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楼，中国古代供藏书和阅览图书用的建筑。中国最早的藏书建筑见于宫廷，如汉朝的天禄阁、石渠阁。宋朝以后，随着造纸术的普及和印本书的推广，民间也建造藏书楼。

建于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为面宽六间的两层楼房，楼上按经、史、子、集分类列柜藏书，楼下为阅览图书和收藏石刻之用。建筑南北开窗，空气流通。书橱两面设门，既可前后取书，又可透风防霉。

是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的藏书楼，其房屋制度、书架款式等仿天一阁。

建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是余姚人黄澄量所建私人藏书楼，因其周围有四明山七十二座山峰环绕，又名“七十二峰草堂”。楼中藏书最多达到6万余卷，其中《明文类体》在清朝文字狱时期保存了明代四百多家文集奏议，最为史家看重。

此楼为清人孙衣言所建，而其子孙诒让生平致力于文献研究搜集，使规模不断扩大。楼中藏书，均依照《四库全书》的体例按照经史子集编成书目，目前藏书大部分由浙江大学图书馆收藏。

该楼的创建起源于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1847年，法国传教士南格禄购地建楼，并在随身带入中国图书基础上四处搜购书籍，这就是徐家汇藏书楼雏形。该楼于1956年并入上海市图书馆。

籍塾阁，位于山西省太原市，此楼为藏书家霍虎勇先生所建，总藏书六万余卷。山西十大古籍藏书楼之一。

《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不曾付梓刊行，只手抄了七部，分别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在镇江建文宗阁、扬州建文汇阁、杭州建文澜阁，阁与书历尽沧桑，伴随着中国近代史上的频繁战乱而饱受摧残。文宗阁、文汇阁、文源阁先后遭兵火焚毁。只有文渊、文津、文溯、文澜四阁尚屹立人间。具体如下：

文渊阁，位于北京故宫太和殿东南，东华门西北，文华殿之后，清代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藏书后归故宫博物院收藏。

文源阁，位于北京圆明园内，乾隆四十年（1775年）建，咸丰十年（186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纵火焚毁。

文津阁，位于避暑山庄（今河北承德市）平原区西北部山脚下，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藏书于1915年运至北京，现归国家图书馆收藏。

文溯阁，位于辽宁沈阳故宫之西，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兴建，是七阁中藏书最完整而散失较少的一阁，现属辽宁省图书馆。

文汇阁，位于江苏省江都县（今扬州市）大观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建，咸丰四年（1854年）毁于大火。

文宗阁，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的金山寺，建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咸丰三年（1853年）毁于大火。

文澜阁，位于杭州西湖孤山南面，是江浙三阁中仅有的一阁，初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倒毁，部分藏书散失，光绪六年（1880年）重建，现属浙江省图书馆。

宁波天一阁、杭州文澜阁、沈阳文溯阁、海宁衍芬草堂、海盐西涧草堂……这一座座古老沧桑的藏书楼，曾经串起了中国悠久灿烂的藏书历史。但历经岁月沧桑中，许多藏书楼辉煌不再，损毁严重，留存下来的也岌岌可危。

2005年3月10日，被誉为中国七大藏书楼之一的文澜阁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三次大修，这使得中国众多藏书楼现状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不禁要问：如今这些藏书楼是不是还能找到昔日的辉煌呢?

据了解，随着时光流逝、岁月变迁，如今留存于世的藏书楼已经所剩无几了，目前全国仅有100余座。

其中，宁波天一阁、聊城海源阁、湖州嘉业堂等一些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藏书楼，由于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重视，保存现状较好，有的还成为了人尽皆知的地域文化象征。但这些只是很小一部分,现在大多数的藏书楼却已岌岌可危了。

湖州皕宋楼、福州饮翠楼住满了居民，终日围困于灶火、电线之中；无锡万卷楼被改作他用，摇身一变成为了公园中的一家茶社；兰溪二酉山房因城建规划已拆毁8年，但由于财政资金紧缺至今未能异地重建；徐州状元府藏书楼因年久失修在大雨中坍塌……另外，还有一些在中国藏书史上十分著名的藏书楼，现已无迹可寻，有的就连当地政府也全然不知。显然，中国藏书楼的现况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不容乐观”这四个字来形容了。那么藏书楼中所藏的古籍又处于何种状态呢?记者了解到，现在藏书楼中辗转流传下来的许多珍贵古籍，由于缺乏管理而落满了厚厚的尘封，更有甚者因得不到及时修缮正面临着被腐蚀的危险，同样充满着无奈与凄凉。

众所周知，藏书楼与其中所藏古籍本应是一个整体，但是真正名副其实的藏书楼已经很少了，许多都是书楼异地，惟有空空的建筑矗立在那里，已没有了当年汗牛充栋的盛景，这也是当下大多数藏书楼的真实写照。

据南开大学教授来新夏介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有些古籍在历史战乱中遗失或毁掉了；二是传统藏书楼都是私家的，随着藏书楼主人的后代不再从事这方面研究或是家庭败落无力为继，便将古籍变卖或捐赠了；三是由于一些地方藏书楼在保管设施、研究人员等方面存在不足，出于保护目的，国家便将藏书楼内许多珍贵的古籍迁入了大型图书馆。

对于如何结束这种书楼分离的现状，浙江图书馆事业研究所所长林祖藻表示难度很大。他说，有些藏书楼周围的自然环境根本就不适合珍藏古籍，如杭州文澜阁地处孤山，前后临水，湿度很大，而传统的建筑又不能安装恒温恒湿的空调。

另外，一些曾经变卖的古籍，比如湖州皕宋楼的藏书早在1907年就被卖到了日本的静嘉堂，现在要赎回,就会涉及到外交方面的问题。而以前收归图书馆集中保护的古籍，其现在的保管单位也不愿轻易归还，因此现在如果想要实现书楼团聚，只有借鉴杭州文澜阁补抄《四库全书》的做法，将以前藏书楼内所藏古籍用照相机翻拍下来，然后依据原书进行还原复制，再存放于藏书楼中。

目前，有一些藏书楼经过修缮后成为了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年都会有许多海内外的旅游者慕名而来。

据了解，宁波天一阁、岳麓书院、湖州嘉业堂的年接待量都在几十万人次。面对着这样庞大的客流量，出于对藏书楼原址以及其中古籍进行保护的考虑，有些藏书楼便采取了限制开放的办法。例如宁波天一阁楼内的许多地方，诸如宝书楼都是不可以参观的，开放的区域只有一楼的门厅，而阁中的全部古籍原本则都存放在天一阁博物馆的工作区内，连专家学者也不能够轻易查阅，一般游客就只能透过展览区内的玻璃柜观看里面陈列的复制本了。采取限制开放的藏书楼还不止这一家，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也只有每周六下午可以参观游览，并且规定其所属的两座建筑只允许各有80人分批次进入，每批次限时参观15分钟。看来，如何协调开发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困扰着藏书楼的一大难题。

对此，林祖藻认为，藏书楼应当以保护为主、利用为辅的原则来进行管理，但同时藏书楼是一张非常亮丽的地方名片，为游客开放，宣传藏书楼，宣传地方文化品位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增强人们读书学习的氛围，这是完全可以也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应当以不破坏环境，不破坏建筑，不破坏藏书为前提。

来新夏也表示,保护和开发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一方面藏书楼中所藏的古籍都是历经百年传承下来的珍贵遗产，必须采取各种手段加以保护，而另一方面如果将这些文化精髓全部放在书库中束之高阁、不被利用，那就太可惜了，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将古籍按照原书的格式重新印刷，再造善本，另外研究部门也可以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将古籍转化为数字信息或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从而发挥出它们应有的价值。

据不完全统计，自宋代以来，浙江省的藏书家至少有850人之多，而历代所建的藏书楼更是多达800余座，居全国榜首。因此，中国现存的藏书楼也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其中不仅包括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中国最古老的藏书楼宁波天一阁，也有最晚建成的湖州嘉业堂。

可以说，浙江省藏书楼的保护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中国藏书楼的命运。林祖藻在浙江省政协会议上提出了成立浙江省藏书楼保护委员会的建议，希望借此来推动浙江省现存藏书楼保护和管理工作的开展与实施，进而使全国其他地区的藏书楼也能够尽快得以拯救。

对于藏书楼如何走出目前的艰难境地，宁波天一阁博物馆馆长徐良雄认为，国家应该承担起这份保护的重任，各地方政府应当给予当地藏书楼更多的关注，加大投入力度，而且还应健全诸如《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建设，将藏书楼置于法律条文的保护之下，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另外，中国还缺乏全国性的藏书楼保护机构，各地的藏书楼还没有形成合力，实现整体保护，但要建立这样的组织还需要很多的报批程序，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因此目前可以通过座谈会或研讨会的形式，使各地藏书楼的负责人集中到一起，共同探讨和交流藏书楼的发展。天一阁就曾举办过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并发出了《中国现存藏书楼保护倡议书》，已经唤起人们对于藏书楼的重视，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同时，徐良雄还指出藏书楼也可以引入社会力量的参与，与企业开展合作，从而扩大藏书楼的影响力。但前提是必须要强调合理使用，加强对于藏书楼无形资产的保护。

据悉，目前中国众多藏书楼的遭遇已经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并且做出了加强保护的批示，但愿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能够早日摆脱困境，重现当年的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