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1872~1935），字纬宸。原山东省兰山县朱樊村（今江苏省东海县南辰乡西朱范村）人。清光绪年间江西省南赣镇总兵王得胜次子。自民国元年（1912年）起先后担任赣榆县民政长、县长，主政长达十三年之久。当地民间皆以“二大人”称之。1935年病逝。

王佐良（1872~1935），字纬宸。原山东省兰山县朱樊村（今江苏省东海县南辰乡西朱范村）人。清光绪年间江西省南赣镇总兵王得胜次子；其人自民国元年（1912年）起，先后担任赣榆县民政长、县长，主政长达十三年之久。当年民间皆以“二大人”称之。

王佐良自幼深得父爱。其父在江西任总兵期间，他随父攻读诗书、兵法。王得胜从江西卸任后不久，又奉两江总督之命复出组织海胜军。彼时，王佐良初长成，他踌躇满志，加入海胜军，协助年迈的父亲昼夜带兵巡海。

王佐良曾为自己的画像作“自嘲辞”，其文曰：“体不胖，貌不扬，须稀眉浓，鼻高颈长。声粗而壮，色白而黄，心直口快无留藏。幼习科举业，壮且事农桑。虽秀才不酸腐，当少爷不荒唐。分统海胜军，身此列戎装。备员资政院，国事得参详。十载知事，捍卫家乡。愿祝永为军人，吁！建功立业于疆场！”

王佐良身为将门之后，既有戍边卫国、跃马海疆的历练，又素有文才（光绪年间秀才）。宣统二年,他当选为山东省兰山县资政院议员，步入政界。

清末民初，苏鲁交界地区土匪猖獗。当地有“羽山到末山，毛贼出万千”之说。而当时赫赫有名的总兵府——王家大院，就处于这土匪最活跃的地区。

宣统二年九月九日（1911年1月11日），王佐良趁资政院休会之际赶回老家，会同侄子王沂华（胞兄王泽凤的养子），捐资成立团练，招募乡兵以保家。同时，他又出面找到沂防营管带李鲁卿，共商剿匪之事，得到李的支持。

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军举义。海州属地土匪趁世变蜂起。赣榆县境内以孙秩坠、王西斗等为首的各路股匪也不断骚扰各地，对县城和青口镇造成极大威胁。

然而，此时的赣榆县城的守备力量却十分薄弱。知县曹运鹏面对日益严峻的匪情一筹莫展；县城和青口镇的绅董们则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清咸丰年间，捻军攻打赣榆城时，知县方钧恳请王佐良之父王得胜来守城，才打退强敌。如今，为了抗匪保城，知县曹运鹏也不得不到王家“搬救兵”。民国八年版《赣榆县续志》有如是记载：“知县曹运鹏以兵力不足制贼，时山东兰山县资政院议员王佐良，由京旋见招募自卫，所居朱樊村与县毗连，其先人尝助赣榆城守有功，以故曹令以旧义感说，乞助于佐良``````”

曹令诚意相求，又是父亲曾经出战保护的县城面临灾难，使王佐良感到义不容辞。于是，他和侄子王沂华商定：把乡兵们拉出去剿匪! 他们又找到沂防营管带李鲁卿，请派兵合力作战。

王家乡兵得沂防营兵勇相助，首先向县境西南的末（磨）山一带匪窝发起攻势。但因人生地疏，初战不利。于是，王佐良和侄儿王沂华商定：再度变卖家产，招募更多的新乡兵！

宣统三年十月初一（1911年11月21日），王佐良仍借助于沂防营兵力，率乡兵第二次向末（磨）山周围的土匪发起围剿。在战斗中，王佐良叔侄俩身先士卒，亲冒矢石之险，四出堵、截匪徒，终获大胜！次日，又乘胜克复驻檾庄湖（今东海县青湖镇）的盐防营垒。

王佐良剿匪战的烽烟未息，十月初二夜，海州盐务营又发生兵变。海州的绅、商界听说王家乡兵剿匪勇猛，便火速发函请求王佐良前去海州平乱——王佐良因父亲王得胜曾在海州当过武官，便欣然同意出兵。

初六，王佐良和侄子王沂华率兵去海州、路过大沙河时，听说王西斗匪帮正在浦南烧杀抢掠，便于初七日黎明带领团练乡兵包围了浦南，击毙了王西斗和不少匪徒，解救了浦南民众。随后，他们进驻海州，镇守海州城。

因王佐良多次剿匪有功，不久被江北行督蒋雁行委任为“海州军政支部长”，后又提升为陆军少将，领“三等文虎嘉禾乐章军政执法官官衔”。民国元年他到赣榆县主政以后，又兼任海属警备队统带官。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 辛亥革命爆发后，英帝国出面诱胁革命军与袁世凯妥协，“调停”南北的对峙关系；来自山东的沂防营兵勇也打算撤回。赣榆境内的残匪闻风蠢蠢欲动。此时，王佐良已有军职。当他得知赣榆县城仅有练勇五十人，难以自保，就劝县知事曹运鹏扩兵防匪。但曹运鹏竟以难筹军饷推诿不办。

这期间，县内匪首孙秩坠的叔父正被关押在县衙大牢里。一个因侵吞公款在押的县吏也被捕收监。他与孙的叔父串通，买通一名狱卒，让其捎信给孙秩坠——由他们做内应，攻打县城。

此事被泄密后，王佐良马上写信给曹，要曹杀掉在押土匪，并严查为土匪传信的“内鬼”，消除后患。谁知这位曹令不相信县牢里会有这种“闪失”，拖着不办。到了腊月中旬，土匪来攻城的风声越来越紧。王佐良只好急命驻檾庄湖的马队来赣榆，加强巡城兵力。

辛亥年腊月二十一日(1912年2月8日)，县内的土匪行动之前，南面响水县的海匪竟突然窜来，偷袭县北部的海头圩。王佐良只好暂离赣榆县城，带盐防营和商团兵四十多人前去剿灭。恰在这一夜，全县各路土匪聚数千之众，打开了县城。县令曹运鹏只好缒城逃往青口镇避难。

第二天（2月9日），曹运鹏会同赣榆县商会和青口团练局的绅董们，向江北行督发电，报告了土匪陷城之事，并表示赣榆县已归顺民国，请求派兵剿匪复城。行督府随后命令海州民政长、十三协统领何锋鈺发兵赣榆剿匪。何到赣榆后，安排本县的商团兵、盐防营，以及由他带来的完字营，合兵于十四日攻城。经官兵的轮番攻击，土匪于二十一日夜弃城溃散。

县城克复后，避难于青口镇的全县乡政局长和董事们，按照民国的章程，酝酿推选县民政长。因县令曹运鹏在剿匪守城中无所作为，而王佐良近年在多次剿匪中出力最多，大家便一致推选王佐良出任此职。会后，有人将该提议致电在外地的赣榆县名流许鼎霖，由许首肯，再上报江北行督府，得到允准。

民国元年（1912年3月11日） ，王佐良就任江苏省赣榆县第一任民政长。

王佐良上任后，匪势依然严峻——最近被赶出县城的匪首孙秩坠虽已在出逃途中丧命，但少数亡命之徒混迹于民间。特别是有个叫仲兆琚（仲八）的匪首，他的匪帮占县城那几天，搜获了不少钢枪弹药。他们退出县城时，人马也没受损失，留下了巨大隐患。

王佐良深知：要想稳定地方治安，就必须先制服土匪。为此，他上任之初便加强了城防的军事部署。同时，他决定成立有马、步卒共一百八十人的县警备队，由王沂华任管带，平时维持县城治安，战事守城御敌；保留商团三百人专守青口镇；由商会筹款招兵勇一百五十人，购两艘大船，并借许鼎霖属下的海丰面粉公司小炮三门（带炮手），装备护航炮船，驻防海口。

四月，为加强城防设施，王佐良又报请上级批准，动用税银一千四百零七元重修城墙、县署和监狱。

六月，城防工程刚竣工，窝在羽山的仲兆琚股匪又窜来夹谷山骚扰。于是，王佐良亲率县警备队进击，将这股装备好、从没吃过亏的匪徒消灭殆尽。从此，周边地区每有土匪出现，王佐良都派王沂华带警备队出征，且所战皆胜。经一段时间的肃剿，各地土匪的气焰大为收敛。

王佐良见大股土匪已经溃败，就通过各种关系，对可以争取的匪徒加以安抚。对此，有些人便制造传言，说王佐良“通匪”、跟某些匪首订有“君子约定”。

但在对付罪大恶极的匪徒方面，王佐良从来不手软，而且他有权拍板定案，将罪犯“斩立决”。

除制匪之外，王佐良对手下办事人员的管理也较严厉。民国二年，钱粮房雇员周振宗欠库钱一千二百串，畏罪潜逃。他下令追捕治罪！周母多方借钱、把儿子的欠账还上后，周振宗悄悄地回了家。王佐良闻讯后，嫌周不来县里主动自首，便再次派人把周抓捕归案，终将周“明正典刑”。

作为县民政长兼警备队统带官，王佐良除了对付土匪之外，还要处理民事、政务、商贸、以及海防等诸多事宜。而在这方面，因为有时会触及地方势力的利益，就必然要受到少数人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王佐良有时不得不权衡利弊、腾挪躲让，甚至违心行事。据有关资料：王佐良之所以能长期主政赣榆县，其为官之道有三招：

一是依附豪门。在当年赣榆县的豪门大户中，以青口镇的许家势力最大。其代表人物许鼎霖是当时著名的实业家、政界要员（王佐良出任赣榆县民政长，也是经许首肯的）。王佐良主政赣榆后，许鼎霖虽然在外地，可他的大儿子许仲来还在家主事，他的四弟许鼎馨（许四）是青口商会的头头，六弟许鼎年（许六）也在外地为官。

为依附许家这样的地方权势， 王佐良主政赣榆后，凡有公务大事都要请许四商议。民国元年春，许六探家后回任所，想借商团长姜佩之的白马骑。姜不在家，其卫兵陈鸿玉不敢做主。许六吃了“闭门羹”，不高兴。王佐良听说后，为了给足许六面子，立刻叫人传唤陈鸿玉到公堂训斥。谁知陈鸿玉不服，与之力争。他一怒之下，竟令人将陈推出处决。

因为王佐良对许家礼让，在外地的许鼎霖对他也多有关照。民国二年，复辟派张勋打算为赣榆县改派新县长，鼎霖得知后，又说服张改变主意，保住了王佐良的官位。为此，民国四年许鼎霖病逝后，王佐良再次表示，青口镇仍由许四主政，他不插手那里的事。

二是重用能人。王佐良当县官，除依靠许四之外，还有几个心腹，即县参议长李裕泽（李三）、师爷仲丹魁（仲二飞刀）和县农会长乔文澜。仲丹魁原是县议会的录事，由议长李裕泽推荐给佐良。仲有辩才、善架讼、深通律例，很快就受到佐良重用。王、李、仲三人关系密切。

狐假虎威，中饱私囊，是当年官僚手下幕客们的发财之道。仲丹魁原是穷人，可被聘入县署之后，不几年就纳妾置田，成为他的家乡仲官河村首富，这里自然有贪赃受贿嫌疑。而在百姓眼里，王佐良、李裕泽与仲是同伙，他俩也不可能干净，于是就有人编顺口溜：“赣榆县三个贼，王二、李三、仲丹魁！”

三是稳住基层。王佐良为保住自己的“宝座”，对各乡镇的绅董们也很注意团结，以利用他们为自己办事。民国九年，在上海求学的赣榆人陈文彬等控告王佐良，状子递到督军齐燮元和江苏省署那里。督军要省署办理，省长王瑚遂密派两位委员到赣榆查访。王佐良与李裕泽、仲丹魁得知后，急忙调动了全县的乡镇董事齐聚青口，求见省里来的委员，为其辩护。这两人回省里之后，赣榆县的乡董们又选出以沙河镇名流朱寿石为首的四十名代表，于民国十年春赴南京为王佐良伸冤。他们除向王瑚请愿外，还通过督军署参议、赣榆籍人余念慈、督军署军官王天党等向督齐燮元传话，终于“保王”成功。

王佐良主政赣榆县期间，不仅要承受上头“查访”的压力，还要应付下面舆论的困扰。如赣马镇玉带河旁有个金蟹泉，水质很好。清康熙四年，赣榆知县李俊友将其整修为井。后来井壁坍塌，成为平地。为此，王佐良出资把该泉整修为井，并立碑为记。可对于这件公益事，却有人说他挖井是为了破坏张某人家的风水。又比如，民国八年，《赣榆县续志》和《附编》修成后，他捐资付印，并为志书撰写《序言》。因他在行文中提到“先君子尝捐二百金助剞劂，兹编脱稿，将付手民，予也捐金如数。为邑之士，夫倡盖不乐观劂成，亦以继先人之志云尔。”——意思是，先父（王得胜）曾捐帮助志书刻板印刷，他也捐出一样多的钱印制志书。然而，他写的这几句实话，也被说成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王佐良在剿匪战场上敢与匪徒浴血搏斗，在县署公堂上是判决罪犯死刑不手软的“县太爷”，可谓“铁腕人物”；但是，他有时又另有一番“柔”性心肠。

王佐良在县署公堂上张贴着一幅自题对联。上联是“成法何拘乎？但知酌理唯情，片言折狱师仲子”；下联是“杀人诚多矣，只为安良除暴，惠民无术愧公孙”。

上联说明：他因剿匪、执法的需要，时常要开堂办案、依法杀人。但他并不喜欢杀人。他执法不愿受形式约束，只想斟酌事理、按实情办案，希望像当年子路那样，用几句简明的话就能正确地断清案情。

下联的意思是：他承认自己杀的人多，但为了安良除暴，他不得不这样做；而在杀人之后，他又自责“惠民无术”，有愧于自己“将门之后”的身份。——这种矛盾心理，正是他“柔”性一面的反映。

再说待人。王佐良对忠心为他办事的身边人不摆官架子；手下人犯点小错，他也不发火。

因为他待下人不薄，所以下人也对他有义。他在赣榆为官期间的贴身“跟班”刘玉恒，在他坐牢以后，仍然跟他到南京，在监外为他跑腿办事，照料他的狱中生活。

还有一年，县内有些农村流行“大肚痞”（黑热病）。不少孩子染病后因缺医少药死亡。王佐良为此放下手头琐事，查阅医药典籍，找到验方，随即购进药材配制，免费发送解救患者。为此，服药获救的人家，都对他感恩戴德。

清光绪二十六年，76岁的王得胜为庆贺带有“双六”的寿辰，为自己立“功德碑”。其碑文对后代提出希望：“余今年七十有六矣，养疴林下，将平生事迹大略，勒石于祠堂侧，俾后嗣知余创立之不易。长守此中正勤俭之训，即为居官治家要法。倘更能读书奋志，昌大吾门，则余无有厚望焉。”.

王得胜立这块碑时，王佐良对父亲的心情不会不理解，但是，谁料后来率先违背“父训”的人正是他自己！

在这里，且不说他为官是否“中正”，单看父亲要求的“勤俭”治家，他就没有做到。首先，他吸食鸦片。这既违父训，又违反朝纪国法。更可悲的是，他的独子王裕昆，身为王家第三代大少爷却不理家务，也像他那样嗜毒成瘾，人送绰号“烟龙”（实则是“烟鬼”）。父子两代吸毒，偌大家产都在他们爷儿俩的烟枪里，化成了袅袅烟雾！

王佐良不仅没有教育好儿子，也管不好身边的人。他做赣榆县官期间，由姨太顾瞾做“压印夫人”。但顾没有帮助他好好治家理政，反而依仗他的权势，叫人替她在赌局里放高利贷取利。顾的弟弟顾金山来赣榆生活之后，也不务正业：天天放鹰、遛狗、玩鹌鹑，到赌局里聚赌抽头、敲诈勒索；更严重的是，他以姐夫为靠山，常常为人包揽诉讼，从中捞钱。顾氏姐弟俩如此造孽，也就必然造成公众对王佐良的不满。

民国十四年，江苏省政权落到奉系手里。省长郑谦决定派余嘉谟到赣榆任县长，王佐良下台。奉系军队进驻青口后，军中有个营长王某，青口人，曾与王佐良有磨擦。于是他抓住个公报私仇的机会，带兵去抄王佐良的住所。王佐良事前闻信躲到城北冯顶村避难。奉军士兵没抓到王佐良，使他逃过一劫。

然而，在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中，王佐良“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他的仕途也似漂流在大海中的扁舟，随着潮涨潮落而跌宕起伏。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国民革命军第二路军在东陇海铁路沿线作战失利，部队南撤；受其委任做赣榆县长的张世湜也随之撤走。孙传芳的江浙联军李宝昌旅进驻赣榆后，王佐良复任县长。

不料好景不长。12月19日，北伐军第十七军第一师来到赣榆，军长曹万顺把军部安在青口镇。北伐军的到来使王佐良再度倒运：没过几天，江苏省政府就委任王兰卿（香谷）来赣榆当县长。但王佐良误信有人发电给省里要挽留他，便拒不交印。于是，北伐军独立师师长李明扬出面，派兵以武力帮助王兰卿接收县政权，并将王佐良扣押，交十七军军部看管。

王佐良被关押之后，国民党赣榆县党部随即成立“反王大同盟”，搜集到王佐良的“十大罪状”：（1）叛逆通敌；（2）勾结土匪祸害地方；（3）枉杀商保团护兵陈鸿玉；（4）错杀钱粮房雇员周振宗；（5）听任姨太放债抽赌；（6）纵容舅子包揽词讼；（7）吸食鸦片违犯国法；（8）贪污教育费；（9）放兔鹘不务正业；（10）玩鹌鹑游手好闲。并写成讼状，上诉南京特别法庭。

在“反王大同盟”督促下，王佐良被解送南京关押。民国十七年夏，特别法庭开庭审判王佐良，赣榆县“反王大同盟”派蒯竟同、刘振鹏等为代表作原告出庭。结果，法庭判处王佐良无期徒刑，并没收其在欢墩埠开设的恒聚油坊。

王佐良受审期间，曾支持他主政赣榆的青口人许鼎霖已去世多年；当年代表赣榆乡董赴南京为他请愿的朱寿石，也早已旅居上海；因此无人再替他“说话”。

但是，当王佐良的案子宣判之后，他的亲家、涛雒镇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丁惟汾，在基本上了解王的案情之后，终于出面向特别法庭提出了几点“不同看法”。

丁惟汾认为：按王佐良的那些“罪状”，把他定罪判刑，有些事确是无可非议。像他吸食鸦片（违犯国法）、为保自己的面子怒杀陈鸿玉（草菅人命）、对姨太和妻舅管束不力（自取其祸）、不惜挥霍重金为姨太顾瞾建造陵墓（触犯众怒），等等。但说他“叛逆通敌”、“勾结土匪祸害地方”，就值得斟酌了。比如说王佐良“通敌”，谁是“敌”呢？当年军阀派系林立，在大兵枪口面前，他这个地方官对谁敢不俯首听命呢？即使他一时倾向某某，也只能是他的权宜之计，何谈“投靠”？

再说“通匪”。土匪本是国弱民穷的产物，仅凭赣榆一县之力是消灭不了土匪的。既然如此，王佐良就是真的跟土匪有“约定”一事，也只能说明他是想保一方百姓平安而已，说他“勾结土匪祸害百姓”，难以服人!

丁惟汾确非等闲之辈。他针对赣榆县的诉状偏重“政治”（通敌、通匪）、而轻“经济”（贪污）的实质，对王佐良的案情分析使特别法庭难以反驳。法官们此时认识到：王佐良的案情虽已作出判决，但定性确有偏重之处。再者，王佐良与丁惟汾是亲家，又让法官们不得不思考以何种方式，给社会和丁惟汾作出合理的交代。

特别法庭在充分权衡利弊之后，终于民国二十年（即关押王佐良三年后），作出决定：允许王佐良“保外就医”。

王佐良经历三年牢狱之苦、被“释放”回到老家朱樊村时，身心交瘁，奄奄一息。当年赫赫有名的王家大院在他遭事之后，也门庭冷落；名扬苏北的菊园更是萧条破败。

日落西山，时过境迁。此时的王佐良已无在官场上东山再起的可能。在朱樊村破落的王家大院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为落寞的时光，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病逝，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