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情报（英语：Military intelligence），系指运用在军事用途上的情报，属于情报活动的其中一种。收集军事情报的目的在提供大量有用的资讯，并加以分析建议，以辅助决策者制定军事战略。

自从有军队这个为了战争存在的武装组织出现以来，军事情报的收集也伴随在世界军事史之中。已知最早的军事情报收集活动记载，为中国夏朝少康曾派女艾与季杼潜入过国与戈国，比古埃及、古希腊、波斯等国都还早；《六韬》〈龙韬-王翼〉篇中，已有中国古代军事情报人员分类的论述，但军事情报要真正形成专门系统的学问或工作，需至冷兵器时代结束以后。因为在此之前的军事情报收集工作，多以人力为主。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这一思想，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情报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在革命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战略战术要求，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起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情报网，为游击战、阵地战、运动战提供多种形式的情报保障。同时，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建立适应不同作战需要的情报保障体系，组建了不同形式的情报侦察机构，在作战部队设立专门的侦察部队和分队，实现了战略情报、战役情报和战术情报互通互用。现代，随着大批先进技术在军事情报领域的广泛运用，军事情报进入了一个全新发展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40多年的冷战中，美、苏从各自的战略利益出发，把获取军事情报作为对抗的重要手段，不断利用新技术、新方法进行军事侦察与情报搜集。1957年，苏联利用航天侦察获取情报；1959年美国利用核爆炸探测卫星获取情报，1960年美国发射世界上第一颗照相侦察卫星。其后，美、苏两国大量研发和运用侦察卫星、侦察飞机获取图像情报和信号情报。计算机出现后，情报收集、传输与处理实现自动化，情报的分析与决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冷战结束后，美国于1993年出台了“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推动并加快了信息革命的步伐，通过网络侦察获取的网络情报，成为军事情报的新手段和新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战略关系不断调整与变化，产生了国际战略安全情报和战略预警情报。随着影响国家安全因素的增多，现代军事情报开始向国际军事与政治、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恐怖主义、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等多个领域扩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依据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以军事战略方针为根据，在加快军队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借助新的科学技术和手段，发展和完善军事情报体制，在陆军情报的基础上，建立海军情报、空军情报、战略导弹部队情报等各军种、兵种情报，实现了战略预警情报与战区情报、边防情报、海防情报、社会安全情报等战备情报的信息交换。在情报手段上加强密码情报、信号情报、雷达情报、声像情报和军事调研信息、民兵信息网来源情报建设。随着国家军用航天技术、军事通信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建立起以卫星侦察、网络侦察、无线电技术侦察为手段，以情报信息自动化处理为核心，人力情报、技术情报、公开情报、秘密情报相结合的情报体系，军事情报伴随新军事革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信息技术在军事情报领域的广泛应用，国家安全和军事活动对军事情报的需求迅猛增加，军事情报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随着国际战略格局、国家安全环境和军事斗争形势的综合发展，军事情报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多，特别是对国际军事、国际关系及其动向、国际国内反恐怖主义斗争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情报需求突出。军事情报搜集的内容涉及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地理和社会等方面。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各种新的侦察技术与手段在军事情报领域的广泛运用，为军事情报搜集开辟了更新、更广的途径。随着战争形态和军事斗争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军事对抗涉及面的逐步扩大，决策性情报和相关情报将逐步增多。以信息化军队为主导的军事对抗，将使情报系统的信息流量进一步增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军事情报的收集、分析和处理的自动化程度将不断提高，并与指挥、控制、通信系统紧密结合，为军事情报活动的高效化、实时化提供了条件，使得快速反应、快速决策、快速动员、快速投入和快速实施成为可能，从而提高了情报的快速反应和实时保障能力。军事系统的综合集成和各种信息手段的相互融合，将逐步产生情报共享和情报保障一体化体系，不断建立情报共享制度，研制和生产通用性的情报收集、分析、处理技术设施和软件，实现战略、战役、战术和军种、兵种力量之间的情报资源共享和保障一体化，战略、战役和战术情报之间的联系将更加紧密。

军事情报应用于军事活动的全过程，反映在军事的各个领域。军事情报的基本问题包括军事情报构成要素、军事情报主要分类、军事情报基本内容、军事情报基本特性、军事情报工作原则、军事情报地位和作用等。军事情报构成要素是衡量情报质量的重要依据，是情报分析、判断的基础。

军事情报类型不同，构成要素也不尽相同。通常包括时间、地点、来源、内容、原因、结果等。军事情报构成要素越齐全，事件内容越具体，情报质量就越高。即所获情报的时间和情况发生、发展、结束的时间，能够对情报的价值产生重要影响。动态情报尤其是重大事件的上报，对时效性要求很高，应做到实时或近实时；而相对稳定的基本情况和预测性的情报，须明确具体时间。即所获情况发生、发展、结束的地点或区域，是判断军事情报重要程度的主要依据之一。军事情报对地点的描述要求十分准确、具体、规范。即所获情报的渠道，是评估情报可靠程度的主要依据之一。包括公开来源、秘密来源、直接来源、间接来源。公开来源具有面广、量大、易得的特点，秘密来源和直接来源相对可信度较高，对间接来源的情报通常须追根溯源，鉴别真伪。即所获情报的实质，是军事情报的主体要素。通常包括事件、事实、实物等。军事情报的内容有客观存在的真情况，也有人为制造的假情况，需要进行客观分析和科学判断。即所获情报事件发生、发展、结束的条件、背景或缘故，是分析情报实质、鉴别情报真伪的重要素材。任何事件发生都有一定的条件和背景，把握事件发生的条件和背景，并联系实际进行各方面的综合分析，可以更加准确地判断情报的实质和真伪。即所获情报事件发生或即将产生的结果，是分析情报、利用情报的重要因素。有时事件发生后并不能立刻凸显其结果，需要一个动态跟踪过程，要求不间断地跟踪情况的演变与发展。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军事情报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其中，按使用范围，分为战略情报、战役情报、战术情报；按军种、兵种，分为陆军情报、海军情报、空军情报、战略导弹部队情报等；按内容和性质，分为军事政治情报、军事经济情报、军事科技情报、军事地理情报、社会情报、战备情报、预警情报、战场监视情报等；按防卫和管理的空间范围，分为边防情报、海防情报和空防情报等；按搜集渠道，分为秘密情报、公开情报；按载体形式，分为文字情报、信号情报、数字情报、声像情报、网络情报、实物情报等；按可靠程度，分为准确情报、可疑情报、假情报；按情报产生空间，分为地面情报、海上情报、空中情报等。军事情报基本内容包括基本情况和动向情况。通常根据国家战略、国家安全形势、军事斗争对象和作战任务确定，依据作战环境、作战样式、作战对象、作战级别等的变化而变化。①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学技术、地理环境、民族宗教等情况。政治情况包括政党、政治组织与制度、内政、安全环境、军政人物等情况；经济情况包括工业、农业、矿业、商业、财政金融等情况；外交情况包括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等情况；科学技术情况包括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尖端武器、先进技术的研制开发等情况；地理环境情况包括山脉、河流等自然地理和机场、码头、通信枢纽等基础设施情况；民族宗教情况包括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语言、生活习惯、风俗忌讳等情况。②军事思想、军事理论、战略方针、作战意图。包括国防与军队建设、战争指导原则、作战理论、作战目标和武装力量体制编制、兵役制度，以及战略战术、条令条例、作战纲要等。③军事实力、编制装备、兵力部署。包括武装力量员额及军事设施、力量结构、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④战场准备、军事目标。包括作战方案、战场建设、物资储备、军事设施、军事要地、军事集团等。⑤军事地理、气象水文。包括地形地貌、气候、要地、气象水文和大气环境等。⑥部队编成、火力配系、工事构筑、障碍设置。⑦核化生、信息化等武器装备的种类、数量、质量及配置情况。⑧军队的历史沿革和军事素质、作战特点。包括军队的产生、发展和参战历程、战斗作风、组织指挥、管理教育等方面的情况。①国家安全环境和军事战略发展变化情况。包括：国际关系和周边关系变化、世界战略格局调整；全球或地区性国际争端与和平发展的主流；局部战争、地区性武装冲突对本国安全的影响；世界主要国家、集团军事战略的调整及其战略关系变化等。②准备战争和发动战争的征候。包括：战争发起国的战争动员、组织准备、物质准备、精神准备；国家平战体制转换；战略集团机动集结、战略兵器展开和进行新的部署；政治、经济、外交和社会等基本情况的异常等。③兵力兵器的部署、调整和运用情况。包括：战场上各种作战编组力量的部署、调整和运用方向、重点；各种战略、战役、战术兵器的配置、机动和打击的目标、重点等。④战略战术的变化。包括：战略方针、手段的变化；攻防作战样式、战法，特别是信息作战、特种作战样式、战法的变化。⑤作战行动。包括：战略集团、战役军团和战术部队进攻、防御、驻止；地面、海上、空中的交战行动；电子战、信息战、情报战等。⑥作战指挥、通信系统的调整变化。包括各级、各类指挥所、指挥信息系统、通信系统位置的变更等。⑦后勤与装备保障行动。包括：交战过程中的物资、卫生、交通、工程保障；武器装备维修、补充保障等。⑧目标毁伤情况。包括：战略基础设施和战场兵力集团、重要武器毁伤情况；指挥、通信、电子对抗、侦察目标的毁伤情况；后勤、装备目标毁伤情况等。⑨军政领导人变化。包括交战国家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在战争中的更迭、伤亡情况等。军事情报为军事服务，具有目的性、客观性、时效性、动态性、保密性、传递性等特性。军事情报是为军事斗争、国防建设和部队作战这一特定目的服务的，针对国家和军队的长期需求、作战的直接需要来搜集、整理和处理。军事情报反映的必须是真实的客观实际情况，不能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军事情报人员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对情报进行分析判断，合理利用情报。军事情报反映的客观实际情况应及时和不失时机地提供使用，尤其是反映动向情况的情报，更加强调时效性，以免贻误战机。军事情报时效性是决定军事情报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军事情报反映的情况随着军事活动的发展不断变化，特别是在战时，情况瞬息万变，军事情报需要随时反映出这些变化，具有动态性特点。随着军事对抗程度的提高和方式的更新，军事情报的内容不断更新。军事情报事关国家安全和战争胜负，一旦泄露将会对国家和军队造成重大损害。军事斗争的保密性决定了军事情报的保密性，军事情报通常按照时机、场合、环境、级别和范围等要求使用。对于军事情报内容或情报事件真相，有的经过一定的历史时期后解密公开，有的则永远难以解密公开。军事情报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获得，必须通过一定的物质形式进行传递。情报本身就是一个传递过程。情报从搜集到使用，都是一个传递过程。只有经过传递，才能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

军事情报工作原则是军事情报工作的行为准则。主要包括：①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军事情报工作无论平时和战时都要连续不断地进行。为了和平时期掌握战争动向、维护国家安全，战时掌握战争发展情况，及时保障军队各级指挥机关决策和指挥作战，必须对各种侦察力量和手段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部署，充分发挥各级职能部门的积极性，提高军事情报工作的整体效能。②周密计划，严密组织。各级军事情报部门根据现有侦察能力、对情报的需求和情报的未来发展情况，制定和平时期的军事侦察计划和战争条件下军事情报保障预案，以及各个战役、战斗的情报保障方案。同时，根据情况变化，适时对计划、预案、方案进行修正、补充，使之更符合实际。在组织实施侦察时，按预定计划合理配置各种侦察力量、手段；组织好通信、后勤保障，协调各军事情报部门和各侦察部队、分队间的统一行动，保证侦察情报计划的实现。③综合侦察，广泛搜集。各级指挥机关应根据各种侦察方式和手段的特点，建立多维侦察体系，采取公开途径与秘密途径相结合，地面侦察与海上侦察、空中侦察相结合，战略侦察与战役侦察、战术侦察相结合，专业侦察与群众侦察相结合等措施，充分发挥各种侦察手段的整体作用，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广泛而实时地获取各种情报资料。④统一归口，集中处理。随着侦察手段的增多和反侦察措施的广泛运用，所获的情报资料真伪混杂，对各种来源的情报资料需要实行统一归口，集中处理，以便于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综合分析研究、去伪存真，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正确的判断，进行情报的报告和通报，从而提高情报的综合效益。军事情报的价值主要表现为服务于军事斗争，其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组织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以军事情报为依据。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确定，依据对国际形势和国际战略格局的分析判断；军队建设的规模与各军种、兵种发展的政策，依据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和对国家周边战略环境的估计；战略战术理论的研究，武器装备的发展，军事、政治、后勤训练的针对性和水准的确定，也依据对世界军事理论发展、武器装备水平和作战对象战略战术、作战能力等综合情况的分析判断。军事情报是军事信息的核心内容，直接关系军事斗争的胜负，深刻影响军队指挥和军事斗争的方方面面。军事情报与战争性质、军事力量、物资、军队指挥、军事地理等要素，构成了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情报活动作为特殊的斗争形式和手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军事情报作为一种重要的作战资源，构成了信息流的主体要素。情报信息成为人力、物力的倍增器。情报影响人力、物力的指向及有效组合，使战场上人流、物流的综合运动朝着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对提高军队作战效能发挥重要作用。指挥员的正确判断需要以敌情、我情、地形、天候气象等客观情况为依据，指挥员正确决心的形成有赖于准确的战场情况，指挥员及时、有效的战场调控也依赖及时、准确的战场情报。军事情报成为组织指挥军事行动的重要保障，对作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对军事情报的认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逐步深入的。中国古代，人们派出“采探”获取情报，通过观敌、料敌、侦敌、审敌掌握战场情况。虽然“情报”一词出现较晚，但人们已经认识到情报在战争指导中的保障作用，认识到军事情报在战争组织与战争实施中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军事情报的发展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重要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军事情报伴随着战争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综合的发展过程，战争的规模、样式和手段决定了军事情报的内容、形式和方法，也使军事情报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古代军事情报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情报获取与传递的手段和方法相对简单，情报搜集的范围逐步增大。奴隶制时代的生产力水平较原始社会有很大发展。在奴隶制社会的初始阶段，战争规模由小到大，作战方式由简单的徒兵格斗发展为步兵、车兵的方阵对垒，战场范围不断扩大，战争中军事首领主要依靠战场观察直接获取情报，或派出步兵、骑兵实施机动侦察。早在夏代，出现了“少康用间”，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间谍活动。商朝末期，吕尚为辅佐周武王征伐商纣王，派遣“耳目”“游士”潜入商境，搜集商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为此后大规模伐商做好准备。公元前480年，雅典军队为抵抗波斯军队的海上进攻，实施广泛的战场侦察，根据搜集到的情报，诱使波斯舰队进入狭窄的萨拉米斯海峡，并最终击败波斯海军。这一时期，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军事情报的获取与传递主要采用简易信号、符号等形式。中国和古代埃及较早使用加密与脱密技术传递情报。奴隶社会中后期，新的兵种出现，军队结构发生变化，战争样式增多，规模扩大，军事情报的内容不断丰富，人们对军事情报的认识也更加深入。著名军事家孙武指出“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孙子・地形》），把“知”作为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这一时期，军事情报活动作为有组织的活动对战争指导产生了重要影响。《六韬・龙韬・王翼》中记载“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其中“耳目七人”“游士八人”，在军队指挥机构中开始出现从事情报工作的专职人员。军事情报的传递主要运用烽燧、邮驿、金鼓、旌旗等方式。封建社会的军事情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为了应对复杂的战争环境，军事情报开始出现秘密情报和公开情报，出现了陆上和海上（水上）等专门情报。情报收集不仅重视战略战术变化，以及进攻、防御、战场、物资储备、军事要地等动态情报，也更加重视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民族宗教，以及地理、地形、气象等基本情报。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提出要从战争整体上掌握情况、作出判断。唐代军事家李靖发展了“因情制胜”的思想。明清时期陆续出现了专职情报机构，但受到皇权专制统治影响，对内监视、镇压职能与对外获取军事情报职能界限不清，制约了军事情报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在欧洲，军事情报随着战争的发展得到了长足进步。拜占廷帝国皇帝莫里斯指出：参战前仔细研究敌情的将军是明智的。为了军事行动的需要，拜占廷帝国以重金收买间谍，情报机构遍及各国，大量搜集驻在国情报。意大利著名军事理论家N.马基雅维利非常重视军事情报，认为了解一个具体省份的地理环境可以帮助了解其他省份的地理情况，并强调军事情报分析能力是担任指挥员的必备条件。这些思想，为欧洲军事情报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近代，随着武器性能改进、射程增大和部队机动能力的提高，军事情报的时效性增强，重要性提高，活动范围增大。17世纪下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国家开始组织专门的军事供应和支援机构，兵器开始制式化，军队体制编制趋于固定。第一次产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军事技术的进步，电话、电报的发明，望远镜、照相机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情报获取与传递方式，情报来源不局限于战场侦察，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全过程的情报搜集得到重视。在人力情报的基础上，密码破译等技术情报起了辅助作用。1703年，英国“破译部”首创密码破译情报。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有识之士提出“知夷情”“筹夷事”的口号，主张在收集西方战舰、火器等先进科学技术情报的同时，学习西方先进的情报技术。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军事侦察手段发生了质的变化，有线电信号侦察、无线电信号侦察、空中侦察、海上侦察、无线电技术测向和航空侦察相继出现，许多国家设置了军事情报的专职人员和专职机构，加大军事情报的工作力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国不断加强情报力量建设，广泛使用无线电侦收和密码破译获取情报，情报收集的范围包括军事思想、战略方针、战略战术、条令条例、编制装备、兵要地志、兵力部署、后勤保障，以及部队编成、火力配系、工事构筑、障碍设置等，情报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军事情报发展的重要时期，航空母舰、潜艇、飞机、雷达广泛运用于战争，军事情报与军事侦察的方式和手段发生重大变化，情报与反情报、侦察与反侦察斗争空前激烈，以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宗教信仰为主的综合情报成为军事情报的重要内容，情报开始区分为战略情报、战役情报、战术情报和陆军情报、海军情报、空军情报等。情报类型增多，情报组织、情报机构及国家、军队情报体制获得了全面发展。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广泛采用公开侦察与秘密侦察、人民群众侦察与武装侦察、战场侦察与敌后侦察、人力侦察与技术侦察等方式获取情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提出并建立了与中国革命相适应的情报思想和情报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