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战队是指士兵监督单位，职责是在战场上监督士兵，以防止逃逸。若出现逃兵现象，有权利对逃亡士兵进行处置。

古代

在欧洲，古罗马时代即已经设立有监督部队执行作战的官员。据西罗马帝国瓦伦提尼安二世时期的罗马军事学家韦格蒂乌斯所著的《罗马军制》中说：“皇帝往各部队派遣总督，他们大多担任过执政官。在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上，军团也好，辅助部队也好，都得听从他们的决策。现今，众所周知，他们的位置已由作为军队统帅（magistri militum）的高位人士占据。而且每位总督不是指挥两个，而是指挥着更多的军团。但实际上主宰一切事务的乃是具有一级高级将领头衔的军团长。当总督不在时，他作为其代理人享有最高权力。保民官、百人队长和其他军士都得执行他的命令。口令以及警戒或开拔的指令由他下达。如有军士做出违法犯纪之事，须经军团长核准由保民官去对之实施惩戒。全体军士的武器、马匹、被装、粮饷全部由他掌管。部队的纪律是否严明，军团所属步骑兵的训练是否坚持不懈全都取决于他的号令和处置。”

中国古代已经设有监军以便临时差遣，代表朝廷协理军务，督察将帅。

《史记.司马穰直列传》：“穰苴曰：‘......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于是景公许之，使庄贾往。”

《新唐书.宦者传.刘贞亮》：“出监宣武军，自置亲兵千人......高崇文讨刘辟，复为监军。”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明朝遭遇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部俘虏。明朝遭遇严重的危机，瓦剌乘势进攻北京，拉开了北京保卫战的序幕。

十月初一日，也先和脱脱不花率领瓦剌军挟明英宗至大同，被郭登拒绝。也先绕过大同南进。前哨精骑二万于初三日抵紫荆关北口，另一路瓦剌军从古北口南进，过洪州堡进攻居庸关，转攻白羊口（居庸关西南）。初八日攻破白羊口，明守将谢泽战死。

明廷接到郭登的战报，京师戒严。初五日诏诸王派兵入卫。初八日，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于谦亲至德胜门石亨军营，抵御瓦剌的主攻部队。初九日下令“有盔甲军士但今日不出城者斩”。各军至城外部署完毕后，即关闭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又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于谦躬擐甲胄，率先士卒，以忠义谕三军，人人感奋。并在接下来防守京师时诱敌深入，击败了瓦剌军队对北京的进攻。

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十月革命时期继承了沙俄的督战队体制，托洛茨基在苏俄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期间一直负责军事工作。历任军事人民委员（即国防部长）、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共和国革命军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认为，用一支支持革命的战斗队伍鼓动其他部队继续战斗是极其重要的。

托洛茨基提出：“假使到革命时期我们没有一支破碎的、怀着怨恨和希望的、数以千百万计的农民军队。那么，革命的整个进程，特别是在革命的最初时期，即从二月到十月，将会呈现出完全另外一幅情景。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了。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进行的试探才能成功，而这次试探也就预先决定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后来的俄国内战白军和红军中也曾出现很多新组建部队下设督战队的方式。

张宗昌的有白俄雇佣兵组成的白俄督战队，对付临阵脱逃的士兵。中国各系军阀，也纷纷组建了自己的督战队。贺胜桥之战，北伐军攻破吴佩孚的第一道阵地后，吴佩孚率督战队、大刀队、机枪手列于贺胜桥上，严令官兵不准退却。但溃兵四散，吴见状怒不可遏，令机枪手“向退却者扫射，积尸累累，血流成河。”敌军遭到督战队的射杀，弃枪而逃，跳水逃跑者数以千计。吴羞愤至极，砍掉10余个旅、团长的头悬于电线柱上示众，以惩戒后退的官兵。

吴佩孚还令陈嘉谟和刘玉春率大刀队分八路赴前线督视各部队作战。溃兵后退无路，纷纷向督战队开火。于是，敌军内部，互相厮杀，乱作一团。第四军各部乘机夺取贺胜桥。吴佩孚见兵败如山倒，仓皇驱车逃跑。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民党军队习惯拉夫强押年轻人当兵，即“拉壮丁”。因此需要督战队在后方用机关枪顶著众多意志不够坚定的部队，以免部队出现动摇甚而大批逃亡。

1937年在向下关撤退时，任国军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在南京防卫战中正防守光华门一带。12月12日，率师直属队和262旅一部擅自向下关撤退，在挹江门内被宋希濂第36师督战队所阻。

国军的督战队肩上都佩带著督战臂章，在极其不利的战线上强迫士兵们前进，士兵逃亡就会被从后面的督战队开枪射杀。国军纵有督战队，但在战场上仍难以挽回战局。

1942年7月28日，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战事和军队中士气不振的问题时下达了第227号命令，因“一步也不许后退！”（Ни шагу назад!）而出名，它成了苏联的抵抗的一个象征，推动苏军血战到底。概括的说，第227号命令要求苏军面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无论付出多大人员伤亡，都要誓死保卫祖国，不准后退一步。擅自撤退的军官和政工人员将被认为是“懦夫”和“叛徒”，并将遭到军法处置。

二战末期纳粹德国的武装党卫队和督导官也曾强迫准备投降的士兵和平民继续战斗。

在解放战争的太原战役时，山西军阀阎锡山为了保住自己最后的地盘，也是拼尽了全力。他不但把所有的军队集结在一起固守太原，而且还招募了大量的壮丁，组成了7万多人的民团。为了保障民团的战斗力，晋绥军组织了很多军官督战队。

国军士兵大多是通过捉壮丁强征的，加上厌战心理，所以逃兵现象非常严重，督战队成了维护战场纪律的重要武器。

朝鲜战争时期，韩国军队出于对国内左翼势力的敌视和破坏活动的担忧，在军中组织起了“肃清委员会”。一方面实行督战工作，另一方面沿着控制区域屠杀着被怀疑“通匪”分子。但效果往往不好，1951年4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春季攻势，一路势如破竹。当志愿军距韩国军队还有1英里，连子弹都没落到韩军阵地时，韩军第6师就发疯般地从守卫工事中冲出。不是向前冲，而是向后逃命。近万韩国军队上演了战场集体大逃亡。李承晚组织了大量的督战队来弹压溃军，要夺回战斗。可万万没想到，督战队反被溃军杀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北方军队势如破竹攻入南方，李承晚的部队一触即溃。次年起接任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马修·李奇微在自己所著《朝鲜战争—李奇微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了战争爆发时的态势：“北朝鲜人民军不仅为这次进攻作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还拟制了详细周密的计划，甚至连派某些部队混杂在难民之中潜入南朝鲜境内。破坏交通和散布恐怖言论以及摧毁坚固工事等问题都考虑到了。”

1950年8月2日，一份获取自北方军队的文件与唐纳德·尼克尔斯的记录相互印证。这份已被华盛顿解密的文件述及了在韩国12座城市发生的大屠杀。水原有1000人被杀，大田有4000人被杀。这份早期的朝鲜北方的文件没有提及当时在边境地区仍在进行的屠杀。如单在釜山就有1万多人被杀——这是一位名为Chan hyun的韩国立法人员在1960年经调查得出的结论。在李承晚下台后，朴正熙军政府执政前的短短的12个月的民主政府执政期间，他完成了这一调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