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昌五先生，1925年7月13日出生于河南省郾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读私塾，后入本县召陵中学和安阳高中读书，1945年参加抗日远征军赴印、缅抗击日军。1987年调入山东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文化书院导师、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同时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等职。一生著述宏富，成就卓著。由于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经多方医治无效，于2001年10月6日凌晨4时22分逝世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享年76岁。

田昌五先生，1925年7月13日出生于河南省郾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读私塾，后入本县召陵中学和安阳高中读书，1945年参加抗日远征军赴印、缅抗击日军。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再入开封高中。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第四党支部书记，195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任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等职。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78年任研究员，1986年评聘为博士生导师。1987年调入山东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文化书院导师、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同时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等职。一生著述宏富，成就卓著。由于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经多方医治无效，于2001年10月6日凌晨4时22分逝世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享年76岁。

田昌五先生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青年时代，田昌五先生即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日本侵略军的枪林弹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中，不怕牺牲，不畏艰险，机智灵活，为党和人民奉献一腔热血。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去。为了探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道路，转而以毕生之力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田昌五先生理论修养深厚，精通马恩经典著作，视野开阔，博闻强记，学风谨严，真正做到了历史研究宏观和微观的统一、历史和逻辑的统一，通古今之变，重经世致用，胸怀坦荡，刚正不阿，淡泊名利，不趋时俗，不宥于传统，不宥于自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其学术品格，高山仰止，堪称楷模。

田昌五先生是一位辛勤的园丁，为山东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单位培养了36名史学博士，大都已经成长为国家栋梁。田昌五先生重视学科建设，爱护青年教师，品德高尚，泽被生徒；教书育人，桃李满园，他的学术和思想必将影响深远。

在半个世纪的史学研究中，先后出版了《王充及其论衡》、《中国农民革命史》（第1卷）、《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古代社会形态析论》、《古代社会断代新论》、《历史学概论》、《论衡导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中华文化起源志》、《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周秦社会结构研究》（与臧知非合著）等学术专著10余部，发表一系列学术论文，达400多万字，并主编出版了《秦汉史》（与安作璋教授合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四卷本，与漆侠教授合编）、《华夏文明》系列专集和《中国原始文化论丛》（与石兴邦教授合编）等大型学术著作与文集。是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第二卷的主要撰稿人和组织者，主持了《马克思恩格斯论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的编辑和出版，尚待出版的专著有《史学新论》、《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史学举要》史学卷等。

田昌五先生以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运用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比较中西历史发展的异同，在史学理论、文明起源、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古史分期、农民战争与农民问题、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及其与社会结构的互动等领域均有重大学术建树，自成一家。50年代末60年代初，田昌五先生对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指出马恩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农村公社，而不是一个确切的社会形态概念。这一观点影响广泛，论文被译为英、法、俄、日等多种文字。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田昌五先生始终以科学的方法，探讨农民历史命运的变迁及其与社会结构变动的逻辑联系。改革开放以后，田昌五先生系统提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说，即中国古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宗族奴隶制，国家形态是宗族城邦；春秋时期宗族奴隶制瓦解，至战国变法运动的结束而形成了封建专制国家。这一观点发展了郭沫若首创的战国封建论而自成体系；田昌五先生还第一个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时代课题，并进行了艰苦细致的长期探索，涉及到华夏文明的起源及其发展道路、古代社会土地形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等等。进入90年代，田昌五先生系统升华以往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体系，把从远古到晚清的中国历史划分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封建帝制时代三个发展阶段，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文明不断转移和封建社会循环发展的历史规律，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