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连宽（1905年2月10日—1998年12月17日）原名周梓贤，曾用名周钊，笔名苦竹斋主、蠹公、宽予。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档案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和创办人之一。

周连宽，1905年2月10日（清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七）诞生于广东省潮州市大新乡。幼时家贫，其父为雇工，因无力维持家计，遂于1914年将8岁的周连宽先生卖给广东省开平县蚬岗乡东和里村周姓人家，取名周梓贤。养父周氏乃美国华侨，除每年自美国汇款回家接济家用外，在广东恩平县有田约30亩，收租贴补家用，在东和里村亦有田地两亩余，种菜自食，有屋一间，生活尚宽裕。周连宽先生于1915年 2月入东和里村初级小学读书，1916年2月转蚬岗圩启新小学，1920年2月小学毕业。1920年2月为谋生计到广州市一德路源昌梘厂当学徒，仅一年复于1921年2月回乡，改充邻村小学教员。1922年7月入香港圣士提反中学读书，其后家中发生诸多变故，先是周连宽先生的祖母迫其成婚，尔后养父又于1924年客逝美国。周连宽先生因不满旧式包办婚姻，未等中学毕业，遂于1924年6月中途辍学，宣告与家庭决裂。

离开周家以后，为了继续求学，周连宽先生决定报考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1925年8月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当时周连宽先生中学尚未毕业，没有中学文凭不能报考国立广东大学，遂借堂兄之名“周连宽”及其中学文凭应试，结果一试中榜，并于1924年9月升入广州国立广东大学（国立中山大学）工科，因此周连宽先生便将错就错弃本名“周梓贤”而改用他名“周连宽”，1928年6月国立中山大学毕业。

周连宽先生在就读于中山大学期间，因已与家中脱离关系，一切费用均由自己筹措，故必须于课余在校外兼职谋生。尽管周连宽先生所做工作为临时兼职，时常变换，但是，这些兼职最后决定了周连宽先生为图书馆事业的一生。自1928年1月至6月，周连宽先生在广州培英中学谋得图书馆管理员兼教员一职。在这半年间，周连宽先生对图书馆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有志于图书馆事业。恰在此时，私立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正在全国招收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补助免费生，周连宽先生在中山大学毕业后旋即报考了著名的私立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1928年9月，周连宽先生考入文华大学图书科，就读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韦棣华女士（Miss Marry Elizabeth Wood）和享有“中国图书馆教育之父”的沈祖荣先生门下，接受当时最先进的图书馆学教育。1930年6月学成毕业。在文华大学的两年虽然十分短暂，但周连宽先生不仅掌握了坚实的图书馆学知识，而且更养成了敬业乐业的事业精神。在校期间，周连宽先生于1929年1月在我国近代三大图书馆学刊物之一《文华图书科季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有关图书馆事业的文章《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地方图书馆事业指导团》，是为周连宽先生从事图书馆学研究之嚆矢。

1930年7月，周连宽先生应聘赴广州任岭南大学图书馆中文部主任。1931年9月，周连宽先生考入华中大学社会学系，再次返回武昌深造，1932年6月毕业，8月应聘赴南京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图书馆主任，直至1935年1月，其间于1933年10月与江苏江阴名门闺秀郑兰女士结为伉俪。在周连宽先生任职于内政部图书馆期间，国民政府正在开展“行政效率运动”，即通过各项行政业务的改革，提高其国家机器的行政办事效能。“行政效率运动”内容十分广泛，而文书档案改革则是行政效率运动的主要内容，因而自1933年起国民政府开展了一场“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其时，由于国民政府初期的机关档案工作以内政部总务司第二科下设的档案室最为有影响，而周连宽先生正担任内政部图书馆主任，图书馆学与档案学彼此相通，周连宽先生自然成为当时研究文书档案改革的中坚力量。周连宽先生在专门探讨行政效率的刊物——《行政效率》1934年第8号上发表了《官厅图书馆之研究》，专门探讨政府机关图书馆与行政效率的问题，并先后于 1934年在《行政效率》第11号上发表了《对邱祖铭先生补充办法之意见》、《对吴子坚先生意见之解释》，于1935年在《行政效率》第1卷上发表了《对龙兆佛先生讨论文书档案连锁办法的意见之解释》等文章，探讨文书档案的整理方法。由于周连宽先生等内政部同仁的探讨与研究，“文书档案连锁法”（即把文书工作与档案工作两者合一的作法，其核心是在一个机关范围内，以集中统一的原则组织文书档案工作。概括地说就是统一分类、统一登记和统一编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国民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征求关于文书档案改革的方案中，经多方研究，几度讨论，最后决定以内政部文书档案连锁法作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最好试行方案。因而，文书档案连锁法遂成为这次文书档案运动的中心内容。从这一点上讲，周连宽先生乃是中国近现代档案学研究的先驱之一。

由于周连宽先生在文书档案改革研究方面较有建树，1935年2月周连宽先生被调往武昌，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第五处负责文书档案整理工作，直到 1935年9月。在这短短的七个月内，周连宽先生整理了当时武昌县的全部文书和档案，并在总结其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撰写和发表了我国档案学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部学术著作：《县政府档案处理法》和《县政府文书处理法》（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第五印行，1935年）。直到今天，举凡研究中国档案学史者无不公推周连宽先生的这两部学术著作为中国近代档案学产生的标志之一。

周连宽先生因为在文书档案工作和文书学档案学方面建树颇丰，备受时人推崇，自1936年以后，各地竞相聘请。1936年2月至1938年4月，周连宽先生应聘任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南京、汉口、长沙视察。1938年5月至1941年1月赴成都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文书。1941年2月至1943年9月迁重庆任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秘书兼第二科科长。1943年10月至1945年8月又于重庆继任航空委员会军政厅秘书、主任秘书、印刷所监理。在这近十年中，周连宽先生辗转数地，其司职大多为文书档案之类。正因为如此，为应各地文书档案工作之需，周连宽先生于1945年在改编《县政府文书处理法》和《县政府档案处理法》的基础上又出版了《公文处理法》和《档案管理法》两部学术著作（中正书局）。中正书局1947年在南京复员后曾一度重印周连宽先生的这两部学术著作，在1949年迁往台湾后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亦曾多次重印。因此，周连宽先生的这两部学术著作不仅流传于大陆与台、港，而且还远播日本、南洋诸地，可见其影响之广泛与深远。有趣的是，因为台湾中正书局在不断重印这两部学术著作，而周连宽先生在建国以后并未再发表档案学方面的著述，所以，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大陆档案学界的学者多以为周连宽先生早已去了台湾，抑或不在人世，著述之中常以“资产阶级学者”称之，后偶然得知周连宽先生尚健在，于是有学者专程赴中山大学拜见周连宽先生，表示歉意云云。此事曾经成为一段流传很久的趣闻。其后，（北京）档案出版社于1988年亦重印出版了周连宽先生的《公文处理法与档案管理法》（档案学研究资料丛书，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学会审校）。

此外，周连宽先生在任内政部图书馆主任期间，还利用自己优良的英语功底于1934年翻译了美国学者约翰·E·奥查德（John E. Orchard）著《日本新工业之发展》（Japan’s Economic Position）。该著因战事直到1938年商务印书馆迁长沙时才正式出版。

抗战胜利以后，周连宽先生以专员身份自重庆赴上海，出任上海市立图书馆馆长。在1945年9月到1948年12月的馆长任职期间，周连宽先生一方面致力于图书馆的复员工作，另一方面又积极从事战后图书馆学术研究的恢复工作，并于1947年创办了《上海市立图书馆馆刊》。周连宽先生在担任该刊主编期间先后在 1947年10月《上海市立图书馆馆刊》创刊号上发表了《复馆两周年》，在1948年6月第4号上发表了《上海图书馆事业的展望》等文章，对上海市立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事业的恢复与发展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和总结。那时，编辑学术期刊十分不易，征集学术论文十分困难，不得已，周连宽先生只好以更多地刊发自己的文章来弥补稿件的不足。为避免刊物由主编一人包揽之嫌疑，周连宽先生乃以多个笔名刊发自己的文章，例如，以笔名“蠹公”在1948年3月第3号上发表的《中国历代图书版刻展览会参观记》一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连宽先生以笔名“苦竹斋主”在该刊1947年10月创刊号到1948年第6号上连续6期连载的《书林谈屑》一文。周连宽先生根据自己遍游上海、苏州诸地书肆的见闻，结合上海的藏书与书林掌故引经据典，既客观地记述了书林的变迁，又探讨了纸张、印刷、古籍等诸多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张静庐先生在其所编的鸿著《近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中收录了该文，其后凡涉及此藩篱者亦多效仿张氏竞相转录该文。有趣的是，因为周连宽先生对自己的笔名一直秘而不宣，以至于学术界均不知“蠹公”、“苦竹斋主”为何人（笔者因为意外发现周连宽先生在文革时写的交代材料乃知此“秘密” ）。在担任上海市立图书馆馆长期间，周连宽先生还应苏州国立教育学院之聘，于1947年8月到1948年12月担任该院教授，往返于沪、苏之间讲授图书馆学，其精神颇受时人赞许。

1949年初，因上海时局骤变，周连宽先生遂自沪返穗。4月，杜定友先生聘请周连宽先生为广东文献委员会编藏部主任。7月，周连宽先生又应岭南大学之聘转任岭南大学图书馆采编部主任。1952年10月，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后，周连宽先生遂转入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1956年参加九三学社。

建国初期，中山大学历史学科在全国独领风骚，其时，失明达10年之久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仍“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潜心著述，学校多方物色助手，又多难遂大师之意。1954年梁方仲先生将此事告知周连宽先生，并表示如有意可代为举荐，周连宽先生对历史颇有兴趣，“似出天性”，且仰慕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已久，遂满口应承。后梁方仲先生将周连宽先生之意转告陈寅恪先生和副校长陈序经先生，均获两位首肯。不日，教务长王越先生便正式通知周连宽先生：每日以半天帮助陈寅恪教授搜集整理资料，半天在图书馆工作。从此以后直到1969年陈寅恪教授逝世，周连宽先生一直是陈寅恪先生的得力助手之一，期间仅1964年10月至1965年1月周连宽先生因下乡“四清”而中断数月。1956年11月，学校鉴于周连宽先生颇能胜任助手一职，遂将周连宽先生调至历史系资料室任主任，以便更好地工作。

在周连宽先生担任陈寅恪先生的助手期间，陈寅恪先生先后完成了《再生缘考证》、《钱柳因缘辨证》等著述，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令史学界叹为观止且称之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的长达80余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这些著述的资料工作很多是由周连宽先生完成的。然而，周连宽先生从不自吹自擂，邀功请赏，一直缜口不言其功。

周连宽先生自1949年7月到岭南大学图书馆工作起直到1978年11月不再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主任为止，任劳任怨地从事了近30年的普通图书馆工作。在1955-1956年编撰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古书目录》（甲、乙编），在1956年至1978年间一直主编《历史学资料工作简报》为历史研究与教学服务。周连宽先生还先后在中山大学和广东省科委图书馆等多处讲授《参考工具书的使用》、《图书分类》、《图书馆目录》、《线装古书的整理和鉴别》等课程。在学术研究方面亦贡献诸多：20世纪50年代初期，周连宽先生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史学研究论文，如：《六祖坛经考证》（《岭南学报》1950年10卷2期）、《唐高骈镇淮事考》（《岭南学报》1951年11卷2期）、《美国排华的历史与律例》（《社会经济研究》1951年第2期）、《唐皮日休的生平及其著作》（《岭南学报》1952年12卷1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则多注重中西交通史和历史地理的研究，先后发表了《苏联南西伯利亚所发现的中国式宫殿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丁零的人种和语言及其与漠北诸族的关系》（《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 2期）、《汉使航程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3期）、《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文史》1980年第9辑，与张荣芳合作）、《关于玄奘从跋禄迦国至赫时国的一段行程》（《中山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唐代西域裴罗将军城考》（《中山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等学术论文，在史学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尤其令人赞叹的是，周连宽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冒着风险从事学术研究的精神。1960年香港《大公报》副刊《艺林周刊》的主编来广州，约著名学者商衍鎏、商承祚、容庚及周连宽先生等多人聚于泮溪酒家，商谈组稿问题，经商议中新社负责人指定周连宽先生负责广州方面的组稿与审稿问题。其后，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周连宽先生以笔名“宽予”在1960-1966年间先后在《艺林周刊》上发表了12篇学术论文：《粤大记》与《粤小记》（1960年9月4日）、《明代广东崇正书院》（1960年9月25日）、《上海书林杂忆》（上、下）（1960年12月18日、25日）、《韩愈与蓝关——试辩广东的蓝关》（1961年3月26日）、《海上书林忆余》（上、下）（1961年10月29日、12月5日）、《〈粤东葺胜记〉及其作者徐琪》（1962年10月 21日）、《余清斋法帖考略》（1963年10月27日）、《广东藏书家曾钊》（1963年12月22日）、《〈望凫行馆日记〉手稿跋》（1964年5月 10日）、《晚唐讽刺诗人罗隐》（1965年3月14日）、《〈美人董氏墓志铭〉跋》（1965年5月16日）、《岭南节度使》（上、下）（1966年2 月12日、20日）。这批论文涉及到文献学、版本学、图书史、方志、诗文、碑帖等诸多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周连宽先生因不胜高压，只得向组织坦白交代了这些“罪行”，并将全部稿酬交公，此项研究亦随之中断。

此外，在这一时期，周连宽先生还在图书馆学刊物上发表过两篇论文，《羊城访书偶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年第10期，1958年第6期）和《略谈北宋两大类书》（《图书馆通讯》1973年第2期）。

十年浩劫结束后，周连宽先生的历史问题得到了澄清。1978年8月21日，中山大学正式聘请周连宽先生为中山大学图书馆顾问，周连宽先生从历史系资料室重新返回了校图书馆。随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深入，周连宽先生的学术地位重新得到了确认，1981年6月，周连宽先生被重新评为研究馆员，1985年11 月转为教授，并先后担任了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学术委员会主任、顾问等职。

1980年，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连珍先生创办中山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的前身），年逾古稀的周连宽先生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图书馆学教育事业之中。周连宽先生先后开设了《中文参考工具使用法》、《比较图书馆学》等本专科课程。尤其值得记述的是，早在1980年，周连宽先生就已经开始招收图书馆学专业目录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成为当时国内仅有的少数几个图书馆学专业的硕士生导师之一。周连宽先生先后于1980年9月、1981年1月和 1985年9月招收了三批共4名3年制的图书馆学硕士，并开设了《古书版本学》、《古书校勘学》、《中国古代文献检索》、《书史》、《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比较图书馆学》等硕士课程。1984年，周连宽先生退休，其后继续接受资讯管理系的返聘，一直任教到1989年10月才完全退休。在这十余年中，周连宽先生由古稀而至耄耋，其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精神无不令图书馆界推崇。毫无疑问，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今天的发展离不开周连宽先生的开创性重要贡献。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周连宽先生在耄耋之年仍坚持伏案摩挲，笔耕不辍，完成了数十万字的著述，先后发表了《图书资料的检索问题》（1979年广东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我对古籍整理的几点意见》（《广东图书馆学刊》1982年第3期）、《关于国史经籍志的评价问题》（1983年广东图书馆学会科学讨论会论文）、《论古典目录学、校雠学、目录学三者的关系》（《广东图书馆学刊》1984年第4期）、《海上书林杂译》（《广东图书馆学刊》1985年第1期）、《羊城访书偶记》（《广东图书馆学刊》1985年第4期、1986年第1期、第2期）、《汉妩羌国考》（《中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介绍一本关于旅日华侨反对“猪仔”贸易的史料》（《广东华侨历史学会通讯》1983年第2期）等学术论文，并于1984年完成了主编的《中山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古书目录》（甲、乙编）。

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代表周连宽先生研究中西交通史和历史地理最高成就的长达25万余字的《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该著作于1987年3月荣获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1991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明）陈诚著、周连宽先生校《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中外交通史丛刊》）。自1992年10月，周连宽先生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每月50元），这无疑是对周连宽先生为图书馆事业一生的再一次充分肯定。

自1989年正式退休以后，周连宽先生一直深居简出。20世纪90年中期，由于物价上涨，而与周连宽先生甘苦与共半个多世纪的郑兰师母又没有收入，周连宽先生的生活正日趋困顿。数十年来，周连宽先生一直保持着到茶楼饮早茶的习惯，因退休工资捉襟见肘，只得将早点由一大点两小点减为仅一小点，后来饮早茶的次数也不得不减少了，再后来因为下楼时摔倒过一次，行动不便，于是便不再出门了。1998年12月17日，周连宽先生因心力衰竭在中山大学校医院仙逝，享年94岁。其后，2006年12月1日，郑兰师母在广州市芳村福利院无疾而终，享年98岁（生于1909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