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晚（韩语：이승만，1875年3月26日一1965年7月19日），韩国近现代史上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独立运动家，大韩民国首任总统。原名承龙，号雩南，本贯全州李氏，生于黄海道平山郡。早年研习汉学，科举屡试不第，1894年进入培材学堂（后来的培材大学）就读，后参与独立协会运动，1899年被大韩帝国政府逮捕判刑。1904年获赦，并作为高宗皇帝李熙的密使出使美国。1905年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士学位，1910年相继获得哈佛大学硕士与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并投身韩国独立运动。

李承晚出身朝鲜王朝王族全州李氏，是朝鲜太宗李芳远之长子（废世子）让宁大君李褆的16世孙，到他这一代已沦为没落两班。李承晚的父亲叫李敬善，母亲出身金海金氏，1875年3月26日（旧历光绪元年乙亥二月十九日）出生于朝鲜半岛黄海道平山郡。李承晚系五代单传，在他出生前有一兄，因天花而夭折，就在家族面临绝嗣危机而焦头烂额时候，金氏梦见一条巨龙，而后便怀上了李承晚。所以李承晚初名承龙，到1887年时才改名承晚。

李承晚3岁那年，举家搬到朝鲜王朝的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李承晚的父亲李敬善沉溺于风水之术，很少在家；李承晚的姐姐也早已出嫁，因此他是与母亲金氏相依为命而成长的。金氏读过一点书，又笃信佛教，李承晚从其母那里接受了汉字启蒙，接触了佛教。佛教对李承晚的影响很深，即便后来他皈依基督教，也表示“走进寺庙就像回到自己家中一样”。李承晚是家中独子，为维持家道必须经常抛头露面，自幼养成“公鸡型”的外向性格和唯我独尊的习性，“公鸡型”的性格特点是好斗、高傲、永远高高在上和唯我独尊。后世学者认为，李承晚既从母亲那里熏陶到了独善其身的清高，又从父亲那里养成了家长式威权主义，这就形成了其性格中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主义思想。

李承晚像当时其他朝鲜年轻人一样，自幼接受汉文教育，企求考中科举，走一条仕宦的道路。他在家塾中学习儒家经典，并在1887年首次应举。遗憾的是到1894年为止，他参加的11次科举考试无一不是名落孙山。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后，朝鲜实行甲午更张。在这次改革中，科举考试被废止了。李承晚生路已断，而转型中的朝鲜亟需外语人才，他为了做官，便在这一年进入美国监理会在汉城创办的教会学校——培材学堂（培材大学的前身，当时朝鲜规模最大的新式学堂）就读。他在培材学堂学习英语，开始广泛接触西方人士、沐浴西方文化，完成了由儒生到开化派的“华丽转身”。于是，李承晚脱胎换骨，并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1896年，著名开化派人士徐载弼从美国归国，创办《独立新闻》，组织独立协会，在朝鲜播种民权思想。徐载弼对李承晚影响至巨，可以说是青年李承晚的导师。徐载弼从1896年5月开始的1年时间里，每周都要给培材学堂的学生开展一次关于世界地理、历史、政治及西方启蒙思想的讲座，同时在他的建议下培材学堂内部也展开了名为“协成会”的定期讨论会，由讨论内容均为社会与政治改革问题，徐载弼经常亲临“协成会”指导。李承晚是协成会的13名发起人之一，担任该会书记的职务，在徐载弼的熏陶下，李承晚立志为民权与独立而奋斗。

1897年7月8日，李承晚从培材学堂毕业，并以优等生作为毕业生代表对培材学堂师生、徐载弼及政府大臣及美国驻朝外交官发表题为“朝鲜的独立”的英语演说。此演说回顾了传统的中朝关系、因为甲午战争而实现的朝鲜独立及将来的朝鲜应该做些什么来挽救危局，被评为“这天毕业典礼上最有野心的作品”。此后他担任培材学堂的教师，并积极投身启蒙事业。1898年1月1日，《协成会会报》创刊，李承晚参与编辑工作，常在该报发表爱国文章。1898年3月，独立协会为排斥俄国干涉，召开万民共同会，李承晚参与了这次盛大的群众集会，并在集会上发表了呼吁同胞团结一致守护主权的慷慨激昂的演讲，这可以说是他迈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此时独立协会运动方兴未艾，李承晚亦加入了独立协会，并多次被选为独立协会的总代委员，向大韩帝国政府质询出卖国权之事，成为独立协会中激进之少壮派的代表人物。1898年11月独立协会遭政府迫害以后，李承晚牵头率数十名青年学生去警务厅抗议，又参与万民共同会，要求韩国政府平反独立协会，并与御用打手皇国协会抗争。在李承晚等人不屈不挠的斗争下，高宗皇帝李熙不得不作出妥协，暂时放过独立协会，并于1898年11月29日任命包括李承晚在内的17名独立协会会员为中枢院议官。

当时逃亡到日本的开化党人朴泳孝之部下李圭完、黄铁等潜回国内，与李承晚等独立协会少壮派取得联系，试图利用韩国乱局浑水摸鱼，促使朴泳孝回国执政。李承晚等被收买后，于1898年12月召开万民共同会，继续展开反政府斗争，并且扬言要召还朴泳孝回国。当时独立协会会长尹致昊对李承晚的激进冒险活动极其不满，评价李承晚“很没理智，做事不计后果”。朴泳孝是高宗的心腹大患，坊间亦流传开朴泳孝回国做总统或当皇帝等阴谋论，因此高宗断然对独立协会采取镇压政策，于1898年12月22日动员军队将独立协会召开的万民共同会强制解散，并于12月25日下旨取缔独立协会。李承晚在独立协会的活动虽告一段落，但作为他在历史舞台上的崭露头角亦具有深远的意义。

独立协会运动被镇压后，李承晚躲进了美国医生萨曼家中，与躲在日本租界的全德基、朴容万等组成“青年会”，企图配合李圭完等武力推翻高宗。然而很快阴谋泄露，李承晚于1899年1月9日在从日本租界回美国人家的途中被别巡检逮捕。但由于李承晚“阴图不轨”的证据不足，再加上美国驻韩公使安连（霍勒斯·艾伦）照会韩国政府释放李承晚，因此李承晚在狱中过的算比较自由。此时培材学堂学生周相镐（周时经）等将两把手枪转交给与李承晚一起被捕的独立协会会员崔廷植的门客崔鹤柱，委托他在探监时把手枪偷偷送到崔廷植和李承晚手中，两人得到手枪后于1899年1月30日越狱（还有一名犯人徐相大也跟着越狱）。结果崔、徐二人成功翻墙到培材学堂，被美国人保护起来，李承晚则在逃跑过程中不幸被捕。后来崔廷植在偷渡日本时被抓回来，于1899年7月与李承晚一同受审。结果崔廷植以越狱主谋及开枪伤人的罪名被判死刑，李承晚则以越狱从犯的罪名被判无期徒刑，而他“阴图不轨”一事则因缺乏证据而没有追究。当年12月又减刑为10年惩役。

当时，李承晚在狱中广泛地汲取各国知识，特别对国际关系与外交倾注较多的时间和精力。除了如饥似渴地涉猎西方学问，李承晚还笔耕不辍，1900年翻译了《清日战记》，1904年编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部《新英韩辞典》，著述了风靡韩人社会的《独立精神》一书。最重要的变化是李承晚在狱中改信了基督新教，他在培材学堂时就已接触美国的基督教，在监狱里则完全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在信仰上朝美国靠拢。

这一时期，西方政治思想和基督教对李承晚的影响甚大，而且李承晚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已经达到熟练应用的地步。李承晚的政治外交思想在狱中写的两部书籍《清日战记》和《独立精神》中有显著的体现。《清日战记》是李承晚节译中国蔡尔康与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编纂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并附上自己的评论而成，李承晚在书中一方面揭露日本的野心，另一方面则批判清朝与朝鲜的不开化，如果两国都是文明开化之国的话，就会放弃上国与属国之分，清朝也不会愚蠢地跟日本纠缠，体现出他蔑华反日的对外观。不过他的反日并不彻底，事实上他在日俄战争时祈祷日本胜利，还认为日本在《江华条约》中使朝鲜获得独立地位、在甲午更张时为朝鲜引入文明开化的风气，这些是值得感谢的。李承晚在日俄战争期间写就的《独立精神》一书里，阐述了清国是顽固的、俄国是强暴的、日本是狡猾的观点，而将美国称为“人间极乐国”而绝对信任，并对基督教极为推崇，主张通过基督教化来实现韩国的文明开化。后来他也立誓将韩国改造为东洋第一个基督教独立国。在书中他表达了依靠外交手段获得独立的思想。《独立精神》是李承晚思想定型的结晶，被他的追随者捧为“民族的圣经”。总而言之，狱中生涯是李承晚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不仅更加倾向西方政治外交思想，而且树立了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救世主式的使命感，成为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1904年8月4日，在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的斡旋下，李承晚等一批政治犯获得特赦，结束了5年多的牢狱之灾。出狱后的李承晚从事基督教活动，任汉城尚洞教会所属的青年学院首任校长。不久后，他就接受了高宗皇帝的一项特殊使命，即作为密使远渡美国。当时，高宗李熙担心日俄战争的结果会损害韩国的独立，想依靠美国来维持韩国的独立，遂在近臣闵泳焕和韩圭卨的推荐下，将联美的重任交给了接受美式教育并精通英语的李承晚。1904年11月4日，带着高宗密旨的李承晚离韩赴美，11月29日来到夏威夷，12月31日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这是李承晚展开外交活动的滥觞。

李承晚经前任美国驻朝公使丹时谟的介绍，于1905年2月20日会见了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游说美国在韩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以防止日本独占韩国，但无果而终。李承晚又想会见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但韩国驻美署理公使金润晶以无政府训令为由拒绝他的请求。后来美国调停日俄战争，日俄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议和，在此期间，李承晚于1905年8月4日以夏威夷侨民代表的身份与来美国的韩国监理会牧师尹炳球一道拜访罗斯福总统，恳请美国依据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第1款的规定维持韩国的独立，罗斯福总统以其非官方外交为由拒绝了李承晚的请求。随后日本强迫韩国签订《乙巳条约》，使韩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

李承晚滞留美国，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他能如此神速的获得这些学位，得益于元杜尤（Horace G. Underwood，延世大学创办者）等传教士的帮助，他们希望李承晚能尽快回国传教。他在求学普林斯顿期间，主修国际法，辅修美国历史和西洋史，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美国影响下的中立论》（Neutrality as Influenced by the United States）。该论文对中立论进行了系统研究，试图以中立化维持韩国独立。1910年7月18日，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伍德罗·威尔逊授予李承晚博士学位，李承晚成为首位拥有博士学位的韩国人。威尔逊还称赞李承晚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爱国感情和对其人民有着巨大热情的人”。李承晚虽然在美国没有完成高宗交给他的任务，但他收获了外交经验，积累了人际资本，并且美国求学生涯和博士的桂冠也极大地抬高了他的身价，使他逐渐成为美国韩人社会的领袖。这从1908年7月在美韩人于美国丹佛举行的“爱国同志大会”中李承晚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便可反映出来。

李承晚获得博士学位后一个月，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吞并朝鲜半岛，大韩帝国灭亡。又过了一个多月，即1910年10月10日，李承晚回到已沦为殖民地的故国。此后李承晚任皇城基督教青年会总务和讲师一年半之久，以传教的名义鼓吹独立思想。李承晚在任教期间甚为活跃，不仅在教授的学生中培植了一批追随者，如林炳稷、尹致映、许政、李元淳等，而且赴朝鲜各地巡回传教，名声鹊起。但好景不长，1911年发生了尹致昊等基督教会人士被指控暗杀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的事件，有105人被判刑，史称“105人事件”。李承晚虽未受牵连，但因他具有鲜明的独立倾向，并参与独立活动，也被日本殖民当局列入黑名单。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迫害，李承晚于1912年3月26日以参加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召开的国际监理会大会为借口离开了朝鲜，第二次来到美国。

1913年，李承晚在汉城坐牢时的拜把兄弟、已成为夏威夷韩侨领袖的朴容万邀请李承晚去夏威夷，发展当地韩侨的教育事业，李承晚于1913年2月3日来到夏威夷，8月获得韩人寄宿学校的运营权，创办《太平洋杂志》。在夏威夷期间，他还创立韩人基督学院和韩人基督教会，任校长和会长，并成立“同志殖产会社”。李承晚在夏威夷搞得风生水起，大有鸠占鹊巢之势，与朴容万的关系逐渐产生裂痕，直至反目。1915年，两人关于独立方略的分歧白热化，朴容万主张通过武装斗争获得独立，李承晚则否定暴力革命和武装斗争，反对与日本正面对抗，倡导通过外交活动获得西方列强的同情和援助以实现独立，他认为韩国因条约及列强之间的秘密交易而亡，因外交而亡，还需通过外交而生。二者不仅在独立方略上存在分歧，而且在围绕韩侨的领导权和财政权的各种大小事务上也多有纷争。在与朴容万争夺夏威夷韩人社会的主导权的过程中，李承晚渐占上风，1915年后基本上攫取了夏威夷韩人社会的领导地位，成为大韩人国民会（1909年安昌浩、李承晚等在美国倡议成立的独立运动团体）夏威夷地方总会的实际掌权人，与朴容万分道扬镳，朴容万也有引狼入室的后悔之感。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在即，时任美国总统亦是李承晚的老校长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宣称要维护弱小民族的利益，使包括李承晚在内的韩人燃起了外交独立的希望。同年12月1日，大韩人国民会决议派遣李承晚、郑翰景、闵瓒镐三人作为韩人代表，试图出席巴黎和会。李承晚、郑翰景和闵瓒镐在接受任命之后，曾多次向美国提出请愿书，在请愿书中自称“您顺从的仆人”；安昌浩领导的大韩人国民会也一直在与美国交涉三人的签证问题。但是，美国顾及其亚洲战略及对日关系，以朝鲜隶属日本为由拒绝给李承晚等人发放签证，使李承晚等人赴诉巴黎之举化为泡影。李承晚原以为与他交情不错的恩师威尔逊总统会给他面子，但在利益瓜分面前，威尔逊并不买账。

鉴于去巴黎已无望，李承晚、郑翰景等人商议修改向美国的请愿书，决定在其中加入“委任统治”的内容。在请示了大韩人国民会领导人安昌浩并获得批准以后，郑翰景于1919年2月25日将落款为“大韩人国民会中央总会临时委员会李承晚、郑翰景”的信函和请愿书内容寄送给威尔逊，请愿的内容有三条：“列强将朝鲜从日本的苛政中解救出来；列强保证朝鲜将来完全独立；将朝鲜置于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之下”。但请愿书如石沉大海，毫无回复。李承晚又想出公开请愿书向美国政府施压的办法。1919年3月16日，他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公布了要求委任统治朝鲜的请愿书，《纽约时报》等各大媒体给予了报道。

然而事与愿违，公布请愿书不但丝毫没有触动美国政府，还在海外韩人社会中引发轩然大波，导致了对李承晚及其委任统治方案的一片声讨挞伐。尽管李承晚于1919年3月28日应安昌浩要求收回委任统治方案，只提完全独立，但已是覆水难收，委任统治案成为伴随他一生的污点和把柄。

就在李承晚逐渐陷入委任统治案的纠葛之时，朝鲜半岛爆发了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使韩国独立运动达到高潮。为了领导独立运动，三一运动之后大量韩人临时政府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尽管李承晚身上有委任统治案的争议，但毕竟他自独立协会运动以来就积累了大量的声望，加上他与美国的深厚关系无人能及，所以他在这些政府中都被选为领导人。1919年3月21日海参崴的韩人临时政府成立，李承晚被选为国务总理；同年4月10日，麇集于上海的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组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简称临政），尽管申采浩等以委任统治案为由反对李承晚参选临时政府职位，但李承晚还是在无记名投票中当选国务总理；不久后的4月23日，留在朝鲜的洪震等人在汉城又组建了一个临时政府，李承晚被推举为执政官总裁。

在各种临时政府纷纷成立之时，李承晚尚在美国，他虽然当选上海临时政府国务总理，但围绕委任统治案的疑虑仍未消散，李承晚被迫作出解释：“委任统治案在国际上对我们的事业并没有障碍，如果在我们韩人界说有是非的话，此不过是路人争评之意。”直到1919年5月29日，上海临时议政院议长李东宁才正式通告李承晚为国务总理。1919年9月，上海、汉城、海参崴三处临时政府进行统合，决定解散上海、海参崴政府，保留汉城政府，迁往上海办公，并采用原上海临时政府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名称，李承晚要求将汉城临时政府的执政官总裁制改为总统制，于是他名正言顺的成为了“总统”（韩语称为“大统领”，대통령）。

李承晚当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总统，成为韩国独立运动的领袖，但其言行和理念并未服众，因此从一开始就不断陷入矛盾的漩涡中。李承晚对回上海就职不感兴趣，仍执着于游说美国的外交独立路线。早在1919年8月25日，李承晚在美国成立了“欧美委员部”，作为他在美国活动的基地。后在临时政府的多次敦促下，他于1920年12月8日来到中国上海，正式就任总统。李承晚在沪期间，临时政府的内政外交并未见显著成效，其财政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日显拮据，临时政府派系之争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日益加剧。加上李承晚更习惯和适应美国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与其在上海苦撑临时政府，不如在美国精心经营欧美委员部，所以，他在半年后以参加华盛顿会议为名离沪赴美。在离开上海前夕的1921年5月17日，李承晚说了一些勉励和要求内阁与临时议政院团结坚忍、等待时机等不关痛痒的言辞，一去不复返。

李承晚第三次赴美后，为了在美国长期立足，便另立山头，于1921年7月7日组建了“大韩人同志会”，与安昌浩的大韩人国民会分庭抗礼。与此同时，李承晚欲在即将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一搏，在外交上有所斩获，树立自己的权威。1921年9月29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正式任命李承晚为大韩民国代表团代表长，徐载弼为代表，郑翰景为书记，争取参加华盛顿会议，此外临时政府还成立了“太平洋会议外交后援会”，动员一切力量支援李承晚的外交活动。1921年12月28日，李承晚将一份洋洋洒洒万余字的请愿书提交华盛顿会议，控诉日本侵略，并提出包括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结束日本殖民统治、取消二十一条、日本从桦太岛（库页岛）撤兵等在内的九项条件。这一请愿书虽然引起美国参议院的讨论，激起一些浪花，但美国为了讨好日本以达到终止英日同盟和缩小日本海军的目的，便以韩国没有国际地位以及自1905年以来美国就跟韩国没有外交关系为借口，不受理请愿书，韩国代表团再次被拒之门外。李承晚在华盛顿会议上铩羽而归，标志其外交独立路线的失败。随后李承晚的活动进入了消沉时期。

李承晚在临时政府中的处境也日益困难，临时政府内反李和拥李两派明争暗斗，最终反李派占了上风，于1924年6月16日通过“总统有故案”，以李承晚“有故”为由将其权力移交给国务总理李东宁，1925年3月10日，朴殷植领导的临时政府宣布废止李承晚的专属机构——欧美委员部，同年3月23日宣布罢黜李承晚的临时政府总统职位。李承晚亦公开否认上海临时政府的合法性，宣扬“汉城政府法统论”，称他要继续维持欧美委员部以遵行汉城政府的法统。

后来金九主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李承晚又与上海临时政府发生藕断丝连的关系。金九在当时是临时政府中的拥李派成员，试图拉回李承晚，恰逢国际联盟的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之事，临时政府又期望借助此次机会呼吁韩国独立，一向主张外交独立路线的李承晚无疑是最佳人选。临时政府乃于1932年11月10日任命李承晚为特命全权首席代表，赴国际联盟和各友邦商榷韩国自主独立等外交事务。1933年3月6日，在中国嘉兴召开的临时议政院会议上又选举李承晚为9位国务委员之一。李承晚接到任命后，于1933年初赴巴黎、伦敦、日内瓦等地展开活动，但此次外交活动一如既往地没有任何收效。这时李承晚又对苏联抱有幻想，在他任临时政府总统时期就曾展开过对苏俄外交，此次对国联申诉失败后又试图获得苏联的帮助，于1933年7月19日抵达莫斯科。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并不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当时苏联正与日本谈判中东铁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下令驱逐李承晚出境。李承晚在苏联吃了闭门羹，令他感到耻辱万分，强化了他仇苏反共的理念。

其后李承晚又因外交无所建树而被临时政府解除职务，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重新活跃。1939年4月，李承晚从夏威夷回到华盛顿，直接管理欧美委员部。1941年4月21日，国民会、同志会等美国韩侨主要团体在火奴鲁鲁（檀香山）召开“海外韩族大会”，决议成立驻美外交部和在美韩族联合委员会，李承晚当选为前者的外交代表，这一事件标志着李承晚外交独立路线的复苏。李承晚亦重新得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承认，于1941年6月4日被任命为临时政府驻美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兼驻华盛顿全权代表。

当时韩国独立人士普遍兴奋于中日战争的爆发，但李承晚却冷眼相看，认为中国无法战胜日本，中日战局和韩国独立取决于美日关系。因此他自1939年11月开始写作《日本内幕记》，1941年8月在纽约出版。李承晚在书中揭露日本的野心，驳斥美国反战言论，极力鼓吹他长期以来所主张的“美日开战论”，同时认为美国将会援助中国抗日，也会支援韩国独立。这本书被寄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内的美国政要，并在美国社会中引起争议。其出版仅过四个月，就爆发了“珍珠港事件”，美日之间的战争果然爆发，李承晚因而声名大噪，被称为“预言家”，他之前所流失的名望也被挽回了许多。

二战期间李承晚的外交独立活动依然收效甚微。他一度与美国情报机构和军方建立合作关系，但无济于事。在1942年至1945年间，李承晚先后30余次向美国国防部、战争部和白宫以及国务院等提出承认临时政府和租借武器的要求，无不归于徒劳，美国情报机构也在1943年中断了同李承晚的合作。尽管外交活动没有达到目的，但李承晚在这一过程中为他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关系与政治资本，比如凭借临时政府的委任来抬高身价、通过反苏反共的理念结交麦克阿瑟等美国右翼人士，为他后来登上大韩民国开国总统的宝座铺平了道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朝鲜半岛也迎来了尴尬的独立。美军进驻朝鲜半岛南部，依三八线之约定与苏联对峙，以霍奇为首的美国军政厅统治南方，南朝鲜内部亦是左右翼对立的格局。1945年9月6日，左翼吕运亨等人组织的朝鲜建国准备委员会成立“朝鲜人民共和国”，推选李承晚为主席。李承晚自日本投降后就准备着回国事宜，起初美国政府一如既往地对他冷淡，虽然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在1945年9月初就批准了李承晚的护照，但因为李承晚使用“临政驻美最高委员”的头衔，美国政府一度限制了他的护照。在对李承晚友好的美国军方的斡旋下，加之李承晚不再坚持其头衔，美国政府最后还是放行。

1945年10月12日，李承晚飞抵日本东京，会见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和美军政司令霍奇，10月16日乘麦克阿瑟的专机抵达汉城，踏上了阔别33年的祖国土地。李承晚在国内基础薄弱，除了尹致映、任永信、李起鹏等几个人以外并没有什么追随者，所以他为了站稳脚跟，在回国后不久的10月23日就成立了“大韩独立促成中央协议会”（简称独促）。尽管李承晚对韩国民主党（简称韩民党）为代表的国内右翼势力的亲日色彩有所不满，但鉴于意识形态与力量对比，他还是采取了联合韩民党的方针。对于“朝鲜人民共和国”，李承晚在11月7日发表声明，在感谢他们选自己为主席表示感谢的同时，声称自己作为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成员，在没有同临时政府达成协议前则不能有任何作为，故谢绝赴任。

当时，金九、金奎植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员也于1945年11月下旬以个人名义回国了。其实，虽然李承晚是在美国的护送下回国，回国后还在霍奇出席的情况下发表公开演讲，却并不代表美国从一开始就决定扶植他。美国政府最初认为扶植深孚众望的金九可以提升美国在南朝鲜的影响力。然而金九不像李承晚那样对日治余孽居多的国内右翼势力妥协，而是表现出坚决反日的民族主义态度，同时他一回国就宣布临时政府的法统，企图取美国军政厅而代之，所以很快就被美国抛弃了。随后发生的反托管运动更给了李承晚攀上权力巅峰的绝佳机会。

早在雅尔塔会议时，原则上确立了美、苏、中、英四大国对朝鲜半岛的托管。1945年12月召开莫斯科美、苏、英三外长会议，正式决定四大国托管朝鲜五年。此案一出，全朝鲜哗然，李承晚、金九等右翼势力掀起了反托管运动，最初反托管的朝鲜共产党却在苏联的指示下发表了支持托管的声明，导致原本深得民心的左翼势力支持率暴跌。右翼内部李承晚、金九两派在反托管运动的表现又不同，虽然霍奇放风说托管是苏联的意思，美国主张立即独立，但是金九的矛头不指向苏联，而是猛批美国占领当局，甚至还在12月31日宣布临时政府接管南朝鲜政权，使美国人对金九深恶痛绝。李承晚及其同盟韩民党则不同，早在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开幕的12月17日，李承晚在广播电台发表演说“我对共产党的立场”，声称朝鲜共产党要把祖国并入俄国，不解决共产党问题就会引发分裂乃至内战。年底托管决议出炉后，李承晚与韩民党高举反苏反共旗帜，主导了反托管运动。当时金九主张左右联合建立非常政治会议，组建过渡政府以抵制国际托管，李承晚加入其中并控制了非常政治会议。1946年2月13日，由李承晚、金九等28人组成的非常政治会议最高政治委员会成立，其中只有4名左翼人士，次日被美国军政厅收编为其咨询机构，改名“南朝鲜大韩民国代表民主议院”（简称民主议院），李承晚任议长。至此，李承晚通过反托管运动收获了民心，巩固了与韩民党的联盟关系，并受到美国人的重视，使他离总统的宝座又靠近了一大步。

随后南朝鲜局势发生转折，美苏共同委员会（简称美苏共委）在汉城成立，摸索妥协之道，吕运亨、金奎植、安在鸿等主导的左右合作运动也在1946年5月展开。李承晚激进的反苏反共言论与当时左右合作的大势格格不入，失宠于美国军政厅，霍奇甚至还派人审查李承晚的广播讲稿，删除其中的反苏内容。第一次美苏共委破裂后不久的1946年6月3日，李承晚在全罗南道井邑发表的演讲首次公开抛出了南方单独建国（简称“单政”）的言论，更为霍奇所不容。李承晚在南朝鲜陷入窘境，便决定直接赴美寻求支持。1946年12月1日，李承晚乘坐麦克阿瑟为其提供的专机飞往美国，滞留到次年4月。李承晚不但以反苏反共与单独建国的主张游说美国政府，还告了霍奇的状，谴责他偏袒左翼势力，致使霍奇不得不于1947年3月回华盛顿述职，对自己支持左右合作运动的事实进行解释。此时杜鲁门主义出台，美国的政策也急速朝反苏反共方向发展，李承晚见事情有转机，便于1947年4月回国了。中途曾到访中国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1947年4月21日返回汉城。

此后的局势越来越有利于李承晚的“单政”夺权计划。李承晚还在美国时，就于1947年2月7日宣布建立南朝鲜过渡政府，回国后，过渡政府于1947年6月3日成形。此时第二次美苏共委亦陷入僵局，美国于1947年8月决定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解决，说明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已放弃同苏联的合作，这对李承晚来说无疑是天赐良机。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成立后，以印度人梅农为首的委员会成员于1948年初访问南朝鲜，李承晚在会见他们时力主南部“单选单政”。另一方面，自1946年9月以后，朴宪永的朝鲜共产党遭美国军政厅镇压，1947年7月，左翼领袖吕运亨被暗杀，到12月时左右合作运动彻底破产，标志着右翼势力一统南朝鲜政坛，也是李承晚实行单政的重要条件。次年三一运动纪念日，李承晚召开“国民庆祝大会”，祝贺小型联大通过关于朝鲜半岛南部“单选单政”的决议。李承晚的行动是绕过了美国军政厅的，他在1947年7月3日就声明不再需要霍奇的协助，霍奇也在1948年2月对来访的美国参议员麦克马洪抱怨李承晚的不合作让军政厅的统治更加困难，甚至有传闻说霍奇内定金奎植出任未来南朝鲜的总统。但金九、金奎植等临政派反对单政的民族主义立场又给了李承晚机会，二金还不顾美国反对，于1948年4月前往北朝鲜，参与南北协商。5月5日，当二金回到汉城时，带回北方不会切断电力供应的承诺。然而，两天后北方即停止向南部供电，二金声誉大为受损。这样，美国的合作者只有李承晚了。杜鲁门总统回忆道，尽管美国人不太喜欢李承晚，但“我们除了支持李承晚，再没有选择的余地。从1905年以来，朝鲜就受到日本人的摧残和蹂躏，它没有机会培养其他的领袖人物”。

1948年3月，美国军政厅宣布于5月9日在南朝鲜举行大选，由于当天发生了日食的凶兆，改在5月10日。选举前后，南朝鲜的美军处于备战状态，李承晚麾下的警察和右翼青年团倾巢出动，并强行组织由18至55岁的男子参加的“乡土保卫团”，胁迫民众去投票。其间美国军政厅逮捕了50425人，处决350人。尽管是这种恐怖氛围，选民投票率只有30%。选举产生了198名议员，其中李承晚等12人是直接推举的议员。接着，5月31日又组成了“制宪国会”，李承晚被选为国会议长。7月17日，效仿魏玛宪法的《大韩民国宪法》通过，7月20日，国会举行总统选举，李承晚如愿以偿地当选总统，李始荣当选为副总统。1948年8月15日，李承晚在汉城中央厅（原朝鲜总督府）正式宣布成立“大韩民国”，他就是大韩民国首任总统。同年9月9日，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在平壤宣告成立，朝鲜半岛分裂为两个政府，造成这一事态的原因有很多，但一向鼓吹单独建国、觊觎总统宝座的李承晚显然难辞其咎。

大韩民国建立以后，李承晚的主要精力不在经济建设、改善民生，而在肃清异己、挽留美军，以达到大权独揽与抗衡朝鲜的目的。原本韩国民主党一直是李承晚的同盟者，对李承晚登上总统宝座立下汗马功劳，但李承晚却任用出身民族青年团（族青团）的李范奭为国务总理，而韩民党在内阁中只有财政部长金度演一个席位，使其对李承晚过河拆桥的无节操行径十分不满。1949年1月，金性洙的韩国民主党和申翼熙的大韩国民党合并为“民主国民党”（简称民国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在野党；另一方面，国会中又兴起了金若水、卢镒焕为首的主张改革的少壮派，金九等临政派虽标榜不参政，却在为撤走美军和南北协商而奔走，已成为李承晚的眼中钉。面对国会少壮派和在野的金九等人的威胁，李承晚与民国党再次联手，发起了“六月攻势”。当时各方势力围绕国家统一、农地改革、美军撤退、整肃亲日派等问题展开博弈，而整肃亲日派尤其是牵涉利益要害的焦点。国会在1948年10月成立“反民族行为特别调查委员会”（简称反民特委），逮捕日治时期的亲日分子，被捕者中很多都是李承晚政权的警察。李承晚不以为然，公开发表讲话批评，屡次阻挠反民特委工作。在1949年6月李承晚发动“六月攻势”之际，警察袭击反民特委，反民特委下属的特别警察队被李承晚政权强行解散，许多与反民特委有关的人士被捕。1949年6月26日，金九被极右军官安斗熙暗杀，此事多被认为是李承晚势力嗾使。到1949年底，李承晚政权通过炮制“南劳党国会支部事件”，将金若水等国会少壮派势力一网打尽。在肃清异己的过程中，李承晚的支持者于1949年11月12日组织大韩国民党，成为执政党。

李承晚当政前后，南方的左翼势力已转入地下，发动人民与军队起义以反抗李承晚政权，李承晚对此予以毫不留情的镇压，先后在1948年和1949年镇压了济州岛四三事件和丽水-顺天事件，杀戮数万生灵，并在朝鲜战争前一直进行着对南劳党游击队的讨伐行动，使左翼势力遭受沉重打击。李承晚对左翼势力的镇压，美军的支持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但此时美国的政策是欲从朝鲜半岛抽身，撤离驻韩美军。美军的撤离正中李承晚大忌，他想方设法挽留美军，但无济于事，驻韩美军按原计划于1949年6月30日撤走，只留下美国驻韩军事顾问团。美国虽给予李承晚政权经济援助，但这些援助显然不能满足李承晚的要求。于是，李承晚时不时放出“武力北进”的言论，并全力扩充韩军，到1949年8月底时大韩民国国军兵力达到10万人，并指使军队不断在三八线上挑衅，制造朝鲜半岛的紧张感。尽管李承晚确实主张武力北进甚至打到满洲（中国东北），但在1949年到1950年间的挑衅主要是为了吸引美国注意力，拖住美国对韩援助，乃至让美军返回韩国。正如美国驻韩大使穆乔指出的那样，李承晚使出浑身解数想留住美军，而不是更多关心其政府的完善以及改善民生。然而，美国只希望朝鲜半岛稳定，所以李承晚的做法非但没能让美军返回韩国，反而令美国在增加对韩军事援助的问题上更加犹豫不决。

李承晚不仅在增加美援上一筹莫展，在国内的地位也是摇摇欲坠。在1949年与李承晚短暂合作的民国党又开始反对李承晚，于1950年1月27日提出修宪案，要求改为责任内阁制，限制李承晚的权力。虽然修宪案没有通过，但支持李承晚的国民党势力下降，到1950年5月30日国会大选时，众多反对李承晚的无党派人士当选议员，赵素昂、安在鸿、吕运弘、张建相等拥有很高名望的中间派人士也进入国会，支持李承晚的国民党在国会中只占不到三分之一的议席。由于总统是由国会选举产生，因而李承晚对充满敌意的国会感到严重不安。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南下，朝鲜战争爆发，韩国国军兵败如山倒，6月28日汉城失守。李承晚自6月27日后率政府人员不断南撤，一直逃到釜山。虽然战况不利，但战争的爆发对李承晚来说不啻因祸得福，他不仅通过战争机制凝聚了人心，大大提升了自己的地位，还实现了拖住美国的企图。美国在战争一爆发便介入其中，并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第84号决议组织“联合国军”，全面援助韩国。7月19日，李承晚致函杜鲁门，怂恿美国打过三八线，美国虽未立即同意，但最后还是在9月1日出台NSC81号文件，批准了打过三八线的计划。9月15日，麦克阿瑟率“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拦腰截断朝鲜人民军，战局逆转。9月28日，“联合国军”与韩国国军收复汉城，次日李承晚偕麦克阿瑟返回汉城。10月1日，韩军首先跨过三八线，10月7日，“联合国军”也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10月19日，“联合国军”攻入平壤，同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启抗美援朝。李承晚于10月30日赴平壤，对10万群众发表演讲，给他们打气，其后又赴咸兴。1951年1月4日，中朝军队攻克汉城，李承晚再次南撤釜山。3月以后，美韩军又夺回汉城，与中朝军对峙于三八线。

1951年7月以后，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状态。李承晚对停火非常敏感，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和谈，执拗要求美军再次打过三八线，令美国人十分恼火。但进入1952年，由于大选将至，李承晚专注于如何保住总统宝座，暂时转移了对停火的视线。1952年夏发生“釜山政治风波”，李承晚凭着霸王硬上弓而通过的“拔萃改宪案”在1952年8月5日举行的总统直选中成功连任大韩民国第二任总统。

保住总统地位后，李承晚继续从事反对停战的活动，甚至闹出释俘事件，但《朝鲜战争停战协定》还是于1953年7月27日签字了。李承晚政权拒绝在这个协定上签字。美国为安抚李承晚，于8月派遣国务卿杜勒斯来韩，10月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正式确立了韩美同盟与驻韩美军的地位。1954年日内瓦会议，也是因为李承晚政权坚持武力北进的立场，美国拒绝撤军，导致会议中关于朝鲜问题的谈判破裂。同时美国经济援助体制确立，一方面延续了李承晚政权的命脉，另一方面也加深了韩国对美国的从属性。

战后的李承晚统治愈发专制独裁和诉诸暴力，执政的自由党（1951年12月23日创立）更加御用化，在野的民国党也日益没落而徒具虚名，韩国国会蜕变为权钱交易和自由党独断专行的舞台。1954年5月20日，在韩国国会第三次大选中，自由党大获全胜，在203个议席中占了114个。年届耄耋的李承晚得寸进尺，为了做终身总统，他又推出新的修宪案，废除对现任总统连任的限制。虽然在国会投票中未达法定票数，李承晚强行以四舍五入法将其通过。

1956年第三届总统大选，李承晚宣称自己在两届任内未能推动国家统一，有意退出选举，自由党收买的各种御用团体又以递交血书和绝食等方式要求李承晚参选，于是李承晚以尊重“民意”为由与心腹李起鹏搭档竞选总统。在野势力重新集结，民主党（1955年由民国党改名）推出申翼熙和张勉以“活不下去就换政府”为口号竞选正副总统，李承晚以“换了更活不下去”的口号针锋相对，却无法抵挡申翼熙的人气。中间派的进步党也推出曹奉岩和朴己出为候选人。不过，最有实力挑战李承晚的申翼熙在1956年5月5日暴死于前往全罗道拉票的途中。1956年5月15日大选开始，李承晚以5046437票当选，仅以52%的多数票战胜2163808票的曹奉岩。但副总统却由民主党的张勉当选。

李承晚当选后，越发肆无忌惮，不仅摧残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还对政敌采取肉体消灭手段。1956年9月28日，发生李承晚心腹李起鹏暗杀副总统张勉未遂事件，1959年，李承晚政权以间谍罪处决了曹奉岩，同年12月再次动员警察强迫国会通过《新国家保安法》，进一步强化专制独裁。李承晚就这样一步步把自己推入孤家寡人的境地，民心也急剧丧失。1960年大选来临，李承晚仍欲耍花招占据总统宝座，辅佐他十多年的美国顾问奥利华（Robert T.Oliver）建议他退休，他说：“我必须留任……谁，谁来领导战斗？我必须留任，我让我的人民选择。”但是韩国人民已经不允许了，终于引爆了四一九革命，李承晚政权动员军队血腥镇压，导致186人死亡，6026人受伤。但在人民的怒吼中，他已无力回天，再加上美国也抛弃了他，被迫于1960年4月27日向国会提出辞呈，次日以平民身份由景武台总统府移居梨花庄。5月29日，李承晚流亡美国夏威夷。1965年7月19日，李承晚在夏威夷火奴鲁鲁去世，此前李承晚已失去意识一年多，临终前也说不出话来，所以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其夫人弗兰西斯卡·端娜请求将李承晚的遗体运回韩国，韩国社会出现了对他举行国葬、国民葬、社会葬还是家族葬的讨论，由于反对声音太大，所以最后以家族葬的形式安葬于汉城铜雀洞国立墓地（显忠院），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致悼词。

李承晚大力鼓吹“单选单政”的主张，在美国的支持下建立了大韩民国。李承晚建国后首先面临法统问题，按理说他应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但因为他曾被临时政府罢黜总统的不光彩经历，他否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合法性，而宣称大韩民国继承自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建立之前的汉城政府，然后是他的欧美委员部维持汉城政府的法统。如此一来，他就彻底得罪了金九等临政派。在他统治时期，各种宣传物也对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讳莫如深。直到李承晚倒台后，韩国才承认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奉其为法统。

李承晚虽标榜民主自由，却行专制独裁之实。首先表现在他的反共政策，李承晚对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翼势力实行无条件镇压，并诉诸法制化，1948年11月，李承晚政权出台《国家保安法》，该法成为李承晚肃清异己的工具，频频逮捕国会议员；1958年11月，李承晚的亲信李起鹏亲自率警察强迫国会通过《新国家保安法》，该法规定凡是反对李承晚的个人或团体，均视为反政府嫌疑，最高可处死刑；国家机密和情报的概念扩大至军事以外的社会各方面；诽谤总统者以不敬罪处10年徒刑。如此一来，李承晚借反共之名将韩国变为到处抓人的警察国家。

其次，他发挥权术，牢牢把住个人权力，他善于操纵政党，在各个政治集团之间制造分裂，使一个集团反对另一个集团，当个人争斗和仇恨激化成各集团之间的冲突之后，他又公开地批评他们没有为民族的利益而联合起来。他麾下还有各种右翼青年团体，用以维护统治。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官员均由李承晚任命。他用人的标准是“忠诚”，他害怕下级威信升高而影响他的权力，所以频繁地更换官员，在他执政12年时间内先后有200多个内阁成员，平均每人只干了不到11个月。在他的独裁统治下，韩国官场贿赂公行，裙带成风。

第三，他为了保住权力，两度强行修改宪法，即1952年的“拔萃改宪案”和1954年的“四舍五入改宪案”，公然践踏民主制度。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也被限制，各种笔祸事件层出不穷，又在1958年1月1日与民主党和政友会两个在野党达成协议，规定禁止新闻发表有利于在野党的批判，从而换取李承晚政权不动员警察干预选举的承诺，引发新闻界的轩然大波。

李承晚亦制造个人崇拜。在自由党的运作下，宣传他是“反共英雄”、”自由明星”的海报铺天盖地，他的铜像被建起，《我们总统之歌》、《独立协会和青年李承晚》等歌颂他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但远不如朝鲜对金日成的崇拜。此外他在1957年收亲信李起鹏之子李康石为养子，并让他入读首尔大学，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盛传李承晚将立李康石为接班人。后来李康石迫于压力从首尔大学退学并参军，四一九革命爆发后杀光全家后自杀。

李承晚不重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他的政策是先统一再建设、不统一不建设。李承晚政权宣称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实际上却通过朝鲜战争树立了统制经济，使国家成为韩国经济生活的主导力量。李承晚时期的经济主要依赖美国的援助，整个20世纪50年代，韩国国家财政的50%来自美援。特别是朝鲜战争后，美国加大了对韩国的援助力度，从1953年到1960年，美国给予韩国经济援助17.45亿美元，外加联合国韩国复兴署援助的1.2亿美元。李承晚坐拥美国巨额援助，却不好好利用，一心要武力北进，因此李承晚时期只有最低端的“三白”产业（面粉、制糖、棉纺织）发展较快，从中诞生了韩国最初的财阀。李承晚时代，整个韩国成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市场，李承晚的选举仰仗七大企业（泰昌纺织、金星纺织、朝鲜纺织、东洋水泥、东立物产、首都物产、中央产业）的政治献金，这些财阀又得到李承晚政权的扶植，中小企业则纷纷倒闭，失业率猛增。由于美国援助粮食导致农产品与工业产品价格间出现剪刀差，使韩国农业亦遭受沉重打击。李承晚统治后期更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总之，李承晚时期的韩国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死亡线边缘挣扎。李承晚倒台的1960年，韩国人均gdp仅82美元，只有朝鲜的1/3，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不过，李承晚的经济政策并非毫无建树。在朝鲜战争前，李承晚政权于1949年6月出台《农地改革法》，实行土地改革。此次农地改革乃是继承美军政时期的政策，将土地有偿分配给农民。农地改革缓解了韩国农村的社会矛盾，极大削弱了地主制经济，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并为韩国的工业化铺平道路。李承晚政权后期还曾制定了“经济开发三年计划（1960—1962）”，并在四一九革命爆发前夕的1960年4月15日被国会通过。这一计划虽未付诸实施，但也是韩国自己制定的第一个经济发展计划，值得肯定。

李承晚政府以“北进统一”为目标，对军事高度重视，但其主要途径不是国防现代化，而是大力扩军，朝鲜战争爆发前夕，韩国国军人数还不到10万。朝鲜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后，李承晚就全面扩军，到1953年7月停战时，韩军已经猛增至59万余人。战后一度增加到72万人，但因当时的韩国财政无法维持如此庞大的军队，故李承晚政府不得不裁了一些军。即便如此，军队规模仍然不是小数字，到李承晚统治末期有“60万大军”。另一方面，李承晚政府先后派遣约6700名军官去美国接受军事培训，远远超过文官赴美的数字，因此韩国军官比一般韩国人更容易赴美留学，成为精英意识极为浓厚的群体，培养了后来军事政变发生的温床（韩国三位军人总统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都曾在李承晚时期赴美接受军事培训）。

大韩民国建国后，《大韩民国宪法》第16条明确规定：“所有国民都拥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至少初等教育是义务的无偿的。”据此，李承晚政府于1949年12月31日颁布《大韩民国教育法》。为了贯彻《宪法》精神和保证《教育法》的实施，李承晚政府随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中包括1952年颁行的《教育法施行令》、1953年颁行的《公民教育法》。《大韩民国教育法》在继承所谓“弘益人间”理念的基础上增加了李承晚提出的“一民主义”，即所谓的“民主主义的民族教育理念”。从这一点上看，李承晚政府虽然标榜民主主义教育，但采取的教育政策却带有浓厚的国粹主义色彩。按照“一民主义”的要求，韩国国民不仅应该“一人一技”，还要“思想归一”，并具有“反共精神”。这际上是一种试图通过反共教育使民心归向李承晚政府的教育政策。朝鲜战争爆发以后，这种政策更发展成国防教育政策。

李承晚政府大力推进义务教育。1948年，李承晚政府的文教预算占政府财政预算的8.9%，其中69.4%为义务教育的费用；1949年文教预算占政府财政预算的11.4%，其中71.6%为义务教育费用。朝鲜战争以后,政府教育预算有了大幅度提高，到1960年已增加到了15.2%。其中的义务教育费增加到了80.9%。这促进了学校和受教育人口的大量增加，从1945年到1960年，小学（初等学校）从2834所增加到4602所，增加了62.3%，学生数从1366024名增加到3599627名，增加了2.6倍；初中学校（中学校）从97所增加到1053所，大约增长了11倍，学生人数增加到528614名；高中学校（高校）从224所增加到640所，增长了将近3倍；学生数从84363名增加到263563名，增长了3.1倍；大学由19所增加到63所，增加了3.3倍，学生数由7819名增加到97819名，增加了12倍。但是，李承晚政府普及初级义务教育的目标并未实现，1954—1959年儿童实际就学率只有80%，远未达到教育部的计划指标。

李承晚推行依赖美国的一边倒外交，在朝鲜战争后即确立韩美同盟，允许驻韩美军长期存在，依赖美国军事与经济援助。李承晚为了实现“北进统一”的最高命题，以弱势为筹码，屡屡通过外交讹诈、不断威胁，在停战谈判、韩美同盟、日内瓦会议、经济政策争端等问题处理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有利于韩国的政策结果，而将美国政府置于两难境地。

在对华关系上，李承晚与中华民国关系友好，他曾于1947年访华，并在1953年访台。1949年1月与中华民国建交。李承晚对华外交最重要的事件就是1949年8月与蒋介石的会晤。李承晚为了拖住美援，力主缔结韩、台、菲主导的反共的“太平洋协定”，为此邀请蒋介石来韩国镇海会谈，双方发表了反共声明。但台韩看似同仇敌忾，实则同床异梦，蒋介石希望在韩国开辟反共第二战场，韩国虽同意设空军基地，但不想卷入国共内战，只希望借助国民党的飞机威慑朝鲜。所以台韩合作很快就不了了之。

在与日本关系方面，李承晚一方面在国内任用日治时期的对日协力者，对肃清亲日派持消极态度，另一方面则标榜反日，在国内强化反日意识形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当时美国主张韩日尽快建立外交关系，以求两国经济合作、实现双赢，李承晚也在美国的敦促下恢复韩日贸易，启动对日谈判，并曾在1953年1月亲赴日本。但韩日关系未见好转，李承晚政权在1952年1月公布了一条海上界线，禁止日本渔民进入该线捕鱼，俗称李承晚线，该线公布后，许多日本渔民被韩国抓走。此外，不少在日朝鲜人在日本政府的允许下回归朝鲜，亦使李承晚政权气急败坏，多次叫嚣阻止“同胞北送”，曾派特务到日本制造了“新潟日赤中心爆炸未遂事件”。总而言之，在李承晚时期，对日关系未取得进展。

此外，李承晚也与其他亚洲反共国家交好，尤其是南越。1955年10月27日，越南共和国成立翌日，李承晚就向吴廷琰致贺电予以承认，双方建立外交关系，李承晚任命崔德新为首任驻南越公使（1958年升大使）。1957年和1958年，韩国与南越实现元首互访。

李承晚是朝鲜王朝让宁大君的后裔，但他本人并不张扬这点。他统治韩国后，给其美国顾问奥利华的信中拜托不要提及他的祖先背景，因为这很有可能给其政敌以他要恢复君主专制的把柄。事实上他对朝鲜王室态度也不好，拒绝滞留日本的李垠回国，并赶走纯贞孝皇后，将皇宫充公。

韩国独立运动中的暗杀事件时有发生，李承晚对此坚决反对。1908年，韩国人田明云、张仁焕追到美国旧金山，刺杀了在《乙巳条约》中为虎作伥的美国顾问斯蒂芬，在美国法庭审判田张二人时，李承晚被邀请为翻译，但被他拒绝；1909年安重根在哈尔滨击毙伊藤博文，李承晚亦持批判态度。他认为杀死西奥多·罗斯福的朋友斯蒂芬及深受西方尊敬的伊藤博文恶化了美国人对韩国的认识，怀疑韩民族为过激派，从而不利于韩国独立运动。后来他甚至因为李奉昌和尹奉吉的义举而向临时政府抗议。而他的一贯主张则是通过外交手段获得独立。

1951年7月以后，朝鲜战争进入边打边谈的阶段。李承晚极力反对美国参与和谈，并扬言停战协定若签署，韩军将脱离“联合国军”，单独北进，但都被美国压服。后来因战俘问题的分歧而迟迟不能停战，中国主张双方战俘全体遣返，美国主张自愿遣返。到1953年5月25日，美国作出让步，同意中朝战俘移交印度为首的中立国监察委员会，允许中朝对战俘做解释工作，中国也表示同意。眼看停战协议即将达成，李承晚政权于1953年6月17日深夜释放了关押在论山等四处的25000名朝鲜战俘，并与看守战俘的美军交火。事后李承晚亦宣称决不改变立场。此举令美国大发雷霆，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等甚至讨论除掉李承晚的“永备方案”。另一方面，中国也以此事件为由果断发起金城战役，占领192平方公里土地，并质问美国能否管住李承晚。此时美国面临抛弃李承晚与拒绝停战的两难选择，但美国认为共产党仍是主要敌人，李承晚也作出妥协，默认停战，不过要求确保缔结韩美攻守同盟和给韩国提供大量经援军援。结果1953年7月停战，同年10月《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签订，李承晚还是得偿所愿。

朝鲜战争期间，李承晚曾赋五绝汉诗一首，赠与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内容是：“半岛苍黄际，将军万里来。三师声势壮，胡虏自崩颓。”

李承晚在1952年釜山政治风波中尝到了强行改宪的甜头，1954年故技重施，推出了强化总统权力、废止总统连任的又一个改宪案。李承晚及自由党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这个改宪案使李承晚做总统到死，然后由自由党的副总统继任。该案于1954年11月18日在国会投票表决，203名议员除1人缺席外，赞成135票，弃权6票，无效1票。由于差一票达到2/3多数，改宪案被国会否决。李起鹏等自由党干部垂头丧气地跑到景武台总统府研究对策，李承晚说：“被否决？不，诸位！135票不是足够法定票数么？希望无论如何，一定要采取断然行动，重新宣布议案通过。”自由党经过彻夜讨论，想出一个办法，即203名议员的三分之二是135.33票，按数学的四舍五入法应作135票，强行通过了改宪案。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四舍五入改宪案”。

在李承晚统治时期（大韩民国第一共和国），对他基本都是正面评价，其亲信尹致映更是把他捧为“国父”。但亦有曹奉岩在《东亚日报》发表公开信，谴责李承晚不择手段维持权力、罔顾人民死活。另外，当时对他的宣传都以独立协会时期为主，而对他在韩国独立运动期间则活动则往往一笔带过。

四一九革命后到90年代，韩国对李承晚的评价转变为负面为主，被定性为反民主的独裁者、野心家。李承晚昔日的政敌金九被更多人视为国父，而李承晚在独立运动期间的糗事也被揭露出来。韩国历任总统对他评价都不高，如朴正熙称之为“年迈的李承晚的愚昧和独裁”、“在李承晚大权独揽的统治下，国家停止了发展。这种大权独揽和非制度化的政党——以个人为中心的贪婪的集团所起的作用，造成了民主政治的失败”。金大中对李承晚的评价则更低，他说：“第一任总统李承晚背弃他负有的为民主奠定基础的使命，为谋求个人长期执政，重用反民主的前通倭分子为亲信，滥用反共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利益的名义，巩固个人权势”，“从他身上根本看不到统一国家的愿望，而只能看到当冷战即将到来时一个政客的冷酷的运筹谋算。他过去曾把自己的身心全部贡献给光复祖国的事业；可是回国后不到一年，他不仅轻易放弃了统一祖国的理想，而且殚精竭虑地设法在这片分裂的国土上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只要我们回想一下他的政治生涯的悲剧性结局，回想一下他如何一味主张不惜兄弟阋墙、谋求军事统一，便不难找到我们民族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韩国的民主化和对李承晚研究的深入，韩国学界对李承晚的评价日益多元化和客观化，除了很多人仍认定李承晚为“独夫”以外，对他给予肯定评价的也不在少数，称李承晚是“具有领袖风范的领导人”，有的学者称李承晚是韩国现代史上的一棵巨树，更有甚者指出如果没有李承晚，就没有自由民主主义的大韩民国，称他为“建国之父”。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在晚年受采访时明确指出：“我认为李承晚博士是建国的国父。之后是做过很多错事。这是他年纪大了以后身边的人乱搞的。李博士是建国之父。当时北韩受苏联军队指示，苏联军官金日成组建了北韩政府，而且北方还培养了军队。在这种状况下，李博士殚精竭虑建立政府，这完全是他立下的功勋。”总之，李承晚是韩国近现代史上争议颇大的人物，对他的功过迄今褒贬不一，韩国左右阵营长期对此展开争论。

2006年韩国民调机构“盖洛浦韩国”与“韩国论坛”联合调查显示，韩国青年学生对李承晚的评价低于金日成，认为他是“亲美事大主义者”（53%）、“反民主的独裁者”（18%）、“南北分裂的元凶”（18%），只有1.3%的人认为他是“独立斗士、建国之父”。2014年一份关于韩国人最喜欢的总统的民调中，李承晚排到第9位（0.8%），仅高于两名过渡性总统尹潽善和崔圭夏。

李承晚对美国而言是“价值与负担”的矛盾体，一方面他有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价值，另一方面因为其独裁统治给美国道德负担，其武力北进给美国以战略负担。因此美国人对他评价很微妙，比如释俘事件时负责与李承晚交涉的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罗伯逊评价李承晚不但是个老谋深算、机智灵活的谈判高手，而且十分情绪化、不可理喻和难以琢磨，完全可能引领他的国家走向民族自杀。另一方面，他能够调动韩国的反共决心和意志，“这种精神和毅力应予以保存而非破坏”。此外，“他的军队由我们武装，在亚洲是最为庞大而有效的反共武器，我们十分需要他们站在我们这一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在日记中写道：“毫无疑问，敌人仍然是共产主义，但李承晚是一个如此不能令人满意的盟友，让人总是免不了以最强硬的措辞斥责他。”美国勉为其难地扶植李承晚上台并给予援助，他下台时也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

中国和朝鲜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对李承晚持全盘否定态度。他在抗美援朝时以“美李匪帮”、“李承晚傀儡集团”闻名于中国。1951年曾出版名为《朝鲜卖国贼李承晚》的册子，改革开放后，虽不提他卖国，但在中国仍是负面形象，如学者张琏瑰认为李承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封建余孽，是十足的帝王主义者”，为人专横残暴、刻薄寡恩，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

朝鲜将李承晚与历史上的李成桂、李完用以及后来的李明博等均视为李氏家族所产的特大型卖国逆贼。

李承晚著作等身，可与尼赫鲁颉颃。其著作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从这点来说他堪称是思想家。他早年在《协成会会报》、《独立新闻》、《皇城新闻》、《帝国新闻》等报刊上撰写大量稿件，1899年入狱后又开始写书，主要有：

此外柳永益和吴瑛燮等韩国历史学家还曾编纂了《李承晚东文书翰集》（3卷）和《李承晚英文书翰集》（8卷），及《梨花庄所藏雩南李承晚文书》（18卷）等。

让宁大君李褆→长平都正李䜣→富林令李顺→树州正李允仁→李忠谠→李元约→李庆祚→李仁后→李烱→李惟源→李征夏→李墺→李最权→李璜→李昌禄→李敬善→李承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