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增湘（1872年—1949年），字润沅，号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藏园老人、清泉逸叟、长春室主人等，中国近代著名藏书家。四川省江安县人。

傅增湘（1872—1949），字叔和，号沅叔，别署双鉴楼主人、藏园居士等，四川江安人。

工书，善文，精鉴赏，富收藏。以藏书为大宗，世所闻名，历任贵州学政，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

著有《藏园瞥目》《藏园东游别录》《双鉴楼杂咏》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1902年入袁世凯幕府。

辛亥革命后，受袁世凯委任，参加唐绍仪的议和代表团南下议和。1914年任袁世凯御用机构约法会议议员。1915年后任肃政厅肃政史。

1917年12月，在北洋政府任教育总长，一年半，总统一易，总理三易，傅增湘的教育总长牢而不动。

1919年五四运动，北洋政府欲追究北大校长蔡元培策动包庇学生，逼蔡离职。傅增湘极力抵制，不得不辞教育总长职。

后担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以图书收藏研究为乐，开始大规模搜访中国古籍，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曾赴日本搜集流失的中国古籍。

一生所藏总计达20余万册。其中多有宋、元、明精刊及抄本。傅的收藏在当时独步天下，中外闻名，仅宋、金刊本就有一百五十余种，后来编制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就著录傅氏藏善本二百八十多种，为同期个人收藏之冠为我国著名藏书家。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傅增湘留滞北京，从事古籍的收藏与整理。

1938年他参加日本人控制的东亚文化协议会，先后任副会长，会长。这为后人所诟。

他藏有一部北宋本《资治通鉴》，一部元刻本《资治通鉴音注》，别署“双鉴楼主人”；又由于其在北京西城西四石老娘胡同建有“藏园”作书库，自号“藏园老人”。

1949年的建国前夕，周恩来特派陈毅持自己的亲笔函，专程拜访。陈毅还未到，傅增湘已经遗憾长逝。

提到傅增湘先生，就一定要提到《平复帖》。

《平复帖》是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261—303）书写的一封信简，为我国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此信的首行中有“平复”两字，故名“平复帖”。当年《平复帖》为恭王府所藏。1937年，溥心畬先生丧母，欲出让《平复帖》以办丧事。

在此期间，一些清朝遗老，如阿联、孟锡圭、朱蓬寿，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等都曾致函溥心畬先生对《平复帖》易手表示惋惜，怕像恭王府出让的唐韩干《照夜白图》那样，流失海外。此时，张伯驹信致溥心畬先生，大意为，现已民国，丧事可否从俭，《平复帖》可否暂押盐业银行，云云。并托傅增湘先生向溥心畬先生致意此帖为祖传，还是留在本族为好。

傅增湘先生对大家说，张丛碧（张伯驹字丛碧）怕此帖流失海外，早有收购之意，并且，他曾为《夜照白图》事致信宋哲元请求保护该图。虽说张家财势已大不如前，但，以此推断他不会做出份外的事。另，心畬世兄（傅增湘先生与载赢贝勒有交，故称溥心畬先生为世兄）对《照夜白图》事，总有覆水难收的歉疚，曾说，我邦家之光已去，此帖由张丛碧藏也好。并且回绝了出高价的画商。傅增湘先生还对大家说，此帖易手木已成舟，让价大洋4万块已经议定，请大家不要为此事太伤感。此事经傅增湘先生从中斡旋，最后《平复帖》易手张伯驹。

傅增湘先生的书法以楷书和行书为主。楷书兼容欧、柳，晚年又间些魏碑笔意，字迹端庄典雅。行书以二王为基础，融唐碑笔意，于俊秀中添加了豪气，在转折处颇见楷书功底。尤其是先生写在书后的跋文，工整流畅且活泼，为文人字之典范。

伦明评论傅增湘说：“江安傅沅叔先生增湘，尝得宋元通鉴二部，因自题双鉴楼。比年，南游江浙，东泛日本，海内外公私图书馆，靡不涉目。海内外之言目录者，靡不以先生为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傅增湘是现代赫赫有名的一个大藏书家，无论是在藏书、校书方面，还是目录学、版本学方面，确实堪称为一代宗主。

傅增湘大规模收藏古书是从辛亥革命后开始的。

他在参加南北和谈期间曾用百金买到一部宋版书《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这是他生平所购第一部宋版书，十分珍惜。然经张元济鉴定，此书乃为清四库进呈本，被馆臣窜易删落，面目全非，他深感痛惜，于是便更加发奋购书。

他的藏书处名为双鉴楼。

“双鉴楼”的来历是这样的：他的先人也有藏书，留下了一部元本《资治通鉴音注》。

1916年，他自己又从端方的藏书中买得一本南宋绍兴二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刊本《资治通鉴》。他把这两部宋元本合称为“双鉴”，以此作为自己藏书楼的名字。后来他又购得盛昱所藏的《洪范政鉴》一书。此书为盛氏藏书之冠，南宋淳熙十三年宫廷写本。这是南宋内廷遗留下来的唯一一部最完整的写本书。

自宋至清末，它一直在内府保存了七百多年，民国初年才流落民间。其书笔法清劲，有唐人写经之风格，桑皮玉版，玉楮朱栏，有内府玺印，确实为罕见珍宝。

从此，他的双鉴楼的“双鉴”之一，不再是元本《资治通鉴音注》，而是以南宋写本《洪范政鉴》来代替了。

长期从事图书收藏和版本目录学研究。遍交当时藏书大家，如李盛铎、缪荃孙、袁克文、陶湘、张元济、刘承干、叶德辉等人，其搜书之勤、藏书之富、版本之精，为近代诸藏书家之首。仅其祖传秘本、善本书达66 000余卷。

北京新居建成后，又取苏轼“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名“藏园”，园内书楼有“素抱书屋”、“长春室”、“池北书堂”、“莱娱室”、“企麟轩”、“龙龛精舍”等。

1929年编有《双鉴楼书目》4卷，收书1 287种。25 000余卷，仅宋刊本就达180余种，《藏园群书题记初集》20卷，著文580篇。

《藏园群书经眼录》40余册，收录善本书4 500种。

《藏园群书题记》为其目录代表作，目录学家余嘉锡对他评价甚高。

目录学撰述有10余种。撰《海源阁藏书纪要》，叙述他所知所见杨氏“海源阁”藏书源流。精于校勘，所校书有1000多部，1万多卷。仅《文苑英华》的校勘记就有数十万字。

1947年7月，以“藏园”群书373部，4 300余册，捐赠给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馆)。

藏书印有“藏园秘籍”、“书潜”、“双鉴楼主人”等20多枚。

逝世后，后人又先后捐献有480部，3 500余册遗书，藏于北京图书馆。

傅增湘经常流连于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书肆，又常到浙江、安徽等地访书。每得知某地有善本，必求一得，倘若资力不及，也必求一见，把书借来，进行校勘。其所得薪金，除生活费用之外，全部用以购书。有时绌于资金，往往借债收书，或卖旧换新。

如上述《洪范政鉴》，他从盛氏家见此书后，梦寐不忘十余年。戊辰年（1928）初春的一天，忽然有一书商拿此书出售，卖价很高，傅氏毅然把自己珍藏的日本、朝鲜古刻本三筐卖去，换来钱以购此书，真可谓“舍鱼而取熊掌”。

傅增湘与同时代的藏书家曹元忠、王秉恩、吴昌绥、顾士、邓邦述、徐乃昌、蒋汝藻、董康、章钰、叶德辉、袁克文、刘承干、张钧衡、陶湘、周叔弢等人都有密切交往，互通有无，常常相互馈赠和代为搜书。

他与张元济尤为挚友，从新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一书，可窥见二人关系的密切。二人往返信札，大多是谈论收书、印书、借书之事。

清末的端方、盛昱、徐坊、杨氏海源阁、景朴孙、李鸿裔、唐翰题、吴重熹、缪荃孙、费念慈等藏书家的书均先后归入双鉴楼。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热心于收书，犹如“蚁之集膻，蛾之扑火”。

这样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双鉴楼所藏，计宋、金刊本约达一百五十种，元刊本几十种，明清精刻本、名钞、名校本更多，总计收藏达二十万卷以上，俨然蔚为大国，雄峙海内，成为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翟氏铁琴铜剑楼之后的大收藏家。

傅增湘病重时，嘱其后人将所藏通行之本捐赠四川大学，宋、金、元本，明、清精刻、名钞、名校本及经傅氏手校本，如视为传家之宝的“双鉴”，均捐入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傅氏所藏善本书就有二百八十种之多。

傅增湘又有校书之癖。余嘉锡《藏园群书题记续集序》说：

“江安傅先生挂冠以后，定居北平，闭户不交人事，所居有山石花木之胜，取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颜之日：藏园。聚书数万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钞、精 ，闻人有异书，必从之假读，求之未得，得之未读，皇皇然如饥渴之于饮食。暇时辄取新旧刻本，躬自校雠、丹黄不去手， 穷日夜不休。所校都一万数千余卷。”又说：“至于校雠之学，尤先生专门名家，生平所校书，于旧本不轻改，亦不曲徇，务求得古人之真面目。”（见该书卷首）

他自己也说：“独于古笈之缘，校雠之业，深嗜笃好，似挟有生以俱来，如寒之索衣，饥之思食，如无一日之可离。”（《文苑英华》校本书后）

他给自己作了规定，每天校三十页书。白天时间不够用，就熬到深夜。

他嫌家中常有来人和杂事纠缠，就搬到别的房子里去校书。

他心里想，世间的善本珍籍无数，自己是不可能全部收藏到的，但每见一书就借来对校一次，其作用甚至胜过书归自家收藏。篇 达一千卷的巨著《文范英华》，就是他在七十岁以后所校的。这样一部巨书就是四个年轻力壮的人不停地工作，也得一年功夫才能校完。

到了晚年，傅增湘天天伏案校书，有时通宵不眠。即使在严寒的冬天和炎热的暑夏，他也坚持工作，不肯间断。有时家人催他歇息，他也舍不得离开书房。他为什么这样自若呢？他认为：校书是对人类文明极有益的一件大事，庄子说，不为无益之事。人生在世，总要为人类做有益的事，怎么能虚度此生呢？

因此，为了校书他从不觉苦，仅《文苑英华》的校记就写了数十万字。

伦明为他题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说： 篇篇题跋妙钩玄，过目都留副本存。 手校宋元八千卷，书魂永不散藏园。 这确实是傅增湘收、校书的写照（但是其根本未校勘完毕）。

傅增湘还乐于传布古籍。他自己集资刊刻了《双鉴楼丛书》《蜀贤丛书》，以及《周易正义》《资治通鉴》等近十种单行本，这些书多为自己所藏善本。

他还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提供古籍善本数十种影印出版，以广流传。

其中《四部丛刊》初编、续编有他提供影印的善本三十余种。《百衲本二十四史》中有多种取自双鉴楼。

他还为朱祖谋、董康、陶湘、徐世昌、吴昌绶、王大隆等提供书籍刊印。

正如余嘉锡所说：“先生尝恨学者读书不见善本，故于所藏书，既择其罕见者若干种，付之剞劂外，尤不各通假。近涵芬楼所印之《丛刊》，底本多假自先生。犹以不能尽刻其书为憾，则手写校记，将次第为书，以示学者。”（《藏园群书题记续集》余序）

这与那些专以秘藏善本，不肯示人，甚至连书目也不肯公之于众的藏书家比起来，相距何啻千里！

傅增湘也是现代的一位成果卓著的目录学家。

他每得一书，就撰写题跋一篇，每见一善本，也写一书录。在这些作品中，它辨版本之异同，校字句之 误，穷搜宋代刻工姓名、避讳字样等资料，以资鉴别版本之佐证。其学识既精且博，往往发人所未发，详人所不能。

他曾说，他所作藏书题识于版本校雠之学，能开自来目录学家所未开。余嘉锡评论他所作的题记等作品时说：“四部九流，无所不备，以视陈仲鱼《经籍跋文》，精密相似，而博瞻过之矣。”（《藏园群书题记》余序）

他的著作有：《双鉴楼善本书目》四卷，《双鉴楼藏书续记》二卷，《藏园群书经眼录》十九卷，《藏园订补 亭知见传本书目》二十三卷，《藏园群书题记》二十卷、附录二卷，《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一卷，《藏园游记》十六卷，均已公开出版。

又有《藏园续收善本书目》四卷，《双鉴楼珍藏宋金无秘本书目》四卷，《藏园校书录》四卷，《藏图诗稿》四卷，稿藏于家，尚待出版。通计平生著作近四百五十万言。

因不服一审法院只将上千件古玉、两万余件文物中的50余件认定为遗产的判决，原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后人傅钰年姐弟将5位亲戚上诉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0年9月12日上午，北京市高院对这起被称之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析产纠纷案件”作出终审判决，以超过诉讼时效等为由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

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的两房孙辈——代表人物傅熹年和傅延年争巨额遗产最终以上诉方傅延年败诉落槌，傅延年等4人只得到字条、经书等10件文物。宣判后，法官分析了判决原因，然而通篇“难”字当头，傅延年方则表示要申诉。

傅增湘一生育有三子二女，暮年只存二子，长子傅忠谟、三子傅定谟。傅定谟先于傅增湘病逝，遗下二男二女四人，分别为傅嵩年、傅钰年、傅颀年和傅延年。傅增湘去世后，傅家由长子傅忠谟掌管财产，仍是一个大家庭，没分家。

1966年“文革”抄家，几万件文物被抄走。

1971年国家开始逐步归还傅家财产，1974年傅忠谟去世，傅家的财产由傅忠谟长子傅熹年掌管。

1985年3月22日，傅熹年主持财产分割，两房共有7人参加，并签订了协议书，但是傅延年一房并没有全部出席。对此，傅延年提出该协议无效。从此，长子和三子的儿辈开始为了如何分割文物展开将近十多年的诉争。

一审法院判决傅延年等4人得到字条、经书等10件文物后，傅延年等人提出上诉。

在庭审过程中，双方曾对900多块古玉提出争议：傅延年认为玉是爷爷傅增湘的收藏，傅熹年则说是其父的个人收藏。无论哪种说法，法院认为双方都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实，只能比拼谁的证据效力更大。傅延年以《傅增湘日记》等著作证明玉是爷爷的收藏，推测傅熹年父亲没有收藏古玉的能力和行为；傅熹年提出，法院曾认定1985年协议之前的古玉已经归还，但傅延年方从未提出异议，证明古玉是父亲的个人收藏。对比之下，法院认为傅熹年的证据更有优势。

因此，法院判决只把可认定傅增湘收藏的佛像条一件、崇祯字条一件、妙法莲花经七件和《续资治通鉴》一本等10件文物分割给傅延年等4人。

本案宣判后，法官表示，距傅增湘去世已达半个世纪，其间，双方对财产多次分割、捐赠、变卖，“法院已做了大量必要的调查核实工作，但仍无法完全恢复历史原貌。”法官还认为，诉讼时间已超过了最长的20年时效，因此上诉人傅延年等人无法得到法律支持。

2023年5月，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其代表作不准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