睦南道，原英租界名称南纬二十六路，后更名为镇南道，解放后属天津第10区，现为和平区。睦南道东起马场道，西至西康路，全长2.08公里。它在五大道中规模仅次于马场道。道路两旁绿树掩映着风格各异的小洋楼，漫步其间，使人感到路、房、树的空间尺度恰到好处。

五大道，睦南花园，幽静，有人说，漫步在天津的“五大道”上，能穿越时空去品味厚重的历史。这话不假。那些充满欧陆风情的小洋楼，仿佛是历史老人娓娓述说着一段段古老的故事，浪漫的情怀，如诗如画。在五大道之一的睦南道上，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在寂静的睦南道上，睦南公园南面的绿荫丛中有一幢英国庭院式小楼，这便是著名“邯郸起义”将领高树勋故居，高树勋是河北盐山人。家境贫穷，18岁进冯玉祥部队当兵。由于他为人正直，作战勇敢，一步步由普通士兵升至战区副司令。1948年10月30日，他率部队举行了震惊中外的“邯郸起义”，促进了全国的早日解放。建国后，他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副省长。其故居设计独特，楼东侧中间为凸形半圆形玻璃窗。清水砖墙，暗红瓦顶，木质阳台，院落宽敞，浓荫蔽日。

过了桂林路，在交叉口处的睦南道74号，有四栋占地面积相等，建筑风格完全一样的小洋楼。这四座别墅仿佛春风中四位亭亭玉立的少女。这里的主人是实业家李希明。之所以建筑4座一模一样的别墅，是李希明要分别留给四个儿女的财产。

这所洋楼是李希明在1937年亲自聘请奥地利建筑师盖苓设计建造的。说起盖苓，他跟天津有着很深的渊源。1884年7月，盖苓出生在风景如画的奥地利。盖苓一家自1922年来到天津后，一住就是30余年。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了，盖苓在天津设计建造了约250座楼宇，其中坐落在马场道的香港大楼、坐落在重庆道上的民园大楼等著名建筑都出自盖苓之手。

睦南道上的别墅不仅住有中国人，外国人也是这里的常客。睦南道靠近河北路的地方，一座看似很平常的小洋楼里就曾住着一个不平常的英国人。他就是开滦煤矿英方总代理——纳森。

说起纳森，不由得引起我们的回忆。英国人入侵中国后，大肆掠夺中国的煤矿、钢铁等自然资源。开滦矿务局是当时英方在中国最大的矿务局。1938年，纳森代表英国矿方在唐山各矿实行“井下记工制度”，引起了矿工们的强烈不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赵各庄为首的唐山五大矿区，砸了井下牌子房，联合举行了为期50天的大罢工。纳森在工人们的压力下，被迫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但在罢工之后的第三天，他又和日本人签订了由日本人接管煤矿的“包销权”，由此日本人全面进入开滦矿区，并对罢工的领袖们进行抓捕。使矿工们被迫拿起武器，离家出走，走上抗日武装斗争的道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滦五矿大罢工和冀东大暴动。

走过河北路，有一座典型的英国式的庭院，这里曾住着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先生。张学铭故居位于睦南道50号，建于1925年。张学铭1931年任天津市公安局长，后任天津市市长。建国后，任天津人民公园主任、市政工程局副局长、民革天津副主委、全国政协委员。该楼为前后两幢，分为主楼、后楼。外墙为紫红色机砖，大筒瓦多坡顶。整体风格简约自然，比例均衡，落落大方。

在新华路和睦南道的交口处，还有一座引人注目的住宅，那就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的旧居。徐世昌，出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城曹营街寓所（今河南省卫辉市）。1918年当选国民政府大总统，1922年被直系军阀赶下台，下野后回到天津，在这所房子里居住了17年。为了表示解甲归田和对国事的厌倦。在宅内设一匾牌，取名为：“退耕堂”。抗战期间，日伪官员纷纷劝说徐世昌，让他东山再起，做华北地区的领袖。徐世昌决心退出军政舞台，闭门不见，直到1939年6月5日病死在天津，享年85岁。

此外，睦南道上还有中国近代外交家颜惠庆旧居，天津八大家“李善人”的后代李叔福旧居，等等。每一个建筑都蕴藏着一段故事，都记述着时代的风雨和历史的变迁。

人不见古时月，古时明月照今人。一个时代已离我们远去，然而这些建筑至今仍保存完好。它们是沉静而又鲜活的历史雕塑，今天的人们从中可以读到一般史书无法记载的内容，如果细细品味，将是别有情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