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葆年（1845-1924）字锡朋，一作隰朋，号希平。清末泰州姜堰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历任山东临淄、滋阳、朝城、莱阳、滕县、福山、泗水知县。

光绪二十八年辞官，后在苏州十全街创办归群草堂，聚众讲学，一时徒众多达万余人，甚至有些官府要员也主动前来拜师求学，其影响之大为晚清、民国之间所仅见。被称为“太谷学派集大成者”，柳诒徵称之为“新泰州学派”。

著有《黄氏遗书》、《天籁集》、《归群草堂诗集》、《归群草堂语录》、《归群草堂函稿续编》等。

黄葆年为太谷学派第三代山长。与清末名士刘鹗关系匪浅。

泰州是文化古城，历史上著名的泰州学派正是发祥于此。黄葆年于1873年中科举,是泰州中举的7人中的一名。那年黄葆年28岁,在举人中算是年轻才俊。1864年是黄葆年生命中具有标志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黄葆年在姚子、蒋文田的引荐下,拜太谷学派的重要人物李光炘为师,对于此次拜师,黄葆年晚年回忆说,“人生得圣人为师、得善人为友可以无憾矣”。李光炘本人对黄葆年非常看重,曾在诗歌中将其称为“汝南鸡”,希望他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光耀太古学派。1876年黄葆年与学派的一干传人在王岫山斋中集会,黄葆年写了《丙子冬夜集王岫生斋中》一诗来纪念此事,在诗歌中黄葆年写道,“愿我同心人,同广吾师仁”,表达了他对发扬学派文化的愿望。

黄葆年不仅热心于学派工作,而且积极进入仕途。他为官生涯长达20年,曾因为政绩出色而深得人心。1886年,黄葆年担任临淄县令。此时正是西方宗教大举入侵之际,西方宗教在中国建立教堂,宣讲教义、招收学徒。与国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常常发生一些文化和精神领域的冲突。他任县令期间,处理了很多教案,以公平公正闻名。在《泰县志》里,曾经记载黄葆年面对当地居民与教堂间的冲突,采取公平措施处理,平缓双方情绪,以免酿成惨剧。1893年,黄葆年去莱阳县做县令,莱阳在黄葆年的政治生涯中有着代表意义。这与其热心于文化教育事业密不可分。黄葆年到了莱阳很快就主持修建书院,积极筹措经费。1898年,黄葆年任泗水县县令,这是黄葆年的最后一任官职,这一年,泗水地区正遭遇干旱季节,黄葆年积极主持赈灾工作。

黄葆年做了20年的基层官吏,对于民间疾苦深有感受,在任时,清廉勤政,对地方百姓关爱有加,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官,然而,仕途上却也仅仅限于此,未能升迁,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清末官场已很腐败,升官与发财合二为一,要想升官凭借的不是个人能力,而是关系人脉与钱财贿赂。正是看到了官场的这一点,黄葆年才决心辞官,将自己的精力用在太谷学派上。

黄葆年对于太古学派的改造其实是一次思想的改造,其传统的儒家思想起了很大作用,而借由其丰富的教育思想而得以深入人心,所以笔者重点考察了黄葆年的政治和教育思想。1.黄葆年的政治思想。儒家思想中,重视社会的等级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黄葆年对此极为推崇,曾直言“达道者,天道之达乎人者也。若唐虞君臣、文周父子、关雎夫妇、首阳伯叔、陈蔡师弟,则人道之极乎天者也。”他的这种等级思想带有明显的复古色彩,希望可以通过儒家的一系列伦理,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人民安康。在儒家系统中,尚德、尚贤是很重要的,黄葆年也大为推崇,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关键在于传贤,把官职传给贤臣,把帝位传给贤子。除了传贤还有举贤,以最终达到贤人政治。而他的尚德思想,则是对社会操守的一种追求,即为官、为臣、为民应该有的操守,是一种良好的社会伦理,他在太古学派的讲学中积极贯彻这一思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黄葆年的政治理想正是《礼记》中的大同社会。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大公无私,举国同胞的,因此在黄葆年对太古学派的改造中,正是这种理想在支撑他坚持前行。

重民思想,也是黄葆年政治思想中重要组成部分。黄葆年曾辗转任地方官20年,对民间疾苦深有洞察,深知民安、民利对与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他在任时为民做了很多好事,任职朝城县令时,他借民力兴民利,修筑了城郭。这种思想为其后来在太古学派中有意培养学派同仁的出世和关怀现实有很大关系。

2.黄葆年的教育思想。黄葆年在其推动建立的归群草堂中讲学20多年,门下弟子无数,以此而言,他是实至名归的大教育家。重学是黄葆年教育思想中的重中之重。这也其实是对儒家“古之人所以大有成者,无他焉,学而已矣”的继承,他重学其实与其重视社会思想的改造有很大关联,他称“大道之行,必自学始”,其实是希望能通过学习和教育来教化民众。黄葆年的教育思想中也有尊师重道的一面,并将寻师访友看做是在增长学问、精进学识的重要途径。黄葆年曾多次与太谷学派南北二宗的代表人物往来,并组织数次学派同仁的聚会活动,无形之中,这些活动也是其对太古学派改造的一部分。在教育内容上,黄葆年重视小学的基础教育,小学是大学之基,在黄葆年的观念里,小学教育实际是对一个人最基础、最根本的道德、价值观教育,小学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思想端正的良民。

黄崖教案后,属于太谷学派一支且曾经名动一时的黄崖教迅速衰落下来,教众更是作鸟兽散,无法再凝聚团体的力量。李光炘本人也在颠沛流离中到达南方,仅仅靠辛勤的教学希望能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其中,光复学派的希望却非常渺茫,但是李光炘却留下遗嘱,希望在南方逐渐发展起来的南派能与北派合宗。黄葆年此时担起大任。他对太谷学派的改造分为两个阶段,即南北合宗时期与归群草堂建立后的讲学、聚会时期。

1.南北两派的频繁聚会与南北合宗。1863年,黄葆年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行程中路过济南,在此地,黄葆年与黄崖学派的重要人物叶少仙和朱玉川等人相识相知,在此次相会中,黄葆年将南方学派的慰问和关心向此二人表达,并希望此二人能光大门楣。这次相聚算是南方学派对北方学派的第一次造访,建立了初期友好的关系,为以后南北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李光炘门下有四大弟子,陈建安是其中之一,陈建安是南宗传终不见起色。黄葆年与蒋文田关系亲密,早年,黄葆年拜李光炘为师是因为蒋文田等人的举荐。1891年和1892年,蒋文田曾两度到朝城与黄葆年相聚。两次相聚,黄葆年与蒋文田相谈甚欢,自此黄葆年与李光炘关系更加亲密,为其以后进行学派改造工作打下基础。1893年,黄葆年准备从朝城县令调任莱阳任地方官,离别前,黄葆年邀请了南派领袖蒋文田和北派领袖朱玉川共同参加自己的离别宴会。在宴会上,三人互表敬仰,南北学派的友谊得以加深。1894年,太谷学派在黄葆年的号召下,终于在莱阳举办一次大规模的聚会活动,这在南北学派来说尚属首次。在这次聚会上,黄葆年第一次提到南北两学派的复兴大业。同年9月,蒋文田再次去莱阳与黄葆年小聚,两人在学派复兴方面的共识越来越多。1896年,黄葆年任职福山令,在这一年,黄葆年又亲自组织了一次重要学派集会,地点被定在芝阳洞,这次参加人数较之此前更多,更为重要的是,太谷学派的南北二宗重要领袖都参加了,比如北宗的朱玉川、朱连峰,南宗的蒋文田,高星仲、达听香等人,这次聚会学派的复兴图景更加明晰,逐渐形成共识和体系。

1900年,太谷学派在泗水举行聚会,史称“第二花朝蝴蝶会”,这是继当年学派重要人物张积中的第一花朝蝴蝶会而来,这次聚会,北宗的朱玉川越来越认识到与黄葆年及南派学派合作才能光复学派。此后,朱玉川呼吁北宗学派改造,在黄葆年的改造工作中做了很多打通关节的事。1902年,黄葆年与李光炘弟子蒋文田、刘鹗在上海静安愚园相聚,在这次聚会上,基本确定了黄葆年的重要领袖地位。为其以后主持南北合宗的大改造打下了实质上的基础。同年秋天,黄葆年与南北二宗的同仁们在苏州共同创建了归群草堂,从草堂的名字上就不难看出,这象征着一种融合,落单的学人纷纷归群。

2.归群草堂与黄葆年的讲学活动。归群草堂的建立,是太谷学派南北二宗融合的重要标志。黄葆年主持归群学堂,开始了太谷学派的“黄门”时代。归群草堂是太谷学派讲学的主要地方,归群草堂的讲学规模很大,光用于教育的房舍就有100多间,归群草堂名字来源于祖师周太谷逝世后南北分总,门下弟子四散,而今要以草堂的讲学活动汇集诸生之意。为了更好地主持归群草堂的讲学活动,黄葆年举家来到苏州,聚徒讲学,门下弟子无数。

黄葆年所讲学问大多以儒家学问为主,渗入理学内容。他有意地弱化了太谷学派在分宗后浓厚的宗教气息,引导太谷学派向学术性派系转变。他晚年著述颇丰,这些著作都用作归群草堂的重要讲学教材,其中有其编著的《诗经读本》、《礼记读本》、《四书文存》、《中庸读本》、《归群草堂课艺续编》等,从中不难看出,他所授内容接近儒学正统,太谷学派具有神秘主义特征,而他正统的讲学为太谷学派进行了“祛魅”。归群草堂除了许多讲学活动外,还有大量的聚会活动,通过这一系列的聚会,太谷学派的凝聚力与日增强,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1903年以后,归群草堂先后组织了第一花朝蝴蝶会、葵卯重阳之会、甲辰重九之会等。这些集会让太谷学派更加开放和重视实践,社会参与度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