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钟麒（1896-1976），字益厓，江苏苏州常熟人，地理学家。其与张其昀、葛绥成、盛叙功并称为中国地学界四大“柱石”。

王钟麒，身材魁梧，方脸，肤色赤红，眉毛浓而长。幼时师从乃翁同龢外甥、常熟大儒俞钟銮（字金门），因为聪明过人、过目不忘，深受俞金门的喜爱。他在家又是个大孝子，邻里乡亲无不称道。后入苏州江苏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成绩优异，毕业后就当了一所小学的校长。1917年，和孪生弟弟王钟麟一道考取了官派日本留学生，进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史地。后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获得地理学博士学位。1923年毕业回国，任教于江苏省立第一师范文理专科学校，1925年任教浙江省立十中，1926年任江苏省立第八中学训导主任。

1927年清明，江苏省立第九中学（即江苏省淮安中学）校长李更生遇刺。6月，江苏省教育厅因即将实行大学区制，开始对省内各中学及师范校进行改组，全省设立12所男中和5所女中，其中六师和省九中合并，在原六师校址设立省立淮阴中学校，收初中、高中及师范，原六师女子部扩充改办，在原省九中校址设立省立淮安女子中学校，暂收初中。王钟麒任淮阴中学校长，由于孙简文、俞珏两名女校长先后都因故未到任淮安女子中学，9月24日，王钟麒奉令兼任淮安女子中学校长。

因为任命6月已经公布其担任淮阴中学校长，王钟麒在扬州做了一些上任准备工作，如在扬州印制淮阴中学招生简章等，9月25日晚，携舍监主任朱馥青、初中部主任洪铨一行三人乘坐清江轮北上赴任。

王钟麒校长上任后面临两个大问题，一是原省九中校舍被驻淮军队占领，亟待腾空，二是六师、九中改组后，地方诉求不断。九中校舍腾空，驻军并不推诿，腾空只是时间问题，而地方上的诉求则让王钟麒头疼不已。为此，淮阴中学于10月初及月末先后两次举行招生考试。淮阴县中又提出将淮阴县中并入淮阴中学。不久，王校长根据地方诉求和两校校舍的实际情况，呈请中大行政院将淮阴中学和淮安中学招收男女生进行对调，即淮阴男中改办女中，淮安女中改办男中。这一下可是捅了马蜂窝，淮安人高兴了，淮阴人又不开心了。于是，有人向省政府告状，说王钟麒乱来，要求罢免王钟麒。南京方面只好收回成命，1928年1月，淮阴、淮安分设中学，不再采用男中、女中之校名，两校男女兼收，恢复淮安中学，淮阴中学设高中五个班（均为师范科）、初中三个班，淮安中学设高中二个班（均为普通高中科）、初中六个班。1928年1月底，第四中山大学区教育行政院（以下简称“中大教育行政院”）任命王钟麒任淮安中学校长，淮安江北慈幼院首任院长李宏增任淮阴中学校长。

原本因为驻军占据省九中校舍，淮安女中不得不推迟到1927年11月1日开学，然后又闹出了易校风波，这第一学期就这样在一个乱字中过去了。

由于两校调整，原先的教职工队伍又进行了一次大洗牌。此前，担任淮阴中学教务主任的夏佩白、事务主任的朱馥青、师范部主任华汝成、初中部主任曾品仁，还有洪铨、吴茀之等均和王钟麒一起到了淮安中学。而原先分配至淮安女中的教务主任周毓莘、数学老师问齐生均留任淮安中学。淮安中学的师资实力一时间大大增强。

1929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生辰纪念日，学校放假。省立淮安中学利用假期在学校操场上举行了党童子军宣誓礼。在整理操场时，在操场晨操示范台下面，竟然发现多本共产党宣传书刊和一本共产党淮安中学支部的会议录，这被称为“淮安中学发现反动书籍案”。

案件的蹊跷之处在于，身为国民党党员的王钟麒校长并没有及时向当局报案，而是当众烧毁了寻获的所有共产党宣传书刊，而在9天之后的11月21日才将余下的一册会议录呈交到淮安县县长汪国栋手中。等汪国栋带领公安局长一众人马来到淮安中学侦查时，自然是一无所获。

为何校长王钟麒在校方发现共产党书刊后，不但没有及时报案，反而在学校当众烧毁，且在9天之后才将一份查无此人的会议录交给县政府，这是否也能反映出国民党员王钟麒的政治倾向呢？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这桩反动书籍案件发生后不久，王钟麒向江苏省教育厅提出辞去省立淮安中学校长职务，获得批准，省教育厅派出陈时臬继任接管淮安中学。消息传开后，淮中师生反映强烈，应该说，王钟麒在淮中是深获人望的，据当时《申报》报道称，“该校学生及教职员，与王感情甚洽。”全校师生决定1930年3月15日起停课，教职员和学生各推出代表到省教育厅请愿，如果请愿不成功，全体教职员作总辞职，誓不与陈时臬合作。教师中，吴茀之（任教国画）、苏幼长（任教英文）、曾品仁（任教国文）、汤维周（任教国文）、杭海川（任教史地）、华汝城（任教生物）、徐公畏（任教数理）等7人表示要和王钟麒校长共进退，宣布离职。

因王钟麒去意已决，宣布和王钟麒共进退的老师正式离职，王钟麒和陈时臬3月19日办理交接手续。这样，淮中罢课持续了五天，3月30日淮中复课，教师缺额另行补聘。

王钟麒从淮安中学辞职后，便回到了家乡。其实他在淮安中学做校长时，每年寒暑假都会回到常熟。放假对他来说，绝不是休闲，在常熟，他还有自己的事业要做，那就是“新常熟社”。北伐胜利以后，有识之士均视改革社会为己任，“新常熟社”便应运而生。它是常熟本地青年及旅外学生创意成立的民间社团，旨在改革常熟的教育事业，同时还出版发行《新常熟日报》，全县教师、校长、督学、教委等教育界人士莫不以参加“新常熟社”为荣，已在教育界浸淫多年的王钟麒自然是新常熟社的骨干力量。

1930年4月，王钟麒计划赴欧洲留学。7月8日，他在上海虹口码头登上了“照国丸”号游轮，前来送别的有他在省八中（扬州中学）、淮安中学的同事和常熟同乡友人，如省立五师（扬州）校长任孟闲，省六中（镇江中学）校长薛良叔，省四中（太仓中学）校长顾仲超，八中及淮中同事夏佩白、周伊耕、华汝成、朱慰真等。游轮先后经过香港、新加坡，过马六甲海峡，经苏门答腊、科隆坡、阿拉伯海、红海、苏伊士运河，进地中海，8月7日到达法国马赛。9日，抵达巴黎。整个行程为一个月，作为地理学家的王钟麒将一路所见所闻以日记形式记录在《赴欧途中笔记》长文中，既有地理上的介绍，也有对当时国际国内时事的关注。（中华学艺社出版，第十卷学艺，8号，1931年）

1932年，王钟麒从法国巴黎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后回国。此时王钟麒36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熟谙英法日多国语言，国内各大学争相延聘，他先任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地理系主任，1934年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1935年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北平多所高校外迁，北平师大撤退到西安，和其他北平高校合并成立国立西北联大，继续担任主任教授。当时，傅作义将军正在西北，他听闻王益厓博士任职西北联大，屡次邀请商讨国是，请教抗日治国之道，王钟麒深得傅作义将军赞许。

1938年，王益厓随国民政府到达重庆。当年冬天，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委员长李济深之命，以少将特派员身份，秘密潜入上海，和日伪展开地下较量。

1939年8月，王益厓被常熟同乡石民庸出卖，被汪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极司菲尔路76号抓捕，受尽折磨，后被周佛海获知，将其移解南京。1940年6月16日、30日两次接见王钟麒，介绍其参与伪中央大学筹建，并委以秘书长之职。1943年8月28日，周佛海接见王钟麒和马元放，两人均表示希望离开南京去内地，周认为“两人均同志中不可多得者”，且时局日渐明朗，周不仅同意他们的请求，还给予了经济资助。（周佛海日记全编下册787页，周佛海著；蔡德金编注出版日期2003.08出版社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王益厓此后从南京到宜兴张渚一带，指挥游击队和日寇展开周旋。1944年，王益厓至上饶、屯溪，后奉命再赴南京，利用旧谊，对周佛海等进行说服工作。

据汪青萍《怀念王益厓先生》文中介绍，在王益厓答应国民党方面受命说服周佛海之前，就表明态度，一旦抗战胜利，仍重返文教岗位。据说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听闻此事后，大加赞赏，特邀请王益厓赴江西铅山，任该部中将高级参谋。王钟麒，本一介学人，因为特殊的年代，竟然进入军界，从少将至中将，也是近现代以来之罕见。

抗战胜利后，王钟麒果然辞去了一切职务，甚至连西北师范学校的聘请也一并谢绝，携家眷返回常熟故里休养。家乡遭受日寇八年蹂躏，满目疮痍，百业凋敝，王钟麒真是百感交集。1946年6月6日，他担任发行人的《新常熟报》复刊，不久他又被公推担任常熟县银行董事长、常熟县参议员、常熟报业公会理事长、常熟中山中学校长等职。1948年11月，王钟麒应广州友人邀请，携全家离开常熟去广州，复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1949年全家迁台。

王钟麒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这是学界所公认的。尤其是他开创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先河，其代表作便是其担任中山大学地理系主任时撰写，后发表在1935年《地理学报》上的《无锡都市地理之研究》，该文从地理一般位置和地形局部位置分析了无锡市的选址，又从矿业、防卫、漕运出发述及了无锡市的起源与发展，对都市形态和构造也进行了论述。日本人称其为“中国第一篇正式的城市地理研究文章”。该文对于中国聚落地理学研究，也是属于启蒙性质的著述。

在1933年，就有人撰文将王益厓和张其昀、葛绥成、盛叙功并称为中国地学界四大“柱石”，“王先生对于我国地学的最大贡献，是在于地学辞书一书的出版，给研习地学者许多便利，在此书未公世之前，一般学子时常碰到地学许多的术语，而找不到解决的捷径，虽案上有许多地理参考书可以查考，总不免要感到费时又吃力，这个困难，他替我们解决了，功劳实在不小。

他关于地学的其他著作，还有：自然地理ABC、海洋学ABC和文化科学丛书本国地理等书，虽然内容不很精博，但在中国出版界的地位说起来，还是绝无仅有的著述啊。”王益厓编著的中学地理教科书，还有世界书局印行的《王氏高中本国地理》，该书从1934年初版，到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短短五年间，该书至少印行了12版，足见该书受欢迎的程度。

这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同时还是一位命相学专家。有人说，王钟麒当年在日本求学时，获得的是舆地学博士学位。这大概有夸大其词的成分在其中，因为王钟麒本人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个情况，但是他精于面相的故事都是真的，在当年的台湾是有口皆碑。

1949年，王钟麒携全家去台湾，求常熟同乡、台湾省政府秘书长浦薛凤帮忙，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兼任警备司令，主管入出境事务，找浦薛凤自然是找对了人。但王钟麒到台湾后既无工作，更无居所，便临时寄住浦薛凤在台北市南京西路的秘书长官邸。那时浦整天忙于公务及应酬，自然无暇顾及王钟麒。可是，浦的夫人和侍卫副官却感到十分好奇，王钟麒自住进秘书长官邸后，从不外出找寻工作，似乎安于享受官邸免费食宿，而且也不约见浦谈工作之事。浦夫人有点不耐烦了，又不便明言，就敦促丈夫询问王钟麒今后有何打算。浦去探望王钟麒，谁知道王钟麒竟然回答说：我来台前，已经做过推算，目前尚无机缘，即使外出寻找，也是劳而无功，再过十几天就会有机运。浦大为惊讶。

果然，过了十来天，王钟麒衣冠楚楚地走出秘书长官邸。下午返回，请副官约秘书长见面。和浦见面时，他介绍了自己上午去了何处，见了何人，获悉台北图书馆有缺额，很适合他，请浦秘书长鼎力成全。浦说，别的单位我还真不一定说上话，台北图书馆我可以进言推介。果然，第二天浦上班，台北图书馆馆长就来求见，面提签呈，请求增加一位编译，拜托秘书长支持赐助。浦先生问馆长，是否已有属意之人选。馆长回答说：编制未定，岂敢觅人。浦秘书长说我推荐一人如何？馆长连声道谢，秘书长有人最好了。还有预留眷舍可以配住。数分钟內，王钟麒的工作及住所，全部顺利解决。浦对王钟麒的推算十分佩服。

有了这一段事情，浦对王钟麒推崇备至，视之为现代命相学权威，先后介绍几位权贵求王钟麒批命。王身任图书馆编译，非职业算命先生，並不乐意为人批命，但有浦先生介绍，情不容却。日久传闻渐广，登门求敎者络绎不绝，尤以军方将领，纷至沓来。王概不承认自己会推算，只是频遭打扰，不得淸净，深以为苦。某次，浦拿陈诚的生辰八字请王钟麒批算，数日后王告知：陈诚某月中职务将有异动！浦惊惶之余，警告王，敏感话题不可信口开河，随便预测。王钟麒却笑着说，我是依八字论算，不是无稽造谣，你旣交我批算，当然不能随便。何况异动是高升，并非下台，毋庸紧张。浦先生为之语塞。其后，果于某月中发布陈诚调升行政院长，神算又一次验证。

王钟麒对于命运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命虽固定，但因运而可转变。他告诫向他求算的人，人生多行善可增运。他说他自己生命年龄的寿限应为60岁，但因运而已增高，因此他最多只能活到66岁。数年后的1968年9月27日下午，王钟麒出门访友，归途忽感不适，坐三轮车到家门口下车时突然昏厥，家人急忙送往台大医院急救，被诊断为脑溢血，终于不治，享年刚好66岁。

纵览王钟麒的一生，从留学东洋，到担任扬州中学教务主任、淮安中学校长，再到欧洲留学，继而成为中国地理学界泰斗级人物，因为战乱，竟从一介文人之身，充任地下工作者角色，从汪伪特工总部76号死里逃生，他的身份有留学生、博士、小学校长、中学训育主任、中学校长、大学教授、少将、中将、图书馆编译，不能不说始终充满着传奇色彩。他在省立淮安中学校长任上，虽然只有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但是为淮安中学带来了一大批名师，对于淮安中学的影响绝非3年的时间可以衡量的。乔冠华、杨述、吴强、王攀元、裴锡颐、裴锡恒都是这个时期在淮安中学的学生，淮安中学老师们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进步的理念，对于他们的成长必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