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序经_原南开大学副校长

陈序经

原南开大学副校长

陈序经(1903年9月1日～1967年2月16日)，字怀民，广东文昌县（现属海南省）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教育家。曾就读于复旦大学，后留学德国和美国，获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岭南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曾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广州暨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在毕生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的过程中，尤其重视文化研究，提倡在中国创立“文化学”，并于《中国文化之出路》一文中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全国引发一场激烈的文化大论战。他曾深入中国农村调查，对闽、粤、桂的船家疍民和东南亚各国华侨进行过较多的调查研究，对东南亚史、华侨史、匈奴史也较有研究。一生著作等身，主要有《中国文化史略》、《疍民的研究》、《文化学概观》、《南洋与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匈奴史稿》等。

人物生平

1903年9月1日，陈序经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市）清澜港瑶岛村。1915—1919年，陈序经跟随父亲陈继美侨居新加坡，就读于育英学校等，后回国。1920年，考入广州岭南中学，进入三年级学习。1924年—1925年7月，转入复旦大学学习社会学，获该校社会科学学院授予的学士学位。8月，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留学。1926年—1928年，获伊利诺斯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其间完成博士论文《现代主权论》。

1928年—1929年，回国，在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29年—1931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基尔大学世界经济学院学习。1932年，任岭南大学哲学系教授，开始致力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1933年12月，发表题为《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演说，在广州引发一场中西文化论战。1934年，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聘请，任研究教授，出版《中国文化的出路》《沙南疍民调查报告》等著作。1936年，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一文，对乡村建设运动提出批评，引发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讨论。

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院长。1940年，前往东南亚考察，出版著作《暹罗与中国》。1944年，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前往美国讲学一年。1945年4月，参加“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南洋与中国》。10月，与朱自清等十位教授联名致电国共双方，主张国内民主和平。

1946年，南开大学复校，任南开大学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政治经济学院院长。1947年9月，发表《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引发关于教育问题大论战。出版著作《文化学概论》。1948年8月，任岭南大学校长，是岭南大学第三位华人校长，也是最后一位校长。1949年，延聘陈寅恪、姜立夫等著名教授到岭南大学任教，岭南大学迅速成为国内一流大学。出版《越南问题》《社会学的起源》《大学教育论文集》等著作。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山大学文理科与岭南大学文理科及其他一些高校系科合并组成新的中山大学，任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院系调整结束后，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1956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被评为一级教授。1957年，兼任暨南大学筹备委员会副主任。3月，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作关于华南水上居民问题专题发言。1962年，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作关于高等教育问题专题发言。1963年，任暨南大学校长、校董事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校董事会副主席。1964年，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赴云南德宏芒市、西双版纳等地考察云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1967年，受到批判。同年2月16日，陈序经因心脏病突发逝世。

1979年5月，南开大学为其平反并召开追悼会。5月26日，广东省政协为其举行骨灰安放仪式。

人物经历

建设岭南大学

从国外留学归国时，陈序经的父亲曾告诫他从此要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尽心尽力。“学成一不参政，二不经商，以学报国”，是其父对他的训示与期望。陈序经对此一直奉为圭臬。

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数次拒绝了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劝他出任教育厅厅长的建议。1945年，他又以“不改行”为由，拒绝了宋子文要他出任泰国大使的官衔。20世纪40年代末，他以前往香港公干为借口，拒绝了蒋介石在广州的宴请。

尽管立志“不当官”，但为了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从1948年开始，陈序经先后在岭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当时中国一流大学中担任领导职务，并以一位优容雅量的教育家、管理者的精神品质，被誉为“百年岭南第一校长”。

从1948年8月1日出任岭南大学校长，到1952年夏岭南大学被取消，不到三年时间里，陈序经让岭南大学成为国内最完善的大学之一，该校一些院系（如医学院）达到国内一流甚至最佳水平，拥有一批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专家，而广州也成为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之一。

当年岭南大学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卢永根先生，在一篇纪念陈序经的文章中写道：“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后挥师南下的时候，不少名教授和学者对党的政策存在疑虑而纷纷南下，准备经香港转往台湾或外国。就在这个时候，陈校长毫不动摇地坚守岗位，以自身的行动和礼贤下士的风范，把一批来自北方的名教授罗致到岭大，说服他们留下来，使他们成为广州解放后的学科带头人。”

陈序经的学生、著名法学家端木正在回忆录中提到：“陈校长令人崇敬的原因很多。他自己勤奋治学，清廉自守，品德高尚……但他在教育界和学术界最被怀念的应是他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他自己是研究社会科学的，但他的好朋友遍及各个学科，理工农医，各方面的学者都把陈序经视为知己。”

据端木正等人回忆，陈序经的办学能力突出表现在“识才”与“容才”两点上。首先，他对于教授学者们不搞宗派，不分是否“海归”，只要有才学者，他都很敬重。其次，他从来不忌才，只要是学校发展需要的学者，他都想邀请来岭大。

有趣的是，虽不愿经商，但为了保证学校的正常运转，陈序经又刻意求财，并展示了理财天赋。一个经典的细节是，为了保证岭大教师能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按时发工资，陈序经利用开学时收到的学费购入物资储存，需钱用时再卖出去保值增值。他一直认为校长应该干筹钱的事，让教师安心教学与学术研究。

四次学术论战

陈序经与人优容雅量，谦谦君子的形象，但骨子里却有一股“好辩”，不服输的劲，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掀起四次论战。

1933年的年末，陈序经渡江到中山大学(当时在河北)做了一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两星期后(1934．1．15)演讲登载于《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版，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文化大论战。文章中的第一句话是，“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为中国的前途计，我们要为它寻找一条出路”，他把关于中国文化的不同主张划为三派：“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的”、“折衷派——提倡调和办法中西合璧的”、“西洋派——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 “兄弟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就是要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即所谓“全盘西化”。

随后，反驳批评的文章陆续出现在同一版面，包括1934年2月2日张磬的《在文化运动战线上答陈序经博士》，里面甚至用上了“毒瓦斯烟幕弹机关枪”一类词汇，使论战充满了火药昧，两个月的时间里，出现几十篇关于文化问题的文章，“令人联想起16年前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与刘半农所唱‘双簧戏’引起的社会效应”(陆键东：《那一代人》)。广州这次扮演了一个论争的发源地角色，这在近现代并不多见，而最激烈的反对声音也来自于广州这一“中国人管理最西化的一个城市”(陈序经语)。一年以后，发表在《文化建设》杂志上，由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人署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简称“十教授宣言”)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的论战达到高峰。

从此，陈序经就与“全盘西化论者”二词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同志还有胡适、卢观伟等人。而胡适后来用了一个更折衷的词汇“充分世界化”来代替“全盘西化”，受到陈序经的批评，因为在他看来，“充分”“尽量”这些词不但含混，还很容易被折衷派和复古派拿来作护身符。

陈序经的这种“决绝”的姿态和一以贯之的观点表现出他个性中的另一面：坚持己见，不随波逐流，不畏惧权威和权贵，这在解放前是一个学者“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体现，在解放后却成为一道摘不下的紧箍咒，与“洋奴”、“奴化”等词连在一起。

乡村建设的论战紧随其后，论争对象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陈序经在《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乡村建设一途径》等文章中批驳了梁漱溟等人欲通过乡村建设使中国成为高度文明，以乡村为主体为根据社会的设想，指出在现代化的世界“以农立国”只能是一种愚妄和幻想。这可以看作是他“全盘西化论”的一个深入和发展。

教育现代化思想

30年代初的论争涉及两方面：教育的中国化还是现代化问题和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前者可视为陈序经“全盘西化”论的一个方面即他教育要彻底的现代化，所谓“中国化的教育”很容易沦为教育上的复古运动。后者与1932年广州一次教育会议提出的“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这一议案有关，支持者有当时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陈序经对停办或减少文法学科持断然反对态度，在《对于现代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发表在1932年5月26日《广州民国日报》)一文中，他指出“大学教育的目的是求知，为学问而研究学问”，而“职业教育的目的是求应用”，“求知固未必为了应用，然而要有所应用，则不能不求知”，废除文法学科，实是国人“只务目前的苟安与生活，而不愿做彻底的研究”的“最大的病弊”的体现。随后，论争扩展到《独立评论》等全国性报刊。

第二次教育论战的对象是胡适，1947年胡适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中提倡“学术独立”、提出在十年之内由政府指定5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作为第一等的大学培养。陈序经反对仰政府鼻息以求学术独立，认为“近年以来，一些政府人物所提倡的思想统一，以致党化教育，何尝不挂起学术独立的招牌”，指出中国大学一向集中在平、津、沪等地，不合理，指责教育部厚北京大学而薄其他大学是偏私，私立大学不一定不如国立大学，“国立大学，因可以成为政治上的党派人物所利用，而不得其公”。

陈序经的论争不是意气之争，口号之争，论争中每一个观点的提出，都有它理论和实践的支撑。“全盘西化论”的背后是陈序经多年孜孜研究的东西方文化系统理论，而教育方针和理论的提出又是他多年来的教育实践的结晶。故他的思考，尤其是关于教育问题的思考在今天看来，仍不失警醒和指导作用。

社会评价

赵立彬：陈序经说过：“全盘西化的理论，并非凭空造出来的”。但理论被接受的程度，取决于理论符合现实需要的程度。能否深深地切入现实生活，把握社会的脉搏，是思想能否具有生命力的关键，这也正是政论家和学者的最大区别。陈序经试图以纯学理的理论体系，来营造对现实问题的答案的理论支撑，势难圆满。他对中国文化和命运的良好愿望，必然被繁杂尖锐的社会矛盾所淹没。陈序经的文化学理论不一定能解释和解决社会问题，但对其文化学理论体系和理论基础的分析，或可有助于准确地理解他的全盘西化论本身，从而澄清一些片面的误解。

出版图书

亲属关系

妹妹陈慧英。

妻子黄素芬，1906年8月16日生，1973年8月13日逝世。

长女陈曼仙、曾为武汉结核病防治医院主任医生；次女陈穗仙，曾为华南师大附中特级教师；三女陈云仙，曾为天津音乐学院教授；四女陈渝仙，曾为华南师大附中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