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普（1901-1969），字贯三，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依汶镇东贯头村人。核物理学家，物理教育家。

1902年9月9日 出生于山东省沂南县依汶镇。

1924～1928年 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获学士学位。

1928～1929年 任上海中央研究院地质所和物理所助理研究员。

1929～1930年 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

1930～1935年 任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改称国立山东大学）物理系讲师。

1935～1938年 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获科学博士学位。

1938～1939年 任美国卡内基学院客座研究员。

1939～1946年 任北平辅仁大学教授。1945～1946年兼任北平临时大学北大分校物理系主任。

1946～1947年 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代教务长。

1947～1950年 任美国国家标准局辐射物理研究员。

1950～1951年 任美国杜克大学访问教授。

1951～1956年8月 任美国凡德比尔特大学副教授。1956年上半年兼任美国通用汽车学院教授。

1956～1969年 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1956～1958年兼任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

1969年1月15日 受迫害在济南逝世。

王普，字贯三，1902年9月9日生于山东省沂南县依汶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山东省聊城师范学校的教员，他从8岁（1910年）起在聊城县上小学，1922年在聊城山东省立第二中学高中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4年升入本科物理系，于1928年毕业，获学士学位。

1928年秋，王普的老师丁西林介绍他去上海“中央研究院”工作。在物理所跟丁西林、同时在地质所跟李四光作助理研究员。一年后，到济南担任山东省教育厅督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改名山东大学）聘他去创办物理系，当时该系只有一位教师和一位实验技师。

为实现“科学救国”的夙愿，他于1935年秋考取山东省公费生，赴德国柏林大学（Friedrich-Wilhelm ）留学，随导师K.菲利浦（philips）在威廉皇家科学院（Die kaiser Wilhelm-Gesellschaft zur Forderung der Wissenschaften）的达莱姆化学研究所研究核物理学。1938年获得科学博士学位，时年36岁。同年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转赴美国华盛顿卡内基学院，担任客座研究员一年，仍从事核物理学的研究。

1939年秋回到北平（今北京），在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1939～1946年）当教授，其间曾兼任北平临时大学北大分校物理系主任（1945年～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大学于1946年在青岛复校，他于1946年重返该校，任物理系主任，代教务长。

由于当时在青岛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发生暂时困难，王普于1947年秋应聘到美国国家标准局担任辐射物理学研究员（1947～1950年），研究X射线物理学和核物理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他即写信表示了回国的愿望。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处于反动的麦卡锡主义统治时期，许多留美的中国人受到了迫害，王普也不得不离开那个研究所而去几所大学教书。他先后在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任访问教授（1950～1951年），在凡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任副教授（1951～1956年8月），并兼任通用汽车学院（General Motors Institute）的教授。他除了教书以外，还利用核乳胶方法进行了高能粒子、特别是宇宙线中不稳定粒子的探索和研究。

1956年8月王普借赴欧洲参加学术会议的名义，在我国驻荷兰使馆的协助下绕道前苏联回到祖国。到北京后，他立即受到高等教育部李云扬司长、山东大学晁哲甫校长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钱三强所长等接待和欢迎。根据他本人的意愿，随即到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58年改名原子能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在山东大学物理系开设了近代物理课程，并着手建立了核乳胶实验室。1957年以后，他患高血压和心脏病，长期在青岛等地住院疗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于1968年秋冬之际，在身患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的情况下受到隔离审查，于1969年1月15日被迫害致死，享年67岁。

王普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

王普研究中子物理的工作始于德国柏林大学和皇家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做博士学位论文期间。当时，该研究所的所长是著名放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O.哈恩（Hahn），副所长兼物理部主任是奥地利女物理学家和放射化学家L.迈特纳（Meitner）。物理部主要研究核化学，该部有“化学研究所的‘喧宾’”之称，其学术力量很强。1934年，F.约里奥—居里（Joliot-Curie）夫妇用α粒子轰击原子核发现了人工放射性，而E.费米（Fermi）等人用中子轰击一系列元素得到了多种人工β放射性元素。在这些重大成就的带动下，王普进行了热中子同Al核之间的作用的研究，并在1938年夏发表了研究结果，证实了热中子可导致半衰期为2.3分的28Al的β发射体的生成；测定了热中子在Al中的吸收系数和相应的截面；还证实了Al在热中子能区中不存在共振能级。

1939年1月，华盛顿卡内基学院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在华盛顿联合主办了第五届国际理论物理学讨会，当时王普在卡内基学院作客座研究员，是我国参加这次历史性盛会的惟一学者。这次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低温的获得和低温下物质的性质，由于N.玻尔（Bohr）在会上宣布了铀核裂变的发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竟把会议议题临时改变成核裂变讨论。卡内基学院的R.B.罗伯茨（Roberts）和王普等人立即于1月28日会议闭幕的当晚进行实验证实。由此，核裂变研究成了1939年整个物理学界的热门课题。

王普和罗伯茨等人合作，于会后3个月内在美国的《物理学评论》杂志上发表4篇短文。其中2篇涉及了铀和钍在裂变中发射缓发中子的研究，这是非常重要的结果。王普等为了区分入射的中子和裂变中放出的中子，在轰击停止以后，观察是否有缓发中子产生。他们发现，在中子对铀、钍的轰击停止以后的一段短时间内，继续有中子放出，其强度按指数规律衰减，半衰期为12.5±3秒，并伴有半衰期相同的γ射线。他们还进行了几种实验，排除了铀以外的其他中子来源。热中子和快中子都产生缓发中子，但中能中子却不能，这同裂变本身是相似的。他们还发现了其他几种半衰期较长的γ射线。

缓发中子在链式反应的控制中极为重要。这种中子约占全部裂变中子的1%，它使链式反应获得一定的“惯性”，当链式反应的有效增殖因子略大于1时，缓发中子使中子密度只能缓慢地增长，从而便于实现控制。这是裂变反应堆与和平利用核能的一个关键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就给核能的应用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值得指出的是，王普是最早参加中子和裂变物理学研究并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物理学家，他在我国核物理学界的先驱者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1939年，中国《科学》杂志的编者介绍说：“王普博士除参加此次核子分崩表演成绩优异外，近期发现迟发中子及原子能之实际利用理论……蜚声国际，为国增光，难能可贵。”

王普在讲授《近代物理》时，不为教本的体系和内容所限，而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以近代物理的发展为线索，既讲实验上的发现，也讲概念上的发展和理论上的探索。对近代物理上的重大突破的背景，发展中的矛盾，问题的关键和转折，以及最后的解决，都阐述得原原本本，头头是道。有时，他还穿插一些名人轶事，这就更使得讲课生色不少。这样的讲授，给于学生的是活的知识而不是死的教条，使近代物理学中那些因和经典物理学冲突而显得难懂的新概念变得十分自然，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了。这样，不仅使学生获得了新的知识，也使他们了解到这些知识是怎样得到的，使其可以逐渐学会研究和发展物理学的途径和方法。

王普很重视《普通物理》的教学，他认为应配备最好的教授去教这门课，不能把普通物理学看成“无足轻重”，更不能只以讲授高年级的专门科目课程为荣。他对教课书的选择总是再三斟酌。他备课一丝不苟，讲课时注重基本概念的论述，强调对问题实质的理解，而不是烦琐的罗列。他常重视课堂实验演示，不事空洞的叙述。他认为我国学生“以环境关系，对于科学上之见闻，不及欧美儿童自幼之耳濡目染。故授物理须特别注意表演”。务使学生对“所授之对象，有彻底之了解与清晰之印象”。他讲话风趣，引人入胜，要求学生搞清基本概念，学会独立思考，反对死记硬背。他对学生打分数不仅看解答是否正确，而且要看他们对知识掌握的程度和是否有新的方法。

王普在教学上还有一个很突出的观点，那就是强调物理学要和生产实际相联系。他提醒人们：“学过应用电学者，不知‘电表’之构造；名无线电家教出的学生，不认识真空管，这是极普遍的事实。”他认为这是“极不合理而必须改正的事实”。他强调“各科目之与应用有关者，对于应用部分，须认真教授”。他多次提到德国柏林大学物理系门前放着一辆旧汽车，学生们可以随时观察、拆装和操作。物理学虽然是一门基础科学，但放一辆汽车在那里，就是让学生不要忘记它在生产实际中的应用。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他在讲授原子核物理时，总是指出它的应用之可能和前景，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原子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国内能够有这样的见解并作出这样预言的人，还是不多见的。

王普还对学生进行课外指导。以他特有的流畅文笔，翻译了《原子物理学入门》、《核子物理学入门》和《近代物理学入门》三种大学教学的补充读物。他不但开出物理系的多门基础课和专业课，还开设科学德文课，为此选编了《德文读本注解》。还翻译了《老米梦游物理世界》，以满足当时知识青年的渴求。还撰写了一些科普文章，向人民大众传播了物理知识。抗日战争胜利后，当时人们迫切想知道原子弹的威力为什么会那么大，于是他就在北京《正报》的“自然科学”专栏上，连续发表了介绍原子能知识的文章。

王普对于教学与研究的关系问题也有其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教授应以“教授”为本，不应轻视教学而专事“研究”，至少“教学与研究须相辅进行，未可偏废”，在“妊育时期，似宜侧重教学”。他建议当时国内四五十岁的物理学家应一面为“后起开创研究环境，更须一面努力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