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章（1895~1969），著名曲学专家，曲学大师
吴梅的弟子。江苏江阴人。1919年入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东南大学）文史地部，师从
柳诒徵，与
张其昀、
缪凤林、
景昌极、
陈训慈、
范希曾等同学一起创办《史地学报》与史地研究会。1923年毕业。1924年春至1926年的三年间，在东南大学的词曲班师从
吴梅，与赵万里、
陆维钊、孙为霆、
王起、
袁鸿寿、
唐圭璋、
张世禄、
叶光球、龚慕兰、周惠专、
濮舜卿等同学。1924年春吴梅组织成立“潜社”，王玉章与其他同学也共同参与其中。“潜”取“潜心学术”之意，寄含了古典文人的创作心境和交游生活方式。“潜社”每一月或两月一聚，在游玩饮酒中填词谱曲，后又发展到印行刊物《潜社词刊》。词曲班毕业后，他先后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同济大学、云南大学、中央大学和
中央戏剧学院任教授。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他任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直至病逝。在南开执教时，因口语太重，他很少讲课。学生们都知道他学识渊博，会唱戏谱曲，所以有什么难题都向他请教。他曾与南开大学中文系同仁一起编纂《中国文学史》，并负责宋元部分。
早年在南高师时，曾致力于史学研究方面，发表的论文有:《菲尼基通商殖民史》（《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一期）、《车战之制之起源及其变迁》（《史地学报》第一卷第三期）、《青岛接收之情形》（竺可桢讲授，王玉章、郑鹤声合记，《史地学报》第二卷第二号）。
王玉章先生终生从事教育事业和戏曲史研究，尤长于元曲曲律音韵方面的研究，在三四十年代元杂剧研究领域，他是比较活跃的一份子。吴梅自谓《南北词简谱》比较简略，建议作一详谱，并指出：如果南北曲谱一齐下手，短期内难以完成，可先成北谱。“尽取元剧之存于今者，比类而条列之，以钩稽同异。更就吾成说，以立一准绳，似非难事也。”他按这一指点，呕心沥血，搜剔扒疏，历时八年，编成《元词斠律》一书，1936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凡三卷十章，依《太和正音谱》编次，对臧晋叔编《元曲选》所录曲之脱讹处一一加以钩稽补正，辨析北曲谱式异同，是近世研究元杂剧曲律的重要论著。吴梅和他的学生蔡莹分别为这本书作序。他还写有不少学术论文，如《杂剧要件》（1933年）、《曲文之研究》（1934年）、《南北曲之种类》（1935年）、《词和曲的界限》（1944年）、《<宋元戏曲史>商榷》（1945年）、《古西厢》（1947年）、《论<博望烧屯>两种》（1947年）、《<元曲选>中的南词》（1947年）、《陈潜翁与“悲凤曲”》（1947年）、《<幽闺>生辟曲调之检讨》（1948年）等。专著有《读曲漫志弁言》。他还写有《评迦陵<曝书亭词>》（1924年）、《杂剧传奇中的李逵》（1951年）。
王玉章先生追随吴梅二十余年，多次居奢摩他室读曲，每次一个月或十数天。先后为吴氏校《双鱼记》、《白蛇传》、《无价宝》等曲本。1928年前后，还帮助编《
奢摩他室曲丛》等。在《霜崖先生在曲学上之创见》中他评价吴梅：“今之世有著曲家矣，有度曲家矣，有演剧家矣，有藏曲家矣，而欲觅一著、度、演、藏各色俱全之曲学大师者，戛戛乎难之。” 他写有《玉抱肚杂剧》（讲述李秀成被俘旧事，一卷二折，收录于卢前的《木棉甲集》）、《歼倭杂剧》（五种五卷存三种三卷，收录于《
古本戏曲丛刊》），纂辑有《杂剧选》（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年版）。
“文革”刚开始，他就与李何林、朱维之、华粹深、王泽浦、马汉麟、许政扬诸先生被诬为南开中文系的“老反党集团”，受到揪斗。1968年11月，又被揪进南开中文系“牛棚”，受到隔离审查，直至1969年初病逝。关于王玉章先生在“牛棚”中的情况，当时同受此难的汪正章先生在《牛棚轶事》一文中做了披露：
是年深冬（指1968年），南开大学继揪斗“臧、高、娄、翟黑线黑帮”之后，又掀起了一场批斗“牛鬼蛇神”、深挖“叛徒特务走资派”的运动高潮，各系“牛棚”林立，还夜夜在审讯中大搞逼供信。各系教学楼中的“牛棚”批斗之声遥相呼应，大有劈天盖地的来头。
当时七十高龄的王玉章先生因是江苏常州人，乡音未改而使负责审问的红卫兵竟无一人能听懂他的交代．为此他们让李先生（指李何林）当翻译。当时李先生推托说：“我是安徽人，虽与王玉章已共事十多年，但也只能听懂一部分。”于是，红卫兵就让我这个浙江籍的上海人权充翻译，我由于找不到推辞的借口而只得应承下来。一天晚上，红卫兵逼王先生承认和交代参加国民党“兰衣社”特务组织的罪行，王先生矢口否认，这就遭受拳打脚踢的皮肉之苫。王先生为此气得又喘又咳又呻吟，最后被逼出了一句愤慨之词：“士可杀而不可辱！”红卫兵问我：“他说什么？”我心想：在这私设公堂、大搞逼供信的情势下，双方又都正处在火头上，我若照原话直译，那红卫兵非把王先生揍瘫了不可！于是，我很快答道：“王玉章说，治咳嗽要吃
川贝枇杷露。”红卫兵呵斥说：“吃个屁！还想吃川贝枇杷露？想得倒美！”李先生也很机灵地在一边帮腔道：“我这儿有四环素药片，先吃两片，明天再上卫生所看看去吧。”是夜审讯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在“牛棚”中，夜夜批斗、审讯，每天至少要熬到半夜一两点钟，而天一刚亮又得早起向毛主席“请罪”并去打扫楼道和厕所，如此不到半个多月（应是1969年初）把王玉章先生折腾得患肺气肿而“病故”了，实际是迫害致死！我们都为之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