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是教育部主管、民政部登记注册、挂靠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研究所的全国性学术研究团体，办公地点位于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3层303室。

百越，又称越族或古越人，是我国东南和南部古代民族的名称。百越名称最早出现在《吕氏春秋·恃君》篇，文曰：

“扬汉之南，百越之际”。历代的史家和注释家均一致指出百越民族系分布在我国东南和南部地区，并且认为它不是单一民族的族称，而是多个民族的泛称。

百越主要来源于各地的土著，是具有悠久发展历史的古代民族。如传说时代的尧、舜、禹，该地区的先民被后人划分为蛮苗系统。文献中把南方民族泛称为“蛮”，或称为“三苗”，他们同百越的来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应该包括了越族或其中的部份先民。

大约在商代早期，百越地区的民族已从“蛮苗”中分离出来，开始出现了其它一

些不同的名称。

《逸周书·王会解》又有沤深、越沤、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国及东越、瓯人、于越、姑妹、且瓯、共人等民族称谓，这些位于商周王朝东土或南土的少数民族，其中大部份族称均与百越系统有关。西周时期，越的名称已普遍出现。

除《逸周书》记载外，《周礼·冬官考工记》有“吴粤”之名；《竹书纪年》记载周成王二十四年（前1040年）“于越来宾”，其中的“吴”即吴国，属百越的一支；“于越”即越国族称

。此外在《周礼·职方氏》中又出现了“七闽”的称谓。至春秋战国时期，越族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居住在今江浙一带的越人所建立的吴国和越国，已在长江下游崛起，参与争霸的行列，其他地区的越人也很活跃。因此，这时越族名称大显于世了，它的名称也被史家所普遍采用。在史书中，“百越”也有被称为“扬越”或“夷越”。句吴和于越在战国时已被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吴越故地置会稽郡。

司马迁在《史记》中，除了记载先秦吴越史事的《吴世家》、《越世家》外，又专门记载《南越列传》和《东越列传》。故在秦汉时期的文献中又出现“闽越”、“东瓯”、“南海”、“南越”、“西瓯”、“骆越”以及“滇越”等越人国名或族名。这些名称在历史上虽然出现较晚，但不等于这些民族是汉代才出现的。他们同样有着长久的发展历史，同是古老民族。秦汉时期，由于越族的支系还不少，故在史书上仍沿用“百越”、“扬越”之称。

《汉书》中把“越”改为“粤”。可是，这时的“百越”，比较多的用于指岭南地区的诸越人。此外，还有按方位来称呼的，如东越、南越、西越等，在《史记》中有时用东越来指“闽越”，也有用来指“东瓯”，但有的被用来指族称、国名称，如“南越”即是，在族称上造成了一些混乱。汉武帝统一了西南夷、南越和闽越后，百越名称及各支族称逐渐消失了，聚居于东南沿海一带的越人，有的被强迫徙处江淮，有一部份越人先后被汉族同化。但仍然有部份越人散居在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等省的部份山区，被称为“山越”。山越系百越的后裔。唐以后，山越名称消失了。

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是教育部主管、民政部登记注册

title=副会长黄现璠教授在“第二届年会”上讲话 style=right src=d002b34b3a3a9eed82025cec副会长黄现璠教授在“第二届年会”上讲话

、挂靠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人类学研究所的全国性学术研究团体，学会每两年组织一届学术年会，办公地点位于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3层303室，会员主要来自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云南、北京等省、市、区的大专院校、文博考古机构等。

1979年5月，全国民族研究规划工作会议在云南昆明召开，会上成立“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筹备组”，准备召开学术讨论会和正式成立研究会。随后开始了“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的筹建工作。

经过黄现璠、梁钊韬、陈国强等人一年多的筹备，于1980年6月17日至24

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了百越民族史学术讨论会，会上成立了“百越民族史研究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由梁钊韬 （中共党员）任会长，黄现璠、陈国强（中共党员）等人任副会长。

“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自1980年成立以来，集中了全国学术界的有关力量，

开始对百越民族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工作。近20年多年来，该研究会先后召开了十次全国性或国际学术讨论会，对百越民族的名称、族源、分布、文化习俗、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展开全面的研究。同时在各届理事会和广大新、老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和成功的经验：第一，秉持团结、求实与学术民主的精神，将一大批东南学人紧紧地团结在共同的学术兴趣下，塑造了团结、和谐的学术氛围，构筑了交流、对话的良好平台。第二，秉持学术至上的宗旨，坚持不懈，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学术研讨会，迄今已经举办了十二届年会，每届年会都编辑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论文集，全面深化了百越、乃至东南民族史、考古学的学术研究。第三，重视学术队伍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鼓励、帮助年轻学者的成长和进步，体现了学会学术研究工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良好局面。

迄今为止，学会已出版多本论文集和研究专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研究内容方面，不少课题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第1届年会于1980年6月17日至24日在厦门大学召开，会上成立了“百越民族史研

究会””，选举产生了第1届理事会，推举梁钊韬 （中共党员）任会长，黄现璠、陈国强（中共党员）等5人任副会长。黄现璠在桂林主持召开“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

参加这届年会的有来自中科院民研所、国家出版局、中央民院以及浙江、江苏、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和上海等十三省、自治区的三十多个单位及其60名代表。各地代表提出了50篇学术论文。会上代表们主要围绕着百越民族的名称、来源、地理分布、文化特征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1981年11月16日至22日，在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黄现璠教授的筹备下，“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桂林召开，来自国

家民委、中科院民研所、国家出版局、中央民院以及浙江、江苏、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和上海等十三省、自治区、直辖市63所高等院校、研究机关、博物馆、市县志办和出版社的90多名代表（包含汉、壮、彝、侗、畲、土家、蒙古等七个民族）出席了会议。各地代表提出了74篇学术论文。各地代表在这次年会上主要以百越和百濮的关系为中心议题展开讨论。本届年会奠定了百越民族史研究发展的基础。会议期间举行了百越史学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名誉理事10人，理事39人，推举梁钊韬继任中国百越民族史学会会长，黄现璠、侯方岳、陈国强、贾青波等5人为副会长，蒋炳钊为秘书长，张一民、莫俊卿、徐恒彬、陈吕范、唐奇甜为副秘书长。

1984年12月上旬，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在海南岛通什市召开第四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会上交流的论文中有不少涉及古夜郎。

2004年11月14至17日，由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和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学会第十二次学术年会”在著名的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武夷山市的华龙大酒店隆重举行，来自北京、江苏、上海、浙江、湖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台湾等省市以及美国、日本的七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学术盛会,提交了高水平学术论文44篇，就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展开热烈的讨论：1.百越史研究的学术史与方法论；2.百越民族的源流与关系考证；3.百越的社会、经济与文化；4.南岛语族与百越海洋文化关系；5.百越的考古发现与研究；6.当代华南各族文化的民族学研究。

与会代表分别在大会报告、小组发言、多媒体演示会上就百越史领域多方面、多层面的学术课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会议期间，代表们还考察了九曲溪畔的闽越先民悬棺崖葬遗迹、城村闽越王城遗址和大型闽越王室墓葬。武夷的山水风光，闽越文化的残垣断壁，给与会者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记忆。

会议期间举行了百越史学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选举厦门大学蒋炳钊教授等12名名誉理事，蒋炳钊教授为名誉理事长，厦门大学吴春明教授等33人组成第四届理事会，吴春明教授被推举为新一任中国百越民族史学会会长，广西民族研究所所长覃乃昌教授、浙江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林华东研究员、福建冰心纪念馆馆长林蔚文研究员为副会长，厦大蓝达居副教授为秘书长。

2007年12月9至13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联合举办，广西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西南宁市举行。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海南、湖北等内地十多个省（市、区）及美国、越南、香港、台湾等境外地区的92名专家、学者与会，老、中、青三代学者共聚一堂，将围绕“百越文化与华南民族考古”的主题进行为期3天的学术研讨工作。本届年会各地代表提交大会论文70多篇。除了会前收到论文中精选49篇编辑成67万余字的论文集《百越研究》（第一辑），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10月正式出版外，会议期间还有十多位境内外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精彩的民族考古调查研究新发现。 编辑出版的《百越研究》（第一辑）中有关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的论文，系统地总结了百越民族的社会经济、农业经济、物质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深入地论述了骆越与其后裔的文化源流关系、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骆越人古代婚俗、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广西古代拔牙风俗、楚文化対江南白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呉越竹文化、黎族来源及早期的物质文化等百越民族的文化历史。 本届年会将百越民族史的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会上，一些学者提出，广西可能存在两个西瓯、骆越的古都，其一是武鸣马头一带，其二可能在罗城，这些都有考古发掘作为佐证。为了给专家学者提供第一手的民族学研究资料，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部门在会上宣布了三大消息：一是从明年10月左右开始，广西的多个民族生态博物馆将向海内外学者完全开放。每个生态博物馆都将设十余个住宿点，为学者长期驻地研究提供服务。同时，生态博物馆还将建设成民族学工作站，学者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和使用相关研究资料。二是广西民族博物馆将向海内外民族学专家发出邀请，赴广西交流学术成果。 三是广西博物馆将着手与东盟十国的国家级博物馆进行接洽，商谈长期合作方式。同时告知：从2008年开始，广西将启动兴安灵渠和宁明花山申报世界性文化遗产的工作。目前正在付印的《广西先秦岩洞葬》以及已出版的《广西左江岩画》、《广西左江流域岩画考察与研究》等论著，将深入探讨百越先民文化的相关问题。

2009年12月13日上午，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在安徽大学磬苑宾馆举办。本次年会，共有来自内地十多个省（市、区）及美国、台湾等境外的50余名学者与会。百越内部族群

分布及其与周邻族群关系、利用民族志和考古材料来探讨百越文化史等依然是本次年会的热点问题。民族志材料的新发现和越来越多年轻学者的参与是本届年会的一大亮点。学会秘书长、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兰达居副教授主持了本次年会，学会会长、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吴春明教授致开幕辞并作会议总结。安徽大学原党委书记、现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勤毅教授和安徽大学吴春梅副校长莅临大会并致贺词。

会上，吴春明介绍了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的研究领域。陆勤毅阐释了安徽地域文化及吴越文化对安徽的影响。安徽大学校历史系考古专业教授张爱冰、省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徐峰、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陈仲玉、美国毕士普博物馆厦门大学讲座教授焦天龙等分别做了学术报告。

本届年会各地代表提交会议论文51篇。论文主要涉及百越内部族群分布及其与周邻族群关系、百越文化专题研究和百越视野下的华南民族志三方面内容。

百越族群及周邻关系

共有十九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百越内部族群的历史变迁及百越与周邻族群关系问题展开论述。根据汉文史籍的记载，从上古时期的“三苗”、“十蛮”、“八蛮”、“七闽”等族到周末秦汉之际“百越”内部的“句吴”、“于越”、“闽越”、“东瓯”、“南越”、“西瓯”、“骆越”、“干越”、“扬越”等，说明了百越内部族群构成的复杂性。探讨百越支族的文化特性及百越与他族的文化交流一直都是百越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先秦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历史地理该说》通过对史料的钩沉，结合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遗存，对该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发展态势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尤其是关于春秋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展重心在江北地区、文化发展层次先北后南及战国时期楚文化势力变迁与长江下游的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等观点对于百越民族史，尤其是吴、越历史研究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次会议中对百越支族的探索，集中在对我国西、南部各百越支系族群的文化及属性的探讨。贵州考古工作者通过《贵州北盘江流域“鲁容—白层遗址群”文化因素与古代族群》及《北盘江流域考古新发现》两文为我们介绍了贵州最新的考古发现，对先秦至历史时期北盘江流域考古学文化传统进行了系统总结，并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说明了其在百濮与百越族群文化交流上的特殊地位。《桂东北和西江中游区东周越人土坑墓及族属探讨》通过对墓葬中陶器属性的分析，理清了东周时期不同阶段内西瓯、骆越势力在该地消长的动态过程。《洞庭苍梧族属考》对比了先秦时期岭南、湖南地区的同类考古学文化，综合各类历史文献提出苍梧人曾是荆楚地区原著居民、后迁入岭南又称骆越、是今壮侗语族祖先的观点。《东山文化与“瓯骆国”问题》全面分析了东山文化内涵与多元因素的构成，以考古资料结合历史文献复原了红河下游早期文明起源与发展阶段的“文郎国”与“瓯骆国”历史。《西南夷初探》在仔细梳理文献的基础上，结合西南地区不同的青铜文化内涵，初步分析了西南夷内部各君长的分布范围。《巴人崛起与西渐的考古考察》以巴蜀族群的考古学文化表现为基础，分析先秦时期巴蜀文化发展、扩张的经济动因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关系等问题。

部分学者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通过对考古学物质文化内涵的分析，探讨新石器至先秦时代百越与周边族群的文化关系。在百越文化分布的核心地带，这种关系往往表现为中原-华夏对百越的影响，如《岭南龙山时代文化的多元性》论述了龙山时代岭北文化传入对岭南土著文化传统的冲击及其在不同区域所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试论闽越文化中的徐、舒文化因素》则认为中原文化与徐舒文化自浦城传入闽地并对闽中地区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百越分布的边缘地带，百越与邻近族群的关系表现为互动与融合，也有三文就这方面内容展开论述：《百越地区与东夷地区史前文化交流》以花厅墓地的随葬品、葬式、葬俗等为例，分析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百越文化向东夷文化分布区的渗透；《从考古看骆越与滇的文化关系》从越南北部和云南滇池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内涵中分析骆越与滇文化在红河流域的交流；《东周养国墓葬出土玉器的周、楚、吴、越、夷等多元因素》以桐柏月河一号墓为例窥探东周墓葬出土玉器的多元文化因素，说明了周边族群对百越文化因素的吸收。

另外，夏商周三代是“中原华夏-四方万国”民族文化格局的形成期，这一时期东南百越与中原华夏的文化关系并不明确，而商周时期华夏、百越族群过渡地带的政治与文化状况是我们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的突破口，学者们对此类问题进行了尝试。《商代南方疆域探索》一文从考古学文化入手，分析了由早、中商至晚商，商王朝的南方疆界线“由进到退”的动态过程；《论西周王朝对江淮的经略》以传统文献中“淮夷”的一员“六国”为视角，通过周王朝与“六”国的关系来分析其对江淮地区的经略。

东南百越与东南亚、乃至太平洋地区的南岛语族关系密切，以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考察百越民族历史是百越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太平洋考古学与中国东南》就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将百越先民的主要分布区——中国东南沿海地带与太平洋考古学相联系，分析其在南岛语族起源研究中的重要意义。《白莲洞文化与东南亚史前文化的比较研究》则将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典型白莲洞文化纳入到整个东南亚史前文化的发展变化模式中进行考察。另外《海南岛史前文化与周边的关系》也是将海南岛发现的石拍、树皮布等物质遗存放入整个东南亚文化系统中理解。

百越文化专题研究

百越民族的物质文化及精神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具体到社会发展进程 、聚落形态、采食方式、丧葬习俗、器具文化、宗教信仰等人文因素，都区别于中原-华夏民族，自成体系。对这些内容的论述是本次会议另一主要议题，学者们从不同方面论述了百越文化的特殊性。 学术成果 - 《百越文化研究》

《先秦时期岭南复杂社会的发展轨迹及原因》通过对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岭南地区典型墓地、礼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了该地区复杂社会的形成特征，并探讨了“中心-边缘”理论模式在岭南先秦复杂社会研究中的意义；《论台湾高山地区的史前聚落》以曲冰遗址为例，在概括台湾高山地区史前聚落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高山聚落形成的四个原因。两文是对百越文化内聚落形态、社会发展进程研究的新角度与新观点，值得重视。而《土墩墓时期闽江流域青铜文化刍议》一文也分析了西周至春秋时期，吴越土墩墓文化对闽江流域青铜时代文化内涵乃至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另外对于百越上层贵族的丧葬文化，结合近年的考古发现在会议论文中也有涉及。《越国贵族墓葬制葬俗初论》分析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越国贵族墓葬葬制变化、陪葬坑制度、葬俗等方面的特点；《靖安李洲坳东周墓葬初论》则介绍了李洲坳墓葬的最新发现，并推断其族属与东夷徐国有关。

对于百越先民复杂的广谱型采食模式及特殊的饮食方式等问题也有论文涉及。《东南地区史前富裕的采集渔猎文化》从不同类型史前遗址中的动植物遗存和生产工具入手，分析史前居民的食物内涵，论证了百越先民不同于北方农耕文化的“采集渔猎”文化。《对马家浜文化稻作来源的一点思考》通过对马家浜文化环境、内涵及其对农业起源理论适应性的分析，提出马家浜文化中稻作农业可能来源于河姆渡文化的观点。《古越人“鼻饮”刍议》钩沉了文献中关于“鼻饮”的相关记载，结合其他证据论证了鼻饮之俗在岭南百越支系中确实存在的事实，并试图从鼻饮习俗的发展与嬗变论述“百越族”之多源论。

百越先民有许多复杂的自然崇拜内容，从考古遗存与文献中探索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研究百越先民文化的一个方面。《闽越地区崇蛇习俗略论》综合田野调查、文献记载、考古发现等多种资料，论述了闽中地区先秦至今的崇蛇之俗，并进一步论述了其内涵与起源等问题。《南海沿岸岩画所反映的宗教与艺术》以南海沿岸渔业先民创作的各类岩画为主要对象探索百越先民的精神世界与原始宗教。《宝镜湾岩画整体判读》则从整体的角度对宝镜湾岩画进行解读，试图从中了解宝镜湾先民的信仰及其早期生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等内容。《殷墟卜甲和青铜铭文中的越人鸡卦辨析》对商周时期的数字卦、殷墟卜甲及青铜铭文中的鸡卦图进行分析，说明了百越文化对华夏汉民文化形成的贡献。

对于百越文化中青铜器具文化，如铜鼓、青铜剑等的研究也是这次会议中百越文化专题的一项内容。《海南发现的古代青铜器并非都是舶来品》对考古及文献中与海南岛古代青铜器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梳理，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驳斥了海南古代青铜器均为“舶来品”之说。《铜鼓起源于滇中滇西略论》在肯定铜鼓起源于云南的基础上，综合考古类型学、年代学、纹饰、同位素分析等多重证据，将铜鼓的起源地进一步明确为滇中滇西地区。《繁昌汤家山青铜容器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通过对汤家山青铜容器的形制及变化进行分析，重新确定其年代，并重申了其在文化交流与互动上的重要意义。《吴越系青铜剑纹饰及其相关问题》则对吴越系青铜剑上的装饰纹饰进行了类型学考察。

百越视野下的华南民族志

运用历史文献、民族志资料与调查相结合探索百越后裔的文化变迁也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主题。《“游艇子”与南岛人》从文献中对福建水上居民的不同称谓入手，分析了疍民的 源流及其演变问题；《黎族历史上的“生黎”与“熟黎”》通过文献梳理，首次对汉文史籍中“生黎”和“熟黎”的特点、分布范围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理清这两者的内涵与关系对于黎族历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另外《海南黎族图腾浅议》与《民国时期黎区贸易与海南岛市镇发展》也从图腾分类、黎族内部贸易发展等角度探讨不同历史阶段的黎族历史。台湾少数民族，尤其是原汉关系问题历来就是华南族群研究的重点，本次会议中有四篇论文从原汉贸易关系、宗教信仰、统治政策、族称变化等角度对汉民族影响下的台湾少数民族文化变迁进行探讨。《清代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贸易研究》通过比较不同政策下的汉番贸易，说明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经济逐步一体化及在其影响下的台湾少数民族“汉化”过程。《台湾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变迁》梳理了汉民族及西方外来宗教文化影响下台湾少数民族传统宗教信仰的变迁过程，并分析了不同外来宗教文化在台湾少数民族宗教社会生活中的特色。《清政府的台湾台湾少数民族政策与原汉关系》从清政府的“理番”政策入手探讨台湾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变迁。《台湾少数民族的类别与族称论述》则从对台湾少数民族称谓的变化中窥视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问题。

另外对当代华南百越后裔族群的社会、文化调查也是了解百越先民文化传承与变迁的一方面内容。如《对雷州石狗文化研究的几点认识》就现存雷州石狗的性质、功能、族属及所反映的族群关系进行简单分析，提出了未来雷州石狗文化的研究方向；《浙南畲族村落中的汤夫人信仰》通过对浙南“六保”畲族村落社区内汤夫人信仰的调查研究来阐释当代畲族文化变迁中汉文化的影响与融合问题。《广西龙胜平安寨壮族的社会内源结构》、《安徽畲族的社会文化变迁》也是同类的当代南方族群调查报告。

本次会议收到的五十一篇论文涉及百越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及多个文化专题，内容丰富，以复原百越民族历史为主题，从多个角度对百越研究进行探讨，有以下几个特点：

以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作为百越历史复原、文化特性研究的基础，将考古材料的分析寓于百越历史的研究之中，注重对历史过程的复原研究。会议所收论文中关于百越族群与文化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以考古学资料、方法的运用作为百越历史研究的基础，在具体的问题中注重考古资料的分类 与文化因素分析，灵活运用考古资料分析百越族群历史发展与文化交流的动态过程。

对百越各族历史的复原更细致，对百越文化的研究更全面。在已经比较明确的百越内部吴、越、闽、瓯等族群分布框架下，学者们开始注意各族群内支系族群的历史，对苍梧人族属的考察、对西南夷内部各君长势力分布的考察都是这方面的尝试。对百越文化的研究则包括了聚落形态、社会发展、采食文化、特殊习俗、精神信仰、器具文化等各个方面。

对百越文化研究的视角多样化。过去对百越文化的研究往往局限于百越分布区内部，对文化交流的探讨也多集中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上，而在这次会议上，学者们将视野拓展到东南亚、太平洋地区，开始将百越族群文化与南岛语族相联系、放置于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内考察；同时东周墓葬中越式玉器的分析、越人鸡卦图的研究等文都开始考虑百越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