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1），生员也；与胥史为缘（2），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知，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百年以来，以此为大患，而一二识体能言之士，又皆身出于生员，而不敢显言其弊，故不能旷然一举而除之也。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也。
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3），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的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4），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之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试科举之费，犹皆派取之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员也。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也。
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则有所谓主考官者，谓之座师；有所谓同考官者，谓之房师；同榜之士，谓之同年；同年之子，谓之年侄；座师、房师之子，谓之世兄；座师、房师之谓我，谓之门生；而门生之所取中者，谓之门孙；门孙之谓其师之师，谓之太老师。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
太阿之柄而颠倒之（5），皆此之繇也（6）。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也。
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文、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7），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之场屋之中（8）；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9），敌国外侮得而胜之。苟以时文之功，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则必有聪明俊杰通达治体之士，起于其间矣。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也。
这篇文章选自《
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共三篇，这是中篇。生员，因
唐代国学及州县学都规定学生的员额，故称生员。明、清时，凡经过省内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都称为“生员”。这篇文章尖锐地揭发了生员的弊害，提出“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百姓之困苏、门户之习除、用世之材出”，其矛头对准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科举制度。其指责时弊，切实有力。关于废除生员后取士的方法，作者在下篇中作了回答。他主张废除的是以时文取士所产生的生员，则矛头也对准了
八股文。他主张兼用辟举之法，其法虽也弊害百出，但由于时代局限，作者也不可能有根本上改变这种弊端的好办法。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忠清，自署蒋山佣，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少年时有大志，不与人苟同，耿介绝俗，与同乡
归庄友善，共同参加复社活动，有“归奇顾怪”之称。清兵南下，他追随昆山令杨永言等举兵抵抗，失败后，友人
吴其沆被杀，顾炎武与归庄得以逃脱。后来遍游南北各省，结纳各地爱国志士，考察山川形势，图谋匡复明朝。多次险遭陷害，并曾被捕入狱，得友人营救，才得出狱。他也多次拒绝与清朝合作，愿以身殉国。晚年卜居陕西华阴，死于曲沃。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爱国学者。他在经学、音韵、史地、文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被推为
乾嘉学派的开山祖师。其著作极丰，著名的有《
天下郡国利病书》、《
肇域志》、《
音学五书》、《
韵补正》、《
日知录》、《
顾亭林诗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