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英语：World War II，1931年9月18日/1937年7月7日/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简称二战，亦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以中、苏、美、英等同盟国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反抗德、日、意轴心国侵略的规模空前的全球性战争。战争范围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参战，84个国家和地区和约20亿的人口被卷入战争（占当时世界总人口80%以上）。

主词条：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1918年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集团在法国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签订投降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战争结束后，协约国集团于1919年和1921年至1922年先后召开了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等国际会议，讨论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的问题。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终建立了战后初期的国际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德国问题。英、法、美三国操纵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在处置德国时采取了“以暴治暴”的方法，使德国丧失了1/8的领土和1/10的人口，在德国人心目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因此帝国主义时代所固有的各种基本矛盾一个也未解决，而又增加了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凡尔赛和约》的严酷条款怀有怨恨。

随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和军事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军事实力发展较快的德、意、日三国要求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

1920年成立的国际联盟虽然是各国为防止武装冲突、加强普遍和平与安全而建立国际机构的第一次尝试，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起到维护和平的作用。它的作用只是帮助大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巩固了战后世界体系。受英法两国的操纵，它缺乏对侵略行为的有力制裁，并且由于美国的缺席，进一步削弱了它的职能。到二战前国际联盟已经形同虚设，无力阻止法西斯势力的扩张。

主词条：大萧条

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陷入了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使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国际市场的争夺也愈演愈烈，以此为基础而产生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矛盾也不断地激化。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原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深化，争夺国际市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愈演愈烈。为了摆脱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转移矛盾、转嫁危机，将关注点放在国外市场的争夺上，以倾销方式不断扩大商品的海外销售，展开了激烈的贸易战、货币战，之后又进一步发展为“经济集团”的斗争。在这场激烈的经济争夺战中，占有明显的优势的美、英、法三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组成排他性经济集团，在内部实行互惠关税制度，在其所属的传统市场中排斥其他国家。而国内市场狭小、对国际市场渴望的德意日在经济上依赖于外部世界，其经济竞争力脆弱，无法与英、法、美组成展开对抗，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占下风。与此同时，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危机，进一步激化了德日的国内矛盾，客观上为两国法西斯势力上台创造了条件。危机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军事矛盾的深化。继意大利之后，德日两国又明确选择了法西斯道路，加紧扩军备战，决心用战争的方式来夺取殖民地和世界市场。由于反对德、意、日的共同经济利益的需要，英、法、美也逐渐联合起来组成了同盟集团。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对立和矛盾发展的结果，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22年10月，意大利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任命贝尼托·墨索里尼担任意大利王国总理，法西斯专政在意大利王国开始建立。

大萧条所带来的动乱，使法西斯主义恶性发展。纳粹党迅速膨胀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第一大党。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在德意志第三帝国上台，2月制造国会纵火案，3月通过《授权法》，继之一系列法西斯法案出笼，至次年8月颁布《国家元首法》，对国家生活进行了全面改组，建立起集权统治的法西斯体制。他违反《凡尔赛和约》20年停战的协议，加紧扩军备战，秘密武装德国。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走上了战争和法西斯化的道路。在日本以军部为中心，从首先发动侵略战争着手，然后通过天皇制机构，自上而下的逐步法西斯化，以适应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1936年，日本法西斯青年军官发动二二六事件，使军部实力大大加强。不久，受军部控制的广田弘毅上台组阁，建立军事法西斯专政。之后，德国、意大利与日本签订反共产主义协定，并且干预西班牙内战。

到1933年11月，法西斯运动遍及23个国家，半年后增至30个国家。

“大陆政策”是明治政府“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体现。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第一个目标是征服朝鲜，最终目标是征服中国。为进一步推行其政策，日本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1915年，日本打着“日中提携”的旗号，以“援助”和“威压”两手，强迫北洋政府统治者袁世凯部分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签订《中日民四条约》。日本还用“提携、援助”手段，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同时，利诱盘踞东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攫取了东北大批权益。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开了加紧侵略中国的“东方会议”，再次鼓吹明治以来的侵略扩张思想，要求采取积极政策，尽快以铁血的手段征服中国。1928年，当新任奉系首领张学良为维护国家统一，决定“东北易帜”，服从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日本特务当面威胁。日本军国主义者企图以“和平外交”手段建立亲日政府的幻想破灭后，便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面对德意日法西斯的崛起和扩张，英法美等西方主要大国非但没有挺身而出，反而采取了明哲保身、处处退让的绥靖政策，极大地助长了法西斯国家的气焰，对局部战争演变为全面战争起到了加速剂的作用。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英美等国出于想利用日本反苏、压制中国革命力量等目的，对日本侵华行径采取了姑息养奸的纵容政策。次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无视中国核心利益明确表示，“事件不是政府间而是地方局部冲突，不适用于国际公约”。英法操纵下的国际联盟对中国政府提出的申诉也只是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中日双方停止一切冲突，并且把中国东北划为“非武装区”，由“国际共管”。这实际上是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行为的纵容和偏袒，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的侵略野心。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但是，英美法等西方大国继续采取绥靖政策，不愿制裁日本，只是重申《九国公约》，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不加区别，要求双方停止战争行动，致使日本法西斯侵略更加猖狂。

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帝国，并在英法的实际纵容下得手。1936年3月，德国出兵占领莱茵非军事区，同时宣布废除《洛迦诺公约》。对于希特勒的这一行为，法国按兵不动，英国也不愿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制裁措施。这不仅使得希特勒这一冒险军事行动获得成功，同时也让他摸清了英法绥靖政策的底牌，导致日后德国的侵略扩张更加肆无忌惮。1936年7月，西班牙法西斯首领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叛乱。德意法西斯借口反对“共产主义威胁”，出兵干涉西班牙内战。英法对此却采取所谓的“不干涉政策”，美国也宣称在冲突中保持“中立”。最终，促使德意迅速靠近，签署《柏林协定》，建立“柏林—罗马”轴心。1938年3月，面对德国法西斯的咄咄逼人的侵略，英法两国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并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希望把德国的侵略矛头引向苏联。在英法的继续纵容下，德国吞并奥地利，奥地利沦为德国的一个省。奥地利是英法的盟友，对此英法两国虽然表面上提出了抗议照会，但实际上4月初英法美就承认了德国对奥地利的侵略，分别撤销使馆，代之以驻维也纳领事馆。同年9月，德国陈兵捷德边境，将侵略的黑手伸向捷克斯洛伐克。9月29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阿瑟·尼维尔·张伯伦、爱德华·达拉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德国的慕尼黑开会，签订协议，在没有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情况下，强行把苏台德等地区割让给德意志第三帝国。历史上把这次会议称为“慕尼黑阴谋”。会议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规定捷克从10月1日开始10天内，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至此，绥靖政策达到顶峰。慕尼黑协定的签订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德国更加肆无忌惮，于第二年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全境，此后军事和经济实力大增，加速了侵略扩展的步伐。

《慕尼黑协议》签订之后，苏联对英、法两国更加不信任，出于自己国家的安全考虑，1939年，苏联与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由此，在与苏联商讨了瓜分波兰和东欧势力范围，得到苏联的中立保证之后，希特勒决定放手一搏。这一条约进一步加速了二战的爆发。

①正面战场

1937年8月20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实行全国总动员，政府转入战时体制，以大本营取代军委会。国民政府大本营同时颁发了四个作战指导方案的训令。在其中第一号训令中，宣布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至11月份又成立了第六、七、八三个战区，为领导全国抗战提供了组织保障。1938年11月25—28日，国民政府召开南岳军事会议，重新调整战略区划，将全国划分为十大战区。1945年1月，在中国战场，为了整顿豫湘桂战役后的溃军，国民政府重新编组军队，调整全国战区，将全国划为九大战区。

②敌后战场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游击战争（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等），开辟了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山东、苏北、苏中东江、琼崖等广大的解放区战场，进行反“扫荡”、反“清乡”，取得了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机场、百团大战等战斗战役的阶段胜利，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主要在日军后方及日占区进行游击战，共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人，歼灭伪军118.7万人，缴获各种69.4万余支（挺）、各种炮1800余门，军队发展到13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

1942年3月，美英重新划分了盟国对轴心国的作战责任区，规定英美共同负责欧洲、大西洋地区，英国负责中近东、印度和印度洋地区，美国负责整个太平洋地区。从此，太平洋战场的军事行动领导权便完全控制在美国手中。美国将太平洋战场以东经159°为界，分为两大战区：西南太平洋战区和太平洋战区。

西南太平洋战区包括澳大利亚、菲利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荷属东印度（除苏门答腊外）和俾斯麦群岛等，由美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任总司令。澳大利亚的托马斯·布莱梅将军任陆军总司令兼澳军总司令，美国奥马尔·纳尔逊·布莱德雷将军（7月份起由肯尼将军）任空军总司令，美国利里将军（7月份起由卡彭特将军担任）任海军总司令。

太平洋战区由美国切斯特·威廉·尼米兹海军上将任总司令，管辖除西南太平洋地区以外的太平洋地区，包括新西兰、萨摩亚和斐济等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反对将两国分在两个不同的战区，但美国不同意调整。为了加强澳美合作，澳政府要求将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部设在澳大利亚，美国欣然接受。3月17日，麦克阿瑟将军从菲律宾抵达澳大利亚，在墨尔本（7月份起迁至布里斯班）设立了司令部。3月28日和4月6日，美军第32、41师先后到达澳大利亚。在短短4个月内（1942年1—4月），美军约有12.5万人调往太平洋西南和南部，占美国在这一时期派往各个战区全部兵力的45%以上，还派去大量航空兵和炮兵，这些军队有3/4以上集中在澳大利亚北部。布雷特将军组织了空军参谋部，他的参谋长曾一度是澳大利亚的博斯托克空军中将，空军参谋部的5个指挥官中有3个是澳大利亚人。4月底，利里将军的海军力量有：澳3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美3艘巡洋舰、11艘驱逐舰、31艘潜艇，荷兰1艘巡洋舰。

开辟欧洲美国战区，是英美两国政府一致同意的击溃纳粹德国的主要战略行动。1942年5月23日，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前往英国进行了为期10天的实地考察。回国后，他于6月8日，把文件草稿呈送给马歇尔审阅。在文件中他把美军设在伦敦的司令部称为欧洲战区司令部，他主张“战区司令官应实施绝对统一的指挥”，战区司令官应组织、训练和指挥派到该战区的美国三军部队。美国政府在关于建立欧洲战区的文件中指出：“欧洲战区指挥官的任务是在欧洲战区准备和实施军事行动，以反击轴心国及其同......欧洲战区指挥官，负责指挥派往欧洲战区的所有美国陆军。”6月11日，经总统罗斯福批准，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盟军欧洲战区总司令。随后马克·韦恩·克拉克被任命为副总司令，参谋长联席会议秘书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副指挥官是英国人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元帅。

1943年6月18日，盟军在东南亚战区的最高指挥中心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在科伦坡成立，同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中予以确认。10月，英国海军上将路易斯·蒙巴顿出任东南亚盟军总司令，约瑟夫·沃伦·史迪威兼任东南亚战区副司令，负责指挥盟军在东南亚地区的对日作战。

盟军苏联战区最高指挥官是苏联领袖斯大林，实际前线最高指挥官是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所辖地区主要是苏联和德国以及其盟国（罗马尼亚，芬兰，匈牙利等国）。

为了便于对南方部队实施指挥，苏联最高统帅部于1942年4月21日建立北高加索方向总指挥部，任命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为总司令，统一指挥克里米亚方面军、塞瓦斯托波尔防御地域、北高加索军区、黑海舰队和亚速海区舰队的作战行动。旋即由于苏德战场两翼的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北高加索方向总指挥部被撤销，北高加索方面军成立，布琼尼任司令。1942年7月28日，北高加索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奉命合并为北高加索方面军，布琼尼为司令，负责阻止德军继续向南推进，并尽力恢复顿河左岸态势。

1945年2月，苏联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开始调整远东部队高级指挥员。同年6月，苏联最高统帅部向远东派出了最高统帅部代表，统一协调备战。7月30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命令，正式组建远东军总司令部，从而拉开了苏军进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的序幕。远东军总司令部成员如下：总司令员为苏联元帅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军事委员为上将约瑟夫·瓦西里耶维奇·希金；参谋长为上将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伊万诺夫；作战部长为中将波塔波夫；侦察处长（代）为少将楚维林；炮兵司令员为炮兵元帅契斯佳科夫；装甲兵司令员为坦克兵上将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索洛马京；空军司令员为空军元帅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诺维科夫；海军司令员为海军元帅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工程兵主任为工程兵上将纳扎罗夫；通信兵主任为通信兵上将尼古拉·杰米亚诺维奇·普苏尔采夫；后勤主任为上将维诺格拉多夫。

1945年5月，苏联军队的作战主力部队大都远在欧洲战场，而远东地区的驻军只有40个师。苏联最高统帅部为保证远东战役对日军发起进攻时的绝对兵力优势，确保战役的完全胜利，决定向远东地区调集作战部队。从5月开始首先由德国战场调第5集团军和第39集团军，从捷克斯洛伐克调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第53集团军等。共先后调集了2个方面军的指挥机关3个集团军工个坦克集团军等27个师、12个旅和其他独立兵团和特种部队，兵种有步兵机械化步兵、坦克兵、炮兵航空兵等主力作战部队。利用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动用13.6万节车皮，历时2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西兵东调”向远东地区集结兵力的行动。并在1945年7月组建远东军总部的同时，调整和加强了远东方面军集团军的指挥力量，将远在欧洲战场的8个集团军司令员调到远东地区，分别任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方面军所属集团军的司令员。在战役开始前苏联远东军总部统辖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1方面军远东第2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红旗阿穆尔区舰队。在各军指挥员中，有元帅7位，将军200余位。参加对日作战的有20个集团军、33个军，134个师，总兵力1577725人，火炮及各种大炮26137门，坦克和自行火炮5556辆，作战飞机3800余架，海军航空兵飞机1549架，各种舰艇510艘。

空军总司令诺维科夫元帅负责指挥航空兵与诸方面军部队间的协同；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元帅负责协调太平洋舰队、红旗阿穆尔区舰队与诸方面军部队间的协同；总后勤部主任维诺格拉多夫上将指挥整个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德国地处中欧，东有强邻苏联，西有劲敌英法，两线作战问题便成为德国对外扩张战略所面临的死结。二战爆发前后，希特勒运用政治利诱和军事威胁双管齐下的手段，曾使德国一度摆脱了两线作战的窘境，但终因战略企图和实力的严重脱节，德国最后仍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局面，法西斯政权也迅速走向崩溃。

表格参考资料：

主词条：侵华日军战斗序列

日本在1937年—1941年间的作战战场是中国，1931年—1937年间一直为侵略中国蓄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派遣日军。组成华北中国驻屯军，后将中国驻屯军编组为“华北方面军”。8月，编组并向上海派遣“上海派遣军”；11月，日本又编组“华中方面军”，随着侵华战争的扩大，1939年9月日本大本营为了巩固在中国占领区的统治，统一调配兵力，命令组成“中国派遣军”，以西尾寿造为总司令，板垣征四郎为总参谋长，设总司令部于南京，“中国派遣军”统辖华北方面军、第十一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一军及第三飞行集团等，共有二十三个师团又十七个旅团，兵力八十五万。此后几年，兵力一直保持在八十至一百多万之间；日本投降时，其兵力约有一百一十万。1941年3月，畑俊六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1944年，冈村宁次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1945年9月9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向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投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联合舰队成为太平洋战场的主力。1941年11月，联合舰队扩编成大规模综合作战舰队，所辖第1舰队为战列舰部队，第2舰队为重巡洋舰部队，第3舰队为封锁运输部队，第4舰队为占领区部队，第5舰队为北方部队，第6舰队为潜艇部队，第1航空舰队为航空母舰部队，第11航空舰队为岸基航空部队，以及南遣舰队。其规模达到组建以来的顶峰。联合舰队历任司令为山本五十六（1941年8月11日）、古贺峰一（1943年4月21日）、丰田副武（1944年5月3日）、小泽治三郎（1945年5月29日）

二战开始时意大利在非洲的部队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有约22万人，司令为奥斯塔公爵。而在北非另有25万人左右的军队集团，分为两个集团军。在西边，面对法属突尼斯方向的的黎波利塔尼亚，是第五集团军，辖第10军（第25博洛尼亚步兵师，第55萨沃纳步兵师，第60萨布拉查半摩托化步兵师）、第20军（第27布雷西亚步兵师，第61锡耶纳步兵师和第17帕维亚半摩托化步兵师）、第23军（辖第2利比亚师，第1黑衫师）。在东边，面对埃及方向的昔兰尼加，集结了第十集团军，辖第21军（第62马尔马利卡步兵师，第63塞利内步兵师）、第22军（第64康坦扎罗步兵师，第1利比亚师，第4黑衫师）。此外还拥有七个土著营和两个伞兵营的部队以及“利比亚”坦克群。司令为伊塔诺·巴尔博元帅，其死后鲁道福·格拉齐亚尼元帅接替了他的职务。

主词条：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严重冲击了意大利，墨索里尼断定领土扩张是减轻国内经济压力所必需的办法，进而走向了扩张的道路。首先，他希望先吞并埃塞俄比亚，但想达到目的，必先得到英、法默许。英、法最终对意大利的行为采取绥靖政策，墨索里尼认为时机已成熟，便于1935年10月3日，发动了侵略战争，在经过7个月的抵抗之后，因西方国家的出卖和两国实力差距过大，埃塞俄比亚寡不敌众，最终沦陷。这次战争进一步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软弱无能，助长了法西斯的嚣张气焰。

主词条：西班牙内战

西班牙内战（1936年7月17日—1939年4月1日），是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发生的一场内战，由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扎尼亚的共和政府军与人民阵线左翼联盟对抗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为中心的西班牙国民军和长枪党等右翼集团；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和共和政府有苏联和墨西哥的援助，而佛朗哥的国民军则有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和葡萄牙的支持，最终亲法西斯的佛朗哥势力获得胜利，重新在西班牙复辟帝制。因为西班牙意识形态的冲突和轴心国集团与共产势力的代理战争，使西班牙内战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前奏。

主词条：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华北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炮轰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仅三个月，日本便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从而在世界东方形成第一个战争策源地。之后中国政府向国联求助，却并未得到国联的积极回应。这场事变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东北抗日联军进行抗日战争。

1932年，日军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进攻上海，在江南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军事据点，又将清废帝溥仪劫持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将东北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接着，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及长城一线，1935年，日军又发动了华北事变，1936年，日军侵占绥远。1936年，日本首相广田弘毅提出“国策基准”：在确保日本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期望向南方海洋发展；巩固日“满”国防，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并防范英美，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以苏、美为目标，扩充陆军和海军军备等。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这也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爆发的标志。7月16日、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号召全民族抗战；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1937年8月13日，侵华战火燃向上海，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率所部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等奋勇抵抗，猛攻日本驻上海海军陆战队虹口基地。次日，中国空军协同作战。日军大将松井石根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指挥日军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等进攻上海，派遣日军航空队空袭上海、南京、南昌等地，且不断增兵，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中国军队第九十八师奉命开赴上海前线，其第二九二旅第五八三团第一营中校营长姚子青被派往宝山县城防守。9月7日，在数日激战后，姚子青率部战死。淞沪会战中涌现出“八百壮士”保卫四行仓库的壮烈事迹。11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上海同胞书，激起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信心和勇气，引起国际社会对日本的谴责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虽然中国军队损失惨重、上海失陷，但淞沪会战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的首次大会战，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迷梦。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占领上海后，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威胁南京。为打破日军试图通过占领首都南京以摧折国民政府抗战意志的图谋，国民政府开始调整战略部署，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于11月20日正式宣布迁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抗战；二是紧急制订南京守卫计划。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第8号令”，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占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部署南京保卫战。12月初，日军突破南京外围及复廓防御阵地，直逼南京城垣。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了空前的拼死决战。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南京各城门先后被日军攻陷，守军节节抵抗，牺牲无数。由于日军攻击凶猛，经激烈争夺后，南京守军各主要阵地相继失守。12月12日下午，当战斗处于胶着之时，唐生智不得不下达撤退命令。守军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数滞留城内，被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南京保卫战失败后，日军在6个星期中，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强奸、抢劫和焚烧，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暴行。

1937年9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占领大同等地后，分成左右两路扑向雁门关与平型关，太原会战由此展开。太原会战事关中国抗战全局，如日军拿下山西，南可进攻华中与华南日军汇合，西可长驱直入西北、西南威胁中国抗战后方。日军调最精锐的第五师团入晋。为统一晋北作战指挥，将位于内长城以南的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等4个半旅，划归第五师师长坂垣征四郎指挥。阎锡山所部包括八路军在内共有三个集团军。阎锡山为挽救山西战局危机，保卫太原，决定利用忻口战役进行正面防御，阻敌南下。

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太原会战拉开序幕，日军参战总兵力有4个半师团总共约14万人，伤亡近3万人；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6个集团军，52个师（旅），总共约28万余人，伤亡10万人以上。八路军在太原会战中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作战，115师在平型关、120师在雁门关都曾多次伏击日军运输车队，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后方交通线，成为抗战初期国共联合作战的典范。

在经过了大同会战、天镇战役的节节败退之后，中国军队直到1937年10月才最终在忻口一线稳住阵角，与日军展开了激战，以5.5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阻滞日军二十余天。但到了10月26日，另一路日军突然进攻山西的东大门娘子关，这里守军兵力薄弱，难以有效阻击日军攻势，娘子关、平定、阳泉相继陷落，因此阎锡山命令放弃忻口一线阵地，太原会战也由此进入了太原保卫战。最终由于兵力不足和装备差距过大，傅作义于11月8日率部队撤出太原。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述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向运动战的发展，取得最后抗日战争的胜利。

1938年6月，侵华日军向武汉疯狂进攻，先后投入兵力约25万人。为保卫华中、拱卫西南，国民政府调动了第五战区、新编第九战区，及第一战区、第三战区等部队共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余个师，总兵力约100万人。蒋介石亲任总指挥，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的有利地形，同日军展开大规模作战，史称“武汉会战”。为了抵御民族大敌，国共两党进一步加强合作，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等一批领导干部到武汉工作，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日双方激战至1938年10月底，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日本军队最终占领武汉三镇。此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10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挫败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中国军队进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

1939年9月1日，德国出动了58个师、2800辆坦克、2000架飞机和6000门大炮，向波兰发动了“闪电式进攻”。闪电战又称闪击战，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利用便捷的新式武器，装备快速反应部队，向敌方发动突然袭击，并在短时间内占据优势。英、法两国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后，于9月3日对德宣战。但在实际上，英、法两国的政府却只是宣而不战，开始了“静坐战”。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德军根据“闪电战”的作战要求，在战争一开始就出动了2000多架轰炸机，对波兰全国主要的机场、电站、桥梁、行政中心、交通枢纽进行了狂轰滥炸。并以坦克和摩托化师为先导，利用飞机空袭的掩护迅速突破波军的防线。深入波兰腹地后，德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德国还利用潜伏的奸细不失时机地制造恐慌和混乱。而波兰当局也被假象所迷惑，错误地认为德军的主力已经被英、法所牵制。直到发现德军压境时，波兰政府才开始发动军事动员。由于时间仓促，波军只调动了40个师和22个旅仓促应战，结果在德军的“闪电战”进攻下迅速瓦解。9月16日，波兰政府被迫逃往国外，德国的两个兵团也在当日胜利会师。9月17日，德军包围了波兰的首都华沙。随后，波兰沦陷。苏联趁德军侵入波兰之际，开始向西扩展疆域，建立了“东方战线”。

早在1940年6月下旬，德法停战协定刚刚签订，德国陆军领导人就开始考虑入侵苏联的可能性。7月21日，希特勒首次命令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元帅着手制订侵苏作战计划。为此，率先调往东线的第18集团军参谋长埃.马尔克斯少将于7月29日被暂调陆军总司令部，并根据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的指示立即着手制订作战计划。他根据希特勒7月31日表明的侵苏决心和在1941年夏秋歼灭苏军主力的基本要求，并参照哈尔德大将8月1日的指示精神，于8月5日拟就德军第一个《东线作战方案》。德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又命令国防处处长伯·冯·洛斯贝格中校拟制一份《东线作战研究报告》。根据希特勒关于在1941年夏秋歼灭苏军主力的要求，马尔克斯于8月5日拟就第一个《东线作战方案》。9月15日，冯·洛斯贝格完成第二个侵苏作战方案。10月29日，在上述两个方案基础上，陆军总参谋部第一总军务长弗·保卢斯中将领导的修订小组完成了代号为“奥托”的新草案。尔后，德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国防处草拟了“巴巴罗萨”方案。经希特勒签署，该方案于12月18日作为他的第21号指令下达。据此针对英国的海狮计划和不列颠之战转为掩护侵苏战争准备的佯攻措施。德军统帅部和三军总司令部还就侵苏作战的任务区分、物质技术保障、战区准备、伪装与欺骗措施等事项陆续下达了一系列指令和指示，它们和第21号指令一起统称巴巴罗萨计划。该计划规定，要在对英作战结束前，速决战将苏俄击败。为此，德军北方、中央和南方集团军群应在空军和海军密切协同下，利用强大的快速部队，在普里皮亚季沼泽地的南北两侧实施快速的纵深突击，并将被分割的苏军集团歼灭在第聂伯河、西德维纳河一线以西。尔后，视情况向列宁格勒或莫斯科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最终进至阿尔汉格尔斯克、斯大林格勒、阿斯特拉罕一线。

德军侵占波兰后，立刻加紧准备进攻西欧各国。1939年10月，德国统帅部制定了入侵西欧的“黄色方案”。方案的具体作战路线酷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施里芬计划”。由德军右翼担任主攻，由包克指挥的B集团军群在比利时中部的列日两侧进行主要突击，穿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对法国北部实施闪电式的进攻，迅速占领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沿岸港口。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希特勒调集了136个师，2560辆坦克，3824架飞机，分为A、B、C三个集团军群。希特勒原定进攻日期为11月12日，因准备不足而推迟。但是担任德军左翼A集团军群参谋长的曼施坦因将军对“黄色方案”持有不同看法，竭力建议全面修改该方案，主张把原来的主攻方向改为佯攻，诱使英法军队大量调往这一地区，随后由左翼A集团军群实施真正的主攻，以庞大的装甲部队突破比利时南部道路崎岖但敌军防御力量最为薄弱的阿登山区，打击英法军队，在色当地区强渡马斯河，迅速向西推进，突入法国开阔地区，直逼英吉利海峡，以截断盟军的退路。曼施坦因的计划比起“黄色方案”来，出其不意，希特勒对此计划极为赞赏，力主以此取代“黄色方案”。

1940年，德国发动“闪电”攻势（称“白色闪电”）。4月9日攻击丹麦和挪威。

1940年2月24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发布指令，正式采纳这个计划。5月，德军按照修改后的“曼施坦因计划”完成战略部署，德军总共投入136个师，包括10个装甲师和4个摩托化步兵师。其中，B集团军群下辖28个师，其任务是向荷兰、比利时进攻，并吸引英、法军队主力；A集团军群下辖64个师，其任务是担任主攻，在那慕尔和色当之间突破法军防线后兵锋直指索姆河河口，包围北翼盟军；C集团军群下辖17个师，负责在马其诺防线正面进行佯攻。5月10日凌晨，德军在一再延期后，终于打破了西线的“平静”，从北海到马其诺防线之间的300多千米的战线上发动全面进攻，迅速完成对丹麦、挪威、卢森堡、荷兰、比利时等国的占领。德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击溃英法联军，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箭之仇”，并迫使比、荷、卢、法等国签订“城下之盟”。曼施坦因计划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成功的军事计划之一，被视为“经典之作”。5月20日，德军第二装甲师进抵大西洋沿岸，完成了对英、法联军北翼的合围。由于B集团军群在正面打击，英、法联军节节败退，在后路已经被德军A集团军群截断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向海岸撤退。德军的包围圈收缩的越来越小，英、法联军被压迫到敦刻尔克，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由于希特勒横加干预，德国装甲部队停止了对敦刻尔克的进攻，盟国方面得以将33万多人撤退到英国。至此，“曼施坦因计划”基本上达到了预期效果，盟军北翼基本被完全歼灭。法国南方的部队战斗力低下，已经无法阻挡德军的进攻，德国的全面胜利得到了保证。随后，德军兵分两路，突破“魏刚防线”，分别向法国东南、西南推进，法军败局已定，被迫投降。

6月，德国对法国发动了总规模的进攻，意大利也趁火打劫，对法国宣战。在前线，法军开始按照魏刚的命令全面撤退，力图避开德军的突击。法军有组织的抵抗被摧毁。法军未经战斗而撤离巴黎，并从埃皮纳勒、梅斯、凡尔登要塞地域退却。德军的猛攻下，法军节节败退，指挥失灵，在任何地区都来不及设防固守。6月16日，贝当上台组阁，宣布停战。6月22日，法国正式投降。戴高乐与丘吉尔进行了会谈，因为丘吉尔不再相信法国本土有重建防线的可能，所以他拒绝用空军援助法国。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将军在伦敦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讲话，号召法国人民抵抗纳粹德国对法国的占领，这次讲话也被称作《六·一八宣言》。这一宣言标志着由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民族独立“自由法国”运动开始，6月18日也由此成为象征法国民族精神的重要日子。

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秘密调集的190个师、3700辆坦克、5000架飞机、4.7万多门各类大炮、193艘舰艇，共550万兵力，从波罗的海至黑海的两千多公里的苏联国境线上，同时发起猛烈攻击，其机械化部队开始迅速向苏联境内推进。在此之前，德军炮兵已在3时30分开始对苏边防军驻地指挥部发起轰击，纳粹空军则对苏联前沿机场、铁路枢纽、海港码头狂轰滥炸。入侵苏联的战争已打响一个半小时，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才向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递交“战书”，宣布对苏开战。苏德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

按“巴巴罗萨计划”，德军分三路向苏联发起进攻。北路集团军群由冯·李勃元帅指挥，从东普鲁士出发，沿波罗的海进攻列宁格勒；中路集团军群由费多尔·冯·博克元帅指挥，从波兰出击，沿明斯克斯摩棱斯克向东北进犯，目标是侵占莫斯科；南路集团军群由伦斯德元帅指挥，向基辅方向进犯，进而向顿巴斯地区推进。由于德军是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袭击，加上德军现代化装备较高，且经过西线的战争积累了许多作战经验，因此苏德战争初期德军掌握了主动权。相反由于苏联领导人缺乏思想准备，没有制订好周密的战略防御计划，致使前线部队一时陷于混乱。入侵的第一天，德军就深入苏联国境25至50多公里。

6月30日，苏联成立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7月3日，斯大林发表广播演说，号召苏联各族人民奋起保卫祖国。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军民奋勇抵抗，陆续撤到内地防守地带。德军凭借一时优势，疯狂地向苏联内地推进。在头三个星期，德军已深入苏联腹地五六百公里。到7月中，德军已侵占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广大地区。苏军有28个师被击溃，70个师的人员、武器损失过半。在德军暂占优势的情况下，苏军被迫采取战略防御，在防御退却中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争取时间从内地调集后备部队，为扭转战局，转入反攻准备条件。

7月10日，德中央集团军群开始猛攻莫斯科的门户一斯摩棱斯克，但遭到苏军强烈反抗。虽由于力量悬殊，德军于7月16日攻占了斯摩棱斯克，但不久，苏最高统帅部又组织反击，夺回了周围的一些城镇。在斯摩棱斯克会战中，德军损失25万人。7月30日，希特勒被迫命令德中央集团军群“转入防御”。苏军为莫斯科保卫战争取了宝贵的准备时间。在西南方面和北翼保卫列宁格勒的战役中，苏军也严重削弱德军进攻的锐势。南翼以基辅为中心的保卫战持续两个多月，从7月中开始，到9月19日，基辅才陷落；敖德萨的战役也持续两个多月。在北翼，希特勒调集40个师的兵力猛攻列宁格勒。9月中，德军已抵达城郊，并企图困死守城军民。列宁格勒军民在被围困并发生饥荒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奋勇顽强地抗击敌人。德军始终没能攻下列宁格勒。

希特勒妄想在可怕的严寒来到之前一举攻占莫斯科。他调集了侵苏兵力的180万人、1.4万多门大炮和迫击炮、1700辆坦克、950架飞机，从9月30日开始发动了代号为“台风”的大规模攻势。希特勒扬言一定要在10月12日拿下莫斯科。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指示德国各报在10月12日这天空出头版位置。苏联由于7、8两月阻截了德军的攻势，争取到了一段极其宝贵的时间。同时，由于在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这使苏联暂时解除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威胁。因此能调集125万兵力、990辆坦克、677架飞机、760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来保卫莫斯科。苏联军队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奋力抵抗，粉碎了德国军队迅速占领莫斯科的企图。11月底至12月5日，苏军以约6个集团军的兵力向德军实施反突击，击退了德军的进攻，开始掌握作战的主动权。1941年12月5—6日，苏军投入大量预备队，共100余万人，作战飞机1200架，在加里宁至叶列茨约1000公里的正面上出其不意地发起强大的反击，反攻迫使希特勒于12月8日下令苏德战场全线转入防御。至1942年1月7日，苏军在西方向重创德军38个师，将德军击退100—250公里，彻底粉碎了德军夺取莫斯科的企图。苏军从1942年1月8日起转入总攻，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进行分割包围，后因德军以新锐兵力实施反突击，苏军西方向部队于4月20日转入防御。莫斯科会战结束。苏军在莫斯科会战的伟大胜利，使德军遭到它发动侵略战争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它粉碎了德军在三五个月内征服苏联的狂妄计划，标志着德军的“闪击战”从此破产。

法国贝当政府投降以后，1940年7月16日，希特勒发布入侵英国本土的第16号指令，代号为“海狮计划”。8月1日，他又发布第17号作战指令。希特勒想用武力“提醒”丘吉尔，遂发起了不列颠之战。不列颠之战的目标一是想取得制空权，二是摧毁英国战争经济的潜力，并摧垮英国民众抵抗法西斯的意志。其最终目的是想迫英媾和。

德国主管空军的元帅戈林信奉意大利军事家朱利奥·杜黑的“制空权”理论，认为大规模的战略轰炸在战争中能起决定性作用，能够摧毁对方的物力资源和作战意志；通过持续猛烈的轰炸，把对方的军事面工业、军事设施、交通运输线摧毁，以及把敌方飞机摧毁在地面，从而就能取得制空权。因此，所谓不列颠之战就是德国在未动用陆军、海军的情况下，主要依靠空军对英吉利海峡的护航船队以及对从多佛尔到朴茨茅斯之间的英国主要工业城市、港口、机场、铁路、桥梁及其他军事设施，进行密集而猛烈的轰炸。在不列颠之战中，德国共调集2669架各类飞机，向英国投下了6万吨炸弹，有8.6万多英国居民被炸死。8月13日至9月6日，德军突击英空军基地和雷达站，寻歼英空军主力。8月13—23日德空军组织五次大规模轰炸，德机的轰炸达到了高潮，常常一天出动1000多架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9月7日至10月31日，德空军改变攻击目标，全力轰炸伦敦。英空军得以喘息，不列颠之战出现转折。10月12日，希特勒下令推迟执行“海狮”计划。11月至次年5月，德国为隐蔽进攻苏联的企图，继续轰炸伦敦等大城市。

但是，英国人民在丘吉尔带领下进行了坚决英勇的反抗。数百万群众参加国民警卫队，对空监视网密布整个英伦三岛。到9月15日止，参加对空监视的男女青年达5万多人。面对数量上占优势的德国空军，英国皇家空军奋起迎击。英国当时生产的飓风式和喷火式飞机的性能、威力大大超过德机。此外，当时英国已掌握了雷达这门新技术。英国军民更是士气高昂，屡屡给敌机以沉重的打击。

1940年11月14日夜间，德机群疯狂地轰炸位于英格兰中部的考文垂。攻击时间长达10个小时。自袭击考文垂以后，不列颠之战转入低潮，德国空中力量也逐渐东移。希特勒想单靠空中力量来摧毁英国的军事抵抗，从而迫其求和，或为海上入侵扫清道路的阴谋破产。1941年5月德空军主力调往东线后，停止轰炸英国，不列颠之战结束。在1940年7—10月不列颠之战最紧张的4个月内，英空军击落德机1733架，击伤643架，损失飞机915架，被炸死、炸伤147万人，被毁房屋超过100万幢。此役是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次失败的战役，未达征服英国的预期目的。英国则成为日后欧洲抵抗运动和盟国反攻欧洲大陆的基地，使德国在进攻苏联后，始终处于两线作战的境地。

长沙作为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重要的战略要点日益凸显，这里不仅是国民政府粮草、兵员的重要供给基地，也是扼守中国西南地区战略大后方的门户。

1939年9月，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结10万余兵力，由赣北、鄂南、湘北分兵进犯长沙，企图在短期内将主要驻守湖南、鄂南、赣省的中国第九战区主力歼灭。国民党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为保卫长沙，采取以湘北为防御重点，“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调动30多个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约24万多人参加此次战役。9月14日起，日军第6、33、106师团等部从三个方向发起攻击，占领多处城镇，进至长沙外围。中国军队在罗卓英、关麟征、樊崧甫等将领指挥下顽强抵抗，且战且退，不断阻击、伏击日军，并在局部地区包围日军予以歼灭。双方激战近一个月，冈村宁次见无法取胜，权衡利弊后下令撤军。中国军队全线追击，收复平江、南江桥等城镇。10月中旬，双方恢复战前态势。此役，汇总军粉碎了日军试图围歼我第九战区主力的战略目标，消耗了日军大量人员、装备。日军显露出发动大规模作战时兵力不足的弱点。中方广大官兵的士气得以提振，抗战必胜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中国八路军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役，参战总兵力达105个团，沉重打击了日本军队。

1941年后，日军再次在湘北岳阳以南地区集结12万余人，向中国军队展开攻势。此次战役日军兵力集中，日军第四师团遂突入长沙城。但是由于其他战区均趁日军集结兵力攻击长沙之时主动出击收复城池，日军被迫放弃了刚刚占领了两天的长沙城，仓皇北撤。第二次长沙会战历时一个月，中国军队共歼灭日军3万余人，击落飞机6架，击沉汽艇9艘，使日军妄图一举歼灭第九战区主力的计划失败。

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方式，分段消耗日军的兵力与士气，最后把日军“拖”到决战地区，再狠狠围歼，薛岳根据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创立了“天炉战法”，这套战法在随后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取得了出色的战果。1942年年初，驻武汉的日本部队6万余人进军湘北，用以牵制第九战区之兵力，负责掩护香港方向的行动，第三次长沙会战随即拉开序幕。中国军队沿着新墙河、汨罗江逐级抵抗，日军指挥官阿南惟几坚持向长沙进军，却掉入薛岳设计好的“口袋”中，陷入重重包围。合围之下，日军全面溃退，最终被歼灭5万余人，此后两年都没有在中国战场发动大规模攻势。

三次长沙会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华军队，粉碎了日本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以战迫降”的战略目标，振奋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1941年10月，就在希特勒侵略欧洲之际，日本法西斯进一步向东南亚扩展，企图建立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霸权。日本的侵略政策严重损害了美、英两国的利益，美国不得不做出反应，限制乃至禁止向日本出口钢铁、石油等战略物资，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增加对中国的援助，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也同样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对战略物资依赖进口的日本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日本决定趁美国战争尚未准备就绪，发动突然袭击，取得战争主动权。

珍珠港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主要海军基地，是美国通往亚洲和澳洲的交通枢纽，遏制日本扩张的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随着欧洲战局的发展和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的签订，日本为夺取美、英、荷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殖民地，加速南进的战争准备。1941年，日本下定决心袭击珍珠港。袭击珍珠港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受孤立主义影响，且推行“先欧后亚”战略，疏于戒备。1941年11月中旬，日本先遣部队伪装日常巡逻，分别由佐伯湾和横须贺等地出发，沿中航线和南航线驶向夏威夷。11月26日日军开始攻击，只遇到轻微抵抗。日军以损失“飞机29架、潜艇1艘和特种潜艇5艘的微小代价，击毁击伤美国太平洋舰队停泊在港内的全部8艘战列舰和10余艘其他主要舰只，击毁美机232架，毙伤美军3681人。空袭时，潜入港内的特种潜艇也进行了袭击，但未获战果。日军袭击珍珠港，给美国太平洋舰队以重创，从而在太平洋上掌握了制海、制空权，为进攻菲律宾、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创造了条件。

同时，日军还在东南亚各地对英美两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直到次年春天，日军侵占了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和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次日下午，德意日同时对美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扩升到最大规模。

主词条：联合国家宣言

1941年12月，在日本突然袭击美国珍珠港之前，由于法西斯势力不断壮大，美国出于自身的安全和利益考虑逐渐改变了“中立”态度。并且加强了对英国、苏联等各国的援助。1941年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向与美国安全有重大意义的国家用出售、转让、交换或租借等方式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事实上介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月24日，罗斯福宣布，凡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包括苏联在内，都将得到美国的援助。反法西斯世界逐渐走向联合。

1941年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一艘军舰上会晤，并发表联合宣言《大西洋宪章》。倡导自由、和平，反对侵略。同时，美英也开始对苏联提供援助。

丘吉尔于12月22日抵达华盛顿。在重庆联合军事会议召开的同时，英美两国领导人也进行了太平洋战争之后的第一次最高级别会议，代号“阿卡迪亚”，讨论全球局势。英美领导人认为，他们最终会集聚起足够的力量并打垮他们共同的敌人，但是已经投入的军队能否坚持到这种力量的形成，依然悬而未决。因此，罗斯福和丘吉尔重点讨论了如何协调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以及如何加强两国之间的合作。阿卡迪亚会议还决定设立一个盟军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指挥各战区的作战。阿卡迪亚会议决定成立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以协商和确定盟国的战略、指挥、军事行动和后勤的诸多问题，为此决定在太平洋战区建立ABDA（即美国、英国、荷兰和澳大利亚）联军司令部。根据罗斯福的意见，由英国的韦维尔将军出任联军总司令。此外，阿卡迪亚会议还决定成立军火分配部和战时生产部等美英联合机构。除了机构和制度建设，阿卡迪亚会议还确立了“先欧后亚”的战略原则。会议确认战争的主要敌人是纳粹德国，同时认为反击日本侵略的太平洋战争同样是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原本希望至少在1943年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但是，丘吉尔更关心如何保住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地。所以，他主张让苏联继续承担抵抗纳粹的主要责任，先只用空军对德国的工业进行轰炸，并努力将德国赶出北非。该意见在当时占据了上风，决定了对法西斯发动反攻的战略安排，欧洲第二战场直到1944年才正式开辟。最后，丘吉尔与罗斯福会谈的最重要内容是建立世界性的大联盟。经过大量的电报往返，26个国家决定联合成立一个新的世界组织。罗斯福提出，以“联合国”替代原来拟议中的“协约国”作为这一世界组织的正式名称。丘吉尔对此表示赞同。

1942年1月1日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古巴、捷克斯洛伐克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其主要内容是集中各国全部的经济与军事力量，表示赞成《大西洋宪章》，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直至最后胜利，绝不和敌国单独媾和。当天美、英、苏、中分别签署了文件，次日再由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按照国家字母顺序依次签署。作为一个开放型文件，截至1945年5月1日，陆续在宣言上签字的还有伊朗、自由法国、墨西哥等21国和战时组织。《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反法西斯同盟的最终形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大大增强反法西斯国家的力量，鼓舞了全世界各国人民对法西斯的斗争，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进程。

主词条：中途岛战役

1942年5月5日，日军大本营为了彻底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下达攻占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西部的命令，企图为日本海军航空兵获得前进基地，继续向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扩张，同时诱歼美国太平洋舰队。是月底，日军调集各型舰艇200余艘，舰载机约700架，分编6个战术编队，驶向目标地区。美军通过破译日军密码，掌握了日军作战企图、兵力编成和进攻日期，随后加强巡逻，积极备战，待机歼敌。

在阿留申群岛方向，6月3日，日军北方编队首先袭击荷兰港。7日，日军占领基斯卡岛和阿图岛。在中途岛方向，6月4日凌晨，日军第1机动编队派出第1波飞机108架对中途岛进行了轰炸。当日军第2波飞机卸下炸弹重挂鱼雷的混乱之际，遭到美军第16、第17特混舰队舰载航空兵的猛烈袭击，结果，日军第1机动编队4艘航空母舰全部被击沉。日军损失惨重，被迫于5日凌晨撤退，美军旋即追击。6日晚，中途岛海战结束。

在中途岛海战中，日军损失航母4艘、重型巡洋舰2艘；美军损失航母1艘、驱逐舰1艘。从此，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攻势受到遏制，美、日海军力量趋于均衡，战局出现了有利于盟军的转折。

主词条：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

莫斯科战役之后，受到重大损失的德国军队无力再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势。希特勒决定集中兵力，早在战役策划初期希特勒就决定将进攻兵力集中于南线，目标是夺取高加索油田，占领伏尔加河流域的小麦产区，拿下斯大林格勒。希特勒认为，一旦实现上述目标，俄国将失去它的石油和粮食供应，与南部地区的联系将被切断，这样，德国就可以轻易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1942年5月8日，德国开始了1942年夏季攻势。经过近两个月血战，苏军防御的最后要塞塞瓦斯托波尔失守，德军占领了整个克里米亚半岛。7月11日，保卢斯率领德军第六军团进入斯大林格勒州界。7月17日，保卢斯的先头部队在顿河大河曲的奇尔河和齐姆拉河线与苏军交火。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7月23日，希特勒下令，南线德军兵分两路：赫尔曼·霍特的装甲部队和第十七军团南下高加索，占领高加索油田，承担这一任务；保卢斯的第六军团东进攻打斯大林格勒。

7月22日，德军在突破苏军阻截后继续前进，抵达离斯大林格勒仅有120公里的苏军外围防御体系的前沿。双方在进行激烈的战斗。直到8月9日德军才突破苏军防线。苏军的顽强阻击为苏联统帅部加强斯大林格勒的防御争取了宝贵时间。8月19日，保卢斯发动了对斯大林格勒的第一轮大规模攻势。22日，德国坦克突破苏军防线，攻入斯大林格勒北郊，抵达伏尔加河畔。23日，德军出动几百架飞机，对城区进行狂轰滥炸。8月31日，苏军中央防线被突破，苏军被迫撤入内围防线。9月13日德军才攻入城内。到26日，德军占领了大半个市区。苏军士兵和工人民兵则用自动步枪、手榴弹、刺刀与德国步兵进行血战。德军和苏军在废墟中的混战持续了两个月，期间苏军击退德军700多次冲锋，保卢斯不断向前线增派援兵，但仍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同时，苏军的援兵和补给源源不断地通过伏尔加河运送到斯大林格勒。德军则渐渐精疲力竭，被迫逐步转入防御。11月初，德军最后一次企图攻下城市。他们占领了“街垒”工厂的南部，并在一个狭窄地段突进到伏尔加河岸。但是第六十二集团军的主力牢牢地守卫着“红十月”工厂地区和狭长的沿河地带，一直到苏军发动大反攻，希特勒始终未能完全占领斯大林格勒。在对斯大林格勒的持续进攻中，德国第六军团耗尽了力气，不得不停止攻势，转入防御。

苏军的积极防御战术，再次粉碎了希特勒的侵略计划，并为苏军全面反攻赢得了时间。由于德军伤亡过重，苏军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开始超过德军。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组织力量进行反攻。11月中旬，苏军开启反攻计划。计划由苏最高统帅助理朱可夫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主持，并将其定名为“飓风”。苏军的110万人完成了在顿河中游和斯大林格勒四周的集结。11月19日拂晓，苏军开始大反攻，向德军阵地发起攻击。22日夜间，苏军强渡顿河成功。23日，几支苏军在卡拉奇会师，形成了对斯大林格勒城下德军第六集团军的包围。

1943年1月10日，苏军以50门大炮向包围圈内的敌人猛轰。德军开始全线崩溃。苏军指挥部命令被围德军投降，但遭拒绝。1月22日，苏军再次发动全线进攻。德军第六集团司令保卢斯在弹尽粮绝的困境下，请求希特勒投降，未获同意。1月30日，苏军攻占了第六军团指挥部。保卢斯在最后时刻违背了元首的命令，选择了投降。两天后，德国第六军团全军覆灭。2月2日，苏军生俘德军9万人以上，被围的33万德军全部歼灭。斯大林格勒战役至此结束。

斯大林格勒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会战之一。前后历时200天，德军总共损失150万人、3500辆坦克和强击炮、1.2万门大炮和迫击炮、3000架飞机和其他大量军需品和技术兵器。从此德国被迫转入战略防御，纳粹德国迅速走向灭亡。

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取得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意义。这次胜利，对争得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对苏德战场，乃至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苏德战场的根本转折点，使苏军从德军手中夺取了战略主动权，并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会战更推动了整个世界战争形势的转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它鼓舞了各国人民同法西斯占领者进行更加坚决的斗争。这次战役以后，轴心国的失败指日可待，盟国方面，英、美、苏三大国开始着手制定战争结束后的政治方针，描绘未来的世界格局。这就是以后雅尔塔等一系列会议的召开。

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苏德战场暂时沉寂。但苏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阵地，给德军防线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于是双方都向库尔斯克方向调兵遣将。德国统帅部计划以库尔斯克突击部队为主，发动代号为“堡垒”的夏季攻势，以改善战场形势。为了这次战役，德国调集了90万军队，1万门火炮，2700辆坦克和自动火炮，2000多架飞机。苏联最高统帅部洞悉德军战略意图，准备了占优势的军队、大炮、坦克和飞机，严阵以待。1943年7月5日晨，大批德军在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开始进攻，但从一开始就遭到苏军的顽强阻击。7月12日，战斗白热化，双方共出动12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在普罗霍洛夫卡一带展开激战，形成二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坦克遭遇战，结果德军惨败。7月12日和15日，苏军先后在库尔斯克的北部和南部转入反攻，德军节节败退。8月5日起，苏军连续收复了奥廖尔、哈尔科夫、顿巴斯、基辅等重要城市。为此，莫斯科曾首次鸣放礼炮祝捷。德军的“堡垒”计划完全失败，从此，德军在苏德战场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

主词条：北非战争、意大利战役

1940年12月，意军在北非被英军击溃。次年2月，埃尔温·隆美尔率德国非洲军增援，击败英军。1942年6月，英军退守亚历山大港以西100余千米的阿拉曼地区。德意军队进攻阿拉曼，开罗告急。8月底，德意军对英军阿拉曼防线南段进攻失利，转入防御。中旬，伯纳德·劳·蒙哥马利接任英国第8集团军司令后，力主以进攻将德意军队赶出北非，并着手补充兵员和装备，加强训练，鼓舞士气，采取伪装措施等。10月23日21时40分英军发起进攻。首先实施20分钟炮火准备，随后步兵向敌前沿阵地发起冲击。经数日激战，双方损失惨重。26日，隆美尔判明英军主攻方向，开始将第21装甲师调往北线，英军进攻受挫。后来，德军油料奇缺，后勤补给陷入困境，隆美尔命令德意军全线撤退，但撤退行动迟缓。英军乘势转入追击，并出动大批飞机轰炸，给退却中的德军以重大杀伤，战役至此结束。阿拉曼战役扭转了整个北非战局，盟军从此开始掌握战略主动权。

1943年4月，北非德意军队投降。1943年7月，美英军队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意大利发生政变，墨索里尼政府垮台，9月，意大利宣布投降，法西斯轴心国集团开始瓦解。

（“1940年至1943年的北非战争态势”图册来源）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重大转折。一方面，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同盟国在各主要战场上节节胜利。另一方面，德国被动挨打，处境困难；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被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本军队发起攻势作战。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日军的反攻与进攻不断增强，日军的海路交通随时会被切断。因此，日本决定发动一场能够扭转时局的战役。1944年1月末，日本天皇批准了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的“一号作战”计划。

整个豫湘桂战役由豫中、长衡、桂柳三次会战组成。1944年4月，豫中会战中国军队艰苦奋战，终未阻止日军打通平汉线。5月，日军以攻占湘桂铁路为目标，向长沙、衡阳地区进攻。中国第4军坚守至6月18日，伤亡殆尽，长沙城失陷。接着，日军以15个步兵营、12个炮兵营攻击衡阳。衡阳是铁路公路交通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衡阳保卫战从6月22日到8月8日，共坚守47天，第10军以不满2万的兵力，顽强抵抗日军攻势。日军死亡2万余人、6万余人受伤。衡阳保卫战是中国抗战史上最成功的战役和以寡敌众的最典型战例，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为中国整个抗战史中作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士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城市争夺战。

广西是日军打通大陆交通计划的最后一道门户，长衡会战后日军从湖南、广东及越南三个方面向广西进攻，开始桂柳会战。进攻桂林时日军15万人，而桂林守军加上地方民团，总兵力不足2万，大部分民团士兵拿的还是土枪。11月4日，日军开始进攻桂林城，曾经27次冲入桂林市中心，都因为陷入巷战的泥潭损失惨重而不得不撤出。日军又从漓江迂回进攻桂林，但是被桂军准确的火力杀伤大半，地方民团敢死队甚至身上绑上手榴弹划着竹排去炸毁日军的登陆艇。后来，日军使用大量的毒气弹攻击，10日桂林城陷落，守军1.2万人战死（其中一半被毒气毒死）。豫湘桂会战近8个月，日军艰难取胜。

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及其随从人员在埃及首都开罗会晤，签署了《开罗宣言》。声明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将坚持对日本作战，直到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明确规定日本侵占的包括东北三省、台湾、澎湖列岛在内的中国领土必须归还给中国。《开罗宣言》是第一份确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具有国际法效力条约性文件，它从法律上明确了日本侵占台湾的非法性，为战后中国处理台湾问题提供了国际法依据。《开罗宣言》在中国维护领土主权完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光复台湾奠定了法律基础。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等人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议，通过了三国首脑在对德国作战中一致行动和战后合作的宣言。会议决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代号“艾森豪威尔计划”以尽快打败纳粹德国。德黑兰会议使苏、美、英三大国之间在重大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基本矛盾和分歧得到了解决，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团结与合作。德黑兰会议拟订的反法西斯盟国共同打击纳粹德国作战计划，对1944年在欧洲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会议对于战后重建世界和平的设想，在三国之间也取得了一致的协议，为联合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1945年2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为了加快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解决战后的重大问题，在苏联召开雅尔塔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有：彻底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惩办战犯，实现战后民主化，准备在战后成立联合国，苏联在欧战结束三个月之内参加对日作战等等。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恢复和发展的1943年，这一年敌后抗日军民对日作战2万次以上，粉碎了日军的大规模“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平原根据地得以恢复，山区根据地获得发展，为1944年转入局部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1944年春夏季，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乘日军兵力减少和战斗力下降之机，积极主动地向敌发起了局部的攻势作战，有效打击和牵制了日伪军，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在同年的反攻中，抗日根据地得到了扩大，八路军、新四军也由47万人发展到65万人。通过进行反攻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已经开始了由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转变，为进行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和战略反攻作好了准备。

面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局部反攻，日军采取以攻为守的手段，对根据地进行“扫荡”。中国各根据地部队按照“敌进我退”的方针，展开了攻势作战。1944年上半年，山东军区展开春夏攻势，打通了各根据地的联系；晋冀鲁豫所属军区向日军孤立的城镇及据点展开攻势，收复大片土地，并控制了部分黄河渡口；晋察冀军区向游击区和敌占区伸展，扩大根据地；晋绥军民加紧对日军孤立据点的围困，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同年下半年，华北、华中各根据地发动秋冬季攻势，向日占城镇和主要交通线推进，一方面不断攻击日军重点守卫的据点、城镇，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组织群众开展交通破袭钳制日军。这些攻势不仅解放了大片地区，也使以前被分割的根据地连接成大块。

1944年春国民党军队放弃河南时，中共中央便开始制定经略河南的战略计划。从7月初开始，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组成南下支队进入黄河以东地区，会合坚持抗战的独立团扩大了豫东抗日根据地；太行军区一部组成豫西抗日独立支队进军河南，建立了豫西抗日根据地；同时，新四军第五师北上在平汉线两侧开辟了豫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四师从淮北出击，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相互策应，密切配合，开辟豫西，发展豫南，扩大豫东，恢复豫皖苏边，进一步打通了华北和华中、八路军和新四军两大战略集团的联系，达到了“绾毂中原”的战略目的。

日军在河南得手后，马上开始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的第二阶段进攻。为了顺应战局变化，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决定派出部队向新沦陷区发展。1944年10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和延安南下干部大队5000余人组成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在王震、王首道率领下出征，冲破日军的尾追堵截，进入湘北地区后建立起湘鄂赣边区。新四军在苏北、苏中也展开了局部反攻，通过车桥战役拔除了日军在根据地内重要据点，使苏皖解放区连成一片。1944年末，新四军以主力一部南渡长江，随后进入苏南和浙江天目山地区建立根据地。江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了新四军的力量，并为迎接盟军登陆反攻做了准备。

1944年秋冬，解放区战场通过局部反攻，不仅将日军压缩到主要交通线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迎来了抗日战争以后第二次大发展。至1945年8月初，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91万人，敌后根据地人口发展到1亿，为赢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43年5月，英、美华盛顿会议决定，于1944年5月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经过长期准备，1944年6月6日，英法美联军集中6000艘舰船、2万多空降部队和17.6万进攻部队，在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指挥下，横渡英吉利海峡，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这次战役的胜利，为英法美联军解放法国和攻入德国本土扫清了道路。苏军也在东线对德军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从此盟军开始两面夹击德军，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1944年，法军第一军在贝尔福战役中打败德军，法军击毙德军一万人，俘虏18000人，缴获大炮120门。8月，盟军进入巴黎，收复法国。

1945年2月初，西线盟军已击退德军在阿登地区的反扑，进攻齐格菲防线。东线苏军已完成维斯瓦河至奥得河的进攻，进至奥得河。在苏军对柏林已构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德军把西战场半数以上的装甲师和大批的坦克、火炮调到苏德战场对付苏军的进攻，在西战场则企图以剩下的大约59个师，依托沿莱茵河西岸构筑的齐格菲防线，阻止美英法加联军的推进。德军59个师分散部署在整个防线上，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这时，希特勒虽然还用欺骗和强迫手段驱使德国人为法西斯卖命，但两线夹击的不利形势和盟军大规模持续的战略轰炸，已使德国军民丧失了信心。因此，联军统帅艾森豪威尔预言，如果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就可使德国受到致命的打击。

1945年3月，美法英等国盟军强渡莱茵河，向德国腹地挺进。4月，美军在取得鲁尔战役胜利后，于11日进抵易北河畔。18日，美军第9集团军占领易北河畔的马格德堡。19日，英第2集团军进抵易北河畔的劳恩堡，美第1集团军占领莱比锡。与此同时，东线的苏军于4月16日从奥得河边向西面发动强大的攻势，开始实施柏林战役。4月25日，美第1集团军第69师的一部在柏林南部120公里处易北河畔与苏军会师。美苏双方商定，两军沿易北河及其支流穆尔德河一线会合。易北河会师把德军截成南北两段，反法西斯德国的东、西两条战线从此联接。为庆祝盟军易北河会师，斯大林命令莫斯科鸣放礼炮，并发表《告红军和盟军书》，向红军和盟军致敬。

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因突发脑溢血逝世，时任副总统哈里·S·杜鲁门接任总统。

在苏军和美英联军东西夹击之下，希特勒法西斯龟缩在柏林为中心的狭长地带，负隅顽抗。希特勒搜集了100万兵力，在柏林以东筑起3道防线，环绕柏林城筑成3层防御圈，并把柏林市区划成9个防御区，分兵防守。1945年4月26日，苏军开始猛攻柏林，在市区内进行逐街逐巷的争夺战，于30日晚攻占德国国会大厦。当日下午3点，希特勒及其妻子爱娃·布劳恩（29日凌晨结婚）在帝国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自杀，并留下遗嘱，任命海军总指挥邓尼茨大将为元首继承人。5月1日晚到5月2日，柏林城防司令黑尔姆特·奥托·路德维希·魏德林率领守军残部投降，柏林战争基本结束。

1945年5月7日，德国陆军上将约德尔在位于兰斯的艾森豪威尔的总部向美、英、苏、法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8日夜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举行德国投降仪式。盟军代表是苏联元帅朱可夫、美国战略空军司令卡尔·安德鲁·斯帕茨、英国空军上将阿瑟·威廉·特德、法军总司令塔西尼，代表德国最高元帅部签字的是陆军元帅凯特尔、海军上将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里德堡和空军上将什图姆普弗。投降书从1945年5月9日零时生效。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至此胜利结束。

1945年5月8日，在太平洋战场，美军展开猛烈的进攻，向日本本土步步逼近。中国等国家的抗日武装也在亚洲各地展开了反攻。

7月16日，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成功。盟国方面明白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带来的后果，以及使用者应当承担的责任。但日军在菲律宾制造马尼拉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在中国制造南京大屠杀以及偷袭美国珍珠港等，已达到了令盟国愤怒的地步。盟军认为，就日本军国主义的好战本性，不使它付出沉重代价，不对其形成致命威慑，日本绝不会放下屠刀，亚洲各国民众付出的代价势必更为惨重。

7月17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和外长在柏林西南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期间，三国首脑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战后处置的方针。7月26日，中美英三国《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精神，规定该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成为确定战后东北亚秩序的基础性文件。

8月6日与9日，美国先后投掷代号为“小男孩”“胖子”的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进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到9月2日日本正式签订投降书，历时24天。苏军把这次战略性进攻战役称为“远东战局”。它包括5个不同规模的战役，即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的3个进攻战役及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登陆战役。同时，中国的抗日武装向日军发动全面进攻。

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战区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对中国军民和世界人士发表广播演说。

8月21日，日本陆军少将今井武夫飞抵芷江洽降。中美代表用中、日、英三种语言宣布了要求今井武夫转交冈村宁次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规定，在中国战区内的日本陆海空三军应接受命令，向中方指定之受降主官全部投降。此后两天，中方又就受降的细节问题向日方接连发出三份备忘录。

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日本新任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随后，接受投降的同盟国代表、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海军上将，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英国代表福莱塞海军上将，苏联代表杰列维亚科中将，以及澳、加、法、荷、新西兰等国代表依次签了字。至此，三个法西斯轴心国中的最后一个国家日本正式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法西斯轴心国的失败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结束。

9月3日上午，中国战时陪都重庆举行了庆祝大会和游行活动。9月9日9时，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战区日本受降签字仪式。在四百余名与会者的共同见证下，冈村宁次在降书和《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第一号命令》上签字盖章。随后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立即发表演说，向世界宣布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已在南京完成。

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四国代表经过谈判，在伦敦正式缔结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首要战犯的协定》（《伦敦协定》），并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宪章共30条，对设置法庭的目的、任务、构成、管辖权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管辖权规定如下：

1.破坏和平罪：系指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或违反国际条约.协定或保证的战争，或为实现上述行为而参与共同计划或密谋。2.战争罪：系指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习惯的罪行。这种违反行为包括：屠杀或虐待占领区的平民，或以奴隶劳动为目的，或为其他任何目的放逐平民，屠杀或虐待俘虏、人质，掠夺公私财产，肆意破坏城镇乡村等。3.违反人道罪：指战争爆发前或战争期间对平民进行杀害、灭绝、奴役、放逐及其他非人道的行为，以及以政治、种族或宗教为理由进行的迫害行为。凡参与拟定或执行上述罪行之一的共同计划或密谋的领导人、组织者、发起者和同谋者，均应承担个人责任。

1945年11月20日至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审判举行。这次审判由美、英、法、苏四大盟国共同组织，各自任命参加审判的法官：美国法官弗朗西斯·比德尔、英国法官杰弗里·劳伦斯爵士、法国法官亨利·多内迪尼·德瓦布尔、苏联法官尼基钦科将军。由英国的杰弗里.劳伦斯法官长期担任法庭庭长。还任命了一名调查战争罪行和首要战犯起诉的首席检察官：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H·杰克逊、苏联首席检察官罗曼·鲁登科中将、英国首席检察官戴维德·马克斯韦尔—法伊夫、法国首席检察官弗朗索瓦·德芒东。

四名首席检察官代表四大盟国组成了起诉委员会，是这次审判的控方；起诉委员会于1945年10月18日向法庭和被告提交了起诉书。起诉书起诉希特勒的主要同伙赫尔曼·戈林等24名纳粹政权的主要人物及德国内阁等集团或组织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及共谋罪。除上述个人被告外，起诉人还对纳粹党政治领袖集团、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纳粹党党卫队、纳粹党冲锋队、1933年1月30日以后的德国内阁、参谋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等集团或组织提出”了控诉。

起诉委员会指控这些个人被告和组织的罪状有以下四条：“共同计划或共谋”、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四个盟国分别任命了一名法官和一名助理法官，联合组成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进行了这次审判。审判的法律基础是美英法苏四国于1945年8月8日共同签订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通称《伦敦宪章》）。经过10个月多的审判，1946年9月30日法官公布了对被告人以及6个组织的判决：戈林等12人被判处绞刑，赫斯等７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和10年至20年刑期不等的监禁，沙赫特等3人无罪。在6个组织中，纳粹党政治领袖集团、盖世太保以及党卫队被认定为犯罪组织，冲锋队、德国内阁以及参谋总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无罪。

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领导人及其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国际审判是史无前例的，纽伦堡审判法庭是第一次。它既是人类历经无数次的战争创伤之后在法律的基础上进行制度设计的一大创举，也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盟国政府军事、政治、法律、外交活动的重大成果。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的战争犯罪审判活动，不仅对法律的发展而且对整个人类的进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根据日本投降书及1945年12月26日美、英、苏莫斯科会议的授权，并征得中国同意，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公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第一号》，宣布根据盟国惩治战犯的一系列共同宣言、《波茨坦公告》中惩办战犯的条款及《日本投降书》，并经盟国授权，发布命令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同日还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法庭将以破坏和平罪、反人类罪和普通战争罪控告日本战争罪犯。从1945年12月开始，美、英、中、苏、法、菲、澳、新、荷、加、印度等十一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陆续到达日本，参加审判。这十一个国家代表了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民，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法庭的起诉是由国际检察局承担的。它由参加审判的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检察官及其助手组成。国际检察局实行首席检察官负责制，美国检察官约瑟夫·季南被麦克阿瑟任命为首席检察官，代表参加审判的十一个国家负责全面的检察任务，其他国家的检察官作为助理检察官参加检察工作，一般担任与自己国家有关的检察事务。

法庭由前述十一国派遣的法官、经麦克阿瑟任命后组成。为避免给人以美国独揽审判的指责，麦克阿瑟没有任命美国人担任法庭庭长，而是任命了澳大利亚法官威廉·弗拉德·韦伯爵士为庭长。与检察官的情况不同，法庭的法官地位是平等的，但庭长在审判程序、判决时出现正反票相等及行政事务方面有一定的特权。

被告名单是由国际检察局确定的。美军占领日本后，分三批逮捕了118名战争嫌疑犯，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荒木贞夫、松冈洋右等要犯。国际检察局的各国检察官经过反复讨论，从上述嫌疑犯中确定了第一批28名被告名单，向法庭提起诉讼。为保证审判的公正，法庭宪章规定给予被告充分的辩护权。据此，被告通过日本政府或日本律师会聘请辩护律师，并组成了辩护团。审判期间，先后有一百多名日美辩护人参加了辩护活动。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起诉。1946年5月3日开始审判。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起诉书，起诉书控告荒木贞夫等28名被告犯有共谋策划、准备、发动和实行侵略战争及在战争中进行大屠杀和虐待俘虏等55项罪行。两年半的审判中先后开庭818次，法官内部会议131次，出庭证人419人，779人提供书证、物证达4336件，审判英文记录达48412页，判决书长达1231页。

由于法庭依照英美法系操作，确凿的人证物证便成为能否将被告定罪的关键。对此，中国不少战争受害者和经历者，东渡东京出庭作证，揭露了日本的侵华事实和侵略暴行。如七七事变的亲身经历者秦德纯将军在法庭作证时，揭露了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挑起七七事变的事实；梁廷芳、伍长德等受害者及贝德士、约翰·马吉等数位外籍人士为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作证；溥仪出庭为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政权、实行殖民统治作证等，都为证明日本的侵略罪行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十几位中外证人，他们揭露了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加上国内为证明日军大屠杀提供的大量证据，对法庭最终判处大屠杀的主要责任者松井石根死刑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8年4月16日，东京审判结束了法庭审理阶段。由于11名法官对法庭管辖权及适用法律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如何给被告定罪在全体法官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印度法官主张全体被告无罪；而澳大利亚、法国、苏联法官虽认为被告有罪，但因其国已废除了死刑，故不主张对被告处死刑；荷兰法官则对个别被告的判罪提出独自的主张；但中、美、英、加等7国法官则主张根据被告的犯罪事实定罪。最后以投票方式决定了判决。结果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其中7名主犯被处死刑。中国法官梅汝璈在法官会议上坚决主张严惩主犯，对法庭的最终判决结果起到了重要作用。28名被告人中，除1人死亡、1人丧失责任能力外，东条英机等7人被判绞刑，荒木贞夫等16人被判无期徒刑，东乡茂德等2人被判有期徒刑。1948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结束。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作出的合乎正义的公正判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通过这次审判，核实了大量相关事实，揭发和列举了战犯们的战争罪行，肯定了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所进行的是侵略战争，并惩办了战争的策划者和发动者。

但东京审判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对参与战争的财团没有触动，如鲇川、岩畸、中岛、藤原、池田等均免于受审，有的即使逮捕了，随后又被释放；除28名甲级战犯外，还有多名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如西尾寿造、多田骏、岸信介、贺屋兴宣等，在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人被处以绞刑的第二天，就被麦克阿瑟下令释放，冈村宁次更是逍遥法外，实施人体活体试验和细菌战的731部队也受到美国的庇护；重光葵、梅津美治郎等虽罪行昭昭却都被轻判，1950年3月7日“第5号指令”后，一些服刑的甲级战犯被释放。重光葵、岸信介等重返政坛。

参战国军费消耗总额为13520亿美元，再加上财政消耗和物资损失，损失总数达40000多亿美元。

直接参战的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方面的代价。战争期间，美国财产损失3500亿美元，苏联财产损失2000亿美元，英国财产损失1500亿美元。根据仅能统计到的数字，中国在1937至1945年间，按1937年的比值计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为1000多亿美元以上，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至10000亿美元。

法西斯国家本身在大战中也遭受重创。战争期间，德国经济损失达3000亿美元；日本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接死于战争及与战争相关原因（如因战争导致的灾害、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屠杀等）的人约为7000万（欧非战场约占2/3，欧非战场死亡人员中的1/3是死于纳粹集中营或是被纳粹集体屠杀、虐杀的，占二战中遭交战各方刻意屠杀、虐杀的平民及战俘总数的80%以上）。

在这7000万人中苏联占2660万（1941年—1945年，军人占35%，苏联方面因战争造成的伤病人数也是及其巨大的，仅在册军人的伤病累计数便高达1830多万人次），中国约占1800万人（1937年—1945年，其中军人约占15%，另外因战争造成的伤病者累计约1600万人次，因此伤亡累计约为3500万人）。

7000万人按死因可分为三类：一是死亡的军人；二是死于屠杀虐杀的平民及战俘；三是死于战争相关原因的人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军人死亡人数合计约有1800多万（不含死亡的俘虏）；死于交战各方刻意杀戮的平民和战俘大概也有1800多万（其中80%以上死于纳粹德意志第三帝国之手）；而死于战争相关原因如因战争导致的灾害、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等的人数则在1500—3000多万。比如中国所列的伤亡数为3500万，其中死亡占1800万，而在这死亡的1800万人中属于前两类死因的人数大概占20%，苏联前两类的死亡人数则要占到死亡总数的一半以上，中国死亡的1800万人中还包括了诸如1942年河南大旱引发饥荒而死亡的300多万人以及其他非沦陷区各种原因的非正常死亡，因为战争导致救援无力灾情扩大，把这些死亡列入也是合理的。而抗战胜利后不久中国所公布的死亡人数为800多万，统计标准有所变化。

军队在战争中的损失一般由死亡、伤病、被俘、失踪等几部分构成，而军人的死亡又包括阵亡、因伤致死、其它原因致死等成分。以苏军在苏德战争中的损失为例：苏军损失累计为2959.3万。其中死亡为681.7万（阵亡占76%，因伤致死占16%，因病、事故等死亡占8%），被俘或失踪为445.6万，伤病累计为1832万人次（受伤占82.9%，因病减员占16.6%，冻伤占0.5%）。另外，军队所处的战争态势不同，其损失的构成便有极大差别，以苏德战争期间的苏军为例，苏军的历年月均损失为：1941年71万，1942年61.4万，1943年65.5万，1944年57.3万，1945年70万，相差并不太大，损失最惨的1941年与损失最轻微的1944年之比不过为1.24倍，但其历年损失中死、伤、俘构成比例却有天壤之别，其1941年死亡及被俘失踪人员月平均为49.6万，1942年为27.1万，1943年19.2万，1944年14.7万，1945年18.6万，其高低之差达3.37倍以上。处于进攻的一方其伤员所占比例较大，而败退的一方，由于其伤员无法及时撤出，或最终成为俘虏，或因得不到有效医治而死亡，因此败退的一方其损失中死亡、被俘人员所占的比例一般都较大，其中又尤以被合围的部队最为典型，如被合围在斯大林格勒的28万德军，除了3万多伤员空运出围外，剩下的就非死即俘了。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所遇也有类与此，一个个的岛屿成了已丧失制海权的日军的死亡陷阱，死亡成了绝大部分守岛日军的归宿。

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死亡人数高达5500万，军人占3200万；约有3500万人负伤；4500万人被捕或放逐。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由德意志第三帝国、意大利王国、日本法西斯挑起的，它给整个人类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作为对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德日两国能否对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是它能否为深受战争之苦的世界人民所宽恕，并从而成为政治大国的重要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日在对待历史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德国建立了反省战争的系统机制，对战争进行了彻底的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却百般抵赖，自战争结束以来竭力否认其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歪曲给被侵略国及其人民造成的惨重灾难的历史事实。尤其是近年来，美化其对外战争，为其对外战争侵略翻案的议论甚嚣尘上，日本首相、内阁官员及参众两院议员，下至数目众多的民间组织、民间团体乃至个人，掀起了这场美化侵略战争的运动，日本这一举动引起了社会尤其是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各国的警觉和强烈的反对。

在德国，战后历届德国领导人，毫不隐讳侵略历史，代表政府和人民向世界宣布承担历史责任。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也十分重视历史反思。他痛恨希特勒和纳粹分子毁掉了德国，说他们是“使德国的名声在整个文明世界面前备受耻辱和声誉扫地的一班人”。阿登纳还强调德国农民、中产阶级、工人、知识分子对于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攫取政权的责任，认为德国各阶层民众把国家搞成了偶像，供奉在祭坛之上，使个人、个人的尊严和作用成了这个偶像的牺牲品。他们的政治意识和责任心很薄弱，没有看清民族社会主义滥用国家权力的危害性。阿登纳也反对唯物主义世界观，认为它进一步夸大了权力的作用，强调集中和体现权力的国家的重要性，贬低道德的意义和个人的尊严。民族社会主义恰恰是从唯物主义世界观产生的一种崇拜权力、不尊重个人价值、甚至蔑视个人价值的结果。阿登纳要求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提高德国民众的民主思想和民主觉悟，使之把民主当作一种世界观看待，高度重视个人的尊严、作用和不可让渡的权利。

1969年联邦议院举行大选，以维利·勃兰特为首的社会民主党联合自由民主党上台执政。勃兰特曾经是一位反法西斯战士，对纳粹政权有刻骨铭心的仇恨，他痛斥希特勒是个“卖国贼”，认为民族社会主义“不仅是背叛了本国，它也背叛了欧洲”。勃兰特批评阿登纳“对待纳粹的同路人和帮凶时尺度不严”，致使后者“在官僚政治中逍遥自在，在经济方面轻而易举地保住了过去的地位，或取得新的地位”。在他看来，全体德国人，包括被关在集中营里的那些人和反纳粹者，都“必须承担责任”，都要对纳粹的政策负责，都“不能逃避其容忍希特勒上台执政这一部分责任”，“不能逃避纳粹屠杀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勃兰特反对“开脱德国人在他们参与的某些事情上的罪责”，但也指出，担责任不等于犯罪，不应该因为纳粹领导的犯罪行为而谴责整个德国人，把所有德国人都说成是纳粹分子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把罪名加在群众身上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所有的德国人都属于纳粹党，那么，希特勒肯定不必利用恐怖、盖世太保和集中营来进行统治。另外，“责任不能单单限于德国和德国人民方面”。如果西方国家没有让西班牙共和国受到苏联人的操纵支配，如果它们没有让西班牙的民主制度受到伤害以至死亡，那么，它们的行动就会更明智一些了。西班牙内战要是产生了另一种结局，那就肯定会削弱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地位，也许还会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于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并得以建立其国家机器这个事实，其他国家也都负有一部分责任。西方国家摇摆不定的政策，是造成德国没有活跃的政治反对派这一事实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西方国家所采取的自满政策，一再削弱了国内反对派反对纳粹政权的力量。

前联邦德国总理理查德·魏茨泽克指出：“应该帮助青年人理解为什么牢记过去是及其重要的。我们要帮助他们面对历史真相。”1985年5月8日，在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特殊仪式上，魏茨泽克还说：“无论是否有罪，无论年轻还是年老，我们必须接受过去并为其负责。德国人必须正视事实——不粉饰，不扭曲。没有记忆就没有和解。”在演讲中，国家元首魏茨泽克代表德国首次直面了黑暗的过去，并第一次将二战结束定义为摆脱非人道独裁统治的“解放日”，而不是“投降、被驱逐和失去自由”。“当一个背负历史罪责的民族没有勇气正视历史，完成自我否定，就无法完成自我救赎。”魏茨泽克在演讲中说。而他对自己罪行的坦白，也被认为“在全世界都近乎独一无二”。

德国总理施罗德曾在参加盟军登陆60周年庆典时讲道：“德国人民未能阻止那场丑恶的战争，因此深感历史责任无可推卸。我们知道谁发动了战争，我们承认自己的历史责任，我们会严肃地承担起这一历史责任。”施罗德提醒德国人应把纳粹政权垮台视为从独裁统治下的解放，尽管在1945年，德国人心底“可以理解地被国家崩溃后的震惊和对自己未来的担忧”所占据。“对他们来说，这是噩梦的结束，是大灾难的结尾。”施罗德写道，当新纳粹今天试图“通过衡量暴行与不幸的多寡来减轻纳粹罪行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决反对。”施罗德称，德国做出了很多努力勇敢地面对“最深的耻辱”，因而现在“成为了国际社会中受尊重的一员”。但“牢记纳粹时期，牢记战争、种族灭绝和各种罪行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认同的一部分。这是永久的道义责任。”施罗德在给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2005年5月7日刊发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对通过德国人之手和以德国人之名给俄罗斯及其他各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请求宽恕”。

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在2005年5月9日发表讲话，告诫德国民众牢记纳粹暴政和苦难，绝不让纳粹罪恶重演。克勒在讲话中强调，德国有责任永远清醒地保持对纳粹罪行及其产生根源的记忆，绝不允许其再次发生。德国对过去历史的反思没有终结点，不能在某个时刻就一笔勾销。“我们德国人恐惧而羞耻地记得由德国挑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对此，我们德国人有责任，”克勒在联邦议院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们记得被残暴杀害的600万犹太人。”他说，60年后的德国不仅在外部看来已成为另外一个国家，而且“从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被朋友和伙伴所包围，德国内部建立起稳定的民主政体。他强调，如果没有从过去历史中汲取经验，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克勒同时表示，德国仍有少数人不愿汲取历史教训，企图使种族主义和极右主义死灰复燃。但德国民众绝不会给他们可乘之机。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担任外交部长时就称“我们的国家在二十世纪给世界带来了如此之多的战争和苦难，这一点应该被国际社会一再地铭记在心。”还表示，“德国人对于国际和平与和解负有特别的责任。”他在2020年5月8日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胜利日”75周年活动中发表演讲时说，铭记历史没有终点，否定历史是羞耻的。他表示，1945年5月8日盟军将德国从纳粹法西斯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今日德国要从思想上解放，抵御“仇恨、煽动、排外和对民主的蔑视”，这些旧时代的邪恶思想今天正在以新的形式呈现。德国总理府官网当天发文指出，持续近六年的战争夺走了超过六千万人的生命，当中有约六百万犹太人。“永远使对战争及其灾难性后果的记忆不陷入沉睡，德国将之作为自身的任务。”“永远不可遗忘因纳粹政权发起的战争所造成的成百上千万死难者和不可估量的苦难。”文章写道。

“教育子孙后代，让他们知道和解与对话才是实现世界和平的可靠途径——这是每一个德国人的任务。”柏林市长米夏埃尔·米勒表示，“在一个和平的社会，不容种族主义、排外势力、狭隘和暴力的思想有一席之地。”“仇外、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永远不会有好的结果，走这样一条路只会剥夺自由、带来苦难。”勃兰登堡州州长迪特马尔·沃依德克称，“这也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重要的教训。”在民众中，由于盟军在德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造，使得德国人清楚的看到法西斯的罪恶行为，他们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认为战争是错误的，他们同样要承担历史的责任，自定义为“加害者”，并不断的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弥补过错，把法西斯统治时期看作是自我的黑暗时代，盟军的占领却被当作是一种“解放”，并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后代，这就是德国的历史教育——“不要走纳粹的错误道路，也不要去憎恨盟军的占领，更不要做一个欧洲孤立的国家”。

但在法西斯战败的60年里，日本从上到下都坚持“认输不认错”的顽强态度，文部省不断的借助教科书修订的权力篡改教科书，浅谈甚至忽略二战近代史的教育，逃避犯下的罪恶行径，仅仅宣扬威武的“天皇”，让其国民处在安逸的虚拟环境之中。民众仅看到政府主导下军国主义社会，二战日本人民惨遭原子弹轰炸，他们永远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不断地抱怨亚洲乃是世界对他们的不公平待遇。

政坛上，日本军国主义仍遗毒不轻、祸患难止，一些人对昔日帝国“荣光”的迷恋依旧顽固。在战争历史认识问题上仍犯禁不断，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累累暴行拒不认账，内阁大臣频频“失言”。从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以首相身份在二战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后，之后包括安倍晋三、菅义伟在内的历任首相以各种名目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右翼政客否认东京审判，屡屡抛出荒谬言论，歪曲历史真相，为侵略扩张涂脂抹粉，上蹿下跳翻案“洗白”。2013年4月23日，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或国际上都没有定论，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从不同角度看这一问题的结论也不同；5月8日，安倍又称，关于“侵略”，学术上有各种观点，并没有绝对定义；5月16日，面对日本是否曾经有过侵略这一提问，安倍避而不答，强调不应将“侵略”的定义政治化或变成外交问题。在东京审判中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巴尔的巨篇个人意见书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管辖权不当，进而提出全体被告无罪。帕尔的个人意见书被日本右翼奉为东京审判的“经典”之作，形成了“帕尔神话”，被日本右翼用作否定东京审判和侵略战争历史的“武器”。安倍晋三2007年访问印度时对主张巴尔“大加赞赏”。称巴尔当时在战胜国对战败国的“事后审判”中提出质疑，主张被告人全部无罪，“许多日本人至今还很‘钦佩’巴尔法官的勇气”。在日本靖国神社，为了“表彰”拉达宾诺德·巴尔对日本战犯的“功德”，右翼组织还特地为他立了一块“功德碑”。

2020年8月15日，日本德仁天皇在“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表示：“回顾过去，在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深切祈祷战争灾祸不再重演。”明仁天皇在2015年日本战败70周年“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讲话中增加了“深刻反省”字眼，并一直沿用。自从1993年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之后，日本历任首相都会在“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明确表示“深切反省”和“哀悼之意”，并明确提及对于亚洲各国的战争加害责任。不过，安倍则连续3年均采取了回避的姿态。此外，安倍也并未提及“不再战的誓言”，仅表示“在战后70周年之际，将绝不会重演战争的惨祸，在此我们要立下誓言”。

日本国内同样也有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责任的左翼群体与和平人士。199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村山谈话”，是战后日本官方就历史问题发表的正式谈话。村山表示，在谈话出台过程中，他要求撰稿人必须明确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人民带来难以忍受的灾难和痛苦这一历史事实，表示谢罪，并决心不再发起侵略和殖民统治。“村山谈话”指出，日本在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战败后五十周年的日本应该立足对过去的深刻反省，排除自以为是的国家主义，作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促进国际和谐，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日本国内有很多有良知的有识之士，他们一直坚持反省侵略历史。1996年上任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以后的历任内阁都表示继承“村山谈话”。日本学术界、文化界、法律界等知名人士于2013年11月联合成立了“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这一组织旨在坚持反省二战中日本的侵略和殖民行为，推动日本继续走和平、非战道路，举办了各种研讨会以及国际交流活动。与此同时，亚洲各国以及美欧国家也坚决反对“日本发动的战争不是侵略”“日本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那场战争是殖民地解放战争”等错误历史认识。

1984年6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诺曼底登陆40周年纪念演讲》中指出二战中纳粹德国吞并西欧大陆到诺曼底登陆的四年中，“大部分欧洲国家笼罩在可怕的阴影之下。自由国家纷纷沦陷，犹太人在集中营里哭泣，无数的欧洲人渴望解放。欧洲遭到奴役，世界为它的重获拯救而祈祷。”在诺曼底战役中，“盟军挺身而出、搏击暴政，成就了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业。”里根说“信仰和信念、忠诚和爱”使士兵在此奋战；正是它们缔造了盟国的团结，“相同的忠诚、传统和信仰，40年前将盟国团结在一起。”并指出“他们的勇气给了我们力量，他们的价值观让我们备受鼓舞“，呼吁人们“继承他们曾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

2014年6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诺曼底登陆日七十周年纪念日典礼讲话中指出：诺曼底登陆使“欧洲一隅再次获得解放和自由。希特勒的铜墙铁壁倒塌了，使得巴顿的部队挺进法国。一周内，世界上最血腥的海滩成为了世上最繁忙的港口。”在广袤的历史中，世界从未见证过像诺曼底登陆的事情。“当二战胜利，我们不曾要求任何战利品——我们帮助着欧洲重建。除了我们埋葬过那些在我们旗帜下付出生命的，以及我们安置那些仍然为之服务人们的土地，我们从未要求其他。而美国所承诺的平等，自由，和博爱——镌刻在海滩深埋下的鲜血中，并随之永恒。”“奥马哈是民主的滩头。我们在二战中的胜利不仅决定了一个世纪的进程，同时保障了全人类子孙后代的安定。我们将旧时的队友阵列于全新的联盟。我们创造了全新的财富，我们与欧洲人民共同伫立于灰暗的斗争中，以拆毁最后一席铜墙铁壁。从西欧到东欧，从南美到南亚——七十年的民主运动蔓延开来。所有曾一度黯然于盲目惶恐下的国度开始品尝自由所带来的庇佑。”

2020年5月8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纪念二战欧战胜利75周年讲话中指出：“纳粹政权的残余无条件投降给盟国，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结束欧洲剧院中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暗淡地提醒着自由的代价。在战争中，美国遭受了不可思议的损失。在部署到欧洲和地中海或在大西洋巡逻的超过200万美国人中，有186000多人付出了最终的牺牲，而受伤人数则是这一数字的两倍以上。这些无私而英勇的勇士中，大多数人从未知道过在繁荣的美国生活。但是，他们回答了我们国家的职责要求，因为他们相信建立在我们国家基础上的原则。他们来自中西部平原，工业和制造业城镇，美国乡村广阔的农田以及我们国家的新兴城市。许多人从未到过本国旅行，但他们会在法国的海滩，比利时的森林，意大利的山丘以及其他数百个战场上跋涉数千英里，与暴虐的敌人见面。”并对“勇敢的勇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勇奉献和牺牲表示敬意”，还称“他们这一代将永远不会被遗忘”。

特朗普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市发表讲话时还称，“1945年9月2日，伟大的美国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接受了日本无条件的投降。战胜日本的那一天标志着人类历史上最致命冲突的结束，也是美国自由的最终胜利。”特朗普补充说：“这是伟大的一天，是一个伟大国家的一次伟大胜利。”特朗普来到威尔明顿市，是为了赋予这座城市“美国首座二战遗产城市”称号。特朗普说道，“这座城市和这个州的人民，为打赢这场战争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近200万美国士兵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了战斗训练，比其他任何州都多。这个州有超过36万名士兵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代表美国政府正式认可这座城市为二战胜利做出的特殊贡献。

英国首相丘吉尔认为二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那是一场“不需要的战争”。二战所以发生，民主国家公众的愚蠢和政客的软弱是主要原因之一。在《二战回忆录》里，丘吉尔认为，一战战胜国最大的一件蠢事，是在《凡尔赛和约》里要求德国缴付巨额战争赔款，“其苛狠和愚蠢，竟达到显然不能实现的程度”。丘吉尔说：“群众始终不了解这种最简单的经济事实，而一心想取得选票的领袖们，又不敢向他们说清楚。报纸和领袖们一样，反映和强调流行的见解。各国当权者没有人能超越或摆脱公众的愚昧之见，向选民宣布这种基本的、无情的事实。即使他们说了，恐怕也没有人相信。”最后的结果极其荒谬：德国并没有真正执行十亿英镑的战争赔偿，反而由英美两国向德国发放了十亿五千万的贷款。德国迅速走向复兴。但《凡尔赛和约》的巨大耻辱，在德国孕育了强烈的民族仇恨。这种民族仇恨的代表，就是狂热的、邪恶的现代暴力愤青之祖——奥地利下士希特勒。希特勒把全世界拖进了战争。

2020年5月8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电视讲话中把英国公众抗击新冠疫情比作二战期间英国士兵所做的努力。“当我今天看到我们的国家，看到我们努力保护和支持彼此时，我要自豪地说，我们仍然是那个被彼时勇敢的士兵、水手和飞行员认可和钦佩的国家。”女王回忆其二战结束时的经历，赞扬了英国和同盟国军队的“力量和勇气”。她说二战是“那是一场全面战争，它影响了所有人，无人能置身事外。无论是被征召服役的战士们、被迫分离的家人，还是被要求从事新职业、学习新技术以支援战争的人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最初，前景看似黯淡，终结之日遥不可及，最终结局悬而未决。但我们坚信是在为正义而战，正如我父亲在广播中所说，这种信念让我们坚持了下去，‘永不言弃，永不绝望。’这就是‘胜利日’所要传达的信息。”女王说，“我清楚地记得，我和妹妹、我们的父母以及温斯顿·丘吉尔在白金汉宫阳台上看到的欢庆场面。”

1995年5月9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莫斯科参加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庆典时表示：苏联人民在抗击法西斯战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东方，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是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争取二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历史贡献，两国人民在战争中相互支持，并肩作战，有着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二战历史表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论大小都是不可征服的。中国和俄国这样伟大的国家，伟大的民族更是这样。

1995年9月3日，江泽民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持久抗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2/3，迫使日军放弃北上计划，削弱了日军南进的实力，支援了太平洋战场美英盟军的作战。中国人民在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的殊死搏斗中，共歼灭日军150余万，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人数的70％，对其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华民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彪炳千古的历史贡献。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我这里要特别提到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对中国抗战给予的人力、物力支持。苏联卫国战争给德国法西斯以毁灭性的打击，并同盟军一起夺得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的胜利；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朝鲜、越南、美国、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国反法西斯战士的志愿援华行动，都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巨大支持和宝贵援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丰碑上，熔铸着中国人民的卓著功勋；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红旗上，凝结着各国友人的血迹。

2005年9月3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说：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同人类文明的凶残敌人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和世界文明进步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010年5月8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见俄罗斯总理普京时指出，中国和俄罗斯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上，中方同俄方立场一致。双方要加强沟通和协调，坚决维护历史的真实性和严肃性。9日上午，在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的庆典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60多年前，法西斯侵略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包括苏联和中国在内的60多个国家、近20亿人被卷入那场战争。在那场正义与邪恶殊死搏斗的战争中，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一致、英勇奋战，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人类的尊严，赢得了世界和平。在那场战争中，苏联军民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所畏惧的气概，浴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在那场战争中，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以顽强不屈的精神和众志成城的力量战胜了凶残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2015年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提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粲、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2020年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普京的贺电中指出：“75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苏联对日作战的胜利，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在那场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的战争中，各国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1亿人，付出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代价。中俄双方分别作为亚洲和欧洲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承受了巨大民族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两国人民并肩奋战，用鲜血凝成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为两国关系高水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人民日报》在9月3日头版社论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中国人民“以巨大民族牺牲支撑起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经过14年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中国人民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于2020年11月10日电发布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5周年的声明，称二战是“一个巨大悲剧，让无数人卷入其中并遭受无尽的苦难。战争因独断专横者野心膨胀而起，揭示了对民族、种族、宗教间仇恨、不包容和歧视姑息纵容之危险。”并将二战的胜利归功于“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面对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分子及其拥护者和支持者的血雨腥风、暴戾凶残能够众志成城、奋起反抗。”还呼吁国际社会“以史为鉴，缅怀共同抗击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历史记忆，抵制企图从道德和法理角度歪曲二战成果、遗忘这一全人类惨痛教训的行径。”坚决谴责“任何企图美化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并助其死灰复燃的行径。”指出：“二战胜利成果、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结果永远不容篡改，绝不允许激进、反人类和极端思想死灰复燃，再度把世界引向灾难。”还支持联合国大会每年通过《打击美化纳粹主义、新纳粹主义及其他助长种族主义、种族歧视、排外和不宽容思想的行为》的决议。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2010年5月8日指出：“我们决不会忘记，我们的国家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作出决定性贡献。正是我们的人民摧毁了纳粹，决定了全世界的命运，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于2020年9月3日给习近平的贺电中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悲剧。苏联和中国是抗击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主战场，为彻底战胜侵略者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他同样不否认苏联盟国在战胜德国法西斯中做出的贡献，但如果要看对整个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大小，应当从其对战争做出的牺牲、努力、重要作用等方面来比较。因此苏联对于二战胜利贡献应是最大的。（按苏联史书说法：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4年1月，德军共有153—201个师布防在苏德战线，大约占德军总兵力的2/3；同时期德军在其他战线只配置了2—19.5个师。苏联军民共消灭了73％以上的德军官兵，75％以上的飞机，75％的坦克和强击火炮，这些占德军在二战损失的兵员总数、飞机、大炮、坦克总数的3/4）普京说还可以从为战争牺牲的人数比较来看对战争的贡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共牺牲了大约35万人，美国大约在50万人左右。尽管牺牲这么多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还是不能和苏联为战争胜利牺牲了2700万人相比较。他曾经多次谈到当时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斯大林对取得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所作的贡献。他曾说过：“卫国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正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才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我们取得了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不管谁怎么说，最终是取得了胜利。即使我们损失很大，现在谁也不能指责组织和领导了这场胜利战争的人，因为如果我们在战争中失败了，那么对我国来说其后果就会悲惨得多。”

普京总统在2015年5月9日的红场阅兵式上的演讲中指出：“我们不应忘记，种族优越和种族排他思想是引起这场血腥战争的罪魁祸首。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逝去的数千万条生命，其中包括难以数计的先烈、无辜的死难者，以及那些九死一生的二战老兵和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我们不应该忘记，二战期间各国人民同仇敌忾、并肩战斗的光辉历程，以及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结下的深厚友谊。”普京还说：“这一伟大的胜利将永远是我们国家历史中的一座英雄丰碑”。

普京还在一档电视纪录片中说，一些国家试图通过“篡改历史”解决国内政治问题，“我们不能原谅那些试图篡改历史的人”。俄驻美大使安东诺夫表示，俄罗斯不会允许任何人无视苏联在击败纳粹中发挥的作用。俄罗斯知名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专家、《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主编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指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在有意识地否定苏联在包括二战在内的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也有分析人士指出，美方试图以否定苏联二战贡献来推进其在欧洲地区的地缘政治议程。

当地时间2022年10月28日，波兰外交部在其官网发表了一份声明，公布了此前因二战索赔向德国发出的外交照会的具体内容。其中，波方向德方提出的赔偿金额为62206.09亿兹罗提（约合人民币95325.06亿元）。

二战中，反法西斯同盟，苏、美、英、法、中五国通过大西洋会晤、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等一系列国际会议就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和谅解，确立了维护战后世界秩序的国际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彻底打破了欧洲主导下的以国际联盟为代表的旧的国际秩序结构，代之而起的是以美、苏、英、中、法五大国为主导的、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新的国际秩序结构。根据雅尔塔会议协定，1945年10月24日发起成立了联合国，中、美、苏、英、法则成为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的创始者将维持世界和平，尊重基本人权和自决原则，加强国际友好合作，促进全球经济、社会、文化和福利发展作为根本宗旨并写进《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宪章》第一次把维护和平与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联合国创始者的深刻的战略思考。1948年以来，安理会共授权进行了60余项维和行动。联合国先后组织制定了从不扩散核武器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等数百个国际条约。

在战后初期新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成为战后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组织。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现代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关于告发及惩处欧洲各轴心国家主要战犯”的伦敦协定和《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从1945年开始对法西斯德国主要战犯进行了国际审判。而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由中、苏、美、英等11国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1946年开始在日本东京对日本法西斯战犯进行了审判。《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其司法实践，对战争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司法制度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国际法院的设立及其运作上。国际法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承国际联盟时代常设国际法院的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它于1946年在海牙设立。在当代的国际社会中，无论是对诉讼案件还是咨询案件，它都是可以作出法律上有权威的认定的世界性常设法院。

这一主要由战胜国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尽管仍然存在大国强权政治的烙印，但是这一国际秩序有着很大的历史进步性。首先，它第一次将苏联和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原则正式纳入了国际关系，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在总体上制约了美、苏在产生任何争端时的行为方式，即双方不能以战争手段，而要用和平手段协商谈判来解决。因此，在二战后东西方紧张对峙，局部战争始终不断的情况下，冷战中的两个主要角色美国和苏联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便形成了冷战的最基本特征：它既是战争，又是和平，从而使世界维持了整体的和平状态，同时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其次，它所提倡的和平、民主、独立原则，对战后世界的发展有很大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决定了战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潮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鼓舞下，亚非拉地区掀起了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首先，在亚洲的东部，中国、越南、朝鲜革命的胜利，推动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期，民族解放运动扩展到中东、北非。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以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在非洲，到80年代初除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外，非洲国家几乎都取得独立。拉丁美洲战后民族运动也在深入发展，其中1959年的古巴革命胜利，影响尤为重要。60年代以来，亚非拉总共有104个民族独立国家，其中新独立国家达69个。这一系列斗争的胜利摧毁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结束了几百年的殖民统治，深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使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民族独立国家的普遍出现为发展中国家走上世界舞台奠定了基础。

战后世界政治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而第三世界的崛起就是民族独立运动高涨和发展的集中表现。1955年亚非会议的召开，1961年不结盟运动的诞生及随后七十七国集团的形成是第三世界崛起的三大标志。其中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60年代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斗争，70年代拉美国家发起争取200海里海洋权的斗争，还有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斗争为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震动了当时的世界，极大地冲击了两极格局，推动着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西欧各国普遍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数百年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格局。促使世界历史从一个欧洲列强主宰的时代，逐步过渡到一个两极格局的时代。战后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形成了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从两大阵营的对峙到两极对抗的世界政治格局。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发生了改变。

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向希腊、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并派遣美国军事人员。标志着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执行“冷战”政策和东西方之间特别是美苏之间冷战的开始。194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等国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5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华沙条约组织。从此，在欧洲范围内，形成了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同盟的直接对峙，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全面对抗的局面。美苏两极对抗的世界政治格局最终确立。随着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两大阵营的形成，战后以两极对抗为特征的世界政治格局随之建立了。美苏两大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中进行了尖锐激烈的对抗和斗争。

美苏在战后分别以“世界宪兵”和“世界革命中心”的特殊地位自居，使大批国家处于不平等的依附地位。后来，被控制的“盟国”和“兄弟国家”情况虽有较大变化。但也未能完全摆脱受制境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客观上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大战期间，为了战争的需要，各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且发展相应的科学技术，制造新式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用于制造作战武器的科学技术为和平事业服务，推动了人类历史文明的进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机械化时代特有的典型战争形态，其军事上的成功与失败和战争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内燃机技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群与作战理论、战术的结合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两类新兴技术的悄然发展，决定了机械化战争的来临。一类是飞机、坦克、大型舰船制造技术，另一类是电子通信技术。坦克和飞机广泛密集的使用，使美英和苏联采用了新的作战理论和战术，美英开始形成空中火力支援地面、密集使用机动兵器的战役理论和战术，苏军则重新恢复了大纵深作战理论。

在战争开始向有利于反法西斯联盟转化的同时，三大新技术的发展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和保障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电子技术群的发展。雷达、声呐及其它电子通讯器材的改进与应用，飞弹技术群的出现、火箭推进技术的发展、核技术的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传统观点认为德国进攻波兰，由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但是关于起点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在我国很早就开始，并且有很多不同的观点，除了“1939年说”，主要的主张还有“1931年说”，认为“九一八事变”为起点；“1937年说”，将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作为起点；还有主张“过程说”、主张以太平洋战争为起点和主张东西方不同起点的学者。这些观点中，主张“1937年说”和“1939年说”占了大多数，到现在为止，依旧没有完全确定的说法。

从1934年开始，日本关东军为了进行对苏作战的准备，征用大批中国劳工，花费巨额资金在中苏边境线上修建了庞大的军事要塞群，号称“东方的马其诺防线”。到1944年，先后建立起虎头、东宁、鹿鸣台、绥芬河、观月台、半截河、庙岭、凤翔、瑷珲、黑河、海拉尔、法拉别、霍尔莫津、珲春等14处要塞，配备有14支国境守备队守护，这些要塞绝大部分分布在黑龙江省境内或历史上曾属黑龙江的辖区。1990年以来，虎林、东宁、绥芬河、黑河、孙吴等地方政府将关东军要塞遗址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相继进行了开发、整理、利用和开放。其中虎林和东宁的关东军要塞遗址分别树有两块碑石，碑石题词分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战场”。个别学者也对此作出认定，这一认定几乎成为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共识。

王希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问题的考察与思考》中指出：黑龙江省的虎林、东宁两地的纪念碑题词既互相矛盾，又不符合历史事实。日本宣布投降后，东北战场对日军的战斗延续到1946年初；中国战场其它地区对日军的战斗则延续到1945年9月下旬；中国之外的亚洲战场对日军的战斗也延续到1945年9月初。第二次世界大战东西两大战场战争结束的时间虽不同，但不能将于1945年8月下旬结束对日作战的虎林、东宁作为二战的“终结地”和“最后战场”。

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间，因东西两大战场情况不同，而在表述上一直有区别。

1.欧洲战场：1945年4月，苏联红军对德国法西斯发动全面攻势。5月2日，苏联红军占领柏林。5月8日，德国陆军元帅凯特尔代表德国政府向苏、美、英、法无条件投降，并在投降书上签字，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落下帷幕。因此，苏、英、法等西方同盟国家将5月8日定为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

2.亚洲太平洋战场：1945年8月14日上午，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当日23时，日本政府通过驻瑞士公使向美、苏、中、英四国发出加急电报，称，“天皇陛下已经颁布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条款的诏书”，“陛下准备命令所有日本国陆海军官指挥下的所有军队，停止战斗行为，交出武器，准备发出为实施上述条款盟国最高司令官所要求的命令”。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的《停战诏书》通过广播向日本全国播放。8月16日，同盟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通告日本政府命令日军大本营，迅速派遣有决定权限的使者到马尼拉磋商投降事宜。8月19日，日军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率领一干人等到达马尼拉。8月20日，河边代表日本政府、军部接受了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内容包括接受美军进驻日本、签署投降文件等。8月28日，第一批美军乘飞机降落在厚木机场。8月30日，麦克阿瑟到达厚木机场，开始了对日本的占领。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美、中、英、苏、法、加拿大、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9国代表接受了日本的投降书。因此，当时国民政府将9月3日定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朝鲜和韩国将8月15日定为祖国光复日。1963年日本池田内阁将8月15日定为“追悼战没者日”。1982年铃木内阁又将其改称为“追悼战没者祈念和平日”。

3.中国东北战场：1945年8月14日夜，关东军司令部接到日本大本营发来的电报，内称“明天（15日）早上有重大广播，务要谨听”。8月15日夜，在得知天皇的《停战诏书》后，关东军司令部召开决定进退的秘密会议，当时有三种意见，一是坚决抵抗；二是有条件的停战；三是立即停战，各种意见争论不休。最后，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表示，“我军人除服从陛下命令别无其他忠节道路可选，如不从者即是永久的乱臣贼子”。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也表示，“奉戴圣旨”。8月16日夜，关东军司令部向所属各部队下发停战命令。8月17日，日本皇族竹田宫恒德亲王（曾任关东军参谋、中佐）乘飞机到中国东北，传达天皇停战谕旨。当日下午，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从长春乘飞机到哈尔滨，通过日本驻哈总领事宫川佑夫与苏军取得联系。当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要求关东军必须在8月20日12时之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放下武器投降。8月19日，秦彦三郎率参谋人员及宫川佑夫总领事乘苏联飞机到达位于兴凯湖西的加利克沃苏联远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与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会面，接洽有关日军解除武装时间、投降程序及其它事宜。8月20日，苏联红军进驻长春，8月21日，命令关东军司令部及长春附近的所有部队在公主岭集结缴械。8月22日，设在长春的关东军司令部被苏军占据，日方军政人员移住海军武官府等处。随即，苏联红军迅速占据了东北全境和北部朝鲜，分别解除了各地的日军武装。综上所述，日本宣布投降后，美、英、苏等国都宣布战争没有结束。理论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1945年8月15日），但之后发生的零星战斗也应该被纳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范畴。

1945年5月8日，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向英国宣布，纳粹德国已“签署无条件投降法案”。此后，美、英、法等国把5月8日定为“欧洲胜利日”。

建筑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位于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1945年8月21日，代表百万侵华日军的今井武夫一行奉冈村宁次之命，飞抵芷江向中国投降。为表纪念，中国在受降地芷江建立了“受降纪念坊”。1985年，修复后的受降旧址对外开放，1995年在受降旧址附近扩建了纪念馆。2014年下半年进行提质改造。新纪念馆总陈展面积达1550平方米，总展线260米。陈列5个部分，共设置展柜、展框30余个，多媒体放映厅1个，展出图片300余幅，文物和仿件180余件，雕塑6具，场景和全景6个。其中，40余幅图片和文献以及芷江受降原始视频资料等系首次对外公开展出。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位于南京市建邺区水西门大街418号。1985年8月15日建成开放。纪念馆内现存三处南京大屠杀“万人坑”遗址，分别展示了1984年、1998—1999年以及2006年发现的遇难同胞遗骸。2015年12月，“三个必胜”新展馆和分馆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建成后，纪念馆总占地面积10.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7万平方米，展陈面积达2万平方米。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三个必胜”主题展、“日军‘慰安妇’制度及其罪行展”等三个基本陈列，共展出近4000幅照片，9992件各类文物，262部影像资料。其中，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牧师用于拍摄南京大屠杀历史影像的摄影机和影像资料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1997年被评为全国首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6年被国务院颁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被评为全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从2014年12月13日起，纪念馆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固定举办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畔宛平城内。1987年7月6日建成。现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全国优秀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全国廉政教育基地。2015年7月7日开始举办《伟大胜利历史贡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作为抗战馆基本陈列长期展出。展览总面积为6700平方米，展出照片1170幅，文物2834件。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于2003年4月9日更为现名，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新疆大街23号。1982 年正式纳入政府保护管理轨道，现有23处重点旧址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区面积为24.8万平方米。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集体、国家级国防教育基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首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基本陈列以“反人类暴行”为陈展主题，以法理的思考构建陈展内容，以卷宗中罪犯、罪行及罪证、审判三个核心要件为主线，揭露日本进行细菌武器研制、实施细菌战的国家犯罪和反人类暴行。

纪念日及庆祝活动

“七七”抗战纪念日（每年7月7日）：为纪念国耻七七事变的发生而设立。一系列的抗战纪念日是由1949年12月23日政务院发布，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发布。

2021年7月7日上午，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4周年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激励人们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勿忘国耻，圆梦中华。北京市领导，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抗战将领亲属、烈士遗属，部队官兵、首都学生、干部群众等各界代表400余人参加。

烈士纪念日（9月30日）：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经过表决，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国务院还先后公布了第一批80处和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民政部也先后公布了第一批300名和第二批6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9·3纪念日（每年9月3日）：抗战胜利后每年的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后来台湾当局为了统一各军种节日，于1955年起将对日抗战胜利日作为陆海空三军的军人节。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2015年9月3日，中国召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当天在天安门广场组织盛大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中方邀请了第二战主要参战国、亚洲国家和其他地区国家领导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出席。习近平出席亲自为抗战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战将领以及遗属颁发纪念章、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受阅部队。9月3日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胜利与和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2020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举行多种活动隆重纪念抗战争胜利75周年。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河北省蔚县在陈家洼乡马宝玉烈士陵园同时举行敬献花篮仪式，追忆抗战先烈的丰功伟绩。河北省举行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向华北军区烈士敬献花篮仪式，王东峰、许勤等省委领导参加。烟台市组织部分退役军人代表在烟台山公园烟台抗日烈士纪念碑前开展纪念活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组织北京、上海、重庆、江苏、湖北等23个省份和加拿大、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的80余家相关纪念馆、博物馆，以多种形式，联动开展主题纪念活动。河北邢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与全国20余家抗战类纪念馆同步举行主题活动。陈列馆讲解员前往抗大各旧址村宣讲抗战历史、发放宣传折页。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举行“铭记历史开创未来众馆联动守望和平”主题活动。学生代表表演了抗战情景剧《我的母亲赵一曼》《民族英雄杨靖宇》。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75周年系列活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办《艰苦卓绝——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题展，展览共分7个部分，共展出1690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现了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而英勇奋斗的历史画卷。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编纂的百卷本《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在沪首发出版。上海市档案馆在馆藏抗战时期档案中精选631件，首次在线上向社会全文公布。本次公布的档案包括淞沪抗战照片等。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全网推出线上8小时不间断接力讲解活动。从8时30分开馆到16时30分闭馆，36人接力讲解。“三个必胜”主题展用1100余幅图片，100余部历史影像以及6000余件文物，提醒人们铭记历史。以“和平”为主题的凭吊抗日航空烈士活动，以及抗日航空英烈文物、档案专题展开展仪式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举行。展览汇聚了该馆征集的近百件中外抗日航空烈士的文物和档案，大部分为首次公开。

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由广东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国防教育办公室联合组织开展的“重走东纵抗战路”活动于8月25日举行。位于广东惠州市惠城区桥东上塘街70号的东湖旅店——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再现了当时秘密大营救的艰辛历程和英勇事迹。全馆展陈面积700平方米，采用丰富的展陈方式，全面真实展示了秘密大营救的历史。

香港特区政府3日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5周年。纪念仪式于当日上午在香港大会堂纪念花园举行。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展览”在澳门塔石艺文馆揭幕。展览展出70多幅珍贵历史图片，辅以简明的历史故事和图片说明，旨在普及抗战历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澳门学生观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展览”。展览旨在普及抗战历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在经过浴血奋战，以重大的牺牲战胜了德国法西斯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5年5月8日颁布命令，将5月9日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今称俄罗斯胜利节）。俄罗斯独立之后一度停止了胜利日阅兵，到1995年又恢复了这一传统。1965年后多年来一直有一个传统，即在每年5月9日胜利日莫斯科时间18:00整，广播和电视都会宣布全俄罗斯默哀一分钟。但近些年国家元首在胜利阅兵式演讲中宣布默哀一分钟。

此外，在2010年7月14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批准将9月2日设定为该国新的纪念日——二战结束日。设立这一纪念日的国际法基础是1945年9月2日签署的日本投降书，包括苏联在内的同盟国接受了日本的投降。

（图册部分图片来源）

美国纪念二战的活动形式多样，最主要的纪念活动集中在首都华盛顿的二战纪念园和夏威夷珍珠港的“亚利桑那”战舰纪念馆。

建筑

美国国家二战纪念碑是美国最重要也是规模最大的二战纪念建筑。该纪念园位于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之间，占地面积3万多平方米，总投资1.94亿美元，2004年4月竣工。纪念园南北两端是两个拱门，分别代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战场，每一个拱门内有三只巨大的雄鹰铜像，衔着象征胜利的花冠。纪念园四周分布着56根石柱，代表在二战期间美国的每一个州以及海外属地。每一根柱子上都镶嵌着一个铜质的花环，并以一根粗壮的铜索相连，寓意美国人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反抗法西斯的大无畏精神。纪念园西面中央有一面镶嵌着4048颗金星的弧形“自由墙”，每一颗星代表着在二战中牺牲的100位美国人。每逢纪念日，美国总统和政府要员都会到这里或阿灵顿国家公墓，敬献花圈、发表纪念讲话。美国各地现役军人和退伍老兵也在这里举行各种纪念活动。

亚利桑那军舰纪念馆建立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原址。以被击沉的同名战舰命名。战舰内至今仍躺着当年阵亡的1102具将士遗骸。每年12月7日，也就是罗斯福总统称之为“耻辱日”的当天，美国的二战老兵们都会聚集在这里，为战争中为国捐躯的英烈默哀、献上鲜花。所有进入珍珠港的美国海军、海岸警卫队以及美国商船的全体人员都会立正站立在甲板之上，向战舰的残骸行礼。一些外国军舰访问珍珠港时也常常行礼，表示对阵亡将士的尊敬和哀悼。

纪念活动

2011年12月7日，纪念日军偷袭珍珠港70周年活动在珍珠港事件纪念馆游客中心一块濒海草坪上举行。约3000名二战老兵参加了纪念活动。早上7点55分，老兵们在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间默哀，参加纪念活动的海军高官和二战老兵发表谈话，向为国捐躯的亡灵致敬，并向海里投放鲜花和花圈。时任美国总统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当天宣布，把12月7日命名为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日。

2019年12月7日，上百名中美友好人士在加州利佛摩市立机场举行“珍珠港事件暨二战飞虎队纪念会”。加州都柏林市长戴维·豪伯特为两位援华“飞虎队”老将——哈里·莫耶和梅尔文·麦克穆林佩戴“都柏林市胸针”。

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是5月的最后一个周一，是全国公共假期。2000年经白宫提议，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美国人无论在哪里，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当天当地时间下午3时，都要停下正在进行的活动，默哀一分钟，以表示对阵亡将士的哀悼。

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一起纪念二战是美国官方纪念二战的另一重要形式。2014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前往法国，参加了在诺曼底举行的纪念盟军在诺曼底登陆70周年仪式。

2005年5月9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在海峡岛参加二战纪念活动，庆祝该岛摆脱纳粹占领60周年。女王接见了经历过占领时期的海岛居民以及当年解放海岛的老兵。

2005年7月9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伦敦为二战妇女纪念碑揭幕。该作品是为纪念那些在“如此多舛境遇中仍能从容应对”的英国妇女们而建的。

2015年5月8日下午3点，英国在伦敦白厅附近的纪念碑举行欧洲胜利日纪念活动。同时，英国其它地区也举行了两分钟的默哀仪式。刚刚连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工党领袖米利班德、自民党领袖克莱格、苏格兰民族党领袖斯特金出席活动，向和平纪念碑敬献红色花环。伊丽莎白二世的次子、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身着戎装，代表英国王室向和平纪念碑敬献花环。多名二战老兵也出席了纪念活动。丘吉尔的曾孙伦道夫·丘吉尔朗诵了70年前丘吉尔的讲话摘录。当晚，英国点亮从纽卡斯尔到康沃尔郡的百余座灯塔，温莎公园亮起巨大的V型灯光。9日，英国各地都将在上午11点敲响教堂的钟声，伦敦将举行一场纪念音乐会。5月10日，伊丽莎白二世和王室成员将出席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祈祷仪式，伦敦市中心将举行纪念游行活动。此外，英国皇家退伍军人协会将为2000名退役老兵举行招待会，英国皇家空军将举行飞行表演，届时各年代的飞机都将亮相蓝天。苏格兰福弗尔于5月9日举行欧洲胜利日70周年庆祝活动，有军乐队演出、二战重演活动、飞行表演和儿童活动，同时还会对所有二战老兵进行表彰。此外当晚7点举行阅兵活动。

2020年5月8日，英国皇家空军“红箭”飞行表演队飞过伦敦上空，纪念二战胜利75周年。英国广播公司播放二战纪念日特别节目，并重播了丘吉尔二战期间发表的著名演讲。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纪念二战中牺牲的英雄。当晚，伊丽莎白二世也发表电视讲话，纪念二战胜利。

二战结束之后，法国政府在每年的5月8日举行纪念活动，向二战期间的遇难者致敬。法国总统从香榭丽舍大道前往凯旋门，并在军官将领以及二战老兵、抵抗运动战士代表的陪同下，向位于凯旋门下方的无名烈士墓献花。

2015年9月1日，波兰在维斯特普拉特半岛举行仪式纪念二战爆发76周年。

2019年9月1日，波兰举行多场活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80周年。规模最大的纪念活动在波兰首都华沙市中心的毕苏斯基广场举行。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检阅了波军仪仗队，出席活动的各国代表依次敲响刻有“记忆和警示”字样的纪念钟。随后波军仪仗队士兵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环，并鸣礼炮。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总理默克尔，美国副总统彭斯和法国总理菲利普等出席了在华沙举行的纪念活动。

当地时间2022年5月9日，塞尔维亚各界以敬献花圈的方式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议长达契奇代表国民议会，部长武林代表内务部，部长斯特法诺维奇代表国防部，部长特帕夫切维奇代表劳动、就业、退伍军人和社会保障部分别在无名英雄纪念碑和贝尔格莱德新公墓等地敬献花圈。特帕夫切维奇还作为总统特使在纪念簿上留言写道“今天我们庆祝胜利、自由、勇气和英雄主义”。当天，斯梅代雷沃等其他城市也分别举行了向纪念碑敬献花圈的活动。

2011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的日本武道馆举办了战争阵亡者追悼仪式。日本天皇夫妇、首相菅直人和阵亡者家属等参加了该仪式。

2013年0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68周年纪念日，由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的日本武道馆举行。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并致辞。除了4700名战殁者遗族外，日本天皇、皇后、众参两院议长等也列席参加了追悼仪式。

2014年8月15日，为纪念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69周年纪念日，日本政府在日本东京武道馆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并鞠躬默哀。

2015年8月15日中午，由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在日本武道馆举行，悼念约310万在“二战”中的阵亡者。此次追悼仪式共有来自日本全国的战殁者遗属约5500人参加。

2019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4周年纪念日，日本政府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的日本武道馆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出席的遗属等追悼在二战中死去的约310万人，重温了不战誓言。追悼对象包括战死的军人、文职人员等约230万人，以及因空袭、广岛与长崎原子弹爆炸等死去的民间人等约80万人。

2020年8月15日，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5周年之际，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阵亡者追悼仪式”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的日本武道馆举行。德仁天皇、雅子皇后、政府人员以及遗属等约500人参加了活动，共同悼念日本在二战中死去的约310万人。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仪式前，前往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的千鸟渊公墓，献花并哀悼。

2005年5月10日，为纪念全欧洲被纳粹德国屠杀的犹太人而建设的欧洲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揭幕。纪念碑群由美国建筑师彼得·艾森曼设计，占地1.9万平方米，由2700余块石碑组成。石碑最高的有4.7米，最低的不到半米。

2006年4月28日，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从28日起举办名为《1945—战争及其后果／战争结束与德国的纪念政治》的大型展览，纪念二战结束60周年。这次展览分为“战争与欧洲的解放”等7个专题，展出500余件不同时期的历史实物和文学艺术作品。展览将一直持续到8月28日。这次展览是柏林市2005年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系列展览的一个组成部分。

2012年10月24日，德国政府在首都柏林举行信德人和罗姆人受难纪念园落成仪式，悼念遭纳粹德国屠杀的至多50万信德人和罗姆人。时任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等政要和大约100名屠杀幸存者当天参加落成仪式。纪念园由以色列艺术家丹尼·卡拉万设计，位于柏林市中心的蒂尔加滕公园，与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群隔街相望。纪念园中心是一座圆形水池，池底为暗色，象征生命的陨落。水池四周环绕纪念墙，用英文和德文刻着意大利作家、作曲家桑蒂诺·斯皮内利的诗歌《奥斯威辛》。

2014年9月10日，德国议会举行特别仪式，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时任波兰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出席。

2015年5月8日，德国国会举行纪念活动，纪念“解放日”。时任德国议会主席诺贝特·拉默特向西方盟军及苏联红军阵亡士兵表示悼念，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发表了讲话。德国总统约阿希姆·高克当日参观了勃兰登堡州与波兰边界城市卢布斯的战争纪念地，向战争期间阵亡的苏联红军士兵墓地献花圈。5月1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一道在莫斯科向无名烈士墓献花圈，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遇难者。

2016年5月8日，德国多地举行仪式，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止战71周年。同日，来自德国各州的政治人物和德国军人在柏林弗里德里希斯海因的人民公园向波兰士兵纪念碑敬献了花篮。该纪念碑是为悼念二战中为反抗法西斯而牺牲的波兰地下政权和抵抗运动士兵而建的。同日，柏林德国—俄罗斯博物馆和苏联红军解放柏林纪念碑等地，也举行了有关纪念仪式。苏联红军解放柏林纪念碑前，路人献上花圈、花束，纪念为解放柏林而牺牲的苏联士兵。勃兰登堡州在州政府议会厅举行开放纪念活动，邀请集中营幸存者里昂·施瓦茨鲍姆等亲述经历，让民众直面黑暗恐怖的法西斯历史。勃兰登堡州议会还于2015年将5月8日设为该州法定节假日。

2020年5月8日，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时任总理默克尔、联邦议会上下两院议长和联邦宪法法院院长五人来到纪念战争与暴政死难者的柏林新岗哨献花圈。

2022年5月8日，纪念二战结束77周年的活动和集会在德国柏林多地举行。

2024年10月31日，正在希腊访问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克里特岛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遇难者纪念活动时，就二战期间德军在当地的暴行向希腊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