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日中立条约》，又称《日苏中立条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与日本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在战争中相互保证中立的条约。该条约使中国抗战转入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但也在客观上孕育着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的因素。

苏日两国关系紧张由来已久。早在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日本就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干涉苏俄革命。1918年春，日本出兵俄国远东地区的海参崴（本属中国），强占俄国的远东沿海地区，并积极参加1919年秋冬反对苏俄的“十四国远征，”试图将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尽管苏日两国于1925年在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的首都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但视苏联为其侵略中国障碍的日本并未因此改变反苏立场，反而变本加厉地与苏联为敌，多次制造事端。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抛出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后，加快了对中国侵略的准备步伐。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整个东北后，与苏联远东边防军的摩擦频繁发生，关东军不断制造紧张局势，挑起边境冲突，1935年发生106次之多，1936年头3个月，就有22次。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苏联采取了支持中国抗日的立场，在军事、经济和外交上给予了全面和广泛的援助。日本则于1938～1939年间多次向苏联的远东边境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试探苏军的虚实，以便为其北进作准备。虽然日苏双方于1939年10月签订了停战协定，但由于积怨已久，随时都有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

1940年夏，纳粹德国闪击西欧大陆成功，日本决定乘机南进夺取西方国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为了实施南进战略，日本在加强同德、意勾结的同时，积极谋求调整对苏关系，以便巩固北方安全，并促使苏联停止援华，达到早日结束“中国事变”的目的。此时，面临纳粹侵略威胁的苏联，为摆脱东西受敌的危境，一方面支持中国抗战，以束缚日本手脚；另一方面力求和日本签订条约，保障东部边境的安全。1940年7月起，在日本的倡议下两国开始会谈。8月底谈判一度中断。德意日三国轴心同盟条约签订后，日本政府又致力于苏日中立条约的谈判，日本提出《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方案》。并起用陆军中将建川美次为新任驻苏大使，加速日苏谈判步伐。1940年10月30日，建川拜会莫洛托夫，提交日本政府草拟的《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方案》。1940年11月18日苏联提出《苏日中立条约草案》及附属议定书草案。12月中旬谈判又告中断。

1941年3—4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日本语：まつおか ようすけ）访欧，企图再次借助德意力量促进日苏关系的改善。前后途经莫斯科，同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总书记斯大林（俄语：Сталин）、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俄语：Молотов）进行会谈，4月12日达成协议，次日正式签订此约。条约共4条，有效期5年，主要内容是：双方保证维护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如缔约一方成为第三者的一国或几国的战争对象时，另一方在整个冲突过程中保持中立。并同意暂不签订有关北库页岛权利转让的附属议定书。签约同日，双方还发表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日本语：まんしゅうこく）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俄语：Монго́ль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显然是对中国内政的无端干涉，也是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严重违背。自此苏联对华援助逐渐减少。

1941年4月22日下午，松冈洋右一行回抵东京，在下午9时召开的政府大本营联席会议上报告日苏谈判的情况。1941年4月24日，日本枢密院通过苏日中立条约，天皇立即批准。1941年4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亦批准苏日中立条约。同日，苏联和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条约批准书，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正式生效。

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王宠惠于日苏条约签字后第二天发表声明指出：东北四省及外蒙古是中国领土，满洲国是非法的，中国政府决不承认苏日中立条约，中国政府与人民绝不承认第三国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的任何决定，苏日两国公布的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苏日中立条约》对影响二战战局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即便在条约签订之后,双方仍然彼此心存戒备。苏联虽然重视苏日中立条约，并没有把保障远东边界的安全寄托在中立条约上。它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远东国防的实际措施。1941年下半年，苏联在远东地区新组建了第三十机械化军，第五十九坦克师和第六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到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前夕，苏联的远东方面军已拥有1,737架飞机，扩建了远程轰炸航空兵第五军，苏联的太平洋舰队拥有近300艘舰艇。苏联在远东的驻军一直保持在50万人以上。正是这支强大的防御力量，使日本不敢贸然侵犯苏联。二战期间，苏联长时间在远东地区（今俄罗斯远东地区）保持大量的兵力，这对苏联来说无疑是一大支持。在莫斯科保卫战期间，苏联才在得到可靠情报支持的情况下，从远东地区调集了部分兵力支援西线战场，并对莫斯科保卫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时至1945年4月5日，苏联政府在欧洲东线战场作战取得胜利后，才在盟军的要求下声明：鉴于日本帮助德国进行反苏战争，并同苏联的盟国美英交战，中立条约已失去意义，提前一年废除。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宣布苏联政府的正式声明。声明不久，苏联对日正式宣战。

条约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与日本天皇陛下，深愿巩固苏日两国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兹特决定缔结中立条约，因此双方任命各自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长维阿彻斯拉夫·莫洛托夫，日本天皇陛下任命荣膺一号神宝章之骑士、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及荣膺一等旭日章与四等金鸢章之骑士、日本特命驻苏全权大使建川美次陆军中将，为各自代表，双方代表互阅国书，均属完好妥善，当即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条 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第二条 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

第三条 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为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国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即自动延长五年；

第四条 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证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现行条约用俄文及日文缮写两份，由上开双方代表签字盖章，以昭信守。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即昭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立于莫斯科。

莫洛托夫（签署）

松冈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宣言

遵照苏日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于莫斯科

苏联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签署）日本政府代表松冈洋右、建川美次（签署）

（1）条约签订当天，松冈洋右对德国驻苏联大使说：“这一条约对于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它将是加于中国国民政府的一项极大的压力，可能由此而容易迫使中国屈膝求和；同时，日本对抗英美的地位增强了。”（周文祺、褚如良《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第352页）曾经参与美国外交政策计划的赫伯特·菲斯记述当时的情况说，日本政府对此条约感到“很高兴”，近卫首相迅速地取得天皇的批准，“因为这一条约缓和了陆军长期以来想与俄国作战的冲动，带来了使蒋介石屈服的希望，并使南进的道路更安全些。或许甚至美国政府也会变得较宽和一些。”（赫伯特·菲斯《通向珍珠港之路》，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9页）

（2）此条约的签定，表明苏联在中日战争中，由支持中国转向中立的立场，这是苏联在中苏关系问题上的一个倒退。因此，它在政治上是对中国抗战的一个打击，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也损害了社会主义苏联的形象。此条约不仅引起了国民政府对抗战前途的忧虑和对于苏联政府的恶感，而且也使得中国其他方面对“条约”表现出不满。甚至中国共产党对于“条约”露骨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强权政治倾向也进行了委婉而严肃的批评。

（3）此条约助长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成为中国抗战进入最困难时期的重要国际因素之一。日本利用苏联的保证，扩大了对中国、南洋的侵略。

（4）“条约”签订后，苏联援华物资锐减并逐渐中止，这就削弱了中国抗日的军事力量。

（5）此外，《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客观上加剧了中国抗战势力的分裂，促使中国国内抗战局势的复杂化。

（6）《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直接导致了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停止向东北派遣队伍、与日伪军作战，从而使抗联战士不得不长期留驻苏联境内。但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日伪“篦梳山林”式的“讨伐”追索下，这也使得抗联的有生力量得以保存，从而避免了更大的牺牲。抗联留驻苏联境内，进行野营整训，并成立教导旅，有利于对原本分散的力量实现统一领导，有利于抗联战斗力的加强和中共东北党组织的集中领导。抗联派往东北的小部队，不但在东北继续进行抗日斗争，而且为苏军对日作战提供了宝贵的军事情报，为苏军准确打击日军提供了可靠保证。在苏军打击日军的战场上，抗联部队是战事的直接参加者，是苏军的有利配合者，加速了对日作战胜利的进程。

已确定了南进战略的日本为尽快从中国战场腾出兵力以全力南进，加紧了对中国战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进攻。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使解放区迅速缩小,八路军和新四军兵员急剧减少，再加上水、旱、虫等自然灾害，使解放区处境更为艰难。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8000多人牺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次面临分裂的危险。此时正是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给予大力援助的时候。恰值此时，苏联却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宣布承认“满洲国”；而且为避免触怒日本人，苏联在条约签订后开始减少并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停止了对中国抗战的支援，使中国失去了抗战物资的一个重要来源。这对正与日寇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是一个十分沉重的打击。国民党顽固派以中国共产党的后台苏联损害中国利益为借口，主张继续限制中共势力，裁减中共抗日武装。亲日派则幸灾乐祸，大肆散布抗日必亡的谬论，公开投靠日本侵略者。1941年至1943年8月，仅仅两年的时间，投敌叛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达58人，副总裁以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20 余人，投敌军队则达50 万之多，占伪军总数的62% 。因此可以说，《苏日中立条约》加剧了中国抗战的困难局面。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使日本解除了南下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后顾之忧，日本开始积极南进，日美矛盾急剧尖锐。而此时已制定了“先欧后亚战略”的美国为了保证与其利益休戚相关的英国不被击败，面对日本的攻势，只好继续采取牺牲中国利益、部分满足日本要求的绥靖政策，美方在1941年5~6月间接二连三提出的《日美谅解方案》的修正案，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在美方的三个修正案中，都把通过“友好谈判解决‘满洲国’问题”即承认满洲独立作为其主要内容, 并同意日本在中国驻军。但是，日本的贪欲是无止境的，日美之间的矛盾必须通过战争加以解决。随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苏联和美国也卷入了世界大战的漩涡，反法西斯国家包括中、美、英等国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中国从此摆脱了对日作战的不利局面，并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时所不可能预见到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 《苏日中立条约》孕育着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