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引是宋代以后历代政府发给盐商的食盐运销许可凭证。源于盐钞法。宋庆历八年 (1048年)，兵部员外郎范祥变通盐法，由折中法的交实物改为交钱买盐钞，商人凭盐钞购盐运销，官则用所得之钱收购粮草。由于盐钞发行过多，盐钞法败坏。宰相蔡京于徽宗政和三年 (1113年) 行盐引法。盐引分为长引和短引。长引销外路，短引销本路。严格批缴手续和缴销期限，长引1年，短引1季。限定运销数量和价格。

盐引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复杂货币”，它一身兼具“债”与“仓单”的所有性质与相关的“交易”特征。

盐引有价，因为盐业的买卖与运输，都不能没有盐引。

盐引的用法关键在于如果商户合法贩盐，就必须先向官府购得盐引。每“引”一号，分前后两卷，盖印后从中间分成两份，后卷给商人的，称为“引纸”，前卷存根称为“引根”。

盐业专卖就是国家实行垄断经营。这种做法始于春秋时的齐国，始推行者是管仲，但到秦朝和西汉初年，盐业专卖实际上是废除了。汉武帝想增强国力征服匈奴，于是采用大盐商东郭威阳的意见，从元狩四年（公元前118年）起在全国实行盐业官卖制度。在产盐的28郡和36县设置盐官（均由原来的盐商担任），招募百姓由政府提供“牢盆”（煎盐之锅）等工具制盐，成品盐由政府定价收购、设官贩运，实行专卖。

唐肃宗宝应六年，盐业进行了“改革”，政府把生产和零售权都交给商人，政府只控制批发这一环节。

宋代之后又逐渐形成了“盐引制”，即商人花钱购买盐引。

明代，由于边关缺粮，执行“开中法--盐引代币”∶盐商们需要送运粮食到边关，再从各个封疆大吏的手中换取他们手中的盐引。

清代，盐业成了民营产业，废除了销售地界的限制，招贩行票，只要想贩盐，就可以到盐局纳课，买盐领票，朝廷只掌握盐引的发布量，变相的打破大盐商的垄断。盐商们想要做合法买卖，就必须购买盐引，小贩们想分一杯羹，就必须纳税。

事实上，不同朝代盐引的“引法”并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了财富的集中或者分散。

按明代的“纲盐制”，持有盐引的商人按地区分为10个纲，每纲盐引为20万引，每引折盐300斤，或银六钱四厘，称为“窝本”，另税银三两，公使(运输)银三两。以“圣德超千古，皇风廓九围”命名，未入纲者，无权经营盐业。《明史·盐政议》指出，当时的盐业内资本非常集中，“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这还不算“私盐”的交易额。

要知道，明王朝每年全国的税收总额平均不过“一千万两”。盐引“一本万利”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

明朝时期，如果想要合法贩盐，商人必须先向政府取得盐引。商人凭盐引到盐场支盐，又到指定销盐区卖盐。

盐引引来商屯的明代开中法。

明代鼓励商人输运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给予贩盐专利的制度。又称开中。开中之制系沿袭宋、元制度，但明代多于边地开中，以吸引商人运粮到边防，充实边境军粮储备。

洪武四年(1371)制定中盐例，根据里程远近，一至五石粮食可向政府换取一小引(二百斤)盐引。此例以后随形势变化、米价高低而不断有所变动。开中法大致分为报中、守支、市易三步。报中是盐商按照明政府的招商榜文所要求的，把粮食运到指定的边防地区粮仓，向政府换取盐引；守支是盐商换取盐引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守候支盐；市易是盐商把得到的盐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盐商们因为长途运输粮食的耗费巨大，曾在各边雇佣劳动力开垦田地，生产粮食，就地入仓换取盐引，便于更多地获利。因这种形式的屯田是由商人经营的，故又称商屯。

明初商屯东到辽东，北到宣大，西到甘肃，南到交址，各处都有，其兴盛对边防军粮储备以及开发边疆地区有一定作用。根据明朝政府的需要，除用粮米换取盐引之外，有时也可用布绢、银钱、马匹等换取，但以粮换取是主要形式。

宪宗成化年间停止各边开中法，令盐商于户部、运司纳粮换取盐引。当时，随着统治阶级的日益腐败，皇室、宦官、贵族、官僚们见持有盐引有利可图，纷纷奏讨盐引，转卖于盐商，从中牟利。这一现象被称为“占窝”。这种现象愈演愈烈，破坏了开中制度，也严重影响了大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改革盐法以弥补国家的财政收入已势在必行。

孝宗弘治时，叶淇为户部尚书，改旧制为商人以银代米，交纳于运司，解至太仓，再分给各边，每引盐输银三四钱不等，致太仓银多至百余万，国家的财政收入骤增。因此边地盐商大都举家内迁，商屯迅速破坏，边军粮食储备也因此大减。明世宗时，杨一清又请召集商人开中，实行商屯。

穆宗隆庆二年(1568)，后经多人奏请，以庞尚鹏为右佥都御史，管理盐政、屯田，督办九边屯务，他与陕西三边总督王崇古详细规划在边地推行屯田开中，但因此制败坏日久，已难收得实效。

到了清代，盐引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是大清政府大肆套财的手段之一。

全国各地的盐商数不甚数，清王朝的户部，以大量印盐引来补充国库，康熙年间的盐引泛滥成灾，盐引制曾一度面临取消的危机。

雍正初，康熙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国库空虚，天灾不断，贪官遍地，无论朝廷拔多少款都被地方们瓜分，为了四处赈灾筹银，雍正下令抄了很多官贪的家财，还严令禁止户部“超发”盐引，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才挽救了所谓的“康乾盛世”。

乾隆登基，雍正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使“康乾盛世”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其中，盐引制也扭转了颓势，大量的盐商们捐纳赈灾，使得国内的灾民屡屡得到安抚，这些盐商们都得到乾隆的嘉奖。

乾隆曾六次下江南，就接见过当时的“八大盐商”，仅在扬州一地，徽州盐商的资本就相当于当时国库存银的一大半。

盐商为什么如此有钱？并不是因为他们垄断着全国的盐业市场，而是由于盐引的存在。

据《清朝野史大观》:“乾嘉间，扬州盐商豪侈甲天下，百万以下者，谓之小商”，百万家产还是“小商”。

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南巡至扬州，扬州盐商花几十万两白银为他修建行宫，又修葺大虹园（今称瘦西湖），供其玩赏。一日乾隆游湖，曾对“边上的人”感叹:“盐商之财力伟哉！”（《高宗南巡遗事五则》）

可惜的是，时间仅仅过了3年，即乾隆三十三年，新任“盐政”查账，发现在他之前的二十年里，“盐政”的宫吏们私自“超发”盐引，从中克扣、提留“引银”竟达一千多万两。乾隆大怒，许多官吏和徽州大盐商都被抓捕至北京问罪，其中包括纪晓岚等知名“要员”(纪因此受到牵连，而被发配新疆)。这就是著名的“两淮盐引案”。

“两淮盐引案”为“纲盐盐引”的没落埋下了伏笔，但真正的改革是在70年以后，即清道光十二年，清政府为了消除盐业“引商”们的暴利进而改革《盐法》，改“纲盐制”为“票盐制”，对持有盐引“窝本”的庄家与大户课以“重税”，新式盐引被称为“盐票”，价格随行就市，以此打破盐业的垄断与专营。

票盐制的利害之处并不是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引的垄断，而是取消了行盐地界，即“引岸”(也称“赴岸”)限制，“招贩行票，在局纳课，买盐领票，直运赴岸，较商运简捷。不论资本多寡，皆可量力运行，去来自便”。

票盐制虽然保留了各种盐引的手续，如“行盐”等等旧规，但盐票可以“越界竞争”，“官督商销” (《清史稿·食货志》)，该政策实行以后，盐价“暴跌”，“楚西各岸，盐价骤贱，民众为之欢声雷动。”显见的效果是“打压盐价”，作为“庄家”的大户盐商纷纷“崩盘”。

当时各种著作之中都曾记载过此次“盐改”的台前幕后——“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既掠之于商”(梁启超:《淮盐平议》)、“由是群(盐)商大困”、“盐商顿变贫户”。

盐商们交不起朝廷规定的重税，又没生意可做，于是家产被“抄”;屋舍园林，一律“罚没”;家族子孙，流离失所，甚至外出乞讨。“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红楼梦》语)，正是当时十分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