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制（Patriarchy），其与男权、男权主义、男性主义、父权制、家父长制等名词在学术定义上重叠，表达方式交互使用，是指男子在家庭、社会中的支配性特权。

迄今为止，全世界大多数文化都形成了男权制，并持续了数千年之久，只有少数例外，例子有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研究的一些岛国和蔡华研究的中国云南省的摩梭文化。因此，可以断言，男权制是一个跨文化的现象。

尽管女性主义理论千差万别，但是在一点上保持高度一致，那就是：男权制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永恒的，它有人为建构的成分，而且是可以改变的。在现代100年间，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一改变与女性主义理论家、实践家的努力有关，是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的直接后果。

男权制在西方学术话语中被称为父权制（patriarchy），原因大约在于从词根上讲男权制与父系的（patrilineal）、男性家长（patriarch）同源，相对于母系的（matrilineal）、女性家长（matriarch），表示一种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性不平等的制度。但是从众多的关于父权制的定义来看，父权制与男权制完全重叠，应当可以通假，视为同义词。

下面是西方一组关于男权制（父权制）的定义：

——男权制就是将男性身体和生活模式视为正式和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

——这是一个系统的、结构化的、不公正的男性统治女性的制度。男权制包括这样一些制度（如政策、实践、地位、机构、角色和期望）和行为，它们为男性授予特权（较高的身份、价值和特权）。这些制度和行为构成了性别主义的概念框架，后者反过来维护前者，将前者合理化。男权制的核心是对男性特权和权力的维护和将其合理化。

——长期以来最令人惊异的一个事实是，作为女性的对立面，男性的活动总是被当作绝对重要的，文化体系对男性的角色和活动赋予了绝对的权威和价值。

——男权制：一个社会由男性统治，是认同男性的，男性中心的，这个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压迫女性。

——男权制（父权制）又称男性中心主义（androcentrism）。所谓男性中心是指：注意的中心在于男性及其活动。

下面是中国关于关于男权制（父权制）的定义：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

高云览《小城春秋》第十八章：“是的，你，你把女子当礼物，男权思想。”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发表《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逻辑研究》，在文中“二、读懂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目录下写道：“包括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主题在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妇女解放和发展、宗教制度改革、树立新型社会风尚等，毫无疑问都是伟大的社会革命。其中，中国共产党以实现男女平等作为社会革命的目标之一，打破了几千年中国社会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庭结构，实现了对宗法社会的重大改造。这一举措极为关键，它使党的基层组织成功嵌入基层社会，并把“一盘散沙”的群众组织起来，最终取得政治革命的胜利。”

女权主义者从人类历史长河中发现，在全世界范围里女性都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是“他者”，这是一个普遍而持久的现象。女性受压迫范围既包括社会领域，也包括家庭领域。凯特·米利特（KateMillett）在《性政治》一书中首次将“男权制”或“父权制”这个概念引入女权主义理论中，并扩展了它的含义：一是指男性统治女性；二指男性长辈统治晚辈。从20世纪60年代起，男权制被定义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制。男权制是将男性身体和生活模式视为正式的、理想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一个系统的、结构化的、不公正的男性统治女性的制度。

激进女性主义依据其突出的理论成果即男权制理论，认为传统婚姻家庭中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形式造成了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附属地位，提出女性如要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就需抛弃婚姻，抛弃因婚姻关系产生的家庭。这一点促使现今社会的成年男女双方思考婚姻家庭是否必要，以及如何保证婚姻家庭中夫妻的平等地位。总之，激进女性主义者揭露家庭制中广泛存在着的对女性压迫的男权制，主张抛弃婚姻与婚姻家庭，同时也质疑爱情。对婚姻认同与否的选择势必推动婚姻观、婚姻形式、婚姻制度呈多元发展的态势，这也必将对男女的社会、婚姻家庭地位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加速推进人类的文明进程。

男权制的主要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中，所有权威的位置都留给男性；衡量、评价女性的一切标准都是男性参与制定的，女性不能参与制定和自身相关的标准，更不能独立为男性制定任何标准、规则。

在一个社会中，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军事、家庭领域中，所有权威的位置都保留给男性。用男性的标准评价女性，而不是相反。例如，在报纸上出现对总统的这样一句评价：“我想知道他是否能够像女性那样做个好总统。”所有人都会觉得匪夷所思，根本没有人会这样说话的。与此同时，在报纸上对一位女性总统竞选人做这样的评价（我想知道她是否能够像男性那样做个好总统）却显得那么“自然而然”，司空见惯。这就表明，男尊女卑已经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既定事实，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直到把一个常见的陈述中的男性换成女性，才能发现日常生活逻辑的触目惊心的荒谬。

男权制强调男性统治的自然基础，认为男女的差别是自然的，因此男性的统治也是自然的。男权制是一个控制女性的性别结构。男性对资源的控制限制了女性的选择。

社会的核心文化观念对社会正态的、褒扬的、有价值的认定，总是与男性气质相联系。从而导致了普遍认同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男女分工模式，把在公共领域的有报酬的、劳动视为劳动、事业，而社会普遍不认同主要由女性承担的、无报酬的家务活。

核心文化观念关于什么是好的、值得向往的、值得追求的或正常的，总是同男性和男性气质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用“男人”的“他”代表两性都在内的人类；男人在前台，女人是背景，使女性边缘化，把女性变为规范之外的人和例外；在男主外女主内的前提下，把挣钱的工作当作劳动和事业，不挣钱的家务不视为劳动和事业。

男权社会对男性气质和理想男人的文化描绘与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十分接近，如下列特征：有控制权，强大有力，有效率，有竞争性，有强迫性，爱拿主意，有理性，能自立自足，能控制情感等。女性气质、理想女性同男性气质、理想男性相比则是次等的。当然，女性的价值也不是完全被否定的，女性的美丽被视为男性性欲的对象，许多文化将女性浪漫化，尤其是将母性浪漫化。

在男性事务与交易中，女性成为客体，剥夺或限制女性获得知识、提高认识、发挥创造力的权利。

在男性事务和交易中将女性用作客体。限制和阻碍女性的创造力。不让女性接触社会知识和文化成就的很多领域。男权制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否定女性的性；将男性的性强加于女性；统治和剥削女性的劳动力，控制其产品；控制两性共同生育的孩子；肉体上限制女性，阻止女性的活动。社会上常见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信息总是将女性摆在次等的地位，贬低女性的角色，女性的工作、产品和社会环境均低于男性。各类传媒中的符号设计暗含对女性的贬低。社会结构安排从社会最高权力机制上排斥女性。

包括两分思维，把男女对立起来；等级思维，认为世界万物间存在等级，男性处在最高层，女性在其下。

其中包括两分思维，即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将所有的事物分为黑白两极，忽略中间状态。例如：阳刚与阴柔、主体与客体、浅肤色与深肤色、理智与感情、心灵与肉体、善与恶。线性思维：时间和历史都依线性前进，忽略了循环。等级思维：忽略了只是不同没有高低之分的事物。崇尚直线发展型模式：认为现在永远优于过去。由于社会的进化和选择自有规律，如果采取社会行动、革命或改变社会秩序的行动，就会打断进化进程，导致社会的不平衡。

一句话，男权制社会认为男女间不但存在身体上的差异，在气质上、理性认识深度上也有鸿沟，也正是这些差异（其实说的都是女性在各个方面都不如男性），使得女性只能处在被男性统治的地位，男权制把女性的被压迫状况看作一种自然现象。

而这种男权制在历史上的思想家那儿有很明显的体现，有不少著名的哲学家对女性的评价是有贬义的和歧视性色彩。如亚里斯多德就认为，男性高于女性，女性是男性有缺陷的、发展不完备的形态，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男人天生高贵，女性天生低贱；男人统治，女人被统治”；而提出“人生而平等”、攻击所有的社会不公正的法国思想家卢梭也忽视了男女之间巨大的不平等状况，反倒认为女人是为男人而生的，是依赖男人而活的，没有男人女人难以生存。可以说，男权制思想已经深深地渗透进这些思想家的精神骨髓之中。激进女性主义对男权制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认为没有任何生物学、生理心理学、人类学的证据证明男权制的合理性；而相反，男权制所具有的以上四个特点都是男性思想家自己虚构的神话。基于对传统家庭制如此的认定，即认为它是进行性别压迫的工具，所以，激进女性主义者号召要打破家庭制。

“为什么现代社会仍然存在性别歧视？”主要原因在于性别歧视深种于文化之中，这一文化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圣经·创世记》这样写到男人和女人：“上帝用从男人身上取出的肋骨造了女人，把她领到男人面前。亚当说，这是我的骨中骨，肉中肉；要把她叫做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由于女人犯了吃智慧之果的原罪，上帝“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让一个性别“管辖”另一个性别，这样的不公平，既没有象样的理由，也没有什么事实的依据，显得如此蛮横霸道。

基督教认为，女性是不洁之物。德尔图主教说：“女人，为了使你不要忘记，你是使人类走向灭亡的东西，你要常常双眼含着忏悔的泪，用乞求的目光，愁眉苦脸，衣衫褴褛地度日。女人！你该进地狱之门！”他又说道：“哪怕人类灭亡，也必须选择独身之路。”如果说男尊女卑的观点还仅仅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那么这位主教的言论简直就是仇女和相当刻毒的了。作为一个以爱心为本的宗教，能够对人类中的一半有如此的怨毒，真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古罗马法中有这样的条文：“女人由于心性轻浮，即使长大成人也要有人监护。”直到现代，人们仍然常常把女性和儿童联系在一起，根源原来在这里。

伊斯兰教也是重男轻女的，它主张“男人掌管女人，因为真主把他们中的一个造得比另一个更好，因为男人用财产供养女人。所以好女人是驯服的。”（《古兰经》第4章，7世纪）

佛教认为，女性是万恶之源。《大般涅槃经》说：一切女人皆是众恶之所住处……其女人者，淫欲难满……譬如大地，一切作凡，令如芥子，如是等男，与一女人，共为欲事，犹不能足；假如男子，数如恒沙，与一女人，共为欲事，亦复不足。（《大般涅盘经·卷九菩萨品之十六》《大正藏》第十二册页633中）更提倡“女转男身”。《地藏经》说：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复受。无论佛教如何阐释女转男身论，“男身是好的，女身是坏”的中心思想无法扭转。作为一个以众生平等为本的宗教，却是认为女人之所以卑贱于男人是前世所造的罪业所致，把女人当作人类的原罪，厌恶到致力于一个没有女身的世界，男权制下的“厌女症”让人感置不寒而栗。

柏拉图是轻视女性的人，他说过：一个男人可能会因为胆怯或不正经，下辈子被罚做女人。在《共和国》一书中，他未来的统治者、导师不应接近女人、奴隶和下等人。他认为女人贪婪、野心勃勃，会贬抑她的后代和丈夫。虽然柏拉图说过，“从照看公共财产的角度看，女人与男人的人性是一样的”，因此女人可以作公共财产的监护人，但他仍然认为，具有这种天赋的女人少于男人，“女人在各个方面都是弱者。”公元前4世纪的《律法》一书中记载着他的话说：“女人天生的道德潜能劣于男人，因此她相应地就是个更大的危险，也许要比男人危险一倍。”

亚里士多德的生理学认为：男性高于女性，女性是男性有缺陷的、发展不完备的形态。 他说：“男人天生高贵，女人天生低贱；男人统治，女人被统治。”“男人是主动的，他很活跃，在政治、商业和文化中有创造性。男性塑造社会和世界。在另一方面，女人是被动的。她天性就是呆在家中的。她是等待着活跃的男性原则塑造的物质。当然，在任何尺度上，活跃的成分总是地位更高、更神圣。因此男人在生殖中起主要作用，而女人只是他的种子的被动孵化器。”

让-雅克·卢梭攻击所有的社会不公正，但忽略了其中一项：男女的不平等。在《爱弥尔》中，他写道：“男人和女人是为对方而存在的，然而他们的相互依赖性是不平等的。没有女人，男人仍然存在，没有了男人，女人的存在便有问题。女人依靠男人的感觉而活，依靠男人对她们的奖赏而活，依靠男人对她们的吸引力、对她们的美德所设定的价值而活。女人一生的教育都应该依照和男人的相对关系而计划，女人要取悦男人，要贡献给男人，要赢得男人的爱和尊重，要哺育男人，要照顾男人，要安慰、劝慰男人，并要使男人的生活甜蜜且愉悦。”卢梭大言不惭的男权制观点使他成为女性主义的最佳批判目标。女性主义对卢梭的挑战不仅指向他对女性不公正的忽视，还有他对男女差异的充满偏见的描述。

亚瑟·叔本华的思想深邃、睿智，但是在他所有那些充满智慧的言论中，男权制的观念和论述是一大败笔。他说：“女人本身是幼稚而不成熟的，她们轻佻琐碎、缺乏远见；简言之，她们永远不会成熟，只能是大孩子——是介于儿童与成年人之间的一种中间体。”他反对女性拥有财产，他甚至将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归咎于宫廷女人的腐败。“女人从本性上来说意味着服从，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位处于完全独立的非自然位置上的女人都要直接依附于某个男人，使自己接受他的统治和支配。这是因为她需要一位丈夫和主人。”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说：所有衰退的、病态的、腐败的文化都会有一种“女性”的味道。这是一种阴茎中心主义文化的论点，极其不公正。

社会学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认为：女人的制度性低于男人。

赫伯特·斯宾塞的进化论和有机体论关于女性的看法强调平衡，认为男主外女主内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女人扮演好妻子母亲的角色，男人挣钱养家，就达到了社会的平衡。

伊曼努尔·康德是在女性主义那里口碑最坏的哲学家，主要是因为他的厌女倾向和他对身体的轻视。例如他说：女性的天性完全由自然需要来定义，缺乏主见。由于这些弱点，女人需要男人的保护。由于恐惧和胆怯，女人不适宜于做学术工作。他有一次甚至说过这样无理的话：女学者的学问就像一块表，只是为了向他人展示炫耀，实际上是停摆的，显示不了时间。他说女人的哲学不是理性，只是感觉而已。他还说：只有女人想做男人，没有男人想做女人。由于这些言论和观点，康德成为女性主义主要的攻击对象。

康德强调理性和客观性，将“人”等同于男性模式，仅仅在与男性的关系中定义女性，强调妻子对丈夫的服从，排斥女性的智力与政治权利，被认为是性别主义在哲学领域中的典型表现。在关于客观性和理性的辩论中，所谓理性完全是一副男性的面孔。女性主义挑战启蒙理性、普适性和道德共识的原因就在这里。

但是也有人认为，从生态主义的视角来看，康德把女性与自然连在一起具有正面的意义。它为女性在生态问题上占据优势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认为：“女人担任政府首脑时，国家就立即陷入危险，因为她们不是靠普遍标准来办事，而是凭一时之见和偏好来行事。”他认为，公共领域的非个人化的互动是由家庭中个人化的互动来补偿的。他的这些观点被女性主义批评为“性别的情感劳动分工”——由女性补偿男性在公共领域的艰辛。对于黑格尔，女性主义的批判角度主要在于将女性限制在家庭领域，将家庭领域的活动和道德等同于女性的活动和道德。“黑格尔是女性的掘墓人。”而他所掘的这个墓就是“家庭”，或“私人领域”。女性主义反对将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永恒化、自然化，主张高度评价女性在公共领域的作用。

女权主义认为，即使是为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说话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完全摆脱男权制思维的羁绊，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把生产无生命的物品当作劳动，而没有将养育孩子视为劳动。在“家庭中的自然劳动分工”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为劳动的性别分工提供令人满意的历史解释。”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性别没有成为统治的特殊形式，独立的社会组织原则，这一点直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兴起时才有所改观。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没有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而只是对妇女解放的系列根本问题进行本质性解释与原则性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内，女性解放的真义，不是向男性的复仇，而是在尊重两性生理差异的基础上，携手共谋解放与发展，最终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工作”概念的性别盲点在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当代经济理论中继续存在。女性在劳动市场上仍旧被赋予较小的价值，得到较少的报酬。

存在主义与现象学是最多关注女性主义的哲学，反对抽象、理性，强调具体的“活的经验”，包括身体和情感经验。但所谓“人的存在”往往还是“男性存在”。在存在主义现象学中，海德格尔或多或少受到女性主义的青睐，因为他反对两分思维，提出过大量的女性主义命题。即使如此，他在其篇幅巨大的著述中也从未提及女性主义。

梅洛·庞蒂特别关注女性主义，认为人的经验是“身体-主体”，心照不宣的、感官的、感觉的知识先于明确的、有意识的知识，人的身体不是自然形成的机体，而是由“历史的观念”建构而成的。身体，特别是性，是经由历史和文化塑造而成的。性不是孤立的生命动力，不是自然的禀赋。这些思想十分深刻。可惜他的男性异性恋视角将女性的身体放在观淫的男性凝视对象的位置上，将女性的身体自然化了。

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是高度性别主义（sexism）的，有人说这是偶然的，但有人认为是必然的。他的“为其自身的存在”是主动的、自由的、升华的男性的存在；他的“在其自身的存在”是内在的、被动的、害怕自由的女性存在。

总而言之，当所有的男权制思想家、理论家为男性统治女性的历史、现实、制度和思想辩护时，他们说的是：是上帝或是自然迫使女性服从男性的。他们通过赋予男性某些品质（理性、逻辑、智力、灵魂），赋予女性另外一些品质（混乱的情感、无法控制的性欲等），将女性边缘化。男权制的逻辑并不直接说女性什么，而是用委婉的话去掩饰真正的含义，当它想维护既存制度促使女性屈从于男性时，所使用的却是诸如“保护家庭”一类的口号。

探讨男权必须探讨权力的本质。男权、父权与父权体制、父权思想、家长制等等名词常遭混用，在书籍中也经常交互使用，然而仍有若干指涉重心上的差异。

男权也称父权（Patriarchy），意指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英语中“Patriarchy”可指男权、父权、父权体制、家长制、家长统治。在中文语境下通常并未严格区分三者，男权、父权与家长统治、父权制/体制混用。

“男权”、“父权”强调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运作形式；男权思想则是顺由权力运作模式所产生、以男性为中心的思想；男权体制则指涉男权这种权力运作发展出完善的政经社文制度以持续男权的运作与优越地位。至于家长制则是比较具争议性的翻译。肇因于英文本身顺应各国民情而国内会顺应当地文化而翻作“家长制”，然而家长在中文词性上具有相对中立的词性。事实上英文所指涉的无疑的就是父权的“家父长制”，然而家长制此一翻译忽略了性别意涵。

随着女权主义提出的“男女平等”收录进各国宪法并逐渐普及，由于岁月的流逝，“男权制”已经成了一个陌生的词汇，但仍是有不少维护性别权益志士，认为男女平等有待加强，提出继续对男权的反思：

贾平凹书展引起男权反思：“中国今天依然是个男权社会，虽然很多女同志都不承认，但这是事实。这是社会问题，是中国社会的现实。但现在比以前更好一些，社会更进步一些。”

印度轮奸案引起男权反思：“政府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确保向女性提供更加安全的生活环境？民众能为消除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做些什么？”

李银河新书引起男权反思：“中国婚姻的男权有时不仅表现在重男轻女上，也表现在许多的婚外情上。许多的男人出轨被容忍，以至于一次次地放纵，还美其名曰：“他在外面只是玩玩，还是回家的，也算是有责任感了！”听到这，不仅心跳加速，如果女人也只是出去玩玩，反正还是回家的，那后果会怎样？估计一般不是叫男人清理了门户就是揍的半死，男权啊！逐渐由前些年的女人不上桌吃饭渐渐地演变成男人婚外可以适当的出轨。而且被发现后，竟然可以满腹冤屈，然后开始下一次的男权之旅。”

美批小时代引起男权反思：“到了当今社会，情况不但得不到改善，反倒越演越烈，毛主席的豪迈口号“妇女能顶半边天”现在怎么了？中国社会已经倒退到更早的时代。多年来的经济加速增长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性和地理流动性，增加了中国男性成功以及抛弃妻子追逐权力与金钱的压力。经济增长加剧了性别差距，复辟了文化传统，将女性降格至低人一等的地位。近年来人们在中国目睹的对女性的蔑视令人担忧。影片中的男性沙文主义恰恰是一个女性选择极其有限社会的征兆。女性在男权的压力下被鼓励成为物质女孩，那些敢於动用思考能力的女性被诅咒将陷入永恒的孤独，从而被驱赶到墙角。”

联合国秘书长引起男权反思：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说，性别平等在根本上是权力问题。长期的性别歧视、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等在经济、政治和企业领域造成日益扩大的性别权力鸿沟，这一局面必须改变。为此，他呼吁各国加快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

在文明社会，男权制思想精英不敢再公开说女性是天生的二等公民，关于有某一类人生而低人一等的话语在21世纪的话语中没有合法性。但是，性别歧视的话语和观念还远远没有退出公共话语的舞台。男女平等的事业还将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跋涉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