安河下名医何金阳(字承宣、民初淮安名医何干臣的祖父，后迁城内府市口行医)“互相研习，受益很多”。光绪六年(1880)又拜当时哲学宗派中“太谷学派”的传人——在扬州讲学的仪征李龙川为师，“李也精于医，又得到一些指授。”故刘氏医药知识功底扎实，为后来悬壶济世打下了基础。

刘氏致力于中医药的研究，从未间断，甚至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被诬陷遣戍新疆之后，念念不忘边地乏医，仍“温习医理”，常潜心研究《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还编写医著，直至病逝。

刘氏一生博学多才，对中医药的研究也颇有成就。著有《温病条辨歌诀》《要药分剂补正》《人寿安和集》《老残医记》等。著名小说《老残游记》一书的主人翁，也是以一个浪迹江湖的医生形象出现的。

《温病条辨歌诀》系刘氏早年在淮安所著，该书是根据“山阳医派”宗师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内容改成歌诀，使人易学易通，便于记忆，也是“山阳医派”继名医李厚坤的《温病条辨赋》后又一本推广研究温病学的杰作。此书是中国中医研究院1980年前后在北京发现手稿，并经“刘氏后人刘厚祜、刘厚磐先生鉴定，确认为刘氏手迹”。

《人寿安和集》是刘氏宣统元年(1900)所著。他认为“人之死于病者十之一二，死于医者十之八九；又外感之病不过十之一二，内伤之病恒十之八九；坏于消导发散者不得一二，坏于补药失当者十之八九也。”于是刘氏从《徐灵胎医书八种》《医宗金鉴》《医方集解》《本草从新》等书，足资取材，参以心得，著成一书，定名《灵台伤感集》，“以其嫌于怨世，改名《人寿安和集》。其目“第一卷论说，皆发明经义，多前人所未发者。第二卷安内篇，内伤、以安五脏为主。第三卷和外篇，外感、以和营卫为主。第四卷妇篇。第五卷运气篇，运气者，五运六气，即黄帝《阴阳六论》七篇，王冰所以补《素问》之缺者也。”惜第二卷刚脱稿，正在修改润色，刘氏即已病逝。

《老残医记》一书，是记录刘氏诊治过的病案。据耿鉴庭研究员说：“现已在北京发现钞本一册。”此书现也存藏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联合图书馆。

从上述医著里可以看出，刘鹗在中医学术上继承了“山阳医派”宗师吴鞠通的学术思想，保持了“山阳医派”的温病学体系研究方法和风格，又为“山阳医派”贡献了几本传世之作。从《老残游记》中所举的几个治病案例描述，也说明刘氏“医学功力很深，辨证精细，分析周详，立方遣药，审慎精当，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因此刘氏也称得上是淮安清末年代“山阳医派”的一位著名医家。

刘鹗的父亲刘成忠善于河工算学，热衷于西方新兴的科学技术。刘鹗秉承家学，结合他1888年在河南、山东等地治理黄河的实践经验，写有《治河五说》《三省黄河全图》《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河工禀稿》。

其中《治河五说》《三省黄河全图》和《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再加上算学著作《弧角三术》《勾股天元草》（在刘鹗生前即有刊本）。这五部著作，使刘鹗的治河业绩被统治者初步认可。并因“学术渊源，通晓洋务“被推荐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验，”以知府用“。

刘鹗不但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 他在以古琴为代表的文人音乐方面同样是造诣精深、成就斐然。在古琴演奏方面, 他曾师承虞山琴派的劳泮颉、张瑞珊等琴家, 具有高超的演奏技巧; 他亲自参与编撰了《十一弦馆琴谱》, 为古琴曲的传承与研究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 他曾收藏有包括“九霄环佩”在内的历代名琴十一件, 为古琴的收藏与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首次在其文学作品中记述了西方的复调音乐思想; 他常与劳泮颉、张瑞珊、黄葆年、蒋文田等著名琴人及文化精英们“雅集”, 并收集整理出部分古琴“自度曲”和部分诗词作品。

刘鹗精通乐律，曾为其琴师张瑞珊先生刊刻了“十一弦馆琴谱”，还刻有“抱残守缺斋手抄琴谱”（现存残稿），并喜欢收藏古琴。他所藏的唐琴“九霄环佩”，琴面有黄庭坚题记，后来归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近世四大名琴之中。在繁忙实业之余，刘鹗还热衷于收藏古物碑帖，研究三代文字。他的“抱残守缺斋珍藏碑帖”，“抱残守缺斋中头等碑帖”（残页），“抱残守缺斋书画碑帖目”，以及近人鲍鼎所辑的“抱残守缺斋藏器目”，虽非他藏品的全部，也足见其收藏的广博精深。

刘鹗之孙刘厚祜先生《刘鹗与音乐》一文云: “我祖父藏琴甚多⋯ ⋯ 其中精品就有十一张之多⋯ ⋯ 第一琴名‘石上流泉’; 第二琴名‘已忘’; 第三琴名‘九霄环佩’, 系唐琴, 琴面有宋黄庭坚的题记; 第四琴名‘春潮带雨’, 系宋琴, 又因此琴两侧突出如月形, 故别名‘月琴’。”在其收藏的历代名琴中，最珍贵的是唐琴“九霄环佩”, 自清末以来，“九霄环佩”即为古琴家所仰慕的重器，在传世唐琴中最为独特， 声音更是完美尽善，为近世收藏的四大名琴之一。其他如唐琴“霹雳”、宋琴“春潮带雨”、明琴“石上流泉”都是有名的传世古琴。可以说刘鹗的古琴收藏，为中国传世古琴的流传和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鹗取张瑞珊所弹奏之曲辑刊而成。曲目包括张瑞珊自创琴曲四首《天籁》《武陵春》《鹧鸪天》《小普庵咒》, 还收有清初琴家汪安侯从潞藩刻本手录的《广陵散真趣》曲谱, 及张瑞珊对该曲的修改本, 名曰《广陵散新谱》。刘鹗在辑刻时将新旧二谱合刊, 予以比较。刘氏在跋文中写道: “数十百年后天下人人皆鼓先生自制之曲, 先生闻之当亦掀髯微笑曰: ‘此盖刘子校刻之功也。’”《十一弦馆琴谱》的刊印, 为传统琴曲的传承与研究留下了重要文字资料。

刘鹗嗜古成痴，喜好金石、碑帖、字画及善本书籍，1895年寓居上海时，就收购了青铜器数十件。而集藏的“上自殷契及隋碑，巨若鼎彝，纤如泉珍，旁罗当壁，广及诀罂登”等千年古董，因历经沧桑，不免残缺不全，但他视若珍宝，特为书斋取名“抱残守缺斋”。尤其是他一生孜孜不倦地收藏甲骨，共达5000多片，出版了甲骨文著录书《铁云藏龟》，第一次将殷墟甲骨公之于世，对我国甲骨的研究起到了开创性作用。

他早年即与罗振玉结识于淮安，延罗为西席，之后更是结为儿女亲家。罗振玉和最早接触甲骨文字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接触殷墟甲骨，便是得见刘鹗收藏。受罗振玉影响很大，后与罗结为姻亲的王国维，与刘鹗四子刘大绅友情深厚，同随罗振玉游学东瀛。所以可以这么说，“甲骨四堂''中的二堂，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鹗的影响。而刘鹗所刊刻研究三代文字的“铁云藏龟”，“铁云藏货”，“铁云藏印”和“铁云藏陶” ，更是其拓印，系统研究古文字及其演变过程的代表作。

我国甲骨的早期搜集工作，始于王懿荣。1899年，金石学家、古董收藏家、国子监祭酒兼团练大臣王懿荣在中药龟板上发现有刀刻文字，感到既新鲜，又有趣。尽管认不出它们是哪个朝代的文字，但他知其古老，因此派人到药店将那些有字的龟板全部买下。此后，王懿荣凭借着自己的特殊地位、雄厚财力，在认识到甲骨文的性质和价值后，便开始积极购求、收藏，在短短1年时间内，先后以重金高价搜集到1500多片甲骨。第二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王懿荣自尽，这批龟甲和兽骨的研究尚未开始，所辛勤搜集的上千片甲骨被抛置一边，一度无人问津。1902年10月，王懿荣之子王翰甫变卖家藏文物偿还债务，刘鹗买下了王懿荣收藏的1000多片甲骨卜辞，并通过多种渠道大量收购，先是委托古董商赵执斋奔走齐、鲁、赵、魏之郊购得3000多片；后又从好友方药雨处购得范姓所藏的300多片；他还派三儿子刘大绅到河南收购得1000多片；数年之间，前后加起来总共收藏甲骨5000多片，成为早期出土甲骨的著名收藏家，对甲骨资料的保存和集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并第一个提出甲骨文是“殷人刀笔文字”，还识辨了40多个字，其深刻见解后来被日益增多的证据所证明。

此后，刘鹗将甲骨文拓本带到江南，罗振玉看到以后希望他编印成书。1903年，刘鹗从搜集到的甲骨卜辞中精选墨拓了1058片，以石印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共6册），罗振玉、吴昌绶、刘鹗分别为该书撰写了序文。《铁云藏龟》被后人评价为“研究甲骨文字的许多著作的开路先锋”，使甲骨文由只供少数学者在书斋里观赏的古董，变为可以研究的珍贵史料，由此扩大了甲骨文的流传范围，推动了甲骨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如果刘鹗独占材料，或不容别人插手，那么甲骨文的研究工作，恐怕因此要延迟多年。虽然该书因出版较早、拓印不精，并收入了少量伪片，但是它为当时和以后的学者从事甲骨文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甲骨文由古董收藏转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可以说正是以这部书的印行为发端的。因此，对甲骨文字的研究，具有开拓作用的人当推刘鹗。可贵的是，刘鹗还第一个把甲骨文字介绍给了外国学者。1899年，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于首次来到中国后，与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许多名人学者结下深厚情谊，并见识到了刘鹗收藏的龟板兽骨，这才知道有甲骨文字的存在。

1908年，正当刘鹗继续深入研究甲骨和其他文物时，由于他曾为救赈北京饥民购买储藏的太仓大米而遭人诬陷，被清政府以“私售仓粟”的罪名将其流放，结果郁郁而终。刘鹗死后，他多年搜集的甲骨又分散到了不同藏家的手中。其中，约有1000片左右先归其表兄弟卞子休，后由卞转卖给上海英籍犹太人哈同的妻子，解放后又归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现藏上海博物馆；另一部分约有1300多片，先归同乡叶玉森收藏，后又转售给周连宽，现也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另有一部分约几十片，由美国人福开森买去。商承祚、束世澄等学者，也都曾先后买到一些刘鹗原来收藏的甲骨。

其后，罗振玉从刘鹗赠送他的未曾著录过的甲骨中精选数十板，影印了《铁云藏龟之余》。几十年后，上海的孔德图书馆获得一批会稽吴振平旧藏甲骨龟片，沈尹默、金祖同、李旦丘考证为刘鹗旧物，虽有一部分为《铁云藏龟》著录，但大多数未经著录，于是精选93板，略加按语，并著释文，编印了《铁云藏龟拾零》。叶玉森也从刘鹗的遗藏中精选240板，并附考释文字，墨拓石印了《铁云藏龟拾遗》。

刘鹗除收藏甲骨、龟片外，还收藏古陶、古印、古封泥、古钱币、碑帖和青铜器，分别辑为《铁云藏陶》（著录陶印45方）、《铁云封泥》（著录古封泥752块）、《铁云藏印》（共10册，著录古印391方）、《铁云藏货》（著录古钱185枚）、《铁云诗存》《铁云碑帖题跋》《抱残守缺斋藏器目》等等。其中，《铁云藏货》是刘鹗在生前亲自编订的，共计116页，汇集了鲍康、胡义赞、潘祖荫、王锡、杨继振、王懿荣的部分旧藏，有不少为从未著录过的珍品。这部著作直到1986年，距刘鹗逝世77年之后，才由中华书局刊印传世；《铁云碑帖题跋》《抱残守缺斋藏器目》则为后人所辑。

刘鹗生当封建王朝统治即将彻底灭亡的前夕，一方面反对革命，同时也对清末残败的政治局势感到不安和悲愤。他认为当时“国之大病，在民失其养。各国以盘剥为宗，朝廷以□削为事,民不堪矣。民困则思乱”（给黄葆年的信）。他要求澄清吏治，反对“苛政扰民”，以缓和阶级矛盾。在西方文明潮水般涌入的情况下，他开出的“扶衰振敝”的药方是，借用外国资本兴办实业，筑路开矿，使民众摆脱贫困，国家逐步走向富强。

他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晋矿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储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

但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步伐并大肆进行经济掠夺的情况下，刘鹗对外商又多所迁就，其所定之制往往有损于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因此“世俗交谪，目为汉奸”。

刘鹗信奉太谷学派，为太谷学派创始人周太谷弟子李光炘的得意门生之一。他曾在给黄葆年的信中说，“一事不合龙川（李光炘'）之法”，“辄怏怏终夜不寐，改之而后安于心”。又在《老残游记》中借玙姑与黄龙子之口宣扬他所承袭和发挥的太谷学派精义，以为宋儒理学的理、欲之分不近人情；推黄“以教天下为己任”，而自承“以养天下为己任”。太谷学派之精神对刘鹗一生思想、行事及小说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

美籍华人马幼垣在其编著的《中国古典文学辞典》中称刘鹗为“小说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医生、企业家、数学家、藏书家、古董收藏家、水利专家和慈善家”。

周汝昌：前有曹雪芹，后有刘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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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鹗在充军迪化期间，寄居于城内的一座城隍庙内。当时住在庙里的人大都是无家可归的贫民，他们白天恰好城隍庙里有一寄宿道士，人称“刘长腿”，此人精于医道，来庙求医者络绎不绝。他见刘鹗也懂医学，便邀请刘鹗帮忙，二人共同切磋医术，一起诊断一些疑难杂症，如此一来二去，二人遂成莫逆之交。他们轮流上山采药，轮流在庙应诊，倒也相得益彰。刘鹗非常佩服“刘长腿”的为人，曾专门为其题诗一首：“道人居市不居山，治病救人岂等闲。凭得阳春两只脚，一生九度玉门关。”

他经常为当地百姓治病，很快，人们都知道刘鹗不仅医术高明，而且满腹经纶。有些做小本生意的人就请他为店铺题写对联以招徕顾客。有家理发店，地处河桥下的一条小巷内。刘鹗常来店中理发 , 店主李文瑾就请他写副对联。他欣然命笔 , 联曰 :流水小桥催钓影，春雨深巷卖花声。既凝练地概括了理发店所处的幽雅环境，又富有引人入胜的诗情画意。

他给油条豆浆店题写的对联更是形象生动。联曰：白面生入油锅 , 浑身金甲；胖小子进磨口 , 柏水窦章。染布店老板闻讯后 , 连忙备了礼物上门拜求书赠对联。刘鹗提笔一挥而就 , 联曰：财源黑手莫黑心，生意白来没白去。烤肉店老板也不甘落后，刘鹗均一视同仁 , 另书一联曰 :一插串起若干块 , 红火烧来百味香。

《老残游记》、《老残游记》续，还残存《外编》4700余字，写于光绪三十一年以后。除《老残游记》外，刘鹗著有天算著作《勾股天元草》《孤三角术》，治河著作《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治河七说》《治河续说》，医学著作《人命安和集》(未完成),金石著作《铁云藏陶》《铁云泥封》《铁云藏龟》，《铁云藏龟》是第一部甲骨文集录，奠定了后来甲骨文研究基础。诗歌创作《铁云诗存》。

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了《铁云诗存》，其诗清新俊逸，功力颇深，反映了他的一些行踪和思想感情。 鲁迅认为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是中国清末4部谴责小说的合称 。即李宝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刘氏家族世居镇江 ,到刘鹗这一代已是第 23 代。据《宋史》三百六十九卷记载 ,刘氏家族的迁镇始祖是与岳飞同时代的刘光世将军。刘光世率领部队驻扎在江淮之间抗击金兵 ,因镇守镇江有功，死后被追授为太子太师鄜国武僖王。

刘鹗父亲刘成忠，清咸丰二年壬子 (1852年 ) 进士，曾任翰林2院编修、知府、道台等2职。1884 年，已辞职回家的刘成忠病死并安葬在淮安，享年六十六岁。

母亲：朱太夫人，光绪十九年(1893)九月卒。

正妻：王氏，同治十二年(1873)娶，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病殁。

侧室：衡氏，光绪四年(1878)娶。

侧室：茅氏，光绪十二年(1886)娶。

长女：儒珍，光绪三年(1877)生。

二女：佛宝，光绪九年(1883)生。

次子：大黼，光绪七年（1881）生。

三子：大缙，光绪十一年(1885)生。

四子：大绅（字季缨）光绪十三年(1887)生。

五子：大经，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生。

六子：大纶，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生。

刘鹗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在政治上，他依靠父亲刘成忠和王文韶、李鸿藻的“年谊”关系，和李鸿章，张曜的同僚关系，以及自己和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季皋），李经迈（少穆），王文韶之子王稚夔、王钧叔等人的关系，走通肃王善耆、庆王奕勖的门路，和一时号称清流的官吏如端方，徐琪，赵子衡，宗室的溥佟，以及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活动也极其活跃，除了太谷学派同学之外，他和宋伯鲁，汪康年，方药雨，沉荩，狄楚青，大刀王五等人也是至交，先后参加了东文学社，农学会，保国会，救济会等社会团体。

刘鹗故居，系刘鹗父亲刘成忠所购买，在淮安城内勺湖东南的高公桥西街上，坐北朝南，东为金刚社巷，西为地藏寺巷，南为高公桥西街，屋北原是荒地。计四个部分，共142间房屋。堂屋大都是淮安风火檐式。其他三宅的房屋，都是三峰防火墙。

据刘氏后人所见之契约，此房的原主姓廖。刘成忠于同治五年(1866)叫自己女婿、淮安人高维之托“中人”和“官牙”以“歌风堂”的名义，先买了廖姓的花园。同治十年(1870)又买下了廖姓其余的房屋。光绪三年(1877)，刘成忠退休后，就来此屋定居。

1987年，为纪念刘鹗先生诞辰130周年，迎接全国纪念刘鹗诞辰130周年暨学术讨论会在淮安的召开，原淮安县政府拨款11万元整修现存留的11间房屋，现存的房屋原梁柱屋架等木结构保持原样。

2009年12月5—6日，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政府举办了纪念刘鹗逝世100周年系列活动，淮安区人民政府对刘鹗故居和墓地进行了整修，并在故居举办了“刘鹗文献珍品展”和“纪念刘鹗逝世100周年书法展”以及“纪念刘鹗逝世100周年座谈会”，来自海内外近百名刘鹗后人、专家学者齐聚淮安，共同缅怀纪念这位近代史上的“全才”。

清文宗(奕詝)咸丰七年，丁巳(1857)，九月初一日，生于江苏丹徒。父刘成忠，时年四十，为记名御史。第二次鸦片战争于上年爆发。 咸丰九年，已未(1859)，三岁。八月刘成忠任顺天乡试监试官。随父去北京。

咸丰十年，庚申(1860)，四岁。从二姐素琴识字，诵《唐诗三百首》。九、十月清政府分别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十二月清政府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五岁。刘成忠任河南汝宁府知府。 随父至汝宁。

同治三年，甲子(1864)。八岁。从赵君举读。

同治四年，乙丑(1865)，九岁。刘成忠调任开封知府，旋调归德，随任。

同治八年，己巳(1869)，十三岁。刘成忠勘贾鲁河，命人仿造欧式水车。

同治十年，辛未(1871)，十五岁。刘成忠调任河南南汝光道。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十七岁。娶妻王氏。在河南游历，广泛结交人才。

清德宗(载湉)光绪元年，乙亥(1875)十九岁。十月初四刘成忠被赏布政使衔。

光绪二年，丙子(1876)，二十岁。春天回淮安，五月游苏州。八月赴南京乡试，落第回淮安专心研究经世之学。

至扬州，谒见太谷学派李光昕。嗣子大章生，兄渭清第三子。

光绪三年，丁丑(1877)，二十一岁。刘成忠告病辞官回淮安。长女儒珍生。

光绪四年，戊寅(1878)，二十二岁。娶侧室衡氏。

光绪五年，己卯(1879)二十三岁。研究算学、测量、绘图等。曾一度外出，岁暮方归，地点不详。

光绪六年，庚辰(1880)，二十四岁。去扬州与毛庆蕃一起，拜从太谷学派李光昕为师。

光绪七年，辛巳(1881)，二十五岁。在扬州读书。次子大黼生。八、九月因父病回淮安。三月慈安死。

光绪八年，壬午(1882)，二十六岁。与太谷门人黄葆年、蒋文田订交。

光绪九年，癸未(1883)，二十七岁。二女佛宝生。

光绪十年，甲申(1884)，二十八岁。十月父刘成忠卒，享年六十六岁。在淮安南市桥开烟草店，年底倒闭。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二十九岁。在扬州挂牌行医。第三子大缙生。从李光昕读书。李光昕卒。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三十岁。送妾衡氏回淮安。赴宁考试未终场，去六合探亲。在镇江娶第二妾茅氏。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三十一岁。在上海开设石昌书局，为中国石印之始。来往于淮安、上海、南京之间。四子大绅（字季缨）生。八月黄河南岸郑州之下汛十堡处决口三百余丈，全河断流，下游大水成灾。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三十二岁。二月刻刘成忠遗稿《因斋诗存》。石昌书局停办，回淮安。赴郑州投效河工，冬黄河河堤合龙，让功与兄渭清。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三十三岁。任测绘“豫、直、鲁三省黄河图”提调。撰写治河文论，疑即《治河五说》或其草稿。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三十四岁。《豫、直、鲁三省黄河图》成。因张曜檄调，任黄河下游提调。着《历代黄河变迁图考》。撰《治河七说》。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 三十五岁。自淮安接家眷至济南。访东昌杨氏海源阁藏书，未得见。七月张曜死在山东任上，福润继任山东巡抚。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三十六岁。福润保荐赴北京总理衙门考试，不合例，未试而归。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三十七岁。八月，妻王氏病殁。同月女龙宝生。九月，母朱太夫人卒，由济南回淮安料理母丧。《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出版。

光绪廿年，甲午(1894)，三十八岁。春赴济南接眷回淮安。与罗振玉初次见面，订交。秋去湖北，原因待考。福润再次保荐。七月中日战争爆发。福润调任安徽巡抚，李秉衡继任山东巡抚。十一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光绪廿一年，乙未(1895)，三十九岁。延罗振玉为西席，教授本家子侄。因福润再次保荐，冬赴北京总理衙门考试，得以知府任用。上书自请承办芦汉铁路。岁尾接家眷去北京。岁暮，回济南度岁。三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四月康有为公车上书。七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中外新闻》(初名《万国公报》)报纸。八月帝党文廷式出面组织“强学会”。九月孙中山广州起义失败。十一月康有为在沪办《强学报》。十二月清政府封禁北京的“强学会”。毓贤任山东党、沂、曹、济道员。王文韶任直隶总督。张之洞再次奏请建造芦汉铁路。

光绪廿二年，丙申(1896)，四十岁。正月由济南回京，二三月回南。录定《芬陀利室存稿》。纳妾王氏。在上海与梁启超、汪康年、罗振玉等见面，并有诗唱和。应张之洞召，赴武汉议筑芦汉铁路，未果而返。冬通过王文韶，上书请筑津镇铁路。三月李鸿章出使欧洲，与沙俄订“中俄密约”，与比利时国王商淡借款筑芦汉铁路。七月汪康年在沪创办《时务报》，请梁启超为主笔。八月中俄签订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毓贤任山东按察使。美中合办门头沟煤矿，此为外资入侵中国矿业之始。盛宣怀接办汉阳炼铁厂、芦汉铁路。伦敦福公司在北京设办事处。

光绪廿三年，丁酉(1897)，四十一岁。为办山西矿，三赴太原。四月，五子大经生。应聘为山西福公司华人经理。三月江标、唐才常等在湖南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为《强学报》。四月中、比议定“芦汉铁路借款合同”。九月长沙成立“时务学堂”，梁启超受聘为讲席。

光绪廿四年，戊戌(1898)，四十二岁。因山西矿事遭弹劾回北京。三月至四月，三次参加康有为召开的“保国会”活动。参与福公司在河南的矿事活动。

光绪廿五年，已亥(1899)，四十三岁。议筑芦汉铁路支线泽浦铁路。二月毓贤任山东巡抚。十一月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杀义和团领袖朱红灯、本明和尚。殷墟龟板甲骨出土。清与英、德签订“津镇铁路借款合同”。

光绪廿六年，庚子(1900)，四十四岁。由北京南归，春游普陀。三月，六子大纶生。夏历四月娶郑氏女安香为继室。五月全眷回南，暂住上海。六月在沪办“五层楼商场”。清政府刚毅因福公司事参奏通洋，请就地正法，因居沪得免于难。八月北上天津，再至北京，办赈济。掩护沈荩。

光绪廿七年，辛丑(1901)，四十五岁。继续在北京办理赈济。二月助王伯弓筹办“东文学社”。入股冯恕的公慎书局。资助罗振玉办《教育世界》。收购文物。议办北京自来水公司。

光绪廿八年，壬寅（1902），四十六岁。为河南豫丰公司拟矿路章程。与郑永昌合办海北精盐公司。为梁启超所译《十五小豪杰传》题签。四月与太谷学派门弟自在上海愚园集会。泽浦铁路动工。与程文炳等合购浦口九濮洲地。十一月向福公司交代所有业务。是年频繁来往于京、津、沪、宁、塘沽等地。

光绪廿九年，癸卯(1903)，四十七岁。全家南归，住上海。六月至十一月，撰《老残游记》第一回至第十四回。九月《铁云藏龟》印成。为浙江矿事，在报刊发表文章进行辩论。闰五月沈荩因揭露“中俄密约”一事，遭逮捕。六月被杖杀于刑部大堂。六月《苏报》案发生，章太炎、邹容被逮捕。连梦青因沈荩一案受到株连，避祸至上海。原管学大臣改名为学务大臣。

光绪卅年，甲辰(1904)，四十八岁。正月《铁云藏陶·附泥封》印成。手拓《铁云藏印》《铁云藏货》。刊行张瑞珊的《十—弦馆琴谱》，并为之撰序。

光绪卅一年，乙巳(1905)，四十九岁。二月泽浦铁路道清段完工。印太谷学派周谷，李光昕、张积中等人墨迹。取得浦口九濮洲地执照。在沪办织布厂。为《天津日日新闻》购买新机器。九月开始续撰《老残游记》十一回、十五至二十回。托乔树楠推荐罗振玉入学务处。三月毛庆蕃调永定河道。十一月任直隶藩司。七月清政府赎回粤汉铁路修筑权，由湘、鄂、粤三省筹款公筑。八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

光绪卅二年，丙午(1906)，五十岁。春、秋两度去日本，秋天返国时途经朝鲜。秋撰《老残游记·自序》。撰《老残游记·外编》。经营之实业，是年大部份失败。三月芦汉铁路全线通车，命名为京汉铁路。周馥调任闽浙总督，旋调两广总督。端方任两江总督。世续入军机处。清政府设学部，罗振玉任二等咨议官。

光绪卅三年，丁未(1907)，五十—岁。在京、津重议自来水、电车、电灯等实业，均未成。撰《老残游记·二集》，七月开始在《天津日日新闻》连载。为浦口地事，袁世凯曾密令逮捕，得奕匡助，暂缓。曾去汉口，原因待考。

光绪卅四年，戊申(1908)，五十二岁。正月清廷上谕将刘鹗革职永不叙用。在南京组织“三洲地皮公司”。六月二十日在南京被捕，旋流放新疆。十二月中旬抵新疆迪化。十月载湉、慈禧死。毛庆蕃任甘肃布政使，护理陕甘总督印。清溥仪宣统元年，己酉(1909)五十三岁。正月开始撰写《人寿安和集》。七月初八日中风，当天逝世。遗体运回淮安，次年安葬于淮安东南曹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