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 Army）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0年10月至1959年1月期间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方面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19日入朝参战，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改编而成，总计有240万人先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0年6月25日，朝鲜在苏联默许下向韩国进攻，开始内战，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爆发。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84号决议，派遣“联合国军”支援韩国抵御朝鲜的进攻。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将韩军驱至釜山一隅，攻占了韩国90%的土地。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法国、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卢森堡）在仁川登陆，开始大规模反攻。27日美国总统H.S.杜鲁门宣布美军进入朝鲜半岛。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国领土台湾，在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情况下。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美国无视中国的严正立场，同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并通过申请协助韩国的动议案，组成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的“联合国军”，7月7日至1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国防会议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根据会议决定于1950年7月13日组建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为主共25万余人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以确保中国东北边境安全。8月下旬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和第19兵团分别调至津浦线、陇海线等铁路沿线。

美军飞机入侵中国领空并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镇。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美国对中国政府的警告仍然置若罔闻，“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占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并向鸭绿江进犯，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1950年10月8日，中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决定出兵朝鲜，并将东北边防军改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17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同意了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要求苏联方面提供空军掩护的请求。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当时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出国作战时，彭德怀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解方任参谋长，杜平任政治部主任。在战争期间，陈赓、宋时轮、杨得志曾先后任副司令员，甘泗淇曾任副政治委员，李志民曾任政治部主任，李达曾任参谋长。朝鲜停战后，邓华曾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得志、杨勇曾先后任司令员，李志民、王平曾先后任政治委员，梁必业曾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蕴瑞曾任参谋长。志愿军入朝作战时，共有6个军。兵力最多时为19个军，连同由刘震任司令员的志愿军空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部队，共134万余人。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经历两个阶段。从1950年10月25日～1951年6月10日，为运动战阶段，一般按战役过程分为五次战役。从1951年6月中旬～1953年7月27日，为阵地战阶段。战争期间，志愿军于1951年5月成立后方勤务司令部，由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统一组织指挥后方对敌斗争和后勤保障。志愿军后勤部队在空军、高射炮兵、铁道兵、工程兵和警卫部队等的密切协同下，使后勤保障逐步适应作战需要。

从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成立至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撤离朝鲜，共有4任志愿军司令员和4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为第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为第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得志、李志民为第三任司令员、政治委员，杨勇、王平为第四任司令员、政治委员。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对重重困难，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待命出征。

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研究过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同时征求一部分民主人士的意见。最后命名为志愿军，并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番号和编制。表示中国不是跟美国宣战，是人民志愿支援朝鲜。虽然名称为志愿军，但实际是现役部队整建制地参战。战争初期，这一名称让“联合国军”误以为这不过是一只小规模的志愿者队伍。后来“联合国军”弄清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成建制的正规部队，只是使用了完全不同的番号后，也继续承认“志愿军”这一名称，以便将战争限制在朝鲜半岛，避免将战争升级。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中边境及其附近地区，于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对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南朝鲜（韩国）军突然发起的进攻战役。集中3个军另1个师于西线给“联合国军”以突然性打击，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合国军”企图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7日至12月24日，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及其指挥的南朝鲜（韩国）军诱至预定战场后，对其突然发起反击的战役。西线六个军主力在清川江地区。东线3个军在长津湖地区发起反击，给以出其不意的打击。“联合国军”兵败于西部战线的清川江两岸和东部战线的长津湖畔，放弃平壤、元山，退至“三八线”以南。

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于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发起第三次战役。志愿军集中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对依托“三八线”既设阵地进行防御的“联合国军”发起全线进攻，将其从“三八线”击退至北纬37°线附近地区，占领汉城。

是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防御战役。“联合国军”发现志愿军补给困难，第一线兵力不足，于1951年1月25日恢复攻势。第一阶段以一部兵力在西部战线顽强抗击，集中主力6个军（军团）在东部战线横城地区实施反击，但未能打破“联合国军”主要方向上的进攻。第二阶段，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全线转入运动防御，3月14日，撤出汉城。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抗击“联合国军”。

是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反击战。4月2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首先集中志愿军11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于西线实施主要突击，再次越过“三八线”，接着，志愿军转移兵力于东线，至6月10日，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地区。

从1951年6月11日～1953年7月27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二阶段。这个阶段，中朝人民军队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进行持久的积极防御作战。战争双方都力图争取主动，打破僵局，谋求于自己更有利的地位。

中央军委于1951年6月中旬，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争指导思想和在军事上采取“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志愿军作战应与谈判相配合、相适应。

1951年7月10日，战争双方开始举行朝鲜停战谈判。从此，战争出现长达两年多的边打边谈的局面。1951年8月中旬～10月下旬，“联合国军”采取“逐段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并从8月开始，实施了长达10个月的以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后方供应为目的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绞杀战”。对此，中朝军队在反“绞杀战”中进行了战术反击作战。“联合国军”方面于11月27日同朝中方面达成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

志愿军为坚持持久作战，巩固已有阵地，创造性地建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同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坚固防御体系。从而由带机动性质的积极防御，转为带坚守性质的积极防御；由主要用于坚守战线、消耗敌人的阵地防御，逐渐转向以歼灭敌人为主的阵地进攻；中朝人民军队在打小歼灭战的思想指导下，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中，抢占中间地带，夺取其突出的前沿阵地和支撑点。1952年秋，在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上甘岭战役中，粉碎了“联合国军”发动的“金化攻势”。

1952年冬，朝鲜停战谈判仍无进展。中朝人民军队从1952年底起，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准备，至1953年4月全部完成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

1953年发起夏季反击战役，迫使“联合国军”方面作出妥协。7月中旬发起以金城战役为主的进攻作战，促进了停战的实现。

1953年7月27日，战争双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历时2年零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结束。

1958年2月，周恩来率团访问朝鲜期间，中朝双方就撤军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首批于3月15日动身回国。10月22日，志愿军总部官兵在司令员杨勇上将、政委王平上将等率领下启程返国。10月26日，志愿军总部公报：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

1959年1月，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建制均被撤销。

主词条：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朝鲜战争空战、大小和岛空战

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内遂行空中斗争和支援地面部队作战任务的军种。

1950年10月，志愿军首批部队入朝，决定组织志愿军空军参战，其基本任务是：在友军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的协同下，夺取并保持重要地区的局部制空权，以掩护交通运输线，保卫军事和工业目标，支援地面部队作战。1951年3月成立志愿军空军领导机关，刘震任司令员（后由聂凤智代司令员）。

志愿军空军的歼击机和强击机的作战半径很短，为支援地面前线部队作战，需要有前进机场，为此，在朝鲜北部抢修了一些简易机场，但因遭到美国空军连续轰炸而不能使用。志愿军空军只能使用国内基地，因而难以对“三八线”南北地区的地面部队进行空中火力支援。

作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2～1951.9），为取得空军作战的组织指挥、空中战斗和地面保障的经验，志愿军空军决定先以少量部队掩护交通运输线，进行实战锻炼。

第二阶段（1951.9～1952.6），配合地面部队进行反“绞杀战”。1951年7月10日，战争双方开始停战谈判。美军为向朝中军队施加军事压力，于8月中旬发动大规模的以破坏铁路为主要目标的“绞杀战”。

经过数月空战的实践，志愿军空军认识到高速喷气式歼击机不宜采用大编队进行空战，便总结制定了以四机编队、多批多路、多层配置、集中一域、协同作战的“一域多层四四制”战术原则。至5月底，志愿军空军在反“绞杀战”期间，共有歼击机部队18个团参战。保障了新义州至平壤、熙川至平壤两条铁路干线可以昼夜通行。至6月，美军历时10个月的“绞杀战”以失败而告终。

第三阶段（1952.6～1953.7），保卫重要目标美军在其“绞杀战”失败后，从1952年夏季开始，除继续破坏交通运输线外，将空中突击的重点转向工业的、农业的和军事的设施，连续组织大规模的空中战役，破坏朝鲜北部的水力发电系统、水利灌溉系统和军队补给系统。

在第三阶段作战中，志愿军空军在作战规模、空地指挥、空中战术和地面保障等方面，都有较大的改进和发展，获得了新的经验，并训练出在昼间复杂气象和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都能作战的部队。

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沿着“从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的道路，由不会打空战到学会打空战，由能打小规模的空战到能打大规模的空战，由于志愿军空军在总体上处于劣势，因而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作战中，志愿军空军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开展立功运动，涌现出三等功以上的功臣8000多名，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300多个。其中立集体一等功的单位6个，立集体二等功的单位2个；特等功臣16名，一等功臣68名，其中有21人获得英雄模范称号。王海、刘玉堤、孙生禄、赵宝桐、张积慧、鲁珉为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

志愿军海军出现在朝鲜战场是战场形势已到对峙阶段，1952年5月，海军决定，派出鱼雷艇部队、布设水雷部队、岸炮部队入朝，参加西海岸的防守。海军参战部队由志愿军西海岸指挥部领导，海军设前线指挥所，由鱼雷快艇学校政委朱军负责。1953年1月上旬首先进入朝鲜是海司海道测量部派出的测量队，有陆上、海上两个测量队。1953年1月9日，海军淞沪基地参谋长孙公飞带领部分布雷部队人员到达朝鲜，布雷队主要人员3月到达。岸炮部队3月23日到达朝鲜，共两个连，是青岛基地的一个岸炮连和淞沪基地的岸炮第8连。两个连4月20日分别进入培山和烟台山阵地。构建了130mm、100mm、37mm炮复合阵地。预备参战的快艇部队是鱼雷快艇31大队（辖1、2、3中队共18艘鱼雷快艇和预备中队），由于在朝鲜没有补给设施，没有实际赴朝，在青岛备战。

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内以火力遂行作战任务的兵种。炮兵，按其战斗使命分为地面炮兵和高射炮兵。志愿军炮兵，通常指地面炮兵。它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对地面目标实施火力突击的骨干力量。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时，预备炮兵仅有炮兵第1、第2、第8师共9个团，装备日本、美国制造的旧式火炮284门，且多由骡马牵引；队属炮兵主要装备山炮、步兵炮和小口径迫击炮，由骡马驮载或人力背负，其建制多为连、营。为适应战争的迫切需要，1951～1952年，以步兵为基础陆续新建火箭炮兵第21、第22师（装备苏制M—13火箭炮）和防坦克炮兵第31、第32、第33师（装备苏制76.2毫米口径和57毫米口径加农炮），并对炮兵第1、第2、第8师及第3、第7师部分部队进行换装（装备苏制122毫米和152毫米榴弹炮）。志愿军炮兵指挥机构，随首批参战部队入朝。开始为炮兵司令部，万毅任司令员（未到职）、邱创成任政治委员。1951年2月，改为炮兵指挥所，匡裕民任主任。随着炮兵的增多，1953年炮兵指挥所设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高存信任主任、刘何任政治委员。下属炮兵，也于1952年4月在兵团、军、师建立炮兵室。

炮兵作战，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0～1951.6），支援步兵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驱逐到“三八线”南北地区在作战双方炮兵数量和装备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志愿军炮兵采取集中使用的原则，在主要方向和主要地段集中兵力、火力，争取局部优势；以抵近射击和直接瞄准射击为主，提高命中率。

第二阶段（1951.6～1953.7），支援步兵作战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1951年7月，志愿军炮兵指挥所召开第二次炮兵会议，要求部队树立长期作战思想，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政训练，积极主动地支援步兵作战，大量杀伤和消耗敌人。

志愿军炮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毙伤敌15.8万余人，击毁击伤敌火炮570余门、汽车880余辆、坦克940余辆，摧毁敌碉堡2490余个，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志愿军炮兵在战争中所取得的对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作战的经验，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主词条：215号坦克、英雄坦克手

坦克兵第1师和坦克兵第2师第3团于1951年3月31日开始陆续入朝，并以坦克兵第1师师部为基础组成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该指挥所在黄鹄显主任率领下于5月5日入朝。11月29日，独立坦克第1团亦入朝。在战争中，装甲兵完成了各次作战任务。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阵地战阶段前期，志愿军主要进行的是野战阵地防御。随着坑道工事的构筑普遍完成，志愿军开始转入坚固阵地防御。防御中，志愿军装甲兵对坦克的运用，主要采用配置在掩体内担任坦克发射点和以坦克设伏两种方式。

战争进行到1952年底，随着志愿军坚固阵地防御的日趋稳固，敌军已不可能从正面突破我军防御，我军后方两翼的海岸线却处于美军优势的海空力量威胁下。志愿军对美军从两翼实施两栖登陆的可能性非常重视，积极准备抗击敌可能的两栖登陆行动。对于装甲兵在抗登陆作战中的运用，也做了充分的准备。

战争后期，随着装备数量的增加，志愿军开始在部分步兵军、师增编坦克－自行火炮团，由1个坦克营、1个自行火炮营、部分炮兵和其他兵种分队、勤务分队编成。由于志愿军进行了充分的抗登陆作战准备，敌军没有进行两栖登陆的冒险，为我军开展三次夏季反击战役和取得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

为了加强铁路运输，志愿军铁道兵第1师于1950年11月6日入朝，担任抢修铁路任务。其后，铁道兵第3师、第2师于1951年2月、5月亦继续入朝。6月20日，又以直属桥梁团为基础成立了第4师。此时，在朝铁路抢修部队已达四个师、一个团又一个援朝铁路工程总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铁道兵部队在其他兄弟部队配合下，完成了大量的铁路工程保障钢铁运输线，保障了铁路上的运输。

1953年9月，中央军委、政务院电复铁道兵团、志愿军司令部、铁道部，同意将志愿军在朝鲜的6个铁道工程师正式划归军委系统，与铁道兵团的4个师、1个独立团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

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后成立工兵指挥所，谭善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直接指挥独立工兵团，并负责队属工兵部（分）队的业务指导工作。任务抢修进军道路，全面建设军事工程，保障军队实施阵地战。

在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工兵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思想指导下，新建道路2200多公里，加修和维护公路9600余公里；新建桥梁1100余座，总长6.3万余米；构筑坑道的土石方量达28.5万多立方米，构筑指挥所、人员掩体和掩蔽部1.6万多个；排除地雷和定时炸弹6.3万余个；修建飞机场120余万平方米；建造仓库、医院病房、营房等5.4万余座。工兵部队共涌现出二级模范4人，一等功臣18人，有3000多人立二等功或三等功，200多个单位立集体功。

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内担负通信保障任务的兵种。1950年10月，志愿军领导机关有9部短波电台、1个电话队（相当于连）；每个军有各类通信人员2500～3000人（占军总人数的5%～6%），无线电通信机60余部（含步谈机），有线电单、总机370余部，被覆线440余单公里。

1953年8月1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公布的战绩中记载：共计毙伤俘敌数为109万。韩国防部编写的《韩国战争史》记载：美军损失17.98万（美国公布14.2万），南朝鲜损失98.84万，总计为113万（均不包括非战斗减员）。

根据2010年10月中国抗美援朝纪念馆全国走访查实资料，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战士阵亡共183108人。代军长，副军长4名，师长3名，副师长1名，师参谋长3名。2014年10月29日，中国民政部、总政治部确认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

中国人民志愿军有22000多人被俘，被俘人员中连排级军官有600人左右、营级30余人、团级5人、师级1人，主要被关押在巨济岛等地。

美方拒绝先讨论确定遣返战俘的原则，提出“自愿遣返”的原则，主张选择遣返的战俘一对一交换，交换后一方尚余战俘与他方所拘留的外籍平民和选择遣返的平民进行交换，不选择遣返的战俘一律释放为平民。为证明有大量战俘不愿意遣返，美方在战俘营中进行“甄别”活动，使用南朝鲜和台湾国民党的特工，非法强迫朝中战俘写血书、盖血指印、在身上刺字，杀害战俘，以逼迫他们拒绝遣返。1952年5月7日，朝中战俘扣留了美军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要求停止甄别，给予人道待遇。1952年4月19日，美方宣称经过“甄别”，有15599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遣返概数约为7万人。7月13日，美方提出志愿军遣返概数6400人。

战后有14334位战俘被以“自愿”名义遣送至台湾，于1954年1月23日到达台湾，受到台湾当局盛大欢迎，称其为反共义士，并定1月23日为一二三自由日，不少或自愿或遭受各种压力加入国军，有的参加了八二三战役。回到中国大陆的战俘中的大多受到审查。

1951年3月13日，中央军委决定，志愿军在朝鲜的3个兵团各组织1个外俘管训团，负责前线接管俘虏，并将俘虏送到后方俘管团；由国内西北、西南、华东、中南等地区各组织1个外俘管理大队，到朝鲜参加外俘管理和训练工作。4月24日，正式组成志愿军战俘管理处。战俘管理处下设4个俘管团另两个大队（后来增加 5个团）。其中21名美军战俘和1名英军战俘，获得了在中国的居住权。后来，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陆续回到了美国。

中朝军队俘获美军最高职务的是二十四师威廉·弗里希·迪安少将师长。被志愿军遣返的美军战俘约6000人，但美国声称被俘人数达30000人以上，指责中国方面虐杀或隐瞒战俘，而中国方面否认，称很多战俘早已经就地释放，之后美国承认曾接收过部份就地释放的战俘，但仍有大部分声称下落不明，因此拒绝与志愿军1:1进行战俘交换。美国方面声称仍在查找约25000名失踪战俘下落，并要求朝鲜政府负责。此外有极少部分美国战俘要求到中国生活，得到允许，生活在山东济南等地。

80000正规军战俘，40000警察部队战俘，除少量被朝鲜人民军强行编制外，大部分由志愿军管理的战俘均被遣返。

1600余人，均遣返。

黄继光和杨根思荣获了“特级战斗英雄”和“特等功臣”称号，47名获得“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称号，荣获志愿军“一级模范”、“特等功臣”称号的有4人：罗盛教、孙凤钜、王兴记、张益仁，荣获“一级战斗英雄”、“一等功臣”荣誉称号的有4人：卜广德、毛张苗、孙振禄、魏玉德，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72人，荣获志愿军“二级模范”、“特等功臣”称号的有4人：胡金华、陈振安、张明禄、吕玉久，荣获志愿军“二级模范”、“一等功臣”称号的有45人，此外，抗美援朝战争产生“特等功臣”89人。

志愿军空军评选出三等功以上的功臣8000多人；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300多个，其中荣立集体一等功的单位6个；由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批准的特等功臣16人，一等功臣68人，内有21人同时获得了英雄或模范的光荣称号。

1952年10月23日，为表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援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与保卫远东及世界和平事业中所建立的功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决定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并分别授予在战争中立下特殊功勋的志愿军指战员一级、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三级国旗勋章，一级、二级战士荣誉勋章及军功奖章。10月25日，志愿军领导机关隆重举行庆祝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两周年大会，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代表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勋章、自由独立勋章和军功章分别授予志愿军领导及参加大会的20名英雄和功臣代表。

1953年6月25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在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三周年上，在志愿军领导机关驻地桧仓隆重举行授勋典礼，将一级国旗勋章授予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及代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杨得志，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并授予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第、邱少云、伍先华、胡修道一级国旗勋章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将一级国旗勋章追授给志愿军一级爱民模范罗盛教。同时，还将各种勋章赠予46名战斗英雄、人民功臣代表。

1953年10月27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三周年，在桧仓举行隆重的授勋典礼，分别授予志愿军领导和165名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各种勋章和军功章。另外，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还有杨春增、杨育才、李家发、许家朋。

1958年10月24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在平壤举行隆重授勋仪式，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政治委员王平上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授予志愿军副政治委员梁必业中将等高级指挥员二级国旗勋章。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231190名志愿军官兵荣获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颁发的各种勋章和奖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获得者12人：彭德怀、杨根思、黄继光、伍先华、许家朋、孙占元、邱少云、李家发、杨连第、杨春增、杨育才、胡修道。同时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的有9人，分别是：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杨连第、孙占元、胡修道、伍先华、杨春增、李家发。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后，志愿军领导机关成立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中国政府拨出专款，用于陵园建设，在朝鲜建起了8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此外，朝鲜还修建了62处志愿军墓地，建有243个烈士合葬墓，用于集中安葬分散在各地的大部分志愿军烈士。

1960年10月25日，平壤盛会纪念志愿军抗美援朝入朝作战十周年，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出席大会。

1990年10月25日，金日成在锦绣山议事堂举行盛大宴会，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40周年。

2000年10月25日上午9点，中国在北京召开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大会。10月25日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平壤五一体育场举行有18万人参加的盛大集会，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50周年。

2009年10月26日，朝鲜党政军有关部门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入朝作战59周年。

2013年7月29日，在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之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前往位于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凭吊志愿军烈士，视察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机关旧址盛兴革命史迹地。

2014年10月25日，中国驻朝鲜使馆在平壤朝中友谊塔前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64周年。

2015年10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赶赴安州祭扫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敬献花篮并默哀。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65周年纪念日，朝鲜在平壤友谊塔等地举办纪念活动。

2016年10月25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66周年之际，中朝两国共同在平壤友谊塔举办纪念活动。10月28日上午，由上海志愿军文献馆和上海焕皋公益基金会主办的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6周年暨中国抗美援朝纪念馆和上海志愿军文献馆签字仪式在沪举办。

2020年7月2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主词条：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抗美援朝身在异国他乡的烈士，基本集中安葬在韩国京畿道坡州墓地。经过磋商，中韩双方于2013年12月19日对坡州的志愿军烈士遗骸进行发掘。

2014年3月17日，双方启动实施了遗骸装殓入棺工作，移交中方的志愿军烈士遗骸共437具。3月27日，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运送工作在韩国坡州市正式启动。3月28日，中方将迁回的烈士遗骸安葬于沈阳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10月29日，437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

2015年3月16日，中国志愿军遗骸入殓仪式在韩国京畿道一部队举行。3月21日，68具移交中方的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辽宁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2016年3月31日，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庄严举行第三批36具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

2017年3月22日，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中韩双方举行第四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韩国向中方送还28具志愿军烈士遗骸。

2018年3月26日上午，第五批在韩中国志愿军遗骸遗物装殓仪式在韩国仁川举行。此次交接的20具志愿军烈士遗骸，于2018年3月28日上午10点启程归国。

2019年4月3日上午，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第六批共10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启程归国。

2020年9月28日上午，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117位志愿军烈士英灵回到祖国和人民的怀抱，在中华大地上安息。

2021年9月1日，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共同举行烈士遗骸装殓仪式，2日上午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交接仪式。

2022年9月15日，根据双方磋商达成的共识，中韩双方将在韩国共同举行装殓仪式，9月16日举行交接仪式，韩方向中方移交新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装殓交接迎回安葬活动拟于2022年9月14日至17日实施。

2023年11月22日上午，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志愿军烈士遗骸临时安置所举行装殓仪式；11月23日上午，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共同举行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仪式结束后，中国空军运输机接运烈士遗骸回国，随后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举行迎回仪式；11月24日上午，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安葬仪式。11月28日上午，第十一批43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将返回祖国。

2024年11月28日，第十一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当日，韩方向我方移交43位烈士遗骸及495件遗物。

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应予以重视的军事强国。《剑桥中国史》

著名作家魏巍在赴抗美援朝前线采访时，了解到连队参加松骨峰阻击战的经过后，饱含深情地把官兵事迹写进长篇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志愿军战士被誉为“最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