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天津的豪门巨富有“八大家”之称，至于这“八家”究竟是哪八家，随着年代的推移，也有着不同的说法。但从这些升沉嬗变，也可以反映出天津近代社会经济演变的历史面貌。

实际上，八大家成为泛指天津地方富户豪门的一种通称。八大家的兴衰演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天津的社会面貌，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一定的影响。

天津八大家的形成，与明末清初天津的海运、粮业、盐务的发展具有直接关系。早在元、明两代，天津就成为漕粮北运的枢纽，并由此形成为华北、东北的粮食集散地。到了清代，海运和粮食贩运业都有所发展，天津的经济地位也日显重要。明万历年间，在盐务上实行“纲法”，将宋代以来的商人凭盐引销盐的制度，改为盐商垄断的引岸专卖制度，并准许世袭经营。清初，又将长芦盐运使署从沧州移来天津，从而天津又成为长芦盐纲(芦纲公所)的基地。因此，在天津，海运、粮食及盐务，就成为富商巨贾聚敛财富的主要手段。

从清初特别是所谓康乾盛世以来，以盐务起家的富户，在社会上的声势日益显赫。如盐商张霖，发家后在北京和天津都建造了豪华的宅邸和园林。盐商安麓村以积聚的大量财富，收买了许多珍贵的书画，成为大收藏家，并著有《墨缘汇观》。盐商查日乾，在天津城西北建造了著名园林水西庄，乾隆皇帝南巡过津时，曾数次到水西庄饮宴，由此可见盐商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

乾隆、嘉庆年间，在天津已经知名的大家族，还有承办盐务的“东门里权家”、“南斜街高家”、“只家胡同董家”，从事海运业的“海下高家”、“东门外韩家”，粮商兼大地主的“杨柳青镇石家”，等等。富户豪门在社会上竭力扩大自己的影响，于是便逐渐形成“十大家”、“八大家”的说法，并在群众中传播开来。

相传从咸丰初年(1851年以后)开始，流传着一个有关八大家的口诀：韩、高、石、刘、穆，黄、杨、益照临。口诀的流行，说明他们这些家族在当时已成为社会上公认的八大家了。在各大家族姓氏之前，群众习惯地冠以堂名字号或居住地点，也就是：天成号韩家、益德裕高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正兴德穆家、振德黄家、长源杨家、益照临张家。八大家之中，其发家主要依赖于盐务的有四家(高、黄、杨、张)，粮业的三家(石、刘、穆)，海运业的一家(韩)；其中身兼大地主的二家(石、刘)，其他家族在发家后亦有广置田产成为大地主者(如穆、杨、张等)。这些家族在财产膨胀之后，又根据自身的财势，广泛投资于其他方面，比较集中的行业是典当、粮食、银钱号、绸布、杂货等。如天成号韩家，除养海船数十艘外，还贩运粮食，开设当铺，长源杨家除包四个县的盐引外，把势力集中于典当业，在天津及外埠开设了二三十座当铺；穆家经营粮行发家后，主要以开设正兴德茶庄而著称，虽也接办过盐引，但在盐务上没有多大的发展。

八大家中声势最为煊赫的是益照临张家。创业人张锦文，早年曾在天津大盐商查家任管事，时查家已趋衰落，张为之排忧解难，出力不小，后查家资助其接办盐引，因而致富，成为天津的大绅商。

口诀中所列的八个家族，在咸丰、同治年间财势显荣，处于鼎盛时期，其后有的便开始败落(如益德裕高家)。同时，新的豪富又不断形成，特别是李善人家，及“益德王家”，承包盐引发家，异军突起，声势不在八大家之下。崛起的家族取代了衰落的家族，进入八大家之列，但相沿下来的八大家称谓却仍维持未变。其中明确地去掉哪些家，递补哪些家，说法各异。关于补进的家族，社会比较公认的有：李善人家、益德王家、乡祠卞家、高台阶华家。这样，前后期的八大家就有所不同了。

民国以后，社会上又流行有“新八大家”之说，如“元隆孙家”、“敦庆隆纪家”、“同益兴范家”、“瑞兴益金家”等等。有的按行业区分，如“钱业八大家”、“棉布业八大家”、“电料业八大家”，等等。有的甚至把买办人物也包括了进去。这样，“八大家”的含义就不那么明确了。同时，现代工商业发展迅速，竞争激烈，而被称为“大家”的，其财力又远不如原来八大家雄厚，故新八大家之说难以取得社会的一致公认，后来就不为人们所道及了。

最早在清朝咸丰年间，天津流传着这样的有关“八大家”的歌诀：“韩、高、石、刘、穆，长源、振德、益照临。”

这就是：天成号韩家，益德裕高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正兴德穆家，长源杨家，振德黄家，益照临张家（即海张五）。

这八家的发家，靠盐务的有高、杨、黄、张四家，靠粮业的有石、刘、穆三家，靠海船业的有韩家。这说明当时的天津已成为长芦盐业的基地，漕粮转运的枢纽，海上运输的口岸。由于盐行的专利，粮行的垄断，海船的独占，再加上官商勾结，这就有可能出现“八大家”新暴发户。

天津估衣街上的老八大家，就剩下穆家的正兴德茶叶庄，其余的七家，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说起这天津卫民族资本家的巨富，那就得数社会公认的“八大家”：韩、高、石、刘、穆、黄、杨、益照临。这是从咸丰初年(1851年)开始，天津城里流传的一个民谣。具体指的是：

“天成号韩家”（海运业）

“益德裕高家”（盐务）

“杨柳青石家”（明代时起便以漕运粮食为业）

“土城刘家” （粮食业）

“正兴德穆家”（茶叶业、粮食业起家）

“振德黄家” （盐务）

“长源杨家” （盐务）

“益照临张家”（盐务、钱庄）

到了同治、光绪以后，老“八大家”中有的已经败落，为新崛起的豪富所替代，社会上又出现了新的顺口溜。“财势大，数卞家，东韩西穆也数他。振德黄，益德王，益照临家长源杨。高台阶，华家门，冰窑胡同李善人。”

这里一共提出了卞、韩、穆、黄、王、张、杨、华、李九家。新增的四家，卞家是靠进口纱布起家，王家是以开钱庄起家，李家虽是盐商，但后来主要也是开钱庄、商号和在开滦、启新等大企业投资并广置房地产，扩大了家业。华家除靠盐务和书法家华世奎出名外，也还经营了油坊、茶叶庄。这都说明天津这时已成为通商口岸兼工商业城市，商业、金融业有了急剧发展。

到二、三十年代，天津的纱布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绸布纱商号赚了大钱，都又投资开办了许多家钱庄、工厂和其他商号，在天津又出现了新的豪富，形成了“新八大家”。他们是金、潘、孙、胡、卞、范、乔、纪八家。即瑞兴益棉纱庄的金桂山、潘耀庭，元隆绸布店孙烺轩、胡树屏，隆顺棉纱庄的卞润吾，同益兴棉纱庄的范竹齐、敦庆隆绸布店的纪慰瞻、乔泽颂。

基本概述

“天津八大家”并不只是豪门巨贾，也不只以财力论英雄，华世奎便是因为名望位列“八大家”

华家祖籍江苏无锡，系当地名门望族，明末由江苏北迁，清康熙三年（1663年）定居天津旧城鼓楼

清咸丰年间，华家接办了河北定兴

华世奎曾任八旗官学教习、内阁中书行走、万寿庆典撰文、文源阁军机章京领班、三品章京会议政务处帮提调、政编查馆行走、政治官报局局长等要职。但华世奎在天津出名，更在于他写得一手好字。

华世奎自幼习书法，其父华承彦科场不利，而对其子便寄予厚望。华世奎从四岁起便每日读书习字，练字时其父要求非常严格，偶见华世奎稍有懈怠，就拿烟袋锅往脑袋上敲。为了给华世奎校正执笔，其父还独出心裁地在他笔杆上放一个铜钱，写字时只要笔杆稍微倾斜，铜钱就会从笔杆顶头掉落下来。据说，华世奎后来可在笔杆上放10个铜钱，仍能运笔自如。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华世奎因华世奎也因字而日进斗金。

一匾两题

天津劝业场东门里，自打宣统逊位，华世奎就在租界买下一幢构筑别致的小洋楼。

据华家后人华泽咸回忆：求字当日，华世奎正在给弟子董凤桐和自己讲授孙过庭的《书谱》，这时仆人徐升走上楼说：德商买办高星桥劝业场华世奎从不接见求写匾额的客人。但因高星桥在天津势力非同一般，华世奎却也不得不破了这条规矩。

华世奎听罢，心里很不痛快，于是吩咐仆人徐升

比当民国总统强

华世奎任内阁中书行走时，与翰林徐世昌同拜户部尚书祁世长之门。祁世长晚年得一幼子，生前十分喜爱，曾拜托华世奎、徐世昌日后照料。

华世奎民国伪满洲国罗振玉大清国的皇上了，他穿西服

华世奎始终对清廷有深厚的感情，他一生不肯剪发易服，无论家里外头，总是穿长袍马褂，布袜子，两道脸的缎子鞋，脑后拖一条小辫。虽然华世奎一生终于清室，抱残守缺，但是从人品、气节方面，绝不像袁世凯、徐世昌那样胸怀野心，见风使舵，既做清朝旧臣，又当民国总统。更不像郑孝胥、罗振玉之流，为复辟大清基业唆使溥仪认贼作父，投靠日本。因此纵观其宦海沉浮的一生，其人品和鲜明的民族意识还是值得称颂的。

耳聋归乡

华世奎年老患重听（即耳聋）。有一次皇帝召见。华世奎跪拜之处距皇帝甚远，皇帝的问话如何应对发了愁。因此华世奎在听到转天皇上的召见后，便贿赂买通了太监。太监站在华世奎附近，皇上问话，都是由太监小声转告，他再回奏。召见退下来，内衣都湿透了。在封建王朝，回奏出了差错，不知会惹下什么大祸。如果太监转告错了，或自己听错了，那可不得了。伴君如伴虎！华世奎越想越后怕，不如及早辞官回乡吧。于是华世奎就归故里了。

长源杨家

杨家祖籍陕西长安府，明代迁居浙江杭州，任世袭指挥。以后北来天津经商，最初经营银楼等，后来经营盐业，运销河北省武安、涉县、邯郸及磁县等地官盐校董，天津县

杨家的大宅是其当时社会身份地位最好的体现。据史料文献学者李刚介绍，杨家原住天津城西，后买了天后宫嘉庆年间改建住宅，而后转卖给杨家。经扩建修缮，共有房屋约209间，占地面积约643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100平方米，大多按清式营造布局风格。天津解放后，年久失修，后外姓进入私搭乱盖，已经面目全非。1995年修建天津内环线，扩宽老铁桥大街，房屋部分拆除改为马路。

杨家宅院分前后院两部分。前后院标高约差1.5米。前院高，后院低。从前院到后院须下台阶十余级。前院建筑共分北、中及南三组，正厅为较高砖木结构。穿堂门通中院，南北厢房各3间，最后是宗祠院，正房是宗祠楼，上下各3间，楼下供奉佛像及历代排位，楼上存放历代祖宗的影像。南北厅房各3间，北房为佛堂，南房为书房。自宗祠楼后身下台阶十余级即为后院部分。南半部为石砌假山，有两座凉亭和花池等。北半部沿老铁桥大街修建住房，假山对面是朝南一明两暗的过堂屋。

杨家房屋构造多为青砖墙瓦顶，四梁八柱。多采用木花棂支墙窗和花格木门。山墙驳风头有绚丽砖雕。室内多是木隔墙月木花棂平窗，做工精巧，砖雕木雕具有天津民间工艺独具一格的特色。

杨家在宫北共居住七代。杨春农为第三代，杨少农为第四代，经过八国联军、袁世凯壬子兵变、军阀混战及盐务经营亏损，家道渐衰。第六代大部分在国内外接受高中等教育，参加社会工作兄弟姐妹百余人，多已离开宫北老宅。其中事业有成者如：原天津市自来水公司高级统计师杨学仁，原天津市第一医院营养部主任、政协委员杨学儒，原天津市化工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南开区人民代表杨学义，原天津大学建筑系教授杨学智，北京航空航天部空气动力研究室主任杨学项，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杨学谨，《动态分析与测试技术》主编杨学涛，天津市出版局副局长杨学彰，天津新华书店经理杨学端，中建六局局长杨学熙及天津市中医学院内科主任、教授杨学爽等。

王家

益德号王家捐助建南开

王家原籍山西，创业人王益斋精于生意，代为盐商们收购苇席、麻袋，从中获利，还被人称做“麻袋王”。后来，在城西永丰屯一带放印子钱(高利贷)，并开设了益德号钱铺。他善于经营，逐渐跻身“八大家”之列。

王益斋的儿子王奎章很愿意让子弟们读书，以改变门风。看到严修（严范荪）开设家馆、聘请张伯苓教子女读书，把私塾办得有声有色，一向重视子女教育的王奎章立刻抓住时机，礼聘张伯苓来自己的家馆教书，严、王两家的关系也日益密切。

1903年，严范孙被袁世凯提拔为直隶学校司督办，成为直隶地区管辖教育的高级官员。次年六月，严范孙和张伯苓一起，在日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实地考察。严、张二人还结识了多位日本教育家，共同探讨有关学校建设及教科书编纂等问题。严范孙与张伯苓回到天津之后，便雷厉风行地开始了筹备建立新式学校的工作。

1904年八月，严修、张伯苓从日本考察教育归来，他们强烈意识到教育振兴是日本富强的主要原因，要救中国，就必须从教育着手，要办新式教育，就必须建立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等在内的一整套教育体系。此时，严馆、王馆的规模已经无法容纳更多的学生，教学设备和教学方法也不完备，于是严修有了创立中学的想法，但是他还需要更多像张伯苓这样的志同道合者。这时候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便是益德号王家的第三代传人王益孙。

王益孙不仅在商界，在其他各界也结交广泛，祖上传下的家业在他手上日渐兴盛。深受父亲王奎章的影响，王益孙对子女的教育从不放松。比起父亲来，他对新鲜事务的接受能力更强，希望子女和家人能得到更加系统正规的新式教育。接下父亲创办的家馆后，王益孙除继续聘请张伯苓教授家馆外，又聘请一位英国人教英文、一位德国女士教德文，还聘请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教师来教他本人，和他夫人及姨太太们学习。同时他还从国外购买了大量的先进科学仪器，订阅了大量的外文书刊杂志。

王益孙对严修办学的努力早已认同，所以当严修与王益孙会面，说明将严王两馆合并，创办中学的想法时，二人一拍即合。严修十分诚恳地告诉王益孙，创办中学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不足、设备不全。王益孙深深理解严修的不易，当即表示一定尽全力支持。这一年的秋天，严馆与王馆合并，定名为私立中学堂。

私立中学堂的校址选择在严家的私宅偏院，改建费及学校用具由严修捐助，王益孙不仅为学校捐助了理化仪器、书桌、书橱等，还把国外订阅的外文书刊、杂志一起捐助出来。严修与王益孙商议后决定，两家每月各出银100两作为学校的常年经费。但是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到处都捉襟见肘。此时已改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的学校又面临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为了让这株幼苗坚强地生长下去，严修和王益孙商定每月两家各增加出银100两，后来为了给师生联合组织的军乐会购置乐器，两家又各捐银500两。

1904年底，按照严范孙的意见，张伯苓将学校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意。一年后，按照政府的规定，学校名称必须表明它的资金来源和性质，遂又更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堂”。

1906年，学校在天津城西南的“南开洼”建立新校址，严修又开始为筹募经费四处奔波，王益孙这回更是鼎力相助，出银10000两，在他的带动下，天津盐商纷纷慷慨解囊。通过天津各界的共同努力，学校共筹得经费26000余两白银，教室、办公室、宿舍、礼堂等很快建成。

1911年，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饬令把天津客籍学堂和长芦中学堂并入私立第一中学堂。因此，原本拨给这两所学堂的经费也一并拨了过来。由于接受了公款，所以私立第一中学堂改名为公立南开中学堂，一是表明资金来源，二是表明学校所在地。所谓南开，包含着它位于天津城西南的一块洼地的意思。

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时，王奎章游说盐商富户捐地捐物捐款，还一次捐出白银十万两。

天津卫，有富家，估衣街上好繁华。

财势大，数卞家，东韩西穆也数他。

振德黄，益德王，益照临家长源杨。

高台阶，华家门，冰窖胡同李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