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农青年王大春与
喜儿自幼青梅竹马，为替喜儿报仇，他在地下党员赵大叔的指引下投奔
八路军。喜儿在黄家受尽虐待，坚强不屈，后来在张二婶的帮助下逃出虎口。喜儿在风刀霜剑中拚搏了多个寒暑，她的头发渐渐变白，但报仇意志更坚定。大春所在的八路军某部从深山中找回喜儿，镇压了
黄世仁。喜儿和大众喜获新生。
20世纪30年代，河北平山一带山区流传着 “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一个农家女受不过恶霸地主欺辱而逃进深山，由于长期吃没有盐的食物头发全白了。1940年前后，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日报》发表了
报告文学《白毛仙姑》。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
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生林漫将“白毛女”的传奇写成
短篇小说《白毛女人》，他敏感地提炼出地主迫害农民的阶级压迫主题。
1944年5月，
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团里的
邵子南向主持鲁迅艺术学院的
周扬提及这个故事。恰巧林漫刚托人把小说《白毛女人》带给周扬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周扬觉得“三年逃到山沟里，头发都白了，很有浪漫色彩啊，可以写个歌剧嘛”。他支持把“白毛女”改编成一部新型歌剧，为中共七大献礼。邵子南写的第一版，喜儿的形象“基本按照旧戏曲大青衣设计”，周扬不太满意，觉得“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修改过程中，邵子南与创作组发生了激烈争执，最后改由贺敬之与丁毅接手修改。1945年1月到4月间，剧本写作和舞台排练同时展开，一边写唱词，一边作曲，一边排练。
现在尽人皆知的故事，在这部歌剧里大体定型。结尾是白毛女控诉恶霸地主的滔天罪恶，地主黄世仁与管家穆仁智被绳之以法。最有争议的一幕，来自歌剧第三幕，喜儿被黄世仁奸污后怀孕，一度误认为黄世仁会娶她，于是高兴地披着红棉袄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周扬主张：“喜儿对黄世仁应当有幻想嘛！”这一情节的设置，被人诟病，喜儿“低头过日月”的形象实在太“没骨气”，“忘记了杀父受辱的血海深仇”，“怎么能跟地主搞在一起”？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
延安召开，歌剧《白毛女》在期间上演。反响极为热烈：当黄世仁在白虎堂向喜儿施暴时，首长席后面的几个女同志失声痛哭；当幕后唱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歌时，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演完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首长破例上台接见演职员，与他们握手表示祝贺。有人还记得当时的一个小插曲，当毛泽东走到扮演黄世仁的陈强面前，大概仍片刻沉浸在剧情之中，竟不肯同他握手直接走向下一位演员。
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便向剧组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三点意见：第一、《白毛女》主题好，是一个好戏，非常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情节真实，音乐有民族风格。第三、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最后一条建议来自刘少奇，“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了他？这说明作者还不敢发动群众”。办公厅解释，抗战胜利后
民族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阶级矛盾必然会上升为主要矛盾。作者不敢发动群众，是会犯
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