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嘉荫，地质学家，岩石学家，矿物学家，地质学史专家，地质教育家。他的《火成岩》一书是我国岩浆财岩石学早期重要经典。他的《应力矿物概论》、《显微镜下结构面的鉴定》等是中国岩矿鉴定、应力矿物学和岩组学的奠基性成果。他的《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和《中国地质史料》二书是我国古代地制裁学史研究之总结性文献。他毕生从事地质教育事业，任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地质学院，特别对北京大学地质系及其地球化学专业之恢复重建和发展很有功劳，培养了大批地质人才。

王嘉荫(1911-1976)，别名王荫之，字痴公，邯郸永年人。著名当代地质学家，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教书的，旧社会称“孩子王”。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先后在北京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研究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曾任北京地质学院岩石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地球化学教研室主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等职。

1911年11月18日 生于河北省永年县。

1929年 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预科。

1931年 升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本科。

1935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留校任助教。

1936年 在湖南省煤矿局作助探。

1937年 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任助教。

1938年 任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讲师。

1940年 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1942年 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

1947年 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副教授。

1948年 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52年 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岩石教研室主任，院图书馆馆长。

1955年 任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教授、地球化学教研室主任。

1976年6月1日 在北京逝世。

王嘉荫6岁入乡间私塾，9岁上了公立学堂，15岁考入永年县城中学。1929年王嘉荫考入北京大学预科，2年后升入理学院地质系。初到北京大学他遇到了不少困难，尤其是英语。那时的理学院外籍教师很多，留洋回来的教师也多，课堂上常用外语，学校发的布告通知也常是英语的，他开始时不得不随身携带一本字典，成了北京大学“捧字典”的预科生。在地质系读书时有两位教授对他影响很大，一位是李四光，另一位是古生物学家、美籍教授葛利普（A.W.Grabau）①。李四光教授不仅注重课堂教学，而且注重野外实际，他经常带领学生到野外实习，面对现场实际的大课堂他经常向学生提出很多问题，启发学生思考，把课堂讲的理论和野外实际联系起来。嘉荫从中学会了如何钻研和联想，养成了随身携带小本子，随时记录的习惯。后来他著书立说时很得益于这些记录本和记录卡。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王嘉荫逐渐成了好学善问的学生，在教授的心目中他是最勤奋的学生之一。

他入本科当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了，一些东三省籍的学生讲出家乡的痛苦灾难。他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对日寇的暴行义愤填膺，与东北籍同学一起喊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1935年他毕业留校任助教。同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北京大学生上街游行，遭到军警的追捕和殴打，12月寒冬，学生们的衣服被冰冷的水龙头浇透了，队伍仍在前进。王嘉荫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在当年的报纸上可以查到王嘉荫与北京大学其他教授联合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声明和签名。从他作教师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关心学生的成长，爱护学生，器重学生，他始终是学生的榜样，是学生的好朋友。

1936年，王嘉荫去湖南，先在煤矿作了半年助探。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去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系助教。

1938年升为讲师。这时，他接受了李四光早期地质力学的思想，并于1940年调到李四光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

1942年升任副研究员。他在李四光指导下做了大量野外考察和簿片鉴定工作，成为李四光的得力助手之一。李四光曾对人说，王嘉荫钻研出来的东西都是靠得住的。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合大学迁回北方，北京大学已恢复。王嘉荫于1947年受聘兼任该校地质系副教授，

1948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解放后，他一直在该系执教。

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地质学院成立，他调任该院教授、岩石教研室主任、兼学院图书馆馆长。

1955年调任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教授，地球化学教研室主任，直至1976年6月1日病逝。

王嘉荫自幼在古典文学、历史等方面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他后来充分发挥这方面的优势，在地质科学史研究方面作了很多工作。1957年，他撰写《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一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将《本草纲目》正文和集解中有关矿物、岩石、地质现象，依原书次序分为“水部”、“土部”、“金石部”，摘要录出，并充分评价了这本医药经典在地质矿物学上的意义。1963年，他又出版了《中国地质史料》一书。这是他多年查阅若干典籍，对其中地质学资料加以归纳的结晶，全书分绪论、天和地、地震、火山、陨石、新的变迁、风、雨土、河流、地下水、湖泊、海洋、生物、化石、石油、地形、测量及制图，共17部分详细论述，充分发掘了祖国文献中的地质学遗产。

地震是一种地质现象，我国是多地震的国家，有200多年的地震记录，是世界上历史最久的记录地震的国家。王嘉荫在整理中国地质史料时注意到古代地震的发震序列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有某些规律性，往往是沿着某一条线状构造，或是在其一端继续伸展，或是在其两端反复跳跃，有时还把两条线通过中间地震的发生而连接起来。王嘉荫把这种线状构造称为“地震线”，他发现有些地震线与已经知道的断层线相吻合，还有一些地震线不能与已知的地质构造相联系。他建议要花力量研究这些地震线并且利用它们发震的规律来预报地震（《地震线的应用》，1962年，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报告）。60年代初我国地震尚不活跃，还没有专门的地震研究机构，少数研究者都是地球物理学家。全国惟一反映地震学的杂志是《地球物理学报》，王嘉荫的文章寄去后不幸被否定了，未能发表，可是文章中很多有意义的见解却很快得到验证。60年代中期，从邢台地震开始，华北和东北发生了一系列强震，我国进入了地震活跃期。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地震预测预报机构也成立了，尤其重要的是这支研究队伍吸收了地质人员，注视活动构造带。现今中、长期预报的研究重点、地震仪监测的区域几乎都是已知的活动构造带，而这些活动构造带中有很多是与王嘉荫划出的地震线吻合的。可惜，文化大革命使王嘉荫未能对当时地震预报工作继续作贡献，而《地震线的应用》一文也未被应用，不过，今天人们仍然高度评价这篇文章的科学价值，高度赞扬王嘉荫在科学上的预见性。

王嘉荫虽然在地质学的许多领域见解卓著，而比起他最主要的领域——岩石学的贡献却稍逊一畴。自从何作霖教授将费氏台（费德洛夫旋转台）的研究方法介绍到我国以来，我国的岩石学研究水平得以迅速提高。王嘉荫是我国最早掌握费氏台的学者之一，他利用早期的四轴旋转台测定了我国岩石的第一张岩组图（《岩组分析实例》，1943年），他还是岩石薄片鉴定的权威。1952 年北京地质学院刚组建的时候，他首任岩石教研室主任，这个教研室是我国最早的岩石学教学与科研的专门机构。他的专长是岩浆岩（早称火成岩），他在《火成岩》（1953年）一书中提出了按岩浆原始成分和温度序列划分的岩浆岩分类系统，并且把脉岩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该书还结合我国实际介绍了我国主要的岩浆岩类型，在岩浆岩的专著中第一次摆上了中国学者的著作。由于该书简明扼要又结合我国实际，很快销售一空。应读者要求在第二版中作者又补充了新内容成为增订版（1957年）。这时他已调回北京大学。

关于岩石的成因，火成派和水成派斗争了近百年终以火成派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火成派后来以鲍温的一系列高温反应实验为依据演化为正统的岩浆学派。王嘉荫是专长岩浆岩的，自然深信鲍温的“反应原理”和“结晶分异”理论，他是我国掌握上述理论的权威。可是就在火成学派的影响最深入人心的时候，王嘉荫却相信有些岩浆岩，包括最具代表性的花岗岩可以是由沉积岩变来的，这种认识在当时（50年代）是超脱一般的。他从实践中发现，沉积岩经过变质以后几乎会产生所有的岩浆岩的造岩矿物，深变质的岩石结构与岩浆岩也很难区分，对这样的岩石硬要在命名上争吵是没有意义的。他认为存在这样的岩浆岩，其主要成分曾是沉积（水成）的，花岗岩就有这种类型的。王嘉荫不仅承认这种类型的花岗岩存在，而且探讨了沉积岩转变为岩浆岩的具体过程。他借助柯尔仁斯基（Корженскυǔ）的交代作用，探讨了通过液相反应，甚至固相和气相反应达到岩石转变的可能性，因而于1960年曾开设“交代作用”专题课。当人们从这位岩浆岩专家的口中听到岩浆岩不全是岩浆冷凝形成的说法时无不感到震惊。他以翔实的资料和有据的推理向听众解释不仅有小岩株，包括上万平方公里的花岗岩基都可能是由沉积岩转变而来。理解这个问题已经不难，大量新的学说已经被人们接受，即花岗岩有多种成因，按照花岗岩的成因类型可以确定其大地构造环境。有人把岩浆成因的花岗岩称为Ⅰ型花岗岩，把沉积变质的花岗岩称为S型花岗岩，还有其他类型。这种认识只是近十多年的事，而王嘉荫的见解则是30年以前的事。王嘉荫研究问题总是实事求是，敢于否定自己曾经坚信并铸成自己学术地位的理论，在科学面前他没有任何私心允许自己坚持错误，从而养成了真诚坦白的品格，这是科学家必备的品格。

《交代作用》一书于1963年写成，他以此书讲过两轮专题课，作了修改之后并投到出版社，“文化大革命”搅乱了出版秩序，《交代作用》书稿失落了。可喜的是关于花岗岩的成因理论已经大大发展，而王嘉荫是我国最早探讨这个问题，并且在国际上也是走在前面的学者之一。

王嘉荫从事教育事业约40年，乐育英才，诲人不倦。解放初期，为了满足国家培养地质人才的急需，王嘉荫与马杏垣等一起编写了我国第一本中等专业学校的《普通地质学》教科书。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等校的地质系合并，成立北京地质学院，王嘉荫调到该院后，开始了艰苦的创业过程。他为岩石教研室的建设亲自采集标本，建立实习基地，组建实验室，组织编写教材。他为图书馆增购图书，健全借阅制度，筹建阅览室。北京地质学院发展成为每年有1000多名合格毕业生的规模，这当中也有王嘉荫的一份功劳。

1955年8月，国家决定恢复北京大学地质学科，调乐森璕与王嘉荫分别掌管新成立的地质专业与地球化学专业，并与地理系原有的地貌、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三个专业合组“地质地理系”。王嘉荫又开始了新的创业过程，他为延聘师资、增添设备、收集标本、购置图书、筹建实习基地与实验室等费了不少心血。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该二专业已为国家输送了两届五年制毕业生、三届六年制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大都已成为各地质部门生产、科研和教学的骨干。王嘉荫后期还指导了研究生，培养了更高层次的人才。

1976年5月，北京大学一位编写《光性矿物学教程》的青年教师手头积累了20几个德文矿物词汇，遍查当时所能查到的德汉专业词汇仍不得解，他想到重病中的王嘉荫。“有求必应”是王嘉荫的座右铭。从助手处得知别人这一难处，他立即兴奋起来，接过写着词汇的单子，拿起放大镜，一边看着德文，一边说出中文意思。最后有两个词，他说是人工合成的，他带着歉意地只说出了大致成分，把握不准，建议查一下化工学词汇。几天后，那位青年教师的确从一部德汉化工辞典上查到了那两个诃，词意与王嘉荫说的一样。王嘉荫没有留过学，德语不是他的第一外语。一个岩石学家不仅掌握大量的德语矿物学词汇，而且掌握化工学词汇，这不能不令人尊敬。老辈人还记得当年北京大学预科有一个“捧字典”的学生，从捧字典到“活字典”是多么艰苦的路程。除英语和德语外，王嘉荫还可以阅读日语和俄语文献，他的《交代作用》一书就是参考了大量俄文文献写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