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威廉·戈林（德语：Hermann Wilhelm Göring，1893年1月12日－1946年10月15日）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一位政军领袖，在纳粹党内有相当巨大的影响力，曾担任德国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首长、“四年计划”负责人、国会议长、冲锋队总指挥、经济部长、普鲁士邦总理等跨及党政军三部门的诸多重要职务，并曾被元首希特勒指定为接班人，与希特勒关系较为亲密。

戈林于1893年1月13日在德意志帝国邦国——巴伐利亚王国南部罗森海姆的马林巴德疗养院中出生，父亲为海因里希·恩斯特·戈林，母亲为海因里希第二任妻子，芙兰西丝卡·泰芬布劳恩。

海因里希原为一名骑兵军官，后改作外交人员，曾于德国西非殖民地（纳米比亚）担任行政首长，后被派至海地担任总领事。

芙兰西丝卡怀着戈林时，海因里希即正担任海地总领事，为了专心生产而返回德国，于附有“骑士”头衔的赫尔曼·冯·爱普斯坦医师经营的疗养院中生活，后于该地产下戈林。

海因里希与芙兰西丝卡之间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共五个孩子，其中戈林为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三兄弟中排名第二，戈林有一兄长卡尔·恩斯特、两位姐姐奥尔佳、波拉和一个弟弟阿尔伯特。海因里希在与前妻卡罗琳·玛利亚·迪·涅雷的婚姻中也有五个孩子，他们相当于戈林的同父异母兄弟，在其家族中，赫尔曼实际上排名第九。

爱普斯坦担任了戈林的教父，并赐予后者自己的名字“赫尔曼”，而中间名的“威廉”则取自德皇威廉二世。

爱普斯坦是出身于柏林地主贵族的医生，由于担任普鲁士皇室的御医，在其圈内亦颇有影响力。爱普斯坦本身信仰天主教，但因为父亲是犹太人，所以爱普斯坦也算是“半个犹太人”。

爱普斯坦在担任军医远赴非洲后与担任当地总督的海因里希结识，后深交成为知己好友。戈林的母亲芙兰西丝卡是爱普斯坦常挂念的病人，之后又与后者保持着不正当关系。这段关系约自亚伯特出生前九个月至一年前开始，故有传闻指出亚伯特实际上是爱普斯坦的私生子。

芙兰西丝卡生下戈林后，海因里希也自海地回国。不久后，芙兰西丝卡将仅六个月大的戈林托付给菲尔特的友人照顾，时间长达三年。

1896年，海因里希与芙兰西丝卡皆返回德国。

1900年，戈林同父母举家搬到柏林的弗列德瑙居住，父亲虽然是高级外交官，子嗣众多，但他并不富裕，生活也过得相当拮据。

海因里希在德意志帝国高级官员中算是少见的自由派人物，时常为受德国殖民的有色人种发言，令当地政府立场颇为为难，因而在其返国后被贴上了“社会主义者”的标签，不得不提早退休。

爱普斯坦拥有两座城堡，分别为位于萨尔茨堡郊外的毛特恩多夫和纽伦堡北部潘尼兹新城的法丁斯坦堡。爱普斯坦提供了后者供仅靠海因里希养老金维生的戈林一家生活。

爱普斯坦本人憧憬著中世纪贵族的奢华生活，故将城堡装饰的非常豪华，侍从人员也被要求穿着宫廷风格的服装工作，爱普斯坦也以城堡统治者的态度来接触城中的人们。(一般认为，日后戈林对于奢华饰品的嗜好即是在这时期受教父的影响而来的。)

相较之下，戈林的父亲辞去外交官职务后，每天过着饮酒度日的生活，使得在年幼的戈林眼中，父亲不再是个可依靠的人物，因此对于教父爱普斯坦的尊敬多于生父。爱普斯坦对于戈林一家的孩子们也十分疼爱，一般认为尤其偏爱自己的儿子亚伯特，不过后者懦弱内向的气质与其不同，遽闻之后爱普斯坦转而最为疼爱善于社交、具有冒险精神的戈林。

爱普斯坦常与芙兰西丝卡共度夜晚，作为寄居者的海因里希虽有所不满，也予以默认了。爱普斯坦的城堡内就这样维持着戈林父母和爱普斯坦这样奇妙的三角关系，直到1913年，因为爱普斯坦与一位少妇莉莉再婚，在后者要求下，戈林全家搬离了法丁斯坦堡，前往憧憬已久的慕尼黑生活。

戈林自1903年起就对登山运动极为热衷，在1906年时就登上了标高3,600米的大格洛克纳山山顶。戈林还受到爱普斯坦的影响，培养了狩猎的兴趣。

1904年，戈林自菲尔特的小学毕业，随即送到了安斯巴赫的住宿制文科中学，但这对于过惯了城堡中奢侈生活的戈林来说很不能适应。

曾有一次班上上作文课，题目为“我最钦佩的人”，戈林写了他的犹太教父，却被校长约谈，要他写悔过书、再也不准写赞美犹太人的文章。同学也欺侮戈林，在他脖子上挂了“我教父是犹太人”的牌子，并要他罚青蛙跳，戈林对此极为愤恨。

1905年的一个晚上，他打包行李，逃离了学校，返回法丁斯坦堡。学校从此对戈林留下对知识深深的厌恶感，致使后来他常将一句俏皮话挂在嘴边：“一听到‘文化’这个字，我就会去拔我的勃朗宁手枪。”

之后，戈林在曾为骑兵军官的父亲与教父的推动下，于1905年进入巴登卡尔斯鲁厄的士官学校就读，并在1909年毕业。其中尤以骑术、历史、英文、法文等科目特别优秀。

1909年，戈林进入了柏林的大光野的名校“普鲁士军官军校”就读。

1911年以“优等”成绩通过了下级上士的候补生考试，成为下级上士候补军官。

1913年，戈林也通过了该校的考试。身为名门军校优秀候补军官的戈林开始有了接触社交界的机会，累积了与上流阶级交流的经验。

1913年12月，戈林的父亲海因里希去世。青年时代的戈林虽时常对父亲不尊敬，但他却在慕尼黑，父亲的葬礼会场上痛哭失声。

1914年1月，戈林获陆军少尉军衔，被派至驻阿尔萨斯-洛林米卢斯的第112“威廉亲王”步兵团服役。

1914年7月末至8月初，欧洲各国间爆发了战争，开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和法国亦于1914年8月3日开战。

戈林所属的第112步兵团因为驻于法国国境一带，在战争爆发后迅速开往战区。戈林带领的部队于米卢斯的攻防战中对法军的据点攻击，俘虏了四名法军士兵，因此战功而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但戈林不久后罹患了风湿热，退下战场送往弗赖堡的医院休养。

戈林住院期间，第112步兵团的朋友布鲁诺·罗尔萨说服戈林由陆军步兵转至航空队。后者于是开始于弗赖堡进行飞行训练。戈林当时虽对于成为飞行员充满了憧憬，但交付了调遣的志愿书后，许可令一直没有颁布下来。

然而戈林违反命令，没有回去原本的单位服役，径自以罗尔萨的信天翁式观测机继续进行飞行训练。尔后此事被军方发现，戈林受到军法审判，判处拘留于兵营21天。但透过对宫廷有影响力的教父的帮助，在第5集团军司令威廉王储出面下，戈林不仅免除了此罚，还顺利转进了航空队单位。

1914年10月末到1915年6月末，戈林服役于第5集团军下的第25野战航空营，为罗尔萨驾驶的侦察机的观测员。

1915年春天起，罗尔泽与戈林的飞机开始进入战场执行侦查任务，这种行动必须由罗尔泽先飞到目标地后戈林要打信号告知其降低飞行高度，接着要自驾驶舱中以脚部支撑身体来架起摄影机拍摄，拍摄期间的数分钟还要忍受来自于地面的炮火攻击。有丰富登山经验的戈林相当擅长此类任务，成为一名拍摄多张高清晰照片的优秀观测员。他不久后被取了个“飞天秋千”的绰号。

罗泽尔与戈林搭档，在数次失败后，成功拍摄了凡尔登要塞上的清晰照片。

因此功绩，1915年3月，罗泽尔与戈林两人一同被第5集团军司令威廉王储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也因为要说明照片之故，两人常被邀请出席高级军事会议。

然而戈林不仅以身为观测员而满足。1915年7月至9月继续于弗赖堡进行飞行员的进修课程，到了1915年9月戈林终于成为第25野战飞行营所属的战斗机飞行员。

1915年10月3日，戈林首次以战斗机飞行员的身份出战了。11月，戈林与英军亨德里·佩奇制造的重型轰炸机遭遇，前者立即发动攻击，但英军沙普士战斗机也击中了戈林。飞机因受损而难以操纵，戈林克服种种困难，终将飞机拉回至德方区。之后为了疗伤而脱离战场约一年之久。

1916年11月，戈林重返战地，相继于第7战斗机中队、第5战斗机中队和第10航空补充营服役，击落敌机数也稳定地成长着。

1917年5月，戈林被提拔为第27战斗机中队队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空中战斗开始白热化。戈林与罗泽尔两人的中队常并肩作战，于法兰德斯上的激烈空战里，曾有过戈林被法军飞行员瞄准而被罗泽尔所搭救，之后后者也被英军瞄准时，反被戈林搭救的事情发生。

论及战技与斗志，戈林两方面皆受人认可，成为德军飞行员中最优秀的一位人物，还获得了“铁人赫尔曼”的别名。与容易被忽略的陆海两军相比，航空队的王牌飞行员更受到瞩目，成为全德军的明星。他们的照片于德国上市，1917年后，戈林的照片也开始出现于市场。1917年10月，戈林获颁霍亨索伦皇家佩宝剑骑士勋章以及巴登大公国的卡尔·腓特烈军事骑士十字勋章。接着1918年6月2日，德皇威廉二世为奖励戈林击落18架敌机的功勋，亲自颁发普通军人的最高荣誉勋章——功绩勋章给戈林。一般来说蓝色马克斯是颁发给至少击落25架飞机的飞行员，但当时戈林被视为一位特别优秀的军人，故作为特例，受勋事宜很快就被予以承认。

1918年7月7日，戈林被任命为素有“里希特霍芬联队”之称的第1战斗机联队的队长，此联队第一任队长为外号“红男爵”的曼弗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拥有80架击落敌机的战绩，为协约军敬畏的一位传奇人物，但该人于1918年4月21日阵亡。继任者威廉·莱茵哈特也于7月3日在阿多拉秀夫的第二届“战斗机竞技会”（新型飞机的公开比赛）中试飞D.I战斗机时因机体空中分解而坠落身亡。下一任的队长职务一般被认为将由击落数排名第二与第三的恩斯特·乌德特（62架）与埃里希·罗温哈特继任，但出乎众人意料地是由戈林被任命担任队长。

里希特霍芬联队成员有乌德特、罗温哈特、洛塔尔·冯·里希特霍芬等诸多王牌，众人起初对戈林担任队长职务并不怎么认同。不过戈林发挥了自身的领导能力，他注重与其他王牌一同合作击落敌机，而非追求个人的累计战绩。

至1918年8月初，戈林已获得了全联队的信赖，有着与第一任队长里希特霍芬相当的人望。然而随着战局恶化，戈林联队的飞行员们开始面临着补给和燃油不足的困境，而协约军的力量却逐渐增强。

1918年9月，戈林的副官卡尔-海因里希·波登绍兹在日记中写道：“（局势的）紧张也在戈林中尉的脸上表露无遗，他的容貌转为消瘦和严峻，我们全体人员亦然。”戈林指挥部队要战到最后，然而11月初，德国基尔港的水兵叛变，最终蔓延到全国动乱，是为德国革命。德皇威廉二世宣布退位，逃到了荷兰。

11月11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组成的共和政府于巴黎的贡比涅森林和协约军签署了停战协定。随后，里希特霍芬联队收到命令，要求联队飞往斯特拉斯堡向当地的法军投降，但戈林与队员商讨后决定无视该命令，反飞向达姆施塔特。然而由于天气恶劣，联队部分成员被迫于曼海姆降落，被当地的工农委员会士兵夺取了武器，联队队员只得乘卡车去向戈林报告。戈林愤怒地率领联队其余飞机一同对工农士兵攻击，还迫使其写下道歉文。之后，里希特霍芬联队飞到达姆施塔特时，故意将飞机着陆失败，把各机摔成一堆废铁，作为对协约军的最后的反抗行动。战争结束，戈林的战斗机生涯共击坠了22架敌机。

在里希特霍芬联队解散的典礼上，戈林说道：“现在的德国只剩下蒙尘的名声、被人遗忘的记录、受人嘲笑的军官，但自由、正义以及公理的力量将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将同企图奴役我们的势力作斗争，最终也将获得胜利。里希特霍芬联队则将会发挥它们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所具备的资质与荣耀。我们的时代将再度来临，诸位，干杯吧！为了祖国！为了里希特霍芬联队！”随后戈林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并把玻璃杯击碎，其他队员也跟着照作，并一同悲伤痛哭。

戈林终其一生都未曾忘记过他的队友们。1943年时，其中一个前犹太队员被盖世太保所拘捕，戈林随即要求将该人救出，并置于个人保护下。此外，战后他也去找了乌德特和波登绍兹，将他们升至将官，成为第三帝国空军的干部。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希特勒给戈林在自己的内阁中担任不管部部长。2月6日，普鲁士邦政府被解散，戈林被任命为该邦的内政部长，在这职务上，戈林先是解除许多共和派官员的职务，以纳粹党人取代，还组织由冲锋队、党卫队（最初为希特勒个人的安全卫队，在这时也充任保护纳粹高级官员的护卫）与“钢盔团”（亲纳粹的右翼政治团体）成员组成的辅助警察，将普鲁士邦的警察组织纳粹化。

1933年2月6日，戈林任命鲁道夫·迪耶斯为普鲁士邦警察政治部门“1A课”（即后来全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前身）课长，迪耶斯当时虽不是纳粹党员，但因为做事精明干练而成了戈林的左右手。

1933年2月27日，德国发生了“国会大厦纵火案”，迪耶斯迅速反应，断定为共产党人马里努斯·凡·德尔·卢贝所为，仅一天就逮捕了4,000名德国共产党党员。现今国会大厦纵火案的真相依旧成谜，有一种说法是纳粹党人策划了这场火灾，其中又因为戈林的国会议长官邸与该大厦有地道连结，嫌疑很重。这种流言也传进了戈林耳中，他反驳道：“对共党份子本来就要采取强硬的手段，哪需要什么特殊事件”“如果是我要纵火，我会烧比较不重要的建筑”，还曾幽默地说：“如果我要烧国会大厦，那我也不会说这是共产党干的，而会用完全不同的理由。因为国会大厦的会场实在是很丑，那里可是涂满了灰泥的墙壁。”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前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大将提出证词，指称戈林在1942年希特勒生日餐会上兴奋地说：“只有我真正了解国会大厦，因为我放火烧过它。”但戈林并没有承认此证言。

1933年9月，卢贝等五名共产党人于莱比锡的法院以纵火犯之名被起诉，戈林以检察官人证的身份出庭，但无法提出决定性的证据，特别在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审理过程中，还因为该人巧妙的有力反击，还一度令戈林失态地大声咆啸，最终除了卢贝以外的四名共产党人都宣判无罪。

1933年4月10日，戈林自帕彭手中接任了普鲁士邦总理职务，后被任命为该邦的国家代理官。

1933年4月26日，戈林接管了在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第8号的一家旅馆，将其改作新设置的“普鲁士邦秘密警察”，为将该邦的政治警察统一打下基础，1A课也被吸收至此，成了该机关的核心部门，此一机关日后也就成了著名的纳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盖世太保局长由1A课课长迪耶斯担任，戈林则自任秘密警察总长。戈林想将盖世太保机关摆脱普鲁士邦内政部长——威廉·弗力克、置于个人控制之下，同时，也正因为弗力克提出了“一体化”政策，将全国资源与机构整合、警察机关要统一的缘故，戈林还要面对来自党卫队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挑战，1934年1月时，希姆莱已经控制除了普鲁士邦和绍姆堡-利佩州外的全德国警察机构，对戈林来说是个强劲的政治对手。

1934年4月20日，戈林采取了行动，在盖世太保局长上面新设了名为“盖世太保监查官与代理指挥官”的新职务，并把这个职位给了希姆莱，等同是将盖世太保的实际指挥权转给了后者。

直到1935年11月20日为止，戈林在名义上一直维持盖世太保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普鲁士邦的普通警察也在党卫队的压力之下转到了德国中央内务部的管辖之下（德国内务部警察局长早期由希姆莱的部属库尔特·达吕格担任，到了1936年时由希姆莱自任，此时他已是全德国警察总指挥），而戈林的普鲁士邦总理、内政部长的地位即因而萎缩。戈林之所以转移盖世太保给党卫队的原因有许多种说法，如不想因为控制秘密警察而折损自己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对于作业严谨的警察事务已感到厌烦、认为迪耶斯不够无情、无法充分发挥盖世太保的机能来压制另一个危险的政敌组织——冲锋队、拉拢党卫队至同一阵线、为打击罗姆进行准备等等的说法。

此外，戈林还在1933年4月10日设置了情报机构“研究局”，以其长时间监控政敌、国内外电报和破译密码等，此一机构在当时属世界上效率最佳、准确性最高的情报机关之一，在往后12年间制作了50万份监听报告。后来研究局因开支过于庞大而被转到航空部之下，使用空军的军费。故此研究部成员也身着空军制服。

1934年6月30日至7月初，德国发生了针对由罗姆领导的冲锋队高层成员整肃谋杀的事件，通称“长刀之夜”，由戈林、希姆莱、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希姆莱的副手，相当于党卫队的第二号人物）和希特勒所主导。长刀之夜首要的谋杀对象即罗姆，该人与戈林为政治上的竞争者，不仅在争夺未来德国国防军总司令之位，罗姆还常以其控制的突击队警察来威胁戈林的普鲁士邦警察指挥权，还曾于公开场合称戈林为“反动先生”，双方关系极为恶劣。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飞抵巴伐利亚慕尼黑，召集了罗姆以外的所有冲锋队指挥官，当场亲自整肃，接着驱车前往罗姆本人所在的巴德维塞。另一方面，身为普鲁士邦总理及内政部长的戈林、盖世太保指挥官的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也进行了柏林的冲锋队清洗行动。戈林派出威克警察营直捣冲锋队本部，亲自现场指挥逮捕行动，将被捕的冲锋队领袖们押至大光野的普鲁士军官军校（戈林曾就读的学校）枪毙。除了冲锋队外，还有好几位纳粹党的政敌与其幕僚也跟着被杀害。不过尽管清洗活动进行顺利，但比起戈林，党卫队与希姆莱更加活跃，为抑制后者，戈林放过了几个目标，包括齐格菲·卡斯克冲锋队中将、普鲁士皇子、外交部书记官伯尔尼哈德·威廉·冯·比洛、前盖世太保局长迪耶斯（先前戈林掌握了他与冲锋队来往的证据，在长刀之夜前，戈林已将他贬为科隆的治安长官）以及德国副总理帕彭等人。帕彭起初为各地突然展开的整肃感到疑惑，前往戈林官邸要求后者向他这位副总理说明，却突然被党卫队队员挡住了去路，这时戈林插手保住了帕彭一命。戈林原先也想保留德国前总理施莱谢尔一命，不料希姆莱与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已抢先戈林和普鲁士邦警察一步，将其枪杀。不过另一方面，戈林与希姆莱对抗共通敌人时也不留余力，如在纳粹党中立场偏左的格雷戈尔·斯特拉瑟、曾在啤酒馆政变中逃跑的卡尔、先前阻扰希特勒夺权的施莱谢尔也死于本次行动中。7月1日，兴登堡拍了一份电报给希特勒和戈林，感谢两人在本次行动的表现。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时，法院将戈林在长刀之夜的作为视作谋杀，对此，后者对美军心理分析官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反驳道：“听好了，对方可是变态的嗜血革命主义集团。纳粹党在初期大吵大闹、在街上殴打犹太人、打碎窗户的玻璃，让人们觉得该党是一群地痞流氓集团的元凶就是他们。他们还打算将德国军官团、党内首脑以及犹太人加以血洗。我认为消灭他们是完全正当的行为，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被杀的就是我们自己了。”1934年7月3日，戈林被任命为国家森林部长与国家狩猎部长。戈林并非出于个人政治野心而争取狩猎部长一职。他热情地在这岗位上付出，令德国动物的滥捕和非法狩猎情况大为减少。1934年7月3日，戈林制定了《国家狩猎法》，为狩猎限制、保护与繁衍动物的法令，该法仍存于联邦德国。根据该法，狩猎必须经由政府进行严格的考核后许可才行，使用猎枪必须通过考试、猎犬也必须通过特定的训练，若最后猎补了超过配额数量的动物还会遭致严厉的处罚。为解除受伤的动物的痛苦，戈林规定猎人必须义务性地优先将其射杀，并禁止使用钢制补兽夹、投毒和在夜间使用探照灯等狩猎方式，对非法狩猎的惩戒也加重了，戈林的办公室里还贴有一张标语：“虐待动物的人就是在伤害德国人民的感情。”他个人也认为一个真正的猎人不仅应该同鸟兽作公平的较量，还要关心鸟兽的保育。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内阁组成的同时，戈林被任命为国家空运专员；三日后，该职位改名为“国家航空专员”；接着在5月5日，国家航空专员事务处升格为“国家航空部”，戈林即变成国家航空部长，此职位即是为日后德国重建空军时所预留的。戈林任命在社交活动上结识的米尔希为航空次长，两人即开始筹划规避《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发展空军的限制。另外，戈林还注重挖掘人才。他从陆军中选拔了诸如阿尔贝特·凯塞林、汉斯-于尔根·施通普夫和瓦尔特·韦佛等，也透过招募民间飞行员来培养新血，这些军官成为日后德国空军的骨干。戈林也邀请了一战时期的老战友乌德特加入德国空军，并请罗尔萨担任“德意志航空运动俱乐部”会长，负责训练未来空军的飞行员。

1935年，希特勒宣布废除德国将重整军备，德国将重建空军，戈林即被正式任命为德国空军总司令。他在5月时晋升为航空兵上将，1936年4月晋升至大将，最后于1938年2月晋升为元帅。不过就实务面上，戈林并无投入多少力气在建设德国空军的工作上，也极少出现在空军总司令部办公室里。戈林的工作多由空军参谋长韦佛替他完成，据后者所言，戈林对空军发展最大的作用乃是争取预算，每当经济部长沙赫特提出预算争议时，韦佛直接将文件转交给戈林，后者随即去找希特勒，最终往往获得更多的预算。戈林曾说道：“元首对于我们（在预算要求上）如此的节制感到意外，他以为我会要的更多，总之记住一件事：钱不是问题。”据资料指出，在1933年1月至1939年8月期间，德国共花费640亿马克在军备上，其中有40%是用在空军，占了极高的比例。戈林也对空军得以成为独立的军种有重要的作用。基于上述，戈林在空军成立初期深受部属与参谋部军官爱戴。

1936年6月6日，首任空军参谋长韦佛因飞行事故身亡，戈林随后任命凯塞林继任此职。凯塞林任职后不久即与米尔希发生冲突。米尔希为平民出身，一战时曾为飞行员，战后成了民航人员，工作能力强、揽权欲也很高。他对于掌控了航空部和空军总司令职务的戈林感到嫉妒，遂将野心转到了空军参谋长一职，处处刁难凯塞林，而该人也对米尔希报以歧视，认为他只是身着空军制服的平民。就此状况，戈林乐于见之且加以煽动，使两方无法威胁自己的地位。凯塞林的继任对德国空军的建设有一点影响很大，他废除了韦佛先前极力推广的“战略空军”构想，将其下令研制的四引擎重型轰炸机——乌拉山轰炸机计划废除，认为资源不足的德国无力负担。当时米尔希与凯塞林的想法一致，而空军轰炸机总监库尔特·弗克比尔与空军参谋部作战处长保罗·戴克曼为了保全重轰炸机，要求由戈林来定夺。米尔希对戈林说道：“你有两种选择，是要生产1000架四发轰炸机，还是数千架的双发轰炸机？”戈林并未想的特别多，他说道：“元首只会问我轰炸机共有几架，而不会问是哪种。”就这样，戈林否决了戴克曼的想法，任凭米尔希把两种已准备进行测试的乌拉山轰炸机原型机变成废铁，德国也在二战全期再无发展出真正的战略轰炸机。

凯塞林任职不满一年，因厌倦了整天在和米尔希作政治斗争，自行辞去了参谋长职务。戈林一度考虑请陆军的弗朗茨·哈尔德或阿尔弗雷德·约德尔继任该职（这两人后来分别成为陆军参谋长和最高统帅部作战处长，在二战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们两人皆不愿与米尔希一起共事。戈林因而任命施通普夫继任，但后者表示只愿意“暂时”接受。

1939年2月，戈林任命了汉斯·耶匈尼克为空军参谋长，前者认为年龄较长、经验与实务丰富的空军将领们不易与自己妥协，因而安排了年轻、能力强、听话的参谋长，但耶匈尼克因其资历浅而经常被高级将领所轻视，在诸多决定上必须让步，且戈林经常将四周的空军友人（罗尔萨、波登绍兹、飞行训练学校教官阿尔弗雷德·凯勒等人）视作顾问团，令耶匈尼克工作格外地困难，加上该人是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对于后者的决定与观点几乎不以自己空军参谋长的专业眼光审视，亦为日后德国空军失败的原因之一。戈林另一项重大人事任命是把乌德特拉拢过来制衡米尔希，于1936年初任命其为战斗机与俯冲轰炸机总监，4个月后又让他担任了“空军技术处”处长，负责新型飞机的开发与采购。这道任命很大程度上是不适任的。乌德特的教育背景、资质与性格不具有担任如此高阶职务的能力，却要直接负责手下超过26个部门，不仅使原先尚属效率颇高的德国空军流于官僚化，在诸多机种的生产和研发工作上也出现重大疏失。

总体来说，戈林对于德国空军初期的快速发展可说是有益的，但长远来看却是灾难性的。戈林的精神框架仍局限于一次大战的战斗机飞行员经历，他在补给、后勤、战略、飞机性能、技术与工程等诸多领域（换句话说就是建设空军的全部核心因素）几乎可说是无知的，但他又因为与希特勒密切的政治关系而不会被撤换，致使德国空军在进入战争的考验时暴露出一连串领导层的缺失，这方面戈林有很大的责任。

戈林在德国经济面上也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其权力与影响之大而被人称为德国的“经济沙皇”。1936年8月时，希特勒为未来的战争作准备，拟出了“四年计划”，于同年9月9日的纽伦堡党大会上发表。计划主旨为德军必须有在四年内发动战争的能力，德国经济必须能予以支持，而戈林即在1936年10月被任命为本计划之总负责人。

戈林主导的战略以提高资源自给率和军需供应为主，这使得国家债务大幅增加、国民生活水准增长率减半、转向战时经济体制。四年计划中，戈林与法本公司执行长——卡尔·克劳希关系最为紧密，计划资金约有三分之二由法本公司相关人员所分配。由于德国当时的钢铁生产深受铁矿石产量不足所困扰，因此出现了反对四年计划、希望自外部大量进口铁矿石的声音，为此，戈林在1937年6月16日宣布将开采国内铁矿石，并将以此为基础，建设成套的钢铁生产体系。7月15日，政府拨下了资金500万马克，于萨尔茨吉特一地建造了“赫尔曼·戈林矿产-制钢工厂”，戈林也与德国大型钢铁企业，如联合制钢等公司达成合作共识。

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期间，戈林还取代了亚尔马·沙赫特，担任德国经济部长，使经济部成为四年计划的执行机关。1938年2月，在资助更多资金后，“赫尔曼·戈林矿业-制钢工厂”成为了德国仅次于法本公司和联合制钢的最大企业，同年7月时更扩建为“赫尔曼·戈林国家工厂”，成了一家集矿业、制铁、武器、机械、内陆水运等部门的工业巨头。

1934年，德国陆军最高层的几位将领，由左至右：第1集团军群总司令格特·冯·伦德斯特、陆军总司令沃尔纳·冯·弗里希和国防部长沃尔纳·冯·布隆堡。

长久以来，戈林就因为觊觎国防部长的职位而敌视沃尔纳·冯·布隆堡元帅，也一直在暗中找机会破坏其名誉。布隆堡是一位鳏夫，后来与他的年轻女秘书坠入爱河。但布隆堡的对象有他人一直在追求，使其相当烦恼，便与社交上相当活跃的戈林商量此一私事，戈林便以其能力将追求者送到了阿根廷去。不久，布隆堡就和其对象完成了婚事，戈林是证婚人之一。1937年1月21日，有人向柏林陆军总司令部告密布隆堡夫人是一名妓女，致使柏林警察调阅档案，发现布隆堡夫人年轻时曾因为贩卖情色照片而在警察局留有纪录，这对于地位崇高、婚事要求门当户对的德国军人来说是一大丑闻。此资料先传到凯特尔处，后又到了戈林手中，致使戈林逮到机会向希特勒要求将布隆堡免职。他向希特勒的副官说道：“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将使那家伙彻底完蛋！”最终布隆堡自行请辞了国防部长职务，戈林成功将他的对手除去。

戈林在1937年结束时对出任此职抱有强烈的希望，但在他之前还有陆军总司令沃尔纳·冯·弗里希挡在前面，为其权力争夺的大敌，且该人和布隆堡一样，认为戈林指挥下的空军在战争中不会有实质的作用，遂为戈林所怨恨，找机会将他除去。适逢盖世太保从一位诈欺犯口中得知弗里希为同性恋（这在保守的德国军官团中是无法容忍的），戈林在处理布隆堡事件的同时，也将同性恋丑闻一事要求希特勒处理。希特勒要弗里希辞职，而弗里希则要求召开荣誉法庭处理，戈林则变成弗里奇的主要指控人。虽然法庭最终恢复了弗里希的名誉，但希特勒已决定另外任命他人继任，而弗里希已失去继续担任高级职位的机会。不过对于戈林希望兼任陆空两军总司令的要求，希特勒相当干脆地回绝了。他最终任命了瓦尔特·冯·布劳希奇为陆军总司令。

为了安抚戈林的失落，希特勒于1938年2月4日把布隆堡的军衔——元帅授给了他，并在隔天才宣布由希特勒自己继任布隆堡原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

戈林反应灵活、幽默和颇具贵族气息的兴趣，总使他在外交活动上无往不利，某种程度上甚至比生性激进的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还要受欢迎。在战前，戈林与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英国哈利法克斯伯爵、驻德大使尼维尔·韩德森爵士之间的私人关系都还不错，并与意大利领导人墨索里尼谈判和直接主导了德奥合并事务、促成德军介入西班牙内战和解决捷克的苏台德问题，此外，戈林也奉行促成英德联盟的主张，甚至多次私下曾说过“德国不愿看到英国被削弱”、“必要时将会予以援助的”一类发言，尽管最终两国还是走向战争。

1936年7月，西班牙爆发内战，分作叛军“国民军派”与政府军“共和派”两势力。其中，国民军的佛朗西斯哥·佛朗哥将军向德国求助，尤其是空中兵力方面。布隆堡、希特勒和戈林在会议上基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因素，决定介入其内战、协助国民军。西班牙的战事给了戈林可以绕开外交部和经济部、增强影响力的机会。戈林主张部署大规模德国空军部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试验机会。之后，因为德国空军远征部队“兀鹰集团军”受佛朗哥将军指示而轰炸了格尔尼卡，导致戈林的声誉到严重影响。国际上的左翼团体将此轰炸比为典型的纳粹恐怖事件，而戈林原本和英国之间尚算良好的关系也受到重创。他因此不得参加1937年5月乔治六世国王的加冕典礼（后来国防部长布隆堡代表出席）。

戈林身为四年计划总负责人，深为德国资源不足所烦恼，因而积极推动和奥地利合并的计划。奥国的施蒂利亚州盛产铁矿，也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工。希特勒也表示支持。1938年2月12日，戈林与奥国总理库尔特·许士尼格会面，表示若非和平统一，将会动武入侵奥国。后来奥国因而容许纳粹党合法存在，并预计于3月举行关于合并议题的公投。然而希特勒不愿公投，戈林因而打电话给奥国总统威廉·米克拉斯，要他换下许士尼格，并终止公投行动，否则德军将武装入侵，奥国内部的纳粹党份子也将引发暴乱。米克拉斯接受了戈林的要求，许士尼格于3月11日被免职，公投也跟着被取消。第二天早上5点半，德军开进奥地利城内，路上毫无抵抗。德奥合并完成后，戈林继续执行另一项重要任务：接待外国宾客，有技巧地宣传德国的军事实力。戈林巧妙地安排英法代表团观看德军当时最先进的战机与优秀的飞行员，而对一些内在的缺点则尽量隐瞒，同时也多次声明德国不要战争，只是必须保护自己。戈林的作法颇有成效，外国访客多为他的态度诚恳和德国的军备“强大”而留下深刻印象，尤其对法国起的作用特别大，进而连带影响了英国的判断。美国飞行员查尔斯·林白也对德国空军深表敬畏，他接受了戈林授予的带星“德意志鹰勋章”，并在回国后成为宣传孤立主义、避免美国与德国爆发战争的重要人物。

奥地利之后，希特勒急于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戈林便在私人外交场合上测试英法的态度，还力促匈牙利煽动捷克内部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制造暴动、透过经济手段压迫捷克。在局势逐渐紧张时，英法寄望戈林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戈林也因而应韩德森与法国驻德大使安德列·法朗斯瓦-朋西的要求去劝希特勒信守谈判内容，却因而遭到希特勒的白眼，随后被贴上中间派的标签而遭到冷落。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于柏林总理府接见捷克总统埃米尔·哈查，威胁后者德军将开进捷国，不得抵抗，戈林也帮腔德国空军会轰炸布拉格，导致哈查一度心脏病发，后被戈林带来的药剂救活。哈查后电告布拉格方面，希特勒成功夺占了捷克全国领土。然而希特勒驱车前往布拉格时，陪伴的不是戈林，而是里宾特洛甫。1939年5月22日，德意签署《钢铁条约》，戈林同样被冷落。

1939年下半，欧陆再度战云密布，有一位和戈林交情不错的瑞典商人比洛·达鲁斯想透过非官方的方式来阻止战争。达鲁斯认为纳粹政府并未理解英国与波兰结盟的意义，他想透过戈林这一管道和希特勒接触与交涉，尽管他直到战争爆发后几天都作为中间人而来回奔波于英德之间、一再尝试让戈林访英、会面英国驻德大使商讨等等，但一方面戈林无法影响希特勒的抉择，一方面又对此事显得不感兴趣，最终仍未能阻止战争。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同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对德波局势的演说，并正式宣布戈林为其接班人。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戈林向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说道：“我希望你现在感到满意，你已经要到了你那该死的战争。”

德军对波兰的战事势如破竹，一个月内即摧毁了其武装部队，并轰炸了首都华沙。尽管戈林在许多场合装腔作势，发表许多好战与夸张的言论，在另一方面也不时流露出对于这场战争的厌恶，这使其与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哈尔德、埃尔温·隆美尔等职业军官之间相互蔑视。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提供的资料，戈林在德军打败波兰后的几个月“假战”中，曾秘密保持着几条和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联络的管道，也透过了驻墨西哥的代理人——乔吉姆·赫茨莱特，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特使进行过几次会谈，力促达成英国与德国之间的和平。除了公开宣称或私下与其协商的动作，戈林甚至还向英国人暗示，他本人愿意自希特勒那里接管德国的实权，他也将停止对犹太人的迫害、德军将撤出波兰“非德国领土”、希特勒也会变成类似“总统”的角色。不过，戈林这些外交上的努力被英方所拒，后者明确表示，除非收到希特勒政府保证不再进一步侵略，他们才会谈判。外长哈里法克斯勋爵则冷淡地暗示，他们希望能发生重大的内部变动。

1940年春季，德军打破假战、发动西线攻势。德国空军的空降猎兵很快地摧毁了比利时的埃本-埃美尔要塞、并空降至荷兰夺取战略据点，地面部队也受其支援、快速挺进。总体来说，德国空军在西线战斗中发挥了至关的作用。然而就在英法军队被德军围困于敦克尔克时，戈林视其为空军立功的绝佳机会，他向希特勒保证“单凭空军即可将敌军歼灭”，而希特勒可能是出于保护即将用于攻打巴黎的装甲部队等原因（有许多说法，参见敦刻尔克战役一条目），同意由空军进行该任务，戈林甚至还建议装甲部队撤远一点，以免被飞机投下的炸弹所伤。米尔希、凯塞林、约德尔都对此反对，甚至当陆军将领通知里希特霍芬其坦克停止前进时，后者还打电话到耶匈尼克去要求将命令取消“坦克若不再前进，英国人就要逃走了。没人真的相信我们可以从空中阻止他们！”耶匈尼克应道：“你错了，铁人（指戈林）相信它（德国空军）可以！”最终，德国空军仍无法歼灭盟军部队，共有338,226名盟军借由海路撤退至英国本土，仅俘虏了40,000名法军。敦克尔克之战不单是德国空军威望的一次重挫，也被认为是戈林在战争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

虽然英国尚未投降，但希特勒已为西线战役的成功而庆祝，他于7月19日将戈林晋升为特别设置的军衔——“国家元帅”，超过了过去德国历史上最高阶的“元帅”军衔，同时授以“大十字勋章”，该勋章和军衔在二战中仅戈林拥有。除了戈林外，空军的凯塞林、米尔希、施佩勒三位空军将领也都被晋升为元帅。

1940年7月16日，希特勒命令德军即将展开对英国本土的作战，必要时占领其全国。但戈林本人则从希特勒那里得知打算透过外交恫吓的方式促成和平，因此戈林并未要求空军参谋部认真制定作战计划。戈林在亚洲号列车上向空军将领们作战会议时，他说道：“英国已经在敦克尔克筋疲力竭了”，之后受到了米尔希的反驳：“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国家元帅阁下，只要给英国三周的时间，他们就能卷土重来！”尽管戈林首先当下的是拒绝此意见，但会议中又为其所说服。受到戈林的极力吹嘘影响，希特勒决定自空中发动毁灭英国的作战。戈林本人是空权主义者，对于意大利朱利欧·杜黑提出的《空权论》，即单凭空中武力即可赢得战争的想法深信不疑，也因此他相信德国空军可以独自击败英国。但另一方面，戈林还保持着一次大战的空战观念，轻视雷达与机群长距离作战造成的诸多问题，使德国空军承受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

直至8月下旬，戈林一直轰炸英国机场与港口，望以此令英国屈服。然而8月25日，德国柏林受到英军轰炸机的攻击，希特勒因而震怒，要戈林对伦敦发动规模数倍的报复性攻击。戈林对此命令感到困窘，他向希特勒表示对伦敦的轰炸前提是必须瓦解其破坏机场，希望将轰炸目标转为伦敦周围的军事设施，但后者基于政治与复仇的理由，坚持对伦敦本身进行轰炸。戈林请求希特勒再度考虑，说道：“这个作法对荷兰人可行，但对英国人没辙。”、“即使攻击伦敦也无法令英国人屈服。”但希特勒依旧故我。德军对伦敦的攻击就此使不列颠战役的结果扭转，德国空军的损失开始攀升，战况变得更为不利，适宜进行两栖登陆的季节也逐渐过去，1940年9月17日，希特勒下令将进攻英国本土的“海狮作战”无限期推延，准备向东方的苏联进攻，对英国则持续施以战略轰炸到1941年5月。

不列颠战役的失败对戈林的威望是一次打击，不仅是空军的实力消耗了许多，戈林的侄子彼得（Peter）也在10月13日阵亡。德国空军在此战中暴露了许多严重的军备生产问题，飞机产量时好时坏、长远的研究与发展计划被草率取消，后来在苏德战争中更成德国空军的致命弱点。为解决对英战争，除了空中轰炸外，德军亦进行海上的破交战，派出巡洋舰与潜艇在海上攻击同盟国商船。然而因为戈林对德国海军抱有相当的敌意，在许多方面上采取不合作或几近妨碍的态度，两军种的协调能力很差、也缺乏鱼雷轰炸机。对于海军想建设海军航空兵的主张，戈林明确地表示：“任何会飞的东西都由我来管！”在1941年2月4日，德国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对希特勒抱怨英军轰炸机持续攻击北部沿海而无受损失，后者因此将第40轰炸机联队交给德国海军指挥。戈林闻讯后极为愤怒，他向海军潜艇司令的邓尼兹骂道：“你可以搞清楚一件事，只要我还活着，或说我还没辞职之前，你们的雷德尔元帅休想得到一支海军航空兵！”另外还补充道即使是邓尼兹控制了该单位，他也不会让其获得任何长程飞机的补充。正因如此，后来德国海军在大西洋战役时，潜艇总是饱受无侦察机可用的困扰。

尽管戈林反对侵略苏联、多次以拿破仑入侵俄国的故事企图说服希特勒，但均未奏效，也不敢直接反驳后者，仅私下向手下参谋军官约瑟夫·卡姆胡柏抱怨。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发动“巴巴罗萨作战”入侵苏联，苏德战争正式爆发。戈林的空军同样势如破竹地攻击苏联空军，摧毁了大量飞机。戈林在幅员逐渐扩大的德军占领地掠夺著苏联的资源、榨取乌克兰的粮食、向希特勒建言将波罗地海地区并入德国（以供狩猎用）、还曾在指挥部说过德国空军可以轰炸苏联城市，好降低斯拉夫人的人口。

1941年9月起，苏军抵抗转为强烈，俄国战场天气也开始转为寒冬。尽管德军仍克难地往俄国腹地深入，但空军后方已呈混乱状态，对开战时间的估计错误使德军只有各种不适宜的管理计划来维持当前战争之所需（参见纳粹德国空军条目的“疏忽与失败”章节）。戈林本人也只关心作战的飞行员、对于地勤人员不放心力，后方作业都丢给了行政能力较差的飞行员处理，其中最为著名者即戈林的一战老友乌德特。在战争逐渐长期化后，身为管理飞机生产的乌德特业务逐渐增多，加之体制凌乱且非其所长，后更成了希特勒和戈林转嫁对德国空军不满的出气筒，最终心理压力不戡负荷而于1941年11月17日举枪自尽，死前还留下“铁人（戈林的绰号），你抛弃了我”的遗言。

1941年12月，莫斯科前线的德军遭苏军大规模反击，不得不后撤重整战线。1942年中，德军发起以南俄高加索一带的油田为目标的夏季攻势。在挺进的过程中，希特勒的目标逐渐自油田转向伏尔加河畔的城市——斯大林格勒，大量投入军队去夺战此城，但1942年11月，德军第6集团军被苏军发动的“天王星作战”而受到包围。在希特勒决定第6集团军是要突围还是固守时，戈林向他保证可由空军对第6集团军进行每天300吨的空运补给，希特勒因而下令德军就地固守斯大林格勒，但实际上德国空军根本办不到补给整支集团军的任务，最好的状态下一天也才成功投送约120吨的物资。原第6集团军共285,000人的大军仅剩91,000人存活，集团军长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元帅在德军于东战场受挫的同时，其他战区局势也逐渐倾向盟军。北非战场上，埃尔温·隆美尔元帅的非洲军部队深受补给不足之困扰，戈林再度保证运补资源却又食言，深为隆美尔所痛恨。西线的美国和英国的轰炸机部队实力也正逐渐增强，开始选择德国指定目标执行作战。1942年2月13日，英美联军对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约数十万人伤亡。5月30日，英美联军发起了首次对科隆的千机大轰炸。1943年7月24日，汉堡市遭到毁灭性轰炸。德国空军不仅无法阻止英美轰炸机将德国一座座城市化为废墟，还一再损失难以取代和补充的机组人员，同时由于盟军对德国炼油厂和铁路通信等地的攻击，持续削弱了德国战争机器的力量，戈林的声望因而逐渐滑落、饱受德国平民的指责，也与战斗机总监阿道夫·加兰德的关系严重恶化。1943年8月18日，戈林的另一位同僚——出任空军参谋长达四年之久的耶匈尼克将军自杀身亡，留下“我再也无法与国家元帅共事了！”的遗言。

军事面外，戈林在政治与权力上也逐渐被边缘化。自1942年起，阿尔伯特·斯佩尔被希特勒任命为军备部长，与戈林的职权有所重叠，导致后者权力遭到削弱；1941年独自飞往英国谋和的德国副元首赫斯的继任者——马丁·鲍曼也是戈林政治权力的竞争对手，在戈林处于低潮时常在希特勒耳边加以中伤，进而影响了希特勒对戈林的评价。尽管戈林仍为四年计划总负责人和空军总司令，但希特勒在军事会议上也不再要戈林出席。由于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无所事事的戈林开始大多数的时间都待在他数量众多的私人别墅中，指挥部队去占领区掠夺他国财产，或用国库公款去搜刮美术品，也常以“身体欠佳”为由隐退会议，对于德国逐以恶化的局势采放任与逃避态度。

1945年4月20日，戈林出席了希特勒在柏林举行的生日会，离别后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从此他再也未见过希特勒。

1945年4月23日，逃出元首地堡的德国空军参谋长——卡尔·科勒航空兵上将，带来了约德尔的口信给人在萨尔茨堡别墅的戈林，表示“元首意志坚决……与盟军谈判的事务宜由戈林进行。”科勒也对其怂恿：“是时候该行动了，国家元帅阁下。”然而，戈林怀疑此口信出自于政治仇敌鲍曼所设的陷阱。戈林因此想先确认希特勒是否同意将指挥权转让给自己，于是找来了总理府秘书长汉斯·兰马斯，询问希特勒在1941年6月29日公布的继承法有效性。

兰马斯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迷惑的戈林于是向柏林的元首地堡拍发了下述电报：

我的元首。请问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于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马上接管国家的全部指挥权，代表您在国内充分自由地采取行动？如果今晚10点半还没有听到您的回音，我将认为您已失去行动自由，并认为执行您的命令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国家与人民的最高利益采取行动。您知道在此危急时刻，我对您的感情已非言语所能表达。愿上帝保佑您，使您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来此。

——您忠实的赫尔曼·戈林

接到这封电报的马丁·鲍曼煽动希特勒“戈林有叛变的意图”，后者怒不可遏，下令将戈林逮捕、开除党籍、关押到别墅里。另一方面，此时的戈林正与同样躲到别墅的元首办公厅主任菲力普·鲍赫勒草拟给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艾森豪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亲笔信，忙得不可开交。4月23日下午9点，收到鲍曼发出的命令电报后，伯尔尼哈德·法兰克党卫队中校率领贝希特斯加登的党卫队士兵包围了戈林一行人所在的别墅，戈林的家人、随从与部下都被监禁。然而在4月25日，萨尔茨堡受到盟军空袭，戈林的别墅与贝希特斯加登的设施都被烧毁，故戈林一行人改迁至山腰的防空洞里避难，党卫队将戈林与其家人分离，连交谈都被禁止。戈林找来法兰克，希望他能向希特勒传达自己愿遭枪决、请放过他的家人与随从的要求。戈林向党卫队表示，贝希特斯加登已不宜久留，不如转往奥地利的毛特多夫堡（戈林小时候曾在这里住过教父的城堡），获准后，戈林家人和随从们同党卫队的车队往毛特多夫堡前进。途中听到了汉堡电台发布的消息：“赫尔曼·戈林国家元帅心脏病发作，状况危险，因此他已向元首辞去空军总司令职务。元首接受其辞职后，任命空军大将罗伯特·冯·格莱姆为空军总司令，同时也晋升为空军元帅。”

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他在遗嘱中写道，戈林被解除职务的同时，也不再具备其接班人资格，改由海军元帅卡尔·邓尼兹继任（职位为联邦大总统，而非元首），同时也再度痛斥戈林“德国空军之所以失败，完全是戈林的责任。”当天，党卫队司法参谋之一的恩斯特·布劳塞上校给戈林过目鲍曼的电报，内容写道“若国家要灭亡，必须立刻处决掉4月23日的叛徒。”戈林愤恨地说道：“又是鲍曼搞的鬼！”。5月1日，人在毛特多夫堡、透过无线电广播得知希特勒死讯的戈林向埃米说道：“希特勒死了啊……我已经无法告诉他到最后一刻我还是对他忠诚的……”当天，布劳塞打电话给德国南方战区总司令凯塞林，请示是否该处决戈林。凯塞林建议别这么做，但也不想就这样放他走，于是把这问题丢给了邓尼兹，后者并未回复。最终，凯塞林于5月6日决定解除了戈林的监禁，将他交给德国空军。同日，戈林向人在弗伦斯堡的邓尼兹拍发电报，表示“听说您要派遣约德尔去和艾森豪威尔谈判？比起他，我更能胜任‘元帅对元帅’的谈判，使德国获得更有荣誉的和平。”但这通电报被邓尼兹所无视，戈林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虽然未得到邓尼兹的许可，戈林依然想促成他的元帅会谈。5月7日，戈林转移到滨湖采尔附近的弗希霍恩（Fischhorn），派遣空军上校的副官为美军的特使，身负要交给艾森豪的戈林会谈要求信，以及一封要交给当地的美军部队司令，请求后者可以保护自己（戈林）不被党卫队及盖世太保所害的信件。但是副官在那里等了许久都不见美军的踪影，不耐烦的戈林便驱车出发去和美军接触。不久，美军抵达了滨湖采尔，于雷德斯塔特附近的山路中找到因为难民而被交通阻塞、动弹不得的戈林，随即将其逮捕。

起初，美军给戈林享有VIP般的特别待遇，不仅允许其暂时回滨湖采尔，还可与美军准将罗伯特·斯塔克共享晚宴。隔天，戈林被带到基茨比厄尔的美军第7集团军司令部，美军陆军航空军将领卡尔·史帕兹上将前来向他致意，开了香槟酒招待他，为他们在天空的英勇、果敢而干杯，晚上还为其举办欢迎宴会。艾森豪威尔闻讯后大发雷霆，下令对戈林以一般战俘的身份处置，此后戈林的生活便转为严峻。第7集团军司令部立即向戈林没收了元帅杖、所有的勋章和钻石戒指，之后将他送到美国人称“垃圾箱”的蒙道夫战俘营。

戈林知道艾森豪威尔的态度冷淡后感到很失望，“元帅会谈”已不可能了。美军已在奥格斯堡对戈林做初步的讯问，一位情报军官描述戈林：“与谣传的相反，戈林远未到精神错乱的程度，事实上，他应算作一个非常精明的家伙、一个杰出的演员、老奸巨猾，他总是将自己的想法有所保留，以便日后可以拿来讨价还价。”5月21日，戈林被关进卢森堡孟多罗夫的公园饭店的一个房间，在那里过了四个月的时间。之后该地又关进了邓尼兹、凯特尔、里宾特洛甫、施佩尔、凯塞林、弗朗茨·冯·帕彭、亚尔马·沙赫特、罗森堡、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等人。

由于一天内接受长达6小时的盘问、简素的饮食和禁服吗啡等因素，戈林的体重一口气从127公斤，瘦到约91公斤。令戈林自吗啡中毒中解脱的是美军精神科医师——道格拉斯·凯利少校，据后者所言，戈林并非真正吗啡重度上瘾者，只是有服用的习惯，疼痛很容易用温和的镇静剂就消除。在此期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为审判含戈林在内的纳粹德国党政军领袖，迅速制定了溯及法《伦敦宪章》，规范了犯罪的定义、法庭结构、诉讼流程、惩罚等。随后，美国提议在美军占领的纽伦堡进行审判，而苏联则提议在自军占领的柏林进行，最终美国的提议得到英法两国的支持，以三比一意见决议于纽伦堡开庭。

1946年10月15日，在行刑前一天夜晚，戈林服毒自杀身亡。

戈林这个人尤如一个谜，他身上有着许多英雄和恶棍的本质，是一位融合诸多矛盾的人物，他既懒散又充满冲劲、既清楚现实又怀着浪漫之情、既残忍又和蔼可亲、既怯懦又勇敢、既文雅又粗鲁、同时有着精明、自负、幽默、冷酷等诸多特质，令人揶揄与厌恶。（马修·库珀评）

尽管戈林在表面上看起来奢华无度、古怪荒诞、妄想自大到有时候甚至像个小丑，但实际上他能干又机敏狡猾。他的缺点在二战期间影响深远，也是最终导致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罗杰·曼斐尔评）

戈林温文尔雅、精明干练、足智多谋，他很快就能看清状况，因而自信心越来越强，手段也越来越高明。戈林实实在在地主宰了整个诉讼的过程，而了不起的是，他在走上证人席之前根本没有公开讲过一句话，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显而易见，被告席上坐着一个也许具有邪恶本质，却十分出众的枭雄。（英国纽伦堡主审法官诺曼·博凯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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