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年4月27日—1797年9月10日），女，英国启蒙时代著名的女性政论家、哲学家、作家与思想家，更是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史上的先驱。在她短暂的写作生涯中，她写就了《女教论》《玛丽：一篇小说》《真实生活的原创故事》《人权辩护》《女权辩护》《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玛丽亚：女人的受罪》等作品。

1759年4月27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生于伦敦东区的斯毕塔菲尔德（Spitalfields），在父亲爱德华·约翰·沃斯通克拉夫特（Edward John Wollstonecraft）与母亲伊丽莎白·迪可森（Elizabeth Dixon）的六个孩子中排行第二。玛丽年幼时，其父是一名边远地区农场主贵族，其家庭收入足以维持舒适的生活。可是，她的父亲将家产耗费在了投机生意上，从而导致整个家庭逐渐地陷入了财政困难。此外，她父亲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酒醉后便会对妻子拳脚相加。不仅如此，家中重男轻女思想也相当严重，男孩子在家中的地位明显要比玛丽三姐妹优越。这种家庭暴力与不公平在玛丽心目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怒与抗议。

为了保护母亲免遭毒打，年少的她在父母卧室外睡觉，一旦有异常情况，她便警醒地冲入，把母亲从父亲的虐待之下拯救出来。同时，玛丽还对妹妹们承担起了母亲的责任，一生都精心照顾着两个妹妹埃弗里娜（Everina）与伊利莎（Eliza）。譬如，在1784年，她劝服了可能患上了产后抑郁症的伊利莎从不幸的婚姻中离开其丈夫与幼子，甚至还为伊利莎的逃跑制定出了周密的计划——这也从侧面展现出她敢于挑战社会准则的勇气。在十八世纪中期的英国社会，一般女性对男人都是逆来顺受，上层社会的妇女无论家道中落到怎样地步都不敢想象外出工作，独立精神、自由人格离英国女性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她的妹妹伊利莎为此遭到社会的谴责，也不能再婚。

简·阿登（Jane Arden）和范妮·布拉德（Fanny Blood）的两段友情塑造了玛丽早年的生活。其一是在贝弗利与简·阿登（Jane Arden）建立的友情。她们俩经常在一起读书，并一同倾听阿登的父亲——一位自封的哲学家及科学家发表的演说。沃斯通克拉夫特十分喜爱阿登家庭的理性氛围，并珍视她与阿登的友谊，有时甚至还带有情感上的希望拥有。在玛丽给阿登写的信中，她写道：“我已经形成了对友情的浪漫观念……我对自己对爱情和友情的想法感到一点奇怪；我要么就必须拥有第一位，要么就不要。”——玛丽的易变而忧郁的情绪已在该信中初现端倪。

玛丽的第二段友情，是同范妮·布拉德（Fanny Blood）的友情——这段友谊对她而言更为重要。范妮·布拉德是霍克斯顿的克莱尔夫妇（Clares）的女儿，也正是这对夫妇把她介绍给玛丽；玛丽视布拉德为打开她心扉的人。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幸福，玛丽在1778年便开始独自生活，并找到了一份伴护寡妇萨拉·道森（Sarah Dawson）的工作。但是，与这位脾气暴躁的女人相处并不容易，她曾在其《女教论》（Thoughts on the Education of Daughters，1787）中提到该事。1780年，她回到了家中照顾自己重病的母亲。母亲去世后，玛丽并没有回到道森夫人身边，而是搬到了女友布拉德的家中。在与布拉德一家共同生活的两年中，她把布拉德视为自己的偶像——尽管布拉德要比玛丽更为注重传统的女性价值。在其一生中，玛丽都没有中断对布拉德与她的家人的援助：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她曾多次向布拉德的兄弟提供金钱上的帮助。

玛丽曾与布拉德一同幻想过自己的理想天地：她们曾计划租下几间屋子，并在精神与金钱上相互支持着生活，但她们的梦想却由于其经济现状而破灭。玛丽和妹妹伊利莎与布拉德1784年在一处非国教徒居民区纽温顿·格林开设了一间学校。一是维持生计，二是玛丽认为，妇女只有接受教育，才能学会思考问题，也才最终谈得上经济独立、人格独立，大堆的嫁妆并不能保证妇女的幸福与自由。

在纽温顿·格林学院期间，玛丽与当地激进分子理查·普莱斯（Richard Price）成为了好友。后者是“合理的新教徒”的领导人之一，身为国教徒的玛丽被这些激进的言论深深吸引，在普莱斯影响下经常参加他们组织的活动，并在普莱斯家中结识了包括自由出版人约瑟夫·约翰森（Joseph Johnson）在内的其他主要激进派人士。

1785年，布拉德便与休·斯基思（Hugh Skeys）订婚并结婚。但由于她的健康状况不稳定，结婚后不久，布拉德便被她的丈夫带去欧洲大陆疗养。怀孕后，布拉德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玛丽不得不放弃了学校，并来到她的身边照料她，然而这已经无济于事了。另外，被放弃的学校也在不久后倒闭。布拉德的死，除了对沃斯通克拉夫特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外，还为她的第一部小说《玛丽：一篇小说》（Mary: A Fiction，1788）提供了部分的灵感。

在布拉德死后，玛丽的朋友们推荐她担任英裔爱尔兰人金斯伯勒家（Kings borough）的女儿们的家庭教师。尽管与金斯伯勒夫人相处得并不是十分愉快，但孩子们却喜欢她并受到了她的影响；一名学生玛格丽特·金（Margaret King）在后来说到，沃斯通克拉夫特“让她的头脑不再受迷信支配”。玛丽在这一年里的一些经历，在后来被写入了她的童书《真实生活的原创故事》（Original Stories from Real Life，1788）中。

无论是高贵还是贫贱的女性，其职业选择的范围都被压缩得十分狭小——在《女教论》的一章“女性的不幸境遇，上流社会的教育，以及失之交臂的命运”（Unfortunate Situation of Females, Fashionably Educated, and Left Without a Fortune）中，玛丽生动地描述出了这一人为设置的障碍——对她而言，在辞去担任了一年的家庭教师工作后，她决定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事实上，这一选择十分大胆，因为在当时几乎还没有哪位女性能靠写作来养活自己。

1788年，她搬到了伦敦，并接受了一位思想开明的书商约瑟夫·约翰逊的帮助，在一处地方定居下来，并依靠写作自给自足。她学会了法语和德语，并翻译了一些著作，其中较为知名的是雅克·内克尔的《宗教观点的重要性》（Of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us Opinions）与克里斯蒂安·扎尔茨曼的《道德素质》（Elements of Morality, for the Use of Children）。她还曾为约翰逊的杂志《分析评论》写作过一些评论与小说。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对政治从不感兴趣的玛丽，被革命的思想和它引起的改良所鼓舞，变得更加激进起来，开始相信人性的改善并非天方夜谭。普莱斯发表布道，热情赞扬法国大革命，向英国人民鼓吹他们也有权力赶走坏国王。埃德蒙·伯克对此深感恐慌，写下《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拥护君主专制的世袭权。伯克的保守、反动，以及对普莱斯的攻击令玛丽大为不满，她很快写出《人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en，1790）予以坚决回击。这本书令她一夜成名。人们开始将她与当时的一些重要人物相提并论，例如神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以及托马斯·潘恩。这本小册子不仅大胆肯定法国革命的进步意义，保护和捍卫了普莱斯，而且尖锐地指出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病，如罪恶的黑奴贸易、游戏般的法律和穷人的悲惨境遇。小册子的出版很快引起了其他著名激进思想家，如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等人极大的关注。

1792年玛丽出版了她最重要的著作《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with Strictures on Political and Moral Subjects，1792）。在这部重要的女权主义经典文献中，玛丽抨击了把妇女保持在“无知和奴隶式依附”状态中的教育限制，把婚姻描绘为“合法的卖淫”，尤其反感妇女自甘沉沦于依附甚至奴性状态，认为男人的权利同妇女的权利是一体的和同一的，要获得社会平等，必须消灭教会、废除军阶制，更要革除君主专制。这些观念激起了广泛争议，它们不仅在当时的环境中是相当革命极其前卫的，甚至令其同路人也大为震惊，即使在今天的某些人眼中也称得上惊世骇俗。玛丽首次使妇女的权利成为一项事业。尽管她关于“人类的一半的公平”的要求过于革命，但仍在激进者和受过教育的妇女中赢得了追随者，不少女性从玛丽那里获得了精神上的鼓舞与力量，开始认真思考自身的前途与命运。玛丽在促成把妇女看作重要社会力量这一潮流中获得了成功。

正当这个“离经叛道”的女人连同她的作品和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之时，玛丽的人生经历了极富戏剧性的变化——后人称之为“先驱的自我偏离”，而且正是这种偏离，曾一度损害了她作为女权主义先驱的声誉，动摇了她在女权主义运动史上的地位。

在伦敦期问，玛丽与已婚的画家约翰·亨利希·菲斯利（Henry Fuseli）发生了感情。她本想与菲斯利夫妇住在一起并与菲斯利保持柏拉图式恋爱，却遭到菲斯利妻子的拒绝与破坏。之后玛丽前往了法国，一是为躲避菲斯利事件造成的羞辱，二是为了亲身融入她在《人权辩护》中所歌颂的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玛丽结识了一位美国冒险家吉尔伯特·伊姆利（Gilbert Imlay），并与他陷入热恋之中。尽管他们没有结婚，不久她便怀孕，并在1794年5月14日产下了她的第一个女儿范妮（Fanny）：用她最亲近的朋友的名字来命名。然后，伊姆利很快就厌倦了玛丽并许久不归，甚至连封信也没有，她终于意识到他已经有了另一个女人。玛丽写信给伊姆利苦苦地哀求他回心转意，并为了追随伊姆利在1795年4月回到了伦敦，却遭到了他的拒绝。1795年5月，玛丽企图自杀，却被伊姆利及时救回生命。最后玛丽只身带着年幼的女儿和一名女仆前往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替伊姆利进行生意谈判，以努力弥补他生意上的一些损失。在写给伊姆利的信件中，她详细地描述了她的旅行以及思考，这些信件之后被整理收录在《瑞典、挪威和丹麦短居书简》（Letters Written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1796）中。当玛丽回到英国后，她最终意识到自己与伊姆利的关系已彻底结束了，于是她再次企图自杀。在一个下雨的夜晚，她纵身跳入了泰晤士河里，但却被一位陌生人发现并救起。玛丽曾在理性上仔细考虑了她的自杀行为，并在获救后写成文字：“当死亡的阴影过去，当我被毫无人道地拉回人世间的痛苦时，我只有选择悲伤。但坚定的决心绝不会为失望所阻扰；而我在理性下选择的这一冷静行为，也绝不会发展成为疯狂的尝试。在此方面，我只对自己负责。我并不在意什么名声，在其它情况下我一样会被羞辱。”尽管伊姆利曾提出要为她和女儿范妮提供抚养费，却遭到她的断然拒绝，她称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并抚养女儿。

渐渐地，玛丽重新回到写作生活中，并与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彼此爱慕。两人都反对婚姻制度，并各自拥有住处且保有独立的生活方式。而当玛丽再次怀孕后，为了让戈德温和她的孩子有个合法的名分，两人决定结婚。两人的结合揭示出了玛丽从未与伊姆利结婚的事实，并导致她与戈德温失掉了许多朋友。戈德温也遭受了大量的批评，因为他曾在其哲学文集《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1793）中鼓吹废除婚姻制度。1797年3月29日，两人正式结婚，然后搬到了位于伦敦萨默斯镇波利根楼（Polygon）的两间相邻房间中，以维续两人的独立生活；两人通常会经过信件进行交流。1797年8月30日，玛丽生下了第二个女儿玛丽·雪莱。虽然最初的分娩过程看起来十分顺利，但生产后残留下来的胎盘组织却导致了感染。在忍受了数日巨大的痛苦后，玛丽于1797年9月10日因败血症而亡。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著作之一《人权辩护》清晰地表明了她对法国大革命的推崇，令她一夜成名。她的政见在18世纪90年代的英国社会掀起了轩然大波。她的观念受到广泛关注，并引发了激烈讨论。参与辩论的不仅有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还有工人、下层劳动人民，甚至偶尔还有女性参与者。成为启蒙时代著名的女性哲学政论代表人物。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其代表作《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为“英美女权主义历史上的奠基之作”。该书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本呼吁女性行为改革、唤起女性意识的女权主义巨著。

她的女权主义理论深深影响了包括埃玛·戈尔德曼（Enema Goldman，1869-1940）与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在内的后世作家，以及诸如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与凯特·米利特（Kale Millett，1934-2017）等当代思想家，奠定了女权主义的论辩传统与理论基础。

克兰姆·尼克（Miriam Kramnick）说：“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是首位重要的女权主义者，《为女权辩护》是女权主义的独立宣言。”

弗吉尼亚·伍尔芙这样评论道：“革命不仅仅是发生在她身边的事件，而是活跃在她血液中的元素。她的整个生命都在抗争中度过——与专制抗争，与法律抗争，与成规抗争。”

埃莉诺·弗莱克斯纳评价：“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最终是想倡导男女的理性思考和传统的复归。”

克劳迪娅·约翰逊（Claudia Johnson）、加里·凯利（Gary Kelly）、维吉尼亚·萨皮罗（Virginia Sapiro）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更是当时社会文化的产物。

美国政治学教授维吉尼亚·萨皮罗认为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不仅是有启蒙运动思想的自由主义者，还是有远见的政治思想家。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超越了她所处的时代，注定是不为历史现实接受的。

历史名声

1798年1月，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丈夫威廉姆·葛德温的《女权辩护作者传》追忆了她反传统的一生，这也是对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最早的批评研究。不幸的是该文不仅没有提升她的声誉，反而令她身后的一个多世纪声名狼藉。许多读者为书中的内容感到震惊：她不受婚姻制度束缚的爱恋、她的私生女、她曾经自杀的企图和传统信仰的丧失等。尽管《女权辩护》在1844年曾被再次发行，却影响甚微。之后，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作品不再被印刷，直到19世纪80年代才有她的第二部传记出版。研究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学者维吉尼亚·萨皮罗（Virginia Sapiro）指出在十九世纪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书几乎无人问津，因为攻击她的评论家或是暗示或是直接声称“只有不自重的女人才会读她的书”。

浪漫主义诗人罗伯特·骚塞谴责戈德温“享受着把他死去的妻子剥个精光的快感”；另外，还出现了《去势的女性》（The Unsex'd Females）这样的恶意讽刺的作品。在戈德温的回忆录中，沃斯通克拉夫特被描述成一个深陷感性之中而需要用他的理性来平衡的人；此外，与她个人的作品相比，戈德温还夸大了她在宗教上的怀疑主义。戈德温对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描述影响了整个十九世纪对她的看法，在当时的一些诗作中也体现出了这一点，同情她的十九世纪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曾作诗：你的一生都命运坎坷/从女儿、姐姐、母亲、朋友到妻子/坎坷的命运陪伴你至死亡呵/再让戈德温这铁石心肠的人来哀悼你。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声誉被丈夫的一本回忆录毁坏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直到20世纪初，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沃斯通克拉夫特因她对妇女平等权益的倡导和她对传统女性价值观的批判，才逐渐受到评论界的重视。

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对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作品的研究才出现了高潮。仅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相继就有六部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传记出版印刷，此时她被看作是个自相矛盾而又令人好奇的人物。

在现代，批评界更注重通过阅读她的传记，分析她的女性身份定义以及她的作品对现代女性的地位和身份寻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