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提出侵略中国的“新大陆政策”的文件。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参加的有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军令部、关东军和驻华使节等官员。会议通过《对华政策纲要》，制订了秘密的侵华“新大陆政策”。7月25日，田中致函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代将《帝国对于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密奏天皇。提出：“我对满蒙之权利及利益巨且大矣。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认为现在中国“东三省当局日就觉醒”，九国公约又限制了“我之满蒙特权及利益”，“如不极力打开，则我国之存立即不能坚固，国力自无由发展”。强调：“向之日俄战争，实际即日支之战。将来欲制支那，必先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与日俄战争之意大同小异。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

《田中奏折》是日本侵华的黑计划，因而是日本政府的最高机密。如何将此奏折公之于众，让世人了解日本政府的狼子野心成了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奏折》曝光 一片哗然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确表示“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来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该《奏章》全文6706字，分5大章节和1个附件，从军事行动、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方面面，对侵略行动作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无不彰显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吞中国及整个亚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亦即历史上所称的《田中奏折》。

《田中奏折》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哗然和震动，各国舆论纷纷表示惊讶和谴责，中国各地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日浪潮席卷全国。

田中义一与“东方会议”

田中义一，1861年出生于日本长州藩的一个士族家庭，从小深受长州军阀山县有朋的影响，具有疯狂的侵华野心。1892年，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先后参加过甲午中日战争与之后的日俄战争，从陆军参谋逐步升为陆军省军务局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军衔晋升为陆军大将，继山县有朋后成为日本陆军长州军阀的统帅与新一任巨魁，他长期从事侵华可行性的研究工作，熟读《大清一统制》与《曾文正公全集》，有“中国通”之称。从1913年开始，他公开赤裸裸鼓吹侵华，首先是割裂与霸占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方称之为“满洲”，宣称：“大陆扩张乃我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日本政府“必须确定经营满蒙的大方针”，将“满蒙”变成“世界上最昌盛的殖民地”。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在这届政府中，田中义一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外务大臣与拓殖大臣（即殖民大臣），亲自掌管对外扩张事务。他任命主张“满蒙第一主义”、积极鼓吹以“外科方案”解决“满蒙问题”的强硬派侵略分子森格为外务省政务次官，分掌外交实权；他们与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分子勾结密谋，策划加紧侵略与分割中国东北的阴谋计划。

1927年，田中义一担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开了一个研究积极侵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会议由田中义一亲自主持，由森格外务次官策划与组织召开，日本驻中国东北、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南京等地的使领馆要员与驻蒙特务机关首领，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长官、南满铁路总裁等参加了会议。这次历时11天的会议是日本对华关系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侵略决策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会议确定以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为根本方针的日该国策。会议公开发布了一份《对华政策纲领》，这份文件措辞含蓄隐晦，但其基本内容与精神实质则是“分离满蒙和中国”。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分离满蒙和占领满蒙还是有区别的。田中义一是主张利用张作霖来实现分离满蒙的政策的，而少壮派的军官如铃木和石原和河本大作等是主张抛开张作霖自己来管理满蒙的。这也埋下了后来田中义一在张作霖被炸事件后在陆军和天皇威逼下被迫辞职的伏笔。

炙手可热的《奏折》与蔡、王英雄

《田中奏折》上呈后，田中义一即抛出会议宣言，向世界宣称：“中国内乱能波及满蒙，紊乱治安。帝国因有特殊地位与权益，不论乱自何方，帝国决予以适当之处理。”

田中义一的会议宣言抛出后，立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极度震荡。“这一宣言对世界各国犹如晴天霹雳，颇为震惊，都预料日本行将占领东北，然后用‘以战养战’方式，征服中国和南洋。因之各国情报人员到达东京一地者，即达二千余名之多，企图侦察‘东方会议’及‘大连会议’的真实内容；东京警视厅为此增加外事警察三千名，严密监视，邮局税关添员千余名，检查邮件，并在海军部内新设间谍速成学校，招募学生九百名，实施训练。这时驻上海的英国记者已探知田中首相业已密奏日皇，决定武力并吞东北。世人对于田中密奏内容非常关注，因此奏折成为追求对象。其后外电又传田中密奏已经苏俄由日本外务省高官手中取得，代价三十万日元。当时我外交部长王正廷对于田中密奏，当然也亟欲一知，秘密派员专赴东北哈尔滨，欲截购苏俄买去之件，准备出价五十万现洋。又传美国也愿出款二十万美元，志在必得，但结果都成泡影。”

成功获取《田中奏折》的是这样两位英雄：蔡智堪、王家桢。

蔡智堪，原籍台湾苗粟县人，1888年出生于日本一个华侨家庭，4岁时改姓山口，长大后在日本经商，开设“蔡丰源贸易行”，因经营得法，成为日本商界的巨富。但他虽身在异邦，却心系中华，不忘祖国，时刻关心着中国的存亡兴衰，为祖国的独立进步、繁荣富强而尽心尽力。早在清末，他就加入了同盟会，以财力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专制政府的民主革命活动。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不惜钱财疏通日本警察当局，掩护蔡锷将军经日本返抵云南，发动讨袁护国运动。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应好友、革命党元老李烈钧等人的委托，密切关注日本的侵华政策动向，提供日本的各种情报。他与东北地方当局张作霖父子也建立了秘密联系，多次将获取的日本军政情报密报给他们。在这同时，蔡智堪还以“山口”为笔名，在日本报刊上多次撰文，忠告日本朝野泯除侵华思想，修睦中日邦交。

蔡智堪“自述”的主要价值在于同王家桢“自述”相互印证，揭示出一个基本事实：即《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原抄件是祖籍台湾的蔡智堪利用日本统治集团上层的政治争斗和矛盾而得自日本，由他将抄本递交给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秘书主任王家桢，作为东北当局了解日本政府侵华政策意图参考之用。王家桢为内部刊行的中译本取名为《田中奏折》。

当然，与一般回忆录一样，蔡智堪“自述”存在一些讹误和有待考证的地方。其讹误，有些是记忆上的差错，如时间、称谓和数字上的谬误；有些是个人习惯提法的差异所致，如蔡把“宫廷集团”称为“皇道派”，有些则明显是“自述”的整理者改写时造成的，如抄录《田中奏折》的时间，应当是1928年“天气热的时候”，而整理人赵尺子却武断地改成“民国十七年六月”。

王家桢，黑龙江双城人。北京大学肄业。1924年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经济科。曾任张学良的外交秘书主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1930年为接收威海卫专使，次年任出席国际联盟会议中国代表。后任外交委员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建国后，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研究员，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28年6月4日，日本驻东北之关东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田中政府又派出特使林权助对张学良威胁利诱，企图阻止东北“易帜”与全中国统一。日本田中政府上台一年多对中国野蛮的侵略行径，引起了东北地方政府新上台的领导人张学良的深深忧虑与不安。

张学良是有爱国心的军人。他在其父张作霖被炸死后，于1928年6月上旬化装从北京回到沈阳。当时东北政局危急，日本关东军虎视眈眈，张学良处境艰难。他审时度势，很快决定了基本方针。他一方面为其父发丧，并宣布在沈阳戒严以稳定东北局势，挫败了日军乘乱夺占东北的企图；另一方面，他派人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言和，准备改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实现全国统一，以对抗日本的压力与粉碎日本分裂、吞并东北的阴谋。与此同时他拨出专款，派出各种人员，通过不同渠道，加紧搜集日本对华政策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千方百计、不惜一切代价获取《田中奏折》的内容。

王家桢是张学良处理对日外交事务和收集日本政情的得力助手，据林久治郎说，他精通日本政界情况，“似乎能经常地向张学良提供大体无误的情报”。王家桢的“自述”可以印证《田中奏折》是他从“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处取得的，同时说明了他主持翻译和内部刊行这一“机密文件”的动机。王说：我“想叫东北负责人知道日本人的阴谋，好作采取对策时的参考，根本没有想它作为宣传材料来激动人心，更没有想到拿它作为在国际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王家桢“自述”澄清了中译本发生一些谬误和缺陷的原因。王说：“因为原件抄的非常潦草，错字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不易阅读”，所以译出以后，“将意义不明了或脱字脱句的地方逐一经过研究，加以添补”，“经过翻译整理订成一个完整的文件”。由此可见，中译本的谬误，有的是翻译和整理的技术性差错造成的，有的则为“添补”所致。

不容忽视的是，蔡智堪、王家桢两篇回忆文章有若干陈述上的出入。一是抄件的出处：蔡说是他从东京宫内省书库亲自抄出来的；王称蔡智堪“写信来说，……是他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得来的”。二是传递的方式：蔡称是他“将抄件封于新皮箱内，亲自携往奉天，在沈阳小西关西边王家桢家中亲自交与王家桢的”。王说：“这个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来的，每次相距时间是两个星期左右”。对这两位已故者矛盾的陈述，还缺乏判明孰是孰非的证据。

获取经过

据传蔡智堪是台湾出生的日本富商，声称买通皇宫书库官，装扮成补册工人以两晚时间秘密抄录了“东方会议”的纪要文件（亦即是献上天皇约四万字的秘密奏折），交到张学良外交秘书的王家桢之手，王家桢本人也曾声称文件的获得是通过一个在日本政友会重要人物家里当抄写员的台湾人蔡智堪秘密抄写下来的。最终在1929年经时事月报十二月刊及其他媒体公布于世。依蔡智堪所发现的文件，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向天皇献呈秘密奏折，提出了侵略计划“满蒙积极政策”，主要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后来伪称之为《田中奏折》。奏折提出日本的“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获取中国的资源后“就可以进而征服印度、南洋诸岛、中小亚细亚以至欧洲。”“大和民族在亚洲大陆显露身手，掌握满蒙的权利则为首要关键。”

田中首相致宫内大臣一木喜德请代奏明对满、蒙积极政策函

欧战而后，我大日本帝国之政治及经济，皆受莫大不安。推其原因，无不因我对满，蒙之特权，；及确得之实利，不能发挥所致。因此颇烦陛下圣虑，罪大莫逃。然臣拜受大命之时，特赐对支那及满、蒙之行动须坚保我国权利，以谋进展之机会云云，圣旨所在，臣等无不感泣之至。然臣自在野时主张对满，蒙积极政策，极力欲使其实现，故为东方打开新局面，造就我国新大陆，而期颁布昭和新政。计自6月27日至7月7日共十一日间，招集满、蒙关系之文武百官开东方会议，对于满，蒙积极政策已经议定，烦祈执奏。(下略)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匹敌。我国因欲开拓其富源，以培养帝国恒久之荣华，特设南满洲铁道会社，借日支共存共荣之美名，而投资于其地之铁道、海运、矿山、森林、钢铁、农业、畜产等业，达四亿四千余万元。此诚我国企业中最雄大之组织也。且名虽为半官半民，其实权无不操诸政府。若赋予满铁公司以外交、警察及一般之政权，使其发挥帝国主义，形成特殊会社，无异朝鲜统监之第二。即可知我对满蒙之权利及特益巨且大矣。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据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以保皇祚无穷，国家昌盛。”〔中略〕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所必要之事也。”

进而，该《奏折》又称：

“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的特殊区域。……此事已由帝国大学发表于世界。……最不幸者，日俄战争之时，我国宣战布告明认满蒙为支那领土。又华盛顿会议时，九国条约亦认满蒙为支那领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认为支那主权。此两种失算致祸我帝国对满蒙之权益……。我国此后有机会时，必须阐明其满蒙领土之真相于世界当道，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

此外，则是言称：

“我大和民族欲步武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至于南北满洲之权利，则以21条要求为基础，……另添如下附带条件权利，以便保持我永久实享之权利。”

其所说的“附带权利”包括：

“三十年商租权期限满了后，更可自由更新期限，并确认商、工、农业之土地商租权”；“获得奉天、吉林等十九个铁矿及煤矿权，以及森林采伐权”；“南满及东部内蒙古之铁道铺设并铁道借款优先权”；“吉长铁道之经营管理延长九十九年”；以及“黑龙江矿产全权”；“东三省中央银行之设立合办权”等等，凡14项之多。

《田中奏折》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份秘密文件据说是爱国志士蔡智堪利用日本政党的关系，和他在日本经商多年的朋友关系，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日本皇宫内的皇室书库，用了两个夜晚抄录完成的。在1929年末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已争论了半个多世纪。

对《田中奏折》是否存在，日本方面一开始就持否定意见。1930年，日本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是伪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没有找到《田中奏折》原件。对于这一问题，历史研究者也有许多不同解释。日本研究者提出了许多疑点，甚至有人从冷战的视角出发认为是苏联情报部门伪造了《田中奏折》，目的在于引日本“南进派”进攻东南亚，遏制日本军事势力“北进派”进攻苏联，从而缓解苏联东西面临两面作战的压力。

关于《田中奏折》的争论，其实涉及两个层面的根本问题：

其一，《田中奏折》作为历史文件是否必须有原件才能确认其存在，是否因为找不到其原件就可以否认其存在？答案是不能否认。这是因为日本当局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后，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销毁了大量有关侵华行动及其战争罪行的档案。比如，日本人销毁了关东军、宪兵队、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活人试验、化学战、在朝鲜半岛和中国强抓“慰安妇”等有关战争罪行档案，然后翻脸不承认。这些相关的档案原件找不到，不代表这些罪行就不存在，因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其他相关证据链来证明。中国研究者发现，在《田中奏折》公开后，中国官员在国联有关会议上透露了文件抄自日本皇家书库。日本当局随即将书库官员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职。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财产损失殆尽。这些事情从侧面证明了《田中奏折》很可能存在。对《田中奏折》，当时的日本外相重光葵后来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承认:“其后东亚所发生的事态，以及根据此种事态日本所采取的行动，似乎正好是以田中备忘录为教科书的，因此消除外国对此项文书之疑惑，是很困难的。”

其二，《田中奏折》作为一个系统的侵略纲领，是否真实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的意志。现在的事实是，日本在1927年以后采取的侵略行动的方向、步骤、进程，与《田中奏折》中所作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辙。很难想象，局外人能够对战争作出如此精准的预测。

可以说，日本方面极力否认《田中奏折》的存在，就是为了替自己作辩解。历史已有力证明了日本侵略者试图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即使没有过《田中奏折》，也不能改写日本军国主义在历史上犯下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