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场提倡和实行剪剃发辫、改易西式服饰的社会潮流。革命党人在粤、港地区的剪发易服宣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1900年开始，粤、港革命党人就大力宣传剪发易服，支持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剪发易服行动，反满革命。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前后，革命党人又以剪发易服揭露清廷立宪骗局，并同清廷压制剪发易服的种种措施进行斗争。粤、港革命党人对剪发易服的宣传，是清末革命党人剪发易服舆论的代表，不仅使粤、港两地成为国内剪发易服活动十分活跃的地区之一，而且推动了清末剪发易服社会潮流的发展。

剪辫之风早已有之，早在1895年10月，广州起义事败后，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逃亡日本。孙中山抵横滨后断发改装，以示与清廷决绝和革命到底的决心。

孙中山等革命者剪发易服，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事实上，来自民间的剪辫呼声，也已有多年。

独立撰稿人傅国涌曾撰文指出，剪辫之风，并非因辛亥革命的到来才兴起，从晚清开始，有识之士就不断呼吁剪辫子，一些大胆的言论也随之出现。1903年1月15日，天津《大公报》的征文题目赫然竟是《剪辫易服说》。

1903年3月15日，《大公报》刊出征文第一名获得者朱志父的《剪辫易服说》，他力主剪辫易服，认为这和废弓矢、立学堂一样，都是因时制宜之举。并希望从皇帝开始改穿西装，把剪辫易服与尚武精神、强健体魄联系在一起。《大公报》按语称之“新中国特别精神”，“唤二百余年来不醒之沉梦，呼数百万方里不返之国魂”。

据当年10月媒体报道，“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参加乡试时只好装假辫子入场考试。而胡适回忆，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还有一些激烈的同学往往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去辫子。”

1903、1904、1906年，《大公报》先后三次发起以“剪辫易服”为中心的征文大讨论，发表了数篇关于“剪辫易服”的文章。这一切，都为后来剪发易服大行其道营造了一定的舆论氛围。

自1904年起，练兵处要改军服，辫子成了障碍。之后，新军官兵、警察剪辫子的越来越多。1910年，军谘大臣载涛干脆决定不再禁止禁卫军剪辫准其自由。在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留下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当时新军脑后没有辫子的真实影像。更早几年，随同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40多个随员中，剪辫子的居半。

其实，早在南京临时政府下令剪辫子之前，1910年10月3日到1911年1月11日举行的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就通过了剪发易服的议案。辛亥革命前夕，在清末状元张謇大办实业、教育的江苏南通，学生剪辫子已成为一种风气，张謇为避免太过张扬，还专门嘱咐已剪辫的学生装一条假辫子。

据《大公报》报道，1911年12月13日，袁世凯也剪去辫发，“以为各界之倡”。

学者李跃乾曾对辛亥革命前后的断发易服进行系统研究，他指出，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在注意到西方人船坚炮利的同时，就有人注意到西方服饰的特点，比如林则徐，但他的观点是“夷服太觉不类”，说白了，那玩意儿不怎么样！

到了19世纪末，维新派康有为、宋恕等也十分重视服饰改革，康有为就认为：“王者改制，必易服色”，“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但是，变法失败，历史没有给康有为改革服饰的机会。

到了20世纪初，西风东渐，服饰变革势不可挡。以女子服饰为例，女子崇尚西式服式。据《崇德老人自订年谱》的描述：“庚子以后，风气弥开，男女皆尚高领窄袖，……凡西洋服饰若花边细钮绒毛衣之属皆为常御之品，而往时之阑干挽袖均捐废矣”。随着女学堂的兴起，各种女学生装也开始出现。当时的新式学堂，其章程多模仿日本或欧美，大都明确提出了不缠足和衣饰整洁的要求。

清末，一些军警部队已经引进西法操练新军，自然也要求在服饰上做出相应改革。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建立北洋武备学堂，聘德国教官训练，军服也参用德式，夏用黄卡叽布、草帽，冬用黑呢衣裤帽。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亦仿德制编练自强军，“令其悉照洋法操练，并其行军、应用、军火、器具、营垒、工程、转运、医药之法，亦俱仿之”。与此同时，袁世凯采用德操编练新军，官弁军衣靴鞋均仿德式，颜色一律纯用黑色。

那个时候，学生尤其是留学生，往往是易服最积极的实践者。1902年，时任驻美、日、秘公使的伍廷芳多次电告外务部，称留美学生“往往改易西装，自断发辫”。想想也是，你留着长长的辫子，穿着旧式长袍马褂，跟外国男女同学一起参加各种派对，要忍受各国同学异样的眼光和嘲讽，不别扭才怪！

甲午战后，国内开始举办各类新式学堂，而学堂中兼习西式体操遂成为学生易服的突破口。

但辛亥革命的到来，才真正将易服推向高潮。民国初年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氅和燕尾服作为大礼服，这标志着在法律制度上对象征“级别等差”的封建服饰的彻底否定。

孙中山提出的服装制作的四条原则，“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更使得须臾不离身的服装摆脱了传统的尊卑等差，向着便于民众生活、实用、经济、美观的方向的发展。

当时针对服饰改革的讨论，还特别强调了“尚武”和保存国货，即在服装制作上要特别注意采用国产面料。

李跃乾认为，清朝的冠服制度，对于上至皇帝、下到官员及庶人的冠服形制、用料、颜色、纹饰、穿着使用等，都有等级森严的规定。清朝服饰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严内外，辨亲疏”、“分等级，定尊卑”的工具。

而武昌起义得手、帝制倾覆、共和告成，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获得了一次大解放，以往服饰上的那种古板、单调、等级森严的局面，开始被生动活泼、千变万化的景象所取代。

在谈到当年人们服装的式样时，1912年9月8日出版的《大公报》的报道写道：“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而在色彩上，当年9月14日的报道称“洋洋洒洒，陆离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给”。

从剪发到易服，一系列的变革之风，渗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也强烈地昭示着，一个新时代开始了。